“84到96，省委书记救我老娘多活了12年！”——那些年一位封疆大吏和他的下属

国庆节期间，因老母生病住院，我从印尼赶回国内陪护。回国当天，在本号发了一篇怀旧短文《想念简单居住的岁月》，未曾想，这篇自我感觉并不起眼的文章，却引起大家热捧，至少有上百位微友将此文在朋友圈转发，点击率也创了本号历史新高。我感动之余小有不解，为什么我发的那些苦心炮制，重磅推出的长篇文章，有时候反而点击率偏低，人气不旺呢？

老友兼从前同事——中铁四局宣传部长许国点评鼓励说：

“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字会引起共鸣。”

此言确属灼见！虽然我深知自己这些文字，情感和温度还远未达到感人至深的水准，但我是真诚的，一定会继续努力。

凌晨时分，77岁的老妈在病房打完点滴，终于睡着了。我在一旁小茶几上打开笔记本电脑，一时不知道写什么好。好几天没更新公众号文章，总琢磨着再写点什么。望着母亲苍老昏睡的面容，不禁想起人生不过三晃的说法：

一晃大了，二晃老了，三晃没了！

此时的母亲正在二晃与三晃间挣扎，77岁虽已年迈，还不是太老，能多活个十年八年该有多好！这也是普天之下作子女的共同心愿。——那么，我就借着这个话题，再写一篇有情感有温度的文字吧！

下面这个省委书记救治下属老娘的故事，是2015年我在河北石家庄采访时，一位曾经当过省委书记秘书、市委书记和省建委主任的老人，亲口向我讲述的。

讲故事的老人名叫靳庆和，2015年已经80岁了。靳庆和是河北邢台人，出身于农村家庭。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南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在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了十来年，1973年调到河北，在省经委担任综合处处长。靳庆和在国家计委期间有个要好的同事，这个同事后来去上海当了市长，而后又当了国务院总理，他就是朱镕基。

1981年9月，国务院实施机构改革，中央决定将专管我国战术导弹研发生产的第八机械工业部，并入职能相近、负责战略导弹与航天事业的七机部。八机部撤销后，所属人马大部分归了七机部，还有一批人各奔东西，部长们也要重新安排，面临“择岗再就业”的问题。

这年岁末，原八机部常务副部长、开国少将刘秉彦调任河北省担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时任八机部常务副部长的刘秉彦在德国访问时留影。

刘秉彦来河北履新，按照当时的领导职务排序，只是省里的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那时候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省长这三位主要领导闹不到一块儿，工作基本上无法正常开展，组织上暂时又未采取措施把他们调离。所以，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刘秉彦到任之后，实际上一度担当了省委、省政府常务工作主持人的角色。

刘秉彦是单人匹马来河北的，也没有从北京原单位带秘书过来。省委组织部推荐了三个人供他挑选。他看中了省经委综合处的处长靳庆和，就把靳庆和调来做他的秘书。靳庆和当时年富力强，非常能干。刘秉彦慧眼识才，挑他做秘书，感觉非常顺心。

刘秉彦来河北工作时，他的夫人——在北京市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李彩云还没有离休。刘秉彦就在省委办公室的里间搭了一张床，住在那里，吃饭在机关食堂。到了坐六望七之年，他这个省委书记又过起了简朴而忙碌的单身汉生活。

儒家讲究做人“内圣外王”，内在的个人操守要完美无瑕，外在的人生目标是报效国家。在靳庆和眼里，省委书记刘秉彦的身上，就体现出这“内圣”的一面。

“他在办公室住着，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一般都是到晚上十点多了，才能上床休息。我跟着他，每天差不多也是这时候才下班回家。秉彦同志快七十岁的人了，还坚持自己洗衣服。我们打算请个服务员做这些事。他一口回绝：“你们不要管，我自己动手就可以了，这些内衣内裤，让人家女同志洗，好意思吗！”

