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印尼华侨最高学府的悲欢离合

本期继续讲印尼华侨文化老人杨兆骥的故事。

“三鸡（基）一鸣”与“华中”的诞生

1954年6月下旬，杨兆骥和恋人蒋愫珊从美玛乘船到达泗水。待愫珊安顿好，杨兆骥便独自一人坐火车前往首都雅加达。他风尘仆仆来到椰城，与几位外地学生结伴，在靠近中华中学的甘邦峇鲁那一带，租了一间简陋民房作为栖身之处。第二天即参加入学考试，顺利通过，正式成为“华中”高一（三班）的一名新生。

借此机会，有必要说说这所“华侨最高学府”。

六七十年前，椰城有两所学制6年的完全中学驰名千岛——首屈一指的，便是简称“华中”的雅加达中华中学，另一所则是简称“吧中”的吧城中学。

那时候印尼各大城市都有华侨高中，但雅京“华中”与“吧中”，位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人才荟萃，师资之雄厚、规模之大、教学设施之完善，均非其他华校可比。本地学生竟相追捧，外岛青年亦趋之若鹜，有志者纷纷前来报考，一经录取，就好像中国孩子上了清华北大一般，倍感荣耀。

尤其是华中，以“南洋明珠，侨教典范”而享誉千岛，甚至在东南亚一带也赫赫有名。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中便崛起于“爪哇海畔遍地椰林漫野芭蕉”的雅加达（荷印时代称为吧达维亚）。

这座华侨名校，其诞生经过也颇值得一提。

雅加达华中最初的创始人，乃李春鸣、张国基、李善基、陈章基等四位穷教员，人称“三鸡（基）一鸣”。

为首的李春鸣先生1894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为清末秀才。他191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院。1918年，东南亚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李春鸣在黄炎培先生推荐下，于当年12月应聘该校任国文教师。1923年，李春鸣因父亲去世回国料理丧事。1925年，受南洋华校之聘，他再度涉洋赴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八帝贯中华会馆、马来西亚柔佛宽柔等学校任教职，并担任校长。

张国基先生与李春鸣同龄，湖南益阳人，出身于一个耕读之家。他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915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五载，交情深厚。1920年受新民学会派遣前往南洋从教。1927年回国经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曾一度投笔从戎，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起义失败后，1929年再度出洋，先后在雅加达的广仁学校和八华学校任教。

李善基先生也是江苏南通人，系李春鸣先生的族侄。1926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走上树人育才道路。因国内政治腐败、社会混乱，于1935年携眷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印尼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学校教书。

四人中唯一出生于印尼的是广东籍华侨陈章基先生。他1923年回国读书，先后考入北京大学和上海暨南大学，1930年回到印尼任教。

这四个人办教育的经验丰富，为人师表，皆堪称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

“三基一鸣”——李春鸣、李善基、张国基、陈章基先生在华中。

华中未成立时，“三鸡（基）一鸣”均受聘任教于位于雅加达八帝贯街的中华会馆学校（简称“八华”）。期间，由于八华校长易人，八华校务恢复了洋奴化教育。李春鸣先生十分不满学校守旧古板、偏重英文的教学制度。1939年3月，因八华董事会无故辞退了一位郑姓女教师，更引起张国基、陈章基等多位老师的不满。

张国基先生对同事陈章基先生感叹道：“我觉得这样弄下去太没有意思，难道我们自己办不成一所学校吗？”

陈章基深以为然，认为办学校并不难，便提议找人帮忙。他们遂萌发了另起炉灶的念头。

而在此前后，八华学校董事会要求全校教师签订一份“董教合约”，明文规定教员必须服从董事会的任何决定，且离职后不得在本城任教。

此“霸王条款”一经出台，当即为李春鸣先生率先抵制，拒绝签约，张国基、李善基、陈章基等人亦不愿屈从。于是，四个人毅然离职，并立志创办一所“真正属于教师自己和广大华侨的学校”，校名定为“中华中学暨附属小学”。

