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印尼偏远地区华人的生活｜一位88岁老人讲述的故事
他因这个“印尼唯一”获中国政府“特贡奖”｜杨兆骥的别样人生（之一）
因为赶写一位88岁印尼华人文化界前辈杨老的传记，公众号多日未更新了。
那座小狗形状的岛屿和城市
杨老先生在印尼出生长大的故乡，是地处偏远的松巴哇岛。
从版图上看，在爪哇海及印度洋之间，有一座岛屿，形状犹如一条奔跑的小狗，小狗的一只前腿伸出向下，似乎紧挨着一旁棉花形状的西努沙登加拉岛。
这座小狗形状的海岛，就是西努省管辖的松巴哇岛。
遥远宁静的松巴哇，位于西努省东部。岛上一市四县，面积超过1万5千平方公里，相当于20多个新加坡，其实已经不算小了。这里的居民属于美玛族（Suku Bima）和松巴哇族（Suku Sumbawa），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也有少量信奉佛教和基督教的华人，只占总人口的4巴仙左右。
松巴哇不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岛上多山，海岸多石，仅有几处小平原。山地盘亘，由于实行种植和放牧轮作，岛上许多地区只生长荆棘灌丛。
一位旅游者坐在松巴哇海边的岩石上摆酷拍照留影。
松巴哇虽然貌不出众，但却有一座坦博拉火山，在世界地理学界大名鼎鼎。
资料记载：
可怕吗？当然可怕！但是灾难过后，大地恢复平静，当地人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甚至还有下南洋的中国人陆续来此定居。
比如杨老先生的父母，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辗转来到松巴哇。
杨老的父亲杨彩屏，早年在梅县老家，原本是一位秉承「耕读传家」的乡村文化人。他出生于1880年，中国已进入腐朽没落的晚清时期。杨彩屏不到20岁，便前往嘉应州的梅县城赶考，并顺利考中秀才，从此成为被人尊称为「相公」的「儒林」中人。
又过了几年，杨彩屏意气风发，准备再度参加乡试应考举人时，却被晚清政府的一项改革挡在了门外。
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发动的「庚子之难」，促使慈禧太后下罪己诏推出新政，实行变法；而震撼朝野的日俄战争，则使朝庭下决心完全废除科举，1905年，光绪皇帝正式发布废止科举的喻令，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又过了6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上台，满清王朝崩溃，杨彩屏此时已无意于功名，他年过而立，结婚成家，正安心在梅县乡下过着农夫一般凡俗的日子，只是还没有放弃看书，并把这个爱好传给了几个儿子，幼子兆骥尤其酷爱阅读，长大后成为一代文人。
不久，由于乡下生活太苦，杨彩屏和二房太太温银娘便决定跟随梅县的水客，由松口码头坐小火轮到汕头，然后再搭乘荷兰人的轮船下了南洋。
杨氏父母，下南洋最初的落脚点是印尼东部遥远的南苏拉威西。一家人在其首府锡江（又称望加锡）生活了几年，后又迁到更加偏僻的松巴哇美玛市。
“松巴哇经济落后，荒凉之地，交通又不便，而且我们在美玛也没有亲戚。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搬来这里？令人费解。但是在他生前，我居然没想到要问一下具体原因，真是个遗憾！”杨兆骥不止一次向人谈起过这个心中的疑惑。
如今美玛市区的一条大街。
现在，让我们说说松巴哇岛的美玛。
美玛是个小县城，杨兆骥小的时候，整个城市不过一两万人，主要通行当地的沙沙克语（Bahasa Sasak）。就算在主城区，这里的居民仍然保留着农村式的传统生活方式——美玛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一个拥有海港和几条简朴街道的大村镇。
在美玛城里，最吸引人的便是Dalam Loka（苏丹王皇宫）。看来松巴哇岛虽然偏远，在古代也是一个小王国，有国王统治，这个苏丹皇宫，便是苏丹王的居住的地方。直到1932年，当地人修建了占据一整个街区的新宫殿之后，这里便成为文物保护的一处古迹。
美玛的苏丹皇宫。
杨彩屏夫妇搬来美玛的时候，身边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之后七八年间，又先后生了五个子女。