那年头，高级干部大多严于律己，后来中央调高扬来当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和老伴住在办公室里，一住就是三年。“办公室有个沙发，墙角放一张双人床，里面有个小间是卫生间，有时候，老头在办公桌前看文件，老太太就在床上打毛衣或是看点书什么的。那时候，省委第一书记住办公室，我们也不觉得奇怪，感觉就应该这样。”高扬当时的秘书，河北省原政协副主席的韩立成，接受采访时也这样说过。

高扬来当省委第一书记，刘秉彦即专职主持省政府工作。两个月后，他被河北省人大五届十六次会议任命为代理省长，从而成为高扬最得力的同僚。

高扬、刘秉彦两位老领导担纲河北，分任党政一把手，两人惺惺相惜，配合默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四手联弹，领衔合奏，他们要为燕赵大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演出一段华彩乐章。

在当时的河北省政界，高扬和刘秉彦的资历辈份是比较高的，又都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且学识广博，因此在其他省领导面前不怒自威，深得尊重。大家平时都在机关食堂吃饭，但是里面有个小餐厅，就一张桌子，工作人员打来饭菜，只有高扬、刘秉彦两个人在这个小餐厅里，每天边吃饭，边聊工作上的事，别人谁也不敢进去，这是第一书记和代省长唯一比其他人特殊的地方。

那段时间，高扬和刘秉彦分别带人在全省各地做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省11个地市和108个县域中的大部分，有时他们也坐同一辆面包车一起出差调研，风尘仆仆，马不停蹄，共同为各地改革开放和工农业生产号脉会诊，寻找良方。

在刘秉彦身边工作的大秘书靳庆和对老领导印象深刻的，还有这样几件事：

——刘老非常廉洁自律，有时甚至有点不近情理。

他去保定视察，回来时，他的司机从汽车后备箱里搬出两箱苹果。他看见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司机说：“保定那边给的。给你拿了一箱，我自己拿一箱。”刘秉彦生气了，马上说：“不行。我不要这苹果，我劝你也别要。给人家退回去。”司机为难了：“这么大老远的，怎么退呀？再说这也值不了几个钱。”刘秉彦又给靳庆和交待：“东西退不了，一定要付钱，你盯着办这件事。”

那时计划生育已开始严格。他的这个司机已经有了一个女孩，结果妻子又怀孕了，准备偷偷再生一个。刘秉彦听说了，亲自找司机做工作，反复强调就一点：“计划生育是国策，如果我这个省领导身边的人都不遵守，还能让老百姓遵守吗！”他逼着司机带妻子做了人流手术，司机很恼火，一直心里不痛快。刘秉彦又把省直机关车队的领导叫来训了一顿，将这个司机退回给他们。

”我到河北这两年多来，工作和生活上都是比较谨慎的。这并不是故意摆摆样子，而是经过党多年教育，自知党培养我之日长，而我报答党之日短了。”

这是1984年整党时，刘秉彦写给省委的“我的对照检查”中的一段话。虽然如此，在这份“检查”里，他这位严于律己的正省级领导干部，仍然对以下两件小事进行了自我反省。刘秉彦写道：

我的一个内侄女从蠡县老家介绍到文安县鹿町大队的农场，户口也转到那里，虽然仍是农村户口，农村对农村，但也是通过我的人情介绍的。还有我的侄女夫妇都是复员军人，也通过我介绍到固安县机械厂当了临时工，仍然是农村户口，没有“农转非”，但严格检查这也是我的以权谋私，以上都是需要注意纠正的。

刘秉彦回河北当省委书记时，他妹妹一家人都在清苑县农村种地，由于家庭困难，两个儿子都老大不小了，在当地也说不上媳妇。大外甥跑来找他这个当大官的大舅，想让舅舅帮忙给安排个工作。刘秉彦让老伴拿了一些钱给外甥，说：“大舅也疼你们，但是走后门搞关系这一套，大舅实在是不会做呀！”

后来，妹妹的两个儿子都娶了四川贫困山区的媳妇，才算成了家。如今，外甥们也都当上爷爷了，还是乡下的老农民。得知笔者正在写刘秉彦的传记，他的一个外甥憨厚地对笔者说：“我们不怨大舅，因为现在过得挺好。就是过得不好，我们也不怨他。大舅心里有我们，那一代共产党干部就是廉洁奉公，不搞歪的邪的，所以老百姓才拥护他们。”