四个人拿出平时缩衣节食的所有积蓄，共集资2000多荷盾，悉数投入筹备事宜。后又争取到麦爝煊、张祖砚两位华侨实业家的支持，组成“建校六君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仅用74天便因陋就简，完成了中华中学的筹建。

学校最初租用班芝兰仙景旅馆作为校舍，并于当年6月12日登报招收第一批学生。三“基”齐鸣，一鸣惊人，首批考试即名额爆满，择优录取370名学生，可谓开门大吉。

此举震撼了当时的印尼华侨社会，打破了“办学非靠董事不可”的旧观念，树立起“穷教员也能合力自己办学”的榜样。由此书写了印尼华教史上划时代的壮举。

雅加达华中“建校六君子”在校园的合影。左起：陈章基、张祖砚、李善基、张国基、李春鸣、麦爝煊。

华中隆重诞生，李春鸣、张国基两位老先生被推举为正副校长；李善基、陈章基则分别担任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麦爝煊、张祖砚出任学校基本委员会委员。

本身是大书法家的李春鸣校长，甫一上任，便高瞻远瞩，挥笔写下气势不凡的《华中校歌》：

黉舍巍峨兮吧城之中，华中创立兮旭日东升；学子莘莘兮蓬蓬；品德是修兮科学是攻；愿我同学及时努力兮，公诚勤朴扬校风。

“建校六君子”齐心协力，将“公诚勤朴”定为校训，师生同甘共苦，披荆斩棘，1939年下学期结束，便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赞助下，于甘邦峇鲁的椰林购置了将近四公顷地皮。

1941年日军南侵印尼，雅加达华中被迫停办，三年后日本投降，印尼宣告独立，学校再度复办，不断发展扩建。为了筹集经费，校长李春鸣老先生每日拎着一只小黑提包，在城区步行向商家募捐。他写得一手雄浑有力的颜体字,许多商家都以请到李校长题写招牌为荣,并赠送润笔费给他，李校长悉数捐给学校。

1955年李春鸣为华中六君子之一的麦爝煊先生60寿辰题词的书法。

张国基、李善基、陈章基等校几位领导同样以身作则，天天和学生一起吃大食堂，每天上下班也不让学校派车，都是坚持自己走路，为的是节省资金投入学校建设。

到本书主人公杨兆骥入学的1954年，这座学校已在新校址先后建成36间教室和上下大厅，还修建了两万平米的运动场，并完成了师生宿舍、膳厅、科学馆、大礼堂、图书馆等多项工程，校园占地面积达6万多平米。真正实现了李春鸣校长在校歌中所写的“黉舍巍峨兮吧城之中，华中创立兮旭日东升”的宏伟蓝图。

李春鸣校长在其手书的华中“公诚勤朴”校训碑前留影。

当时的联合国文教委员会顾问、挪威籍的奥维拉斯博士来校参观后，惊叹道：“你们这所学校是我在远东各地见到的最大的一所中学，你们甚至可以把它扩建为大学！”

自1939年创办至1966年，雅加达华中在27年间一共培养了13000多名学生，各类栋梁之才不知凡几，创造印尼华教史上蔚为大观。

值得一提的是，到六十年代中期因印尼政局突变，华中被迫封校前后，创下煌煌大业的“三基一鸣”全部回国，他们均两袖清风，终生保持着低调简朴的师德风范。

当时已70多岁的李春鸣校长和老伴在北京参加了国庆招待会之后，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婉言谢绝了有关部门的照顾，前往广西三儿子家定居，老伴病故后，李老又到重庆一个小镇的小儿子那里养老，直到1976年去世，享年82岁。