1933年，杨家的最小的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在两房子女中排行第九。他生得模样周正，鼻若悬胆，眉清目秀，很有神气。
杨彩屏先生为小儿子取名兆骥。
美玛的华小
美玛埠中华小学，位于这座小县城郊外。在那条朴素的大街尽头，有几幢简陋的平房，每幢房子设有三四间教室，长约五六十米，也比一般民居高出不少，黄褐色的的铁皮屋顶锈迹斑斑，在阳光下晒的发烫。中间有块操场，裸露着红色的土地，操场四周种着高大的椰树和棕榈树，窄长的掌状或羽毛状的叶子随风飘拂。
1939年2月的一天，一位40岁左右的华人妇女，右手牵着一个小男孩来到学校。这位举止干练的母亲面容清矍，头发向后梳齐，发髻盘于脑后，露出又高又宽的前额。她有一双清秀的眼睛，眼神里蕴含着吃苦耐劳女人特有的坚毅和沉稳。
那个被母亲牵在手里的小男孩，六七岁的样子，身体单薄，但个头明显较同龄孩子高大一些，长圆脸，生的十分好看，亮晶晶的眼睛充满着好奇与梦想。
母子俩是来小学报名的，负责登记的老师接过一个半荷兰盾的报名费，问道：“小弟弟几岁啦？叫什么名字啊？”
不等母亲作声，那小男孩便奶声奶气地回答说：“6岁，我叫杨兆骥。”
老师笑了，“哦！——哪个兆，哪个骥呀？”
“好兆头的兆！骥是马北田共的骥。”
“哇哈！那你是一匹小千里马啊！这个字笔画可多呢。谁教你的？”老师又问。
“名字是爸爸起的，骥是阿辉哥哥告诉我的。”小男孩爽快地说。
“阿骥是我最小的孩子，他有两个哥哥兆辉和兆光，比阿骥大很多，也在华小读过，已经毕业了。”母亲补充说。
“好，好，兆辉、兆光我都认识。阿骥这小家伙很聪明啊！”
老师夸奖道，随即在登记簿上写下兆骥的名字：“那么，明天就来上课吧。”
第二天，6岁的杨兆骥成为该校一年级新生。
美玛小城的华侨不足千人，这所中华小学便是全市唯一的华侨学校。但因时局动荡，杨兆骥的启蒙教育并不顺利，杨家父母和学校老师都没有想到，这个聪明而又读书用功的孩子，居然到16岁时才小学毕业。
少年杨兆骥（站立者）与小伙伴在美玛的留影，这是他最早的一张照片。
与美玛有关的两位文化前辈
由于地处偏远，美玛这个地方较少被世人关注，当地人主要以耕种、狩猎和饲养马儿为生，他们饲养的马体型较小而强壮，一直以来都是卖给爪哇人。
美玛的华人不多，相关历史资料也是少之又少，但是这个小地方的华侨却出了几位文化名人。笔者所知道的，除本文主人公杨兆骥先生，还有以下两位前辈值得一提：
一位是广州外语学院教授许友年先生，已近百岁高龄依然健在。
许友年祖籍福清，1922年在印尼松巴哇出生，从小酷爱读书，最初的启蒙老师是一位来自梅县的前清秀才——而这位松巴哇华侨中绝无仅有的秀才，正是杨兆骥的父亲杨彩屏。
杨老先生携家人搬来美玛之后，跟着别的头家做一点岛际生意——把松巴哇的土产运到锡江，再从锡江批发日用杂货回来销售。他没有大本钱，做事又相对保守，做买卖放不开手脚，只能赚些微薄利润，一家八口人的温饱都难以维持。但他早年在梅县老家毕竟是个秀才，国学功底很好，在美玛的华侨社会是个有学问的老人，也因此受到尊重。
杨家左右舍大都是福清人，这些福清人的前辈多半是文盲，早期中华小学还未开办，有人就请杨老先生教他们的孩子识文断字，学一点《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之类的开蒙读物，许友年小时候便是他教过的一个学童。
1938年许友年离开松巴哇，前往雅加达中华中学读书，毕业后长期在中文报馆从事新闻翻译和记者工作。他于1951年回国，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多次在国家重大外事活动中担任翻译。参加过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及“八大”文件印尼文版的翻译定稿，并曾与司徒眉生一起负责过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期间所有演说的翻译。
百岁老人许友年教授是国内最资深的马来文化研究专家。
许友年后被调入广州外语学院教授印尼语，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印尼语专家。许友年先生在松巴哇松时，杨兆骥还是一个孩童，彼此并无印象。五十年代杨兆骥也去雅加达华中读书，便听说这位学长兼同乡的大名，直到九十年代许友年教授回到印尼旧地重游，两人才在雅加达见面相识。
另一位已故的印尼归侨邹访今先生，早期也在美玛生活过几年。
他写过一篇《美玛的融侨》（这里所说的融侨，特指福清籍华侨，因福清雅称玉融之故。笔者注）大致记述了一些情况，摘录如下：