1982年，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刘秉彦在有关会议上作报告。

——他平时很严肃，不多讲话，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尤其是对待当年同他一起战斗过的那些普通人，还有自己的部下，极富同情心，特别热心肠。

靳庆和老人告诉笔者：“我从秉彦同志来河北当省委书记时给他当秘书，后来他当代省长、省人大主任，我都跟着他，前后也就是两年多，后来我就调走了，时间并不长。但是老领导仁心宽厚，乐于助人的很多事情我是永生难忘的。”

他是冀中敌后根据地的抗日名将，一回到河北工作，那些当年跟着他打过仗的老人，就不断来石家庄看他。这些老人很多都是伤残军人，回乡后一直务农，有些还是一辈子没娶过熄媳妇的老光棍。他们来了，秉彦同志都是非常热情地亲自接待他们，安排吃住，和他们聊天，临走时给买车票，还塞上五十、一百的，都是用自己的钱，从不让他们空着手回家。秉彦同志那时的工资600多，那个年代不算少了，都是我保管的，可是每个月招待十分区来的老同志，也就所剩无几。我向他的老伴李彩云同志报告了这些事。彩云说，在北京也这样，那些钱他愿意帮谁就帮谁吧，只要老头高兴就行。

晚年的刘秉彦（右）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首长孙毅将军叙旧。

不久，靳庆和本人也因为老母亲的事，着实被老领导帮了一把，堪称大恩大德。

靳庆和是邢台人，老母亲一直生活在农村。1983年，老人84岁了。农村过去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老人家受这句话影响，快到84岁生日时，坚决认为自己该离开人世了，于是在农村老家开始绝食：“一连五六天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听，我的几个侄子们跪在床前求她，我老母亲还是一口不吃，并且宣布，谁也别劝，我都84了，还不该走啊！再不走，我成了妖怪了。”

眼看老人越来越衰弱，靳庆和老家的几个侄子没办法了，只好给在省城当干部的大伯靳庆和打电话，报告了这件事。靳庆和素以孝顺著称，闻讯后心急如焚，马上找了个车把老人接到石家庄。他回忆说：

我送老母亲去了两家大医院，医生看了都表示无能为力。告诉我，老人因为绝食时间太长，岁数又太大，脱水中毒，已经昏迷了，内脏器官也开始衰竭，抢救不过来了，拉回家准备后事吧。

这样，我只好把老母亲放在家里。但是我非常难过，就向秉彦同志请假，打算在家里为老人送终。秉彦同志知道后，很着急，说：“能不能请北京的医生来抢救老人。”我说：“北京的医生来了恐怕也没办法，咱们这里的医院都不接收了。”

秉彦同志还是一直想着怎么救治？突然告诉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我在北京的家里有一棵野人参，挺大的，有小碗口那么粗，已经很多年了，还在不在，我也记不清。”他说：“听说这个野人参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不知是否是真的。这样吧，我让老伴马上回北京找一找，找到了赶紧回来，给老太太熬了试一试。”他的老伴立刻坐火车赶回去，当天又赶回石家庄，那棵人参真的找到了，是用旧报纸包着的，拿到我家。打开一看，存放时间太长，那棵野人参哪！都烂了，大部分让虫蛀的都成粉末了，只剰下一个把还在。大家看了都觉得挺可惜。

我说，死马当活马医。我就和爱人把这里面的虫子挑出来，再把人参粉末放砂锅里慢慢熬成汤。我就端着，在老母亲床头，一边念叨，一边喂给她喝几口。

这样坚持喂了几次，没想到，已经奄奄一息的老母亲一个礼拜就缓过来了。我的老领导给的这棵老人参，就这样把我老母亲救过来了。结果，84岁的老母亲被救过来后，又活了12年，一直在我这儿过到96岁才去世。

