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华文坛亿旧：因六首毛主席诗词关停的一本著名刊物

开篇之前，先说几句有关翡翠的题外话。

古人有诗云：“翠竹法身碧波潭，滴露玲珑透彩光。脱胎玉质独一品，时遇诸君高洁缘。”用来赞美翡翠作为人间瑰宝，寓意美好，但是也要有幸得遇君子才能彰显这种品质。

很久以前，青翠可爱、环绕赤道，宛如碧玉腰带的印度尼西亚，便被世人誉为大洋之中的翡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印尼曾出现过一个著名的出版机构，在曲折发展的华侨文化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成为那个年代印华文艺阵地的一块绿洲。

这个出版机构，就是以翡翠命名的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Jajasan Kebudajaan.Zamrud)。

关于翡翠文化基金会，中国出版的《印尼华侨华人史》、《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新加坡出版的《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等史学著作，以及有关学报论文等多篇文献均有记载。虽然记述的比较简单，但无一例外，都对该机构在那个年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其中，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在《印尼华侨华人史》，记录了以下史实：

1959 年陈燕生、杨兆骥和胡克智等成立翡翠文化基金会， 负责出版各种华文著作。总编辑 （兼社长）为陈燕生。 这些当地出版的华文报刊和文化基金会，对繁荣华文文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初，翡翠文化基金会陆续出版了一批华文文 学作品，留下了可贵的资料。主要有：《文艺小集》（1962 年）、《印华学生作文比赛入选作品集》两集（1963 年）、《翡翠青年文艺专辑》6 辑 （1964—1965 年）、《翡翠文艺比赛入选作品集（1965 年）、《印华文丛》6 种（1965 年、1966 年）。此外还翻译出版印尼文学作品，或将中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印尼文，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

1999年9月，上海龙脉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汪义生博士，也在《同济大学学报》发表《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艰难历程》一文中指出：

1958年至 60 年代中期, 印华文学行进的车轮滑入了泥潭。

印尼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煽动的矛头指向华侨的排外情绪, 影响了当局的政策,《天声日报》、《生活报》等有影响的华文大报遭查封, 华校和华侨团体动辄被取缔、封闭。 印华作家身处逆境并没有退缩, 他们排除干扰，坚持从事华文写作。印华文学界以前一直没有华文作品出版机构 , 此时 ,陈燕生、杨兆骥等创办了“翡翠文化基金会”。该基金会不仅是华文文学的出版机构, 出版了一批华文作品集, 而且成为印华文学活动的组织者, 先后主办过印华学生作文比赛和翡翠文艺奖金征文比赛等活动。印华文学在外界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 取得了可喜收获。

1958年至1965年, 尽管华文文学在印尼已受到限制, 但印华文学工作者以百折不挠的精神, 继续从事创作。翡翠文化基金会对印华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该基金会每个月出版一 至二册文艺小集, 其中较有水准的集子有《给华侨女学生》、《新夫妇》、 《歧路》、《一个女人的控诉》、《异国情鸳》、《椰风蕉雨》等。翡翠文化基金还陆续出版过《翡翠青年文艺专辑》(包括《盗火者的爱情》、《青春火焰》、《万隆孩子》、《盼望》、《雾海笛声》等), 《学生作文比赛人选集》, 以及一批印华作家个人选集, 如李旭、立人的电影剧本 《锡岛恩仇记》、刘朱和的散文集《黎明之歌》、冯世才的诗集《明朗的日子》、黄裕荣的诗文集《春风的波浪》和论文集《印华文艺评沦集》等。

 在这段时期里，致力于振兴印华文学事业的，仅仅靠着几个人的热诚和勇气，这力量是多么地薄弱, 但它得到了广大印华文学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又一次将印华文学活动推上一个高峰，使印华文学走进“成熟”时期。

如果说，这个以翡翠命名的出版机构，会如其名，象翡翠一样，在当时浓雾重重的社会背景下，散发着温润而璀璨的光芒，吸引照耀着华侨大众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空间。

那么，在此之前出现的那本《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则是一块碧玉，如春水初生、春林初盛，直接催生了翡翠文化基金会的成立。

“碧玉妆成一树高”：关于《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

2019年5月27日，印尼《印华日报》和《千岛日报》分别刊登了记者铭华采写的一则报道：《雅加达华文教师联谊会举办文学讲座——辛玉宝老师主讲“翡翠漫谈”》。

（本报讯）5月19日下午2时至5时，雅加达华文教师联谊会（下称华联）于雅京中区“兴安会馆”礼堂举办文学讲座。特邀巴中三语学校中文部主任辛玉宝老师主讲“ 翡翠漫谈”。本城近郊在职老师、文化界人士等近70名参与出席。

五十年代末，中文报刊一度被禁止出版，华人被要求学习印尼文。在这种凄凉的时代，却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华文读物，那就是翡翠文化基金会主办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这本刊物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几乎人手一册。遗憾的是，在随后的排华时代，迫于政府压力，它最终被华人社会所淡忘……

笔者曾在上海一家杂志社做过记者编辑，深知办刊不易。当时看到这篇报道，对文中所说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便有了一点印象，同时也感到有几分好奇与不解。

因年代久远，时过境迁，我当时并不曾见过这本杂志，仅仅从名称上做了一番猜想：《印度尼西亚语学习》应该是一本语言类的专业刊物，而这种专业杂志，无论如何应该是相对枯燥的。怎么会在那个年代风靡印尼华社，受到年轻人如此追捧，几乎人手一册，办的这般红火！