这位邹访今前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主编过雅加达《生活报》和《火炬报》的副刊，与当时还很年轻的杨兆骥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交文友。
邹访今也是梅县客家人，1921年生于故乡，比杨兆骥大一轮。
他1938年侨居印尼，曾在美玛中华总会做过秘书。四十年代前往勿里洞，投身民主爱国运动，参与领导锡矿华工罢工运动，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坐牢9个月，后移居雅加达编辑中文报纸。1966年印尼大规模排华时，邹访今与家人回国，被安排在福清东阁华侨农场。其间吃过不少苦头，受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杨兆骥的已故老友邹访今先生。
杨兆骥九十年代到中国，曾专程跑去福清华侨农场看望老友，邹访今向他诉说了回国后的种种磨难，令人唏嘘不已。
邹访今一回国，正赶上文革爆发，中侨委瘫痪。他在海外是地下党，但在那个疯狂年代也和其他侨干一样，被弃置一隅，无人过问。他被安排参加农业劳动，每月工资只有11元人民币, 比劳改犯每月12元还少。邹先生的老伴赖玉梅过去是雅加达新华中学教师，很能干的一位华侨知识分子，回国后却被安置在绣花厂绣花，一天只挣1角钱,出满勤，一月才得3元。儿女五人,全家七口,劳动收入总共14元，怎样生活？有困难补助，也不多。真是人生无常！
杨老回忆说：“我去看望邹访今，明显感觉他郁郁不得志，心情苦闷。特别是邹访今的太太赖玉梅老师，也跟我说了他们家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我非常同情，但不知怎样安慰才好，就留了一些钱给他们。”
“四人帮”垮台后又拖了几年，邹访今和老伴在海外的连续工龄问题、干部级别与工资问题才得到解决，被安排到农场机关当宣传科长，总算晚年有了保障。
威拉村的避难时光
再说杨兆骥当年在美玛的岁月。
晚年之后，他对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贫困。
2019年，他在《椰城中华中学八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回忆文章写道：
美玛县交通不便，人民穷困。我的父亲为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到外地奔波劳碌。而我的母亲是当地唯一的华人助产士，经常半夜被人叫醒，替产妇接生，总是二话不说，随叫随到。有时候从半夜忙到凌晨四五点，接生一个孩子只有5盾的钱。她辛勤节俭，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7个兄弟姐妹糊口度日。父母本来有9个子女，贫穷让他们被迫把两个姐姐送给别人抚养。我和哥哥还能生存和求学，已属十分幸运。
那么，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究竟贫困到什么程度呢？
杨老和笔者聊起过这样的细节：
我读小学时，经常连一支铅笔也买不起，只能捡别人扔掉的铅笔头捏在手上写作业。我们有时候在学校中午不回家，附近有福清人的小食店，烤光饼，炸油条和海蛎饼售卖。我小时候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可是我没钱买，母亲每天只给我一仙钱（荷盾一分钱），买不到一块海蛎饼。家庭好一点的同学买了光饼、海蛎饼，掰开了，在中间夹一根冰棍，很奇怪的吃法，但是在教室里吃的津津有味。我只能在一旁看，眼馋的不得了。
妈妈给的一仙钱，能够买什么呢？可以在印尼人那里买6个番石榴，我每天的中午饭，就是吃这6个番石榴。
平时在家里，一日三餐也大都是稀饭和简单的菜，难得吃到肉，即使过年过节杀一只鸡，我们几个孩子也不会自己主动夹来吃，而是由父母分给我们才敢吃。我的二哥兆辉，是美玛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比我大13岁。我童年时老是缠着他带我出去玩，大概认为如果带我出去，会找到好吃的东西。可是他不肯带我，我就走来走去，转着圈哭叫，喊他的名字——阿辉呀！阿辉呀！呜呜……你在哪里？……
印尼外岛一个小镇放学回家的华人儿童。（资料图片）
岂不知那个年代，杨家在美玛，即使这样贫困而平静的生活也是暂时的。