我老母亲好了，秉彦同志又亲自到我家里来看过她，他也感到很欣慰。他们两口子这是救了我老娘的命啊！你说我这一辈子忘得了吗！

1995年，从河北省建委主任岗位上退休的靳庆和，是刘秉彦1981年调任河北之后的第一个秘书。刘秉彦退居二线之后，靳庆和去了古城邯郸，先后担任过市长和市委书记。

在他看来，刘秉彦是他所接触过的老一辈河北省领导人中，综合水平最高，能力最强的一个。“我一点也不夸张，不是强一点半点，而是高出一大截子。”靳庆和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我今年80岁了，一生服务过的领导不少，秉彦同志是我最尊敬的老领导。”

2015年秋天，笔者为撰写刘秉彦的传记去了石家庄，靳庆和在他朴素的家里，接受了笔者和保定文联主席刘素娥对他的采访。我们被老人讲述的故事吸引了，竟然忘记为他拍照或与之合影。以至于现如今我写这篇公众号文章时，花费挺长时间，只在网上找到一张1991年靳庆和担任邯郸市委书记期间，下基层调研的不甚清晰的照片（见下图，右一系靳庆和）。

在靳庆和家采访结束告辞时，他执意送我们下楼，又执意送我们上车。车开了，80岁的老人家，一面跟着汽车快步走着，一面不停地向车里的我们拱手，央告似地大声叮嘱：拜托你们了！一定要把我老领导的传记好好写出来啊！

2016年4月，刘秉彦传记初稿完成，笔者把书稿发给他的另一位老秘书庄寿仓先生审读。建国初期刘秉彦任华北防空军参谋长时，庄老就当过他的秘书兼俄语翻译，后来又跟随他去了研发导弹的国防部五院，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87岁的庄寿仓先生看罢笔者写的老首长传记，激动难耐，居然马上动手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回忆文章《我的恩师秉彦同志》发给我参考。

庄老的文章里也有不少有关刘秉彦与下属关系的细节。这里摘录如下：

1952年初，我在上海俄专读了两年，那时大批苏联专家应聘来华，急需翻译。这两年除了三个月的思想改造，两个寒暑假，真正修读俄文也就差不多三个学期，52年春节过后就毕了业，可算是速成性质。我们20个同学被送到北京，由中央军委分配。住了半个月招待所，我和另外三位，被分配到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在崇文门解放饭店，就是今天的同仁医院对面，如今荡然无存变成了高楼大厦。华北防司的司令员先后由杨成武、唐延傑兼，实际上是挂名，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参谋长，我的恩师刘秉彦。

刘秉彦那时约莫不到40岁光景，身材中等偏高，腰板挺直，人到壮年稍许发福，脸呈国字。白皙无皱纹的面皮，一头乌发背梳，发线稍稍退后，露出宽广饱满的前额。挺直的鼻头，大小厚薄匀称的唇形，整齐的牙，而最吸引人的是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炯炯有神，又微带笑意。行走稳重不徐不疾，路见遇路人总是以目示意。若遇到熟悉的部下和同僚总是停下步微笑寒暄几句。偶尔在下班业余时间也到台球桌边打几杆台球，不像有几位领导那么专注，那张台球桌好似为他们设置似的。

1950年担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参谋长刘秉彦。

还有一位副参谋长也姓刘，高瘦身材，身着笔挺的呢制服，整天板着一副面孔，好发脾气，爱训人。起初我以为他是起义军人，后来听说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和刘少奇还有亲戚关系，人们都怕见他。那位办公室主任马克仁最怕向他汇报，不是挨批就是挨训。给人的印象是敬畏。

有次这位刘副参谋长与我们的首席顾问苏联人叶尔马可夫发生了矛盾，互不服气，争嗓起来，把刘副参谋长气得暴跳如雷，连湖南骂人的粗口都发泄出来了。当然没有给他翻译，再说这类粗口是译不出来的。须知当时对苏联专家极为尊重，这样的行为是犯纪律的。幸有刘参谋长从中劝解，对双方既有说理，又是批评，还从中作了自我批评，终于化解了这场无聊的纠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此一例，足以显示刘参谋长秉彦同志的学养和处事的谨慎和老道。所以解放饭店最受人爱戴和尊敬的是秉彦参谋长。