1958年，张国基先生奉调回国，先后担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北京市侨联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等职。他作为部长级干部，却一直住在极为普通的两室一厅公寓里，多次谢绝政府分给他的大房子。每当有华中的归侨学生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他，张国基老人不顾年事已高，都会亲自忙前忙后，在自己家里为学生安排吃住。

1983年，张老90大寿，又把国外学生寄给他的十万元生日贺礼全部捐献给湖南益阳家乡政府，用于为农民修建水电站。张国基老先生最终活到一百岁，临终前还把海外学生汇给他的一百万港元，寄给益阳老家，创办了一所国基学校。

八十年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先生。

华中教导主任李善基先生于1960年3月回国，定居于无锡，正赶上国家极度困难，短短5个月后便不幸去世，享年只有58岁。

李善基先生。

1966年与校长李春鸣一同回国的总务主任陈章基先生，在华中辛勤耕耘了27年。他回国时除了随身衣物，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陈先生一回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侨务部门瘫痪，无人安置其工作，他只好投奔到在广东番禺农场当农工的女儿那里生活。

中年时代的陈章基先生。

1983年76岁的陈章基先生在贫困的乡下去世。他晚年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从不说半句怨言，并且一直关心国家大事，每天抱着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新闻，只要听到一点关于国家的好消息，就欢欣鼓舞高兴不已，这个听收音机的习惯直到临终陷入昏迷才停止。

1990年，雅加达华中的回国校友，为了表达对陈章基老师的怀念，集资在广州郊区公墓为陈先生买了一块墓地，这才把陈老师和师母的遗骨从农场迁至广州公墓。他的学生们含着眼泪，在此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印尼归侨教师陈章基、钟嘉宁之墓。

1976年陈章基先生与家人在广东珠江农场。

在此之前，当年雄伟壮丽的雅加达华中校舍早已被拆毁，片瓦无存。在此之后，华中的创办者“三基一鸣”也全都作古，埋葬在祖国的土地。

这些老一辈华侨教育家高山景行的风范已成为绝唱，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

“超龄生”改名轶事及墙报主编

1957年华中毕业生杨兆骥。

回过头来，再说杨兆骥先生60多年前在华中的学习生活。

他入学时，被分配到1954级高一（三班），班主任是任序老师。单单一个年级就有六个班，近300名同学。杨兆骥这位来自偏远小岛美玛小城的客家学生，原本小学和初中毕业就晚，又在家乡学校教了三年书，进入华中成为高一学生的时候，已经年满21岁，比班里同学大四五岁。

“正常情况下，21岁本来应该是上大学二、三年级的年龄，可是我才读高一，是名副其实的‘超龄生’，也是我与其他同学的不同之处，所以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杨兆骥后来回忆说。

那时在华中，正是“三基一鸣”威望如日中天、大名如雷贯耳的年代。李春鸣校长因为上了年纪，又担负着侨社的工作，所以平时不来学校，一些繁杂的行政事务，就指派他的儿子李北昌老师代劳。

1955年国庆节前夕，中央侨委在印尼组织建国后第一个华侨回国观光团，印尼全国华社推荐了一百多个侨领参加，李春鸣老先生就受委托担任了观光团团长，带着这一百多个各地华侨头面人物，浩浩荡荡回国游览一个来月。在北京出席国庆招待会时，李春鸣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桌，和周总理坐一起。总理向他敬酒，并对其华侨教育方面做出的贡献勉励有加。

消息传到华中，杨兆骥和同学们振奋不已，都为自己“一鸣惊人”的校长感到自豪。

杨兆骥所在高一（三班）的隔壁教室是高一（二班），由“三基”之首的副校长张国基先生亲自担任班主任和国文老师。张老同时兼任华中高中部主任，他虽然没有教过杨兆骥他们班，但天天上下课都会见面。那时，杨兆骥和同学们已经知道国基老师是毛主席的同学，还曾当过革命军的师长，对他崇拜的不得了。再加上另外“两基”——李善基和陈章基先生也都是学校重量级人物，名动一方。