1942年3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也踏进了美玛小城。华侨四处逃难，杨氏父母带着几个孩子，逃到美玛县下属蒙塔区一个叫威拉马奇（Willamaci）的小山村避难。
威拉村的土著居民，住在深山老林的茅屋里，主要靠种植玉米、西红柿、土豆等农作物为生，世代过着自给自足，鸡犬相闻的日子。杨兆骥的父母与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也加入到开荒种地的行列，他家也开了一间可以赊账的亚弄小店，经营那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之类的杂货，与村民们相处还算融洽。
杨兆骥时年9岁，还干不了农活，父母便顺势把他送到荷兰人在乡村创办的马来文小学读三年级。
小孩子不谙世事，但适应环境的能力远比大人强。杨家在威拉村生活了三年多时间，杨兆骥天天跟土著孩子玩在一起，学会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上学也完全使用马来文课本。他由此接触到大量印尼民间故事，激发了很大兴趣，这使他体会到印尼民族多元文化及语言的妙处。
杨兆骥后来总结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创办《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以及我在印尼民族大学深造印尼语言和文学专业，就是童年时代在威拉村避难三年受到的影响。”
印尼乡村快乐游戏的孩子。
在美玛城乡，九十巴仙以上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但是除了华人外，也有一小部分土著信基督教或印度教。这是因为在杨兆骥的孩提时代，已经有来自中国的基督教牧师前往松巴哇岛传教。其中有一位广东顺德的朱醒魂牧师，甚至到过美玛威拉村那样的偏僻山乡。
我曾读过这样一则故事：
1938年，朱醒魂牧师正在松巴哇岛的美玛埠，经常上山去传福音。有一次他沿着山间小路，步行约三十公里上山，去一个小山村布道。晚上，山下的村民带来一个被鬼魂附体的人，那人赤身露体，力气甚大，形象骇人。村民们恳求朱醒魂一定要医好他，不然不准他下山。朱牧师只好凭信心跪下为那人祈祷，直到天亮，但见那人不再哭嚎喊叫，安静了下来，才停止祷告。朱醒魂随即给他穿上衣服，并给他食物吃。村民们听说后，都赶来看这被鬼魂附体的人，无不称奇。因为以前曾有村人请当地的巫师为这人驱鬼，不但没有驱走，反而变本加厉。
结果这位被华人牧师朱醒魂治好的土著印尼人，清醒之后不肯再随村民们回家，反要跟从朱醒魂学道。后来这个人完全奉献自己，全时间为主工作，牧养当地的教会。
由于受华人牧师传福音的影响，杨兆骥一家人也变成了基督教徒。他本人后来在雅加达参与一个教会的活动，并结识了很多基督教的朋友。
美玛本地民风剽悍，不像爪哇人那样谦恭有礼。在杨兆骥童年的记忆中，一些当地人那时候就对华人有成见，很不友好。“他们骂我们是中国狗，有一次记不清我犯了什么错，一个土著老师就打我耳光，打的很厉害！所以我一直不喜欢他们，也不喜欢美玛这个地方。”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又过了一年，杨氏一家才回到美玛市区，此时14岁的杨兆骥，长成一个半大小伙。他威拉村的当地小学已经毕业，印尼语学到滚瓜烂熟，然而他的中文水平还是从前在华小读书的三年级程度，而且国语也忘了不少。虽然14岁的年纪，差不多应该初中毕业了，但由于避难期间读的是马来文学校，要补上中文课程，他只得重返美玛中华小学，继续就读四年级。
直到1949年，杨兆骥16岁了，才又一次小学毕业。
泗水“新中”
1950年6月25日，东爪哇泗水丹戎佩拉码头，一艘从松巴哇岛驶来的轮船缓缓进港。甲板上，一位17岁的少年，迎风而立，神采飞扬。“英雄之城”泗水，又接纳了一位满怀求学梦想的远方学子——这位满脸兴奋的少年就是来自美玛的杨兆骥。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尼泗水街景。
那个年代，在他家乡的小城，乃至整个松巴哇岛的华侨学校，只有小学没有中学。渴望升学的孩子，必须前往外岛较大的城市才能如愿。
在此前两年，杨兆骥在美玛小学就读五六年级时，因为年龄较大，成熟懂事，学习成绩拔尖，深得几位青年教师的喜爱。这些老师大多来自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等地较大的城市，受反帝反封建思潮影响，追求革命进步，每天收听广播，关注国内时政。