参谋长刘秉彦的面孔、身型、表情、举止行动，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我们这些下级很想见到他，甚至远远地看到他，但没有机会接近他，私下里对他非常敬爱。

1955年，时任防空军副参谋长的刘秉彦陪同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右）视察高炮部队装备。

对人的尊敬、爱戴莫过于崇拜。我从第一次在解放饭店见到刘参谋长，就不由的对他十分尊敬，不仅是当时他是第一位我见到的高级首长，而且注意到他的一言一行，似乎样样都是我见过的最好表率。那时正开始三反五反，清楚地记得，秉彦同志在华北防司后勤部所在的景山公园（那时景山并未对公众开放）广场上作三反动员报告，主持人是华北防司政治部主任好像叫吴汉初的。秉彦同志的报告并不是在讲大道理，而是谆谆善诱，既严肃又温和，没有大声疾呼，没有严词厉色，而是把道理讲得很清楚，危害性讲得很透彻，劝导有问题的及早坦白交待，以免被动。时间过去太久，记不清具体，但那语声，那气派，那手势，当时我即为之心服。我那时刚参军，身上没有包袱，我相信真有问题的人是会接受他的劝告。反之，那位作总结报告的吴汉初大声疾呼，号召揭发检举，声色俱厉。我以为那样的效果不一定比刘参谋长的温尔而雅好。几次的接触以及以后发生的故事，对恩师的尊敬、爱戴上升到了崇拜的地步。

我在跟着秉彦同志当秘书几年中，我从他身上和办事、工作上学了很多东西。仅举一例，下面呈上来的报告文章，有的词句不够通顺，有的词不达意。秉彦同志轻易不去否定它，而是用毛笔圈圈点点，调词造句，不用多久一篇不大像样的报告已经可以看得过去，然后再请撰稿人当面交给他，应为何修改。是鼓励多过批评。这样做法的效果是让下面的具体工作者敢于写报告，从而培养了人才，提高了机关的文风。在国防部五院，我见过另一位院长，看到了军务处长的报告，把那位处长叫过来，大概是报告写得很差，先在文稿上划了几个X,把报告摔了过去，厉声训斥：“狗屁不通，你这个处长怎么当的！”结果那位处长也豁出去了：“那您就把这个处长撤了吧，我就是这个水平。” 双方红了脸都下不了台。

从小处细微末端上看，秉彦同志对下属、对秘书的尊重，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尊重。我在恩师身边工作几年，他对我的称呼永远是寿仓同志，从不直呼庄秘书，除非他跟别人说话是会提到：“这事请你交给我秘书吧！”这是他的习惯，不带一点娇柔做作。

比如说在空军医院办公时，中午他并不乘车回家吃午饭，而是在食堂就餐，餐毕便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下休息一下，我们秘书偶有急事轻手轻脚走近他，他闻声立即坐起，决不躺着听你汇报。这在别的首长那里是少见的。所以我感到在秉彦同志身上有着儒家的礼数。近读作家丁剑撰写的《刘秉彦传》书稿中我才发现，秉彦同志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这大概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难道这是封建礼数吗？不是，而是中国传统的对人应有的礼貌。

类似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从后面的叙述可以说有许多不是靠学，而是耳濡目染，不知不觉跟着做或是悟出来的……

《刘秉彦传》定稿后，笔者在北京见到了庄寿仓老人。87岁的庄老再度回忆起老领导刘秉彦生前的种种感人之举，一时激情难捺，哽咽哭泣，泪不能禁，令在场的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本篇公众号文章写到这里，天色已然放亮。病痛中的老母亲也早早醒来，她问我：丁剑，你在干什么？夜里睡觉了吗？我说：妈妈，我刚写完一篇文章，是说几十年前咱们国家上下级人际关系故事的。今天就把它发出去，希望大家看到了，也能祝福把你早日康复出院。

老妈有些耳聋，听了并无任何反应，而是眼巴巴地看着我，仍然一个劲地问：你说的啥？我听不懂。我又大声重复一遍，母亲还是不明白。我心里一酸，泪水一下打湿了眼眶。

唉！不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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