年轻的杨兆骥感佩之余，油然联想到自己名字的那个骥字，也刚好与基字同音，干脆也改成基字，岂不顺理成章！

骥字笔划比较多，基字相对简单，寓意也不错。我那时的想法，不要当这个千里马了，就在华中打好基础，将来回国报效祖国吧。所以就把杨兆骥改为杨兆基，同音不同字。在华中三年，我都是用这个名字。后来毕业了，有一次我大哥兆辉来雅加达找我，看到我的名字改了这个字，大发脾气。他说，这是父亲生前给你取的名字，他老人家去世了，你怎么可以擅自改动？大哥命令我马上改回来，我听了他的话，又改回原来的杨兆骥。但是我华中的同学校友很多人不知道，尤其是回国的同学更不知道，后来写信或者写文章提到我，还是写成杨兆基。

这也算是本书主人公“华中”时代的一桩趣闻轶事。

杨兆骥高中三年，班主任一直都是任序老师。在同学们记忆中，“大家首先不能忘记的是那头上留有一小绺头发的任老师。虽然在他的一小绺黑头发里已经参杂了多少银丝。可是，这都使他看起来更加慈和；小而明亮的眼睛放射出老师的威严，以及像父亲对待子女般的亲切而慈爱的目光。”

杨兆骥记得，班主任任序还兼任华中“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除了要管全班同学的学习成绩，任老师还负责指导和帮助解决全校同学生活方面的问题。

杨兆骥的班主任老师任序当年在华中校训碑前留影。

任序资格很老，早年在国内参加过大革命，二十年代就在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做过工农通讯社主任，其顶头上司便是当时总工会的秘书长——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但是任序这位“老革命”身上，却很少有师道尊严之类的东西，从来都把学生当作朋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任序老师也属于性情中人，敢说敢笑敢骂，是一位狂热的爱国分子，主张大家学好知识，都要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学们毕业时，有一些原本没打算的华中学生，硬是给他“骂”回国的。

作为班里的老大哥，杨兆骥那时已显露出编辑和出版的才能，被老师和同学发现，推选他担任学校墙报的主编。

1957年雅加达中华中学高三（3班）毕业合影照。后排左七为杨兆骥。

高三（五班）有一位黄昆章同学，业余喜欢写小说，但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杨兆骥知道了，主动找黄昆章约稿，对他的小说热情鼓励，并决定发表在华中墙报上，然后又利用自己与印尼《生活报》副刊主笔邹访今的熟人关系，把黄昆章的习作推荐给《生活报》刊登。黄昆章大受鼓舞，不但写作的劲头更大，还成为杨兆骥办墙报的助手。他1957年毕业即回国深造，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来去暨南大学华侨研究院做了教授，2013年在广州去世。

黄昆章先生生前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自己当年在华中的这段经历：

“我们高中部的墙报组，在杨兆基同学领导下，团结友爱，集思广益，把墙报办的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我本人也在杨兆基同学鼓励下建立了自信，变成墙报组的骨干，我的文科功底也在这一时期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兆基同学后来也成为印尼华社有名的编辑家和出版家。”

2012年，华中五七届同学为毕业55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杨兆骥、黄金宣、杨健强、王益琪、许世湖等五位同学各出资十万元人民币予以赞助，还有其他六位同学也捐款支持。杨兆骥还作为主编，组织出版了大型画册纪念特刊。

激流滚滚的回国浪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感召，加之印尼反华情绪和排华事件间歇性发作，华侨社会曾经掀起过几次大规模的回国浪潮。大批印尼华侨青年纷纷离开印尼——投入祖国怀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印尼归侨、雅加达吧城中学五九届毕业生陈友茂先生，曾撰文对上述历史作过如下描述：