从1947年到1949年，正是国共两党大规模内战最为激烈的年代，大陆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蒋介石的军队，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宣告诞生，左派华侨社团受到极大鼓舞，美玛的华小也不例外。
杨兆骥时常和老师们一起听广播，很自然接受了红色教育。
小学毕业典礼，他和同学们唱起了那首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此时，杨兆骥的内心鼓荡着少年人的热血激情：“松巴哇太小，生活平淡而又乏味，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燃烧的地方。再说我才小学毕业，谋生尚且不够本领，更遑论担负天下兴亡！所以下决心要远走高飞，去大城市泗水读中学。”
他向父母诉说了自己的心愿。但那个时候，父亲已年近古稀，不能再做生意，赋闲在家，自然也无力供小儿子到外埠上学。幸好他的两个哥哥兆辉和兆光都已结婚成家，各自有了一点经济能力。父亲便要求他们共同出资，供小弟去泗水深造。两个哥哥答应下来，决定每月给杨兆骥500盾印尼币，赞助他前往泗水完成初中学业。
来到泗水，杨兆骥成为新华中学的一名初中学生。
不过，在杨兆骥入学的1950年，新中还没有后来这样气派。第一次踏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有点破旧的小洋楼，那是新华中学的行政楼。在其右侧有一颗挺拔的古树，再往后走，右边是两排水泥建筑的教室，外墙未曾粉饰，行政楼后面还有一排更加简陋的教室，同学们用荷兰语戏称为“GEDEK”（杰德克），战地教室的意思。只有一座高大宽敞的礼堂非常惹人注目，在低矮的教室中间显得鹤立鸡群。
杨兆骥就读的初中一年级，就在那排GEDEK教室里，苇墙结构，因陋就简，一到雨季，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即使开灯，也感觉幽暗。要等到雨过天晴，才觉豁然开朗。上课时，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轻易便透过苇墙，传到其他教室。有一位爱说爱笑的梁老师，偶尔讲几句笑话，哈哈大笑的声音就会震爆到隔壁班，弄到其他班同学老师莫名其妙，相当有趣。
虽然那时的新中办学条件欠佳，规模也不大，但却集中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师资力量。杨兆骥入校时的校长，是福清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何希銮先生，乃泗水侨界的重要人物。杨兆骥读初中二时，何校长离职回国，由申炳韶先生接任校长。申校长早年在天津南开读书，是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并且与周恩来一起组织过南开学生社团“敬业乐群会”，共同领导学生运动。
申校长当年五十多岁，身材瘦削，表情认真严肃，每天在各个教室外面巡视，德高望重，颇有威严。他一家五口都是新中人，申师母倪咏西老师亦为新中教员，三个女儿都在新中念过书。申先生侨居海外半个世纪，一直从事华侨教育工作，旧中国让华侨寄人篱下当“孤儿”的心酸经历，使他从内心深处把解放了的祖国当作自己的精神依托，也谆谆教诲，把这种感情传递给学校的师生。
五十年代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前往泗水访问华社并视察新华中学，图为申炳韶校长等人在机场欢迎黄镇大使。
杨兆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在新中，分别受到过何希銮与申炳韶两位校长的爱国主义教导，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成为我一生的信念。”
申炳韶在新中任教、当校长21年，1960年回国后，仍将自己视为新中人。
据他的女儿申嘉廉回忆，八十年代年近九旬的申校长在北京去世前，还特别交代家人为他穿上新中的校服，才安详离去。申嘉廉为此写过一首诗：
“那套普通的制服是父亲最珍贵的纪念品，/穿着，他好像又回到了新中；/穿着，他会感到没有虚度一生，自慰无愧于神圣的使命……”