每年众多爱国华侨青年学生，集体搭乘巨轮回国的情景，更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激情，离别父母、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奔向遥远的、新生的、生活艰苦的社会主义祖国，决心投入到伟大祖国革命建设事业，为把祖国建设成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繁荣富强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他们登船启程那天，雅加达丹绒不碌头上人山人海，握手拥抱言别，笑声哭声滙成一片：“再见！”、“保重！”、“一路平安！”之声此起彼落；前苏联革命歌曲《共青团员之歌》不断重复地在空中回响：“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汽笛一声长鸣，巨轮启动，徐徐开出码头，驶向海洋，奔向遥远的北方。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年复一年重复着类似的情景，澎湃汹涌的回国浪潮逐渐形成，并于六十年代初达到高潮。

数百年来，只见大批中国人离乡背井到国外谋生，何时见过大批华侨集体自愿回国？旧中国政治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沿海一带的贫苦农民不得不“投奔怒海”冒险往海外寻找生路。新中国成立，新气象新作风新希望，不仅国内人民欢欣鼓舞，也吸引“海外孤儿”回归，其中印尼华侨青年学生人数最多。

与亲人依依惜别的华侨女青年。

海外华侨回归是对新中国的肯定、支持与期望，对当时被封锁、被孤立的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此码头送别回国青年的场面情景，当时不仅中国国内以及印尼中文媒体图文并茂大篇幅报导，也是印尼文媒体和西方媒体重点报导与评论的主要新闻之一。

陈友茂先生文中所言，对于本书主人公杨兆骥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旧日情景。事实上，从他1952年在泗水读初中起，到1957年在那雅加达华中高中毕业，正是印尼华侨学生回国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激情年代。杨兆骥也曾前往丹绒不碌码头，为回国的同学朋友送行，彼此流下惜别的眼泪。

择回到祖国，对当时的热血青年而言，是一个痛快的义无反顾的决定。

50年代印尼华侨在雅加达丹戎不碌码头欢送亲人回国的资料图片。

印尼归侨、徐州矿务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谢美莲女士，是杨兆骥先生的华中校友。比后期杨老低一届，1958年高中毕业，现居厦门。听说我正在写杨老的传记，谢阿姨与杨老通了电话，并很热心的向笔者讲述了不少华中的人和事，还特意通过微信寄来了她发表在《鹭风报》的一篇文章《祖国母亲我爱你！》，文中记录了她当年回国的心路历程：

我出生于印尼邦加槟港市，从小在槟港华校读书，高中转到雅加达“华中”读，上高三时有幸受教于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很多学生接受他的教导，纷纷抛弃所谓暂时的富裕海外生活，踏上建设祖国的光明大道，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位。五十年代，我正青春芳华、血气方刚，进步思想的陶冶使我深深地爱上了祖国。新中国日新月异成就的感召，加之华侨寄身海外无地位，促使我确立了回到祖国献身社会主义壮丽事业的意愿。 

1958年6月我高中毕业，回到家里把要回国上学的愿望告诉父母，父母担心我一人回国，无人照顾；再则家里的运输公司正缺人管理，需要我在身边照料家业和父母的生活，坚决不让我走。

然而，这没能阻挡我的爱国心，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8个月，守着父母讲自己爱祖国的火热心情，谈建设祖国的远大抱负，回忆父亲离乡背井漂泊到南洋谋生的辛酸往事。

父母看我回国的决心铁定，又说我堂哥要在雅加达开办搪瓷厂要由我来掌管，我说没兴趣。经我不间断地做工作，父母勉强同意，但是给我办的却是能在12个月内返回印尼探亲的“双程护照”。1959年4月，我终于登上“芝利华”邮轮回国了。

谢美莲当年回国在芝利华邮轮上的留影。

杨兆骥当年的同学和校友，超过一半的人先后回国。不仅是青年学生，甚至校长李春鸣、副校长张国基，教务主任李善基，还有他的班主任老师任序先生也都纷纷回国了。

那么，同样爱国热情高涨的杨兆骥为什么没有回国呢？

因何未曾随波逐流？

我问杨老:“那时候华中那么多人回国，和您要好的同班同学谢国基也回国了，您难道不想回国吗？”