1960年申炳韶校长和夫人登船回国。
还有一位教国文人的杜承恩老师，则是大文豪巴金的学生。他长发背头，衣着朴素，有点不修边幅，但脾气很好，待人有亲和力。此人精通法语和世界语，对世界名著和中国古典文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每次上课，杜老师只带几支粉笔，用背诵的方式把名著的经典句子或整篇散文写在黑板上，然后讲解，让同学们从世界文学宝库中吸取营养，启发大家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杨兆骥从小喜欢文科，但是在泗水新中，却对一位教初中数学的曾庆华老师印象深刻。这位曾老师，是个中等个头的中年男子，戴一副深度的黑边近视眼镜，两只滚圆的眼睛目光炯炯。他和蔼可亲，也有几分严肃，走路的姿势一摆一扭的，有点像女人。可是上课时如果谁调皮捣蛋，激怒了他，曾老师哪怕正在面对黑板写字，也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似的，会猛地转过身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抛出一个粉笔头，保准不偏不倚，正好射中那个调皮鬼的脑袋——此为曾老师的一项独门绝技，同学们无不叹服。
曾老师教数学，说话简练，条理清晰，突出重点，绝不拖泥带水。他多才多艺，爱好音乐，英语呱呱叫，还擅长画漫画，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世间人物百态，妙笔生花，入木三分，其作品经常发表在《华侨日报》的副刊。真是文武全才，样样都行，令杨兆骥和一班同学佩服不已。
1951年，为迎接“8·17”印尼国庆节和10月1日中国国庆两周年，经申炳韶校长提议，新中设计制作了校徽、校旗和校服。校服的样式确定为：男同学着白上衣，土黄色短裤；女同学着白上衣，土黄色裙子；还有校帽，颜色与裤裙一致。校方同时规定，每逢星期一早晨周会，全校师生一律穿校服，戴校徽校帽在操场列队，举办升旗仪式。
杨兆骥当时读初中二，一套校服、校帽虽然不贵，但对于他这个穷孩子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那时新中规模小，学校还没有建寄宿生宿舍，他必须在外面租一间小房子生活，家里的两个哥哥每月寄给他500盾，交了租金和学杂费，再刨去每天的饭钱，已几乎用完。他已经18岁，知道哥哥在小地方赚钱也不容易，不忍再写信向他们要钱。于是便一声不响，咬牙预支了购买校服、校帽的费用，差不多节省了一个月的早餐钱，才得以弥补。
泗水新中千人早操。
除了周一的早会必须要穿校服。到了印尼国庆日，新中全体师生也必以校旗为先导，统一着校服列队走出校门，参加泗水市华侨华人的游行。师生们队伍整齐，步调一致，颇为壮观，大家高唱着雄浑苍劲，朴实庄严的新中校歌：
杨兆骥身材高挑，挺拔健美，穿着漂亮的校服与同学们一起放声高唱，显得格外精神。这个头发乌黑的少年是这样英俊，吸引的一些高年级的女同学忍不住偷偷打量，眼眸里闪烁着青春的好感。她们不知道，杨兆骥为了买这身校服，又节省了今天早餐，此时正饿着肚子，仍精神饱满走在队列中。他用这个“饿其肌肤”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他本人也为此感到几分自豪。
泗水新中女生演出舞蹈的剧照。
1952年12月，杨兆骥从新华中学初中毕业。他喜欢泗水这座美丽的城市，原打算升入高中继续自己的学业，但这次却不能如愿以偿——二哥兆辉来信对他说，你已长大成人，应该自己挣钱先解决生计。父母老了，我和兆光都要养家糊口，还要赡养二老，不能再供你读书。美玛华小现需要招聘老师，你可以先回来教书，再寻求下一步的出路。
19岁的杨兆骥，决定听从家人的安排，满怀留恋，打道回府。
他没有想到，此番回到偏远的家乡，除了走上讲台，从此和教育文化结下不解之缘以外，还有一位温柔秀美的少女从泗水奔赴松巴哇，投向他的怀抱。
七十年代杨兆骥与太太蒋愫珊在日本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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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封面照片：印尼拍摄的华人历史故事电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