“我当然想，而且想的不得了！但是回不去。因为我那时很穷，没钱，家里经济条件也很差，买不起回国的船票，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学校友一个个离开印尼，羡慕的不得了。”——杨老解开了谜底，原因虽然简单，但说明那时回国原来也不简单。

关于五十年代印尼华侨学生的回国浪潮，杨兆骥有一位爱写文章的老友陈正祥先生曾在《国际日报》发文回忆：

想当年由于我国（指印尼）看待华侨或俗称外侨的政策有所改变，按华侨是居留在印度尼西亚外侨（Oversea Chinese），然而选择了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后，即称为“华人”（Indonesian Chinese）。由于斯年本土华侨居留情势有所变动，曾经有过一时掀起华侨北归的浪潮。那些在当年归侨的心目中，所乘坐的那条船，仍然记忆犹新，永远不能忘却的，诸如：“美上美”、“光华轮”、“大宝安”、“俄罗斯号”。　　但历年来，赴中国去所乘坐的船多是“芝”之子轮，如“芝查连加”、“芝巴达克”、“芝万宜”（Tjiwansi,Ci原是巽达语，河之意）、“芝利华”（Tjiliwah）。在半世纪来，多少印尼华侨青少年，胸怀鸿志，以豪迈气概，乘风破浪，向着北方奔去。一般而言，是负笈中国求知，但由于政府决策，这是“单程去”，再也不能返回印度尼西亚了。这一与亲人父母、友人“永别”举措，是充满泪水盈脸的人间悲情，有着述说不尽凄凉悲伤、哀怨痛苦的精神大磨难。

荷兰渣华轮船公司的芝字号万吨邮轮，承载多少印尼爱国青年的建设祖国梦。

另一位五十年代回国，后来又定居台湾的归侨林保华先生，则撰文记述过当年回国之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

第一﹐办回国手续。从街道办证明开始﹐再由旅行社代办其他手续。与政府机构打交道﹐中间都需要“咖啡钱”。还好除了街道证明﹐其他由旅行社代劳。手续中﹐最重要的是到移民局打十个手指印﹐保证永远不再回到印尼。虽然当时印尼政府与中国关系良好﹐但是却害怕我们在接受正宗共产教育后回到印尼从事革命活动。但是我们的爱国热情﹐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对这个苛刻条件没有任何犹疑﹐都打上了手印。

第二﹐准备行囊。因为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丰俭自然不同。有几大件是必备的﹐如自行车﹑照相机﹑手表等﹐这些“高级奢侈品”优待华侨每人一件可以免税﹐再穷都要准备﹐除自用外﹐一旦经济出现困难﹐还可以出售以维持生计。因为税额很高﹐有些侨生出售给个人时偷税漏税﹐被发觉要受惩罚。还带缝纫机。可以说﹐这些东西可以用到结婚时作“陪嫁”。

当时印尼还是外汇管制﹐要通过黑市将印尼盾换港元﹐似乎是七盾兑换一元﹐再由港元换人民币。记得当时四点二七港元换一元人民币﹐这是官价。在中国买东西﹐每次都要心算合计印尼盾多少钱﹐结果在中国简直不敢花钱﹐因为甚么东西都比印尼贵很多。

我们回国的路线是从印尼的一些港口出发﹐首都雅加达是最主要的港口﹐坐船到香港﹐登岸后坐火车﹐到达罗湖海关下车﹐经过深圳河上的铁桥徒步进入中国。五0年代初﹐我到雅加达的丹绒不碌码头欢送老师﹑同学回国时﹐航行印尼到香港的客轮是渣华轮船公司的“芝渣连加”号﹐到一九五五年时﹐大概回国人数大增﹐有两艘客轮了﹐一艘是“芝利华”﹐一艘是“芝万宜”。分别是八千到一万吨的“巨轮”。当时印尼到香港的飞机﹐票价非常贵﹐没有几个人坐得起﹐主要靠客轮。现在谁愿意坐客轮﹖除非是豪华的邮轮。

当时客轮有头等舱﹑二等舱和统舱。我们学生都坐统舱。一来二等舱贵很多﹐二来大家坐统舱﹐如果你坐二等舱﹐等于“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也有有钱的家长护送子女回国﹐自己坐二等﹐子女在统舱﹐但可以上去洗澡﹑吃东西等等﹐免得受苦。所谓统舱﹐就是一大片空荡荡的船舱﹐每个人一张自己带来的蓆子﹐席地而睡﹐随身行李放在身边。证件与贵重财物﹐睡觉时就压在枕头下面。

那么，那个年代坐荷兰轮船回国最普通的票价是多少呢？

这是笔者一直感兴趣，却始终不曾知道的问题。然而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印尼《千岛日报》发表了一篇《记印尼侨生胡淑全1960年回国旅程》，终于解答了这个问题。

要离开我的出生地印度尼西亚，对我们这种祖祖辈辈都在这里长大和谋生的几代侨生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从书本杂志上和画报上得到的，但我毕竟是中国籍，而且从小是在华文学校读书。决心一定，我就跑到福州和福清人的社团玉融公会去申请护照和订购船票。

1960年4月，我的护照终于出来了。到同年6月玉融公会通知我在1960年8月1日有一艘接侨船从泗水的丹戎佩拉（Tanjong Perak）出发前往中国。社团的负责人建议我搭乘这一艘船，因为这艘轮船的票价相对其他豪华邮轮便宜，只需要6,000盾就可以了。

社团的负责人解释说，由于我不是难侨，所以必须自费。我大哥胡淑珍愿意给我出旅费，我就决定搭乘这艘接载难侨的船回国。

1960年印尼排华时中国派出的接侨船，需要自费的船票是6,000盾，可见1958年排华尚未发生时回国票价肯定不会低于这个数。如今在印尼，6,000盾仅相当于两块钱人民币，但六十多年前的币值之高，远非今天可比。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说过，五十年代初，杨兆骥在泗水读初中时，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要500盾就够了，而6,000盾的回国票价，差不多就等于他那时候一年的生活费用。对于当时刚刚毕业的杨兆骥来说，确实是个无法承受的巨大负担。

于是，他被迫打消了回国的念头，还有一个原因，1957年杨兆骥在雅加达华中毕业时，他的未婚妻蒋愫珊在泗水读高中，因中途更换学校，尚未毕业，直到1958年24岁才在新华中学读完高中。当时杨兆骥已是26岁的大龄青年，他需要尽快工作，成家立业，以便在雅加达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为了能继续深造，杨兆骥还报考了印尼国民大学（Universitas Nasional），并顺利考入该校文学系的印尼语文专业。

杨兆骥当年就读的印尼国民大学（Universitas Nasional）。

他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没有条件回国，我总要继续学习。我有印尼国籍，按照法律可以报考印尼大学。那个时候，华人青少年中小学都读华校，印尼文水平普遍不高，我因为小时候读过印尼本地人的学校，印尼语非常流利，对印尼文也有很大兴趣，就考取了国民大学印尼语文专业。”

再说当年那些回国的华侨青年，二十年后，当他们几乎都已步入中年的时候，又大批离开祖国涌入香港、澳门，其中部分人再辗转回到了出生地——印尼，或到美、加、澳、新西兰以及西欧诸国。

“他们的经历有如三、四十年代国内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结局却与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似。”

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国历练的人生和心路历程十分复杂，是福是祸，一言难尽。杨兆骥对此心知肚明，几十年过去，他对自己未能回国的命运已由当年的遗憾变成了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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