后来，当我从杨兆骥先生书房里看到他保存的一套1961年《印度尼西亚语学习》合订本时，如获至宝，翻开一看，顿时倾倒。

原来，这本貌似语言类的专业杂志，实际上却是一本包罗万象、引人入胜的综合性文化月刊。所谓印尼词汇及语法学习，只是其中两个栏目，仅占全部篇幅的两成左右，其余篇幅则全部是中文表述，内容包括：时政要闻、社会评论、自然科学与动植物知识、地理游记、祖国来鸿、历史事件、华侨史话、小说及戏剧连载、青年园地与诗歌欣赏、电影连环画故事、幽默笑话等等，信息量大，可谓丰富多彩，喜闻乐见。

此外还有华社动态、有奖征答，以及少量名片式的婚庆与商业广告，形式灵活，生动有趣，总之，堪称一本微缩型的百科全书。其刊物质量之高，将近60年过去，读后仍令人赞叹。

请欣赏他们选编发表的一首题为《梨花》（作者犁青）的小诗：

前天，一个少女从前线带回一朵花

她说— 这是由丈夫的鲜血灌植的

一朵永不泯灭的红花

原野上的孩子们

绿色的花、绯色的花、黛蓝色的花 ……

红色的血，高大的树，枣榴色的马群 ……

他们都甜蜜地

在黎明的前夜

睡中

他们做了一个梦

梦见明天的世界

是一个绮丽的家园

这是一首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诗作，表现了中华儿女面对强暴义无反顾的抗争精神。诗人用柔美婉约的笔致衬托了壮怀激烈的场景,诗中的景物和人物融合成统一的艺术整体。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为节省纸张，该杂志版面编排也颇具匠心，文字虽多，字号虽小，但标题与正文仍通过有序变化，做到了疏密有致，朴素大方。

不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网络收集信息，没有电脑打字排版的年代，稿件全靠手写，从头到尾都要人工捡字，制作印刷。而杂志编辑部平时只有三个人，从约稿、改稿，到划版编辑、交付印刷，再到发行推销，寄付稿酬、募集赞助，事无巨细，全程包办，需要付出怎样的才华心血，投入多少热情才能完成。

事实上，后来在印华历史留下光辉灿烂一页的翡翠文化基金会，正是在这本《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的巨大影响下创办成立的。也就是说，先有月刊，后有基金会。相比于以翡翠命名的基金会，这本杂志就是一块碧玉，出类拔萃，如果用一首唐诗中的名句形容，那便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那一代华侨文化人无法磨灭的记忆

与杨兆骥同龄的陈正祥老师在《印中双语翻译人掠影》一文写道：

在印中文化及文学交流中，印中双语翻译家为数嫌太少。印中双语翻译，分口译即通讯与笔记两种。说实话，由印尼语译成中文，受过华文教育者，因掌握华语底子好，故译来顺手。但欲要由中文译成印尼文就不那么轻易之事。中文、印尼文两种不同语言，文体结构、句型、构词用字完全不相同，故在印华文坛上，双语翻译家凤毛麟角，罕见之。50年代末，唯有“翡翠文化基金会”创办人陈燕生是翻译多面手。这位原籍福清人精通印、荷、英、日语言文字，他译了许多印尼文学名作，并翻译了鲁迅之《阿Q正传》，是由英文版转译来的，他的双语（印、中）互换性翻译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与杨兆骥——今联通书店之业主也创办了“印度尼西亚语文学习”。当年而言是推动学习印尼语最好的平台刊物。

77岁的金梅子先生是印华作协资深会员，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剪贴部》：

我自幼有个怪癖——爱好剪贴。每见到好文章，总喜欢分门别类将它剪存下来。

这些往事湮没已久，少年时期的风光岁月也已逐渐模糊。为什么还要重提？原因是最近我在整理书橱时发现了这本剪贴簿，便顺手翻了翻。没想这一翻，竟然百感交集，激荡不已。就好像久别重逢的孩子骤然见到了亲娘，那种感受，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

剪贴部里珍藏着我少年时期的心血结晶。从第一篇处女作开始，收集到政变时期，洋洋洒洒一大册，算算也有80多篇。当年印尼政变，报馆被关，华文被禁，局势十分紧张。有不少文友怕事，都将珍藏的作品连同华文书籍一道烧毁。我当时诚惶诚恐，藏书都烧光了，唯独这本剪贴部却无论如何都烧不下手。内心很痛，心在淌血。最后，还是将心一横，冒着被捕的风险将它安置在天花板上，没想这一搁就搁了30多年。虽然其间也曾偷偷将它取下来通风，撒些樟脑丸除虫。可改革一开放，华文报竞相开办，自己居然喜新厌旧另结新欢，将这位“亲生子”给忘怀了。今天要不是整理书橱，我几乎都忘了还有这位可怜的“孩子”在痴痴等待。

有一天在“作协”新会所整理书架，无意间发现近10本“翡翠文化金会”出版的小册子，听说是黄裕荣先生的遗孀张丽娇女士赠送的。翻开一看，很意外地发现每一本都登有我的拙作，看后惊喜不已。50多年了，居然还有机会看到这些流落他乡的“孩子”，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已故归侨前辈邹访金先生，八十年代在《福清政协文史资料》发表《战后印尼华文文学与福清华侨》的长文，则如数家珍一般，对翡翠文化基金会的工作成就，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摘录如下：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华文报刊被迫停刊，从而使华文文学处在“眞空”的日子里，福清华侨陈燕生、客家人杨兆骥等人创办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对他们所编的《印尼语文学习》月刊进行改版，除了继续刊登印尼语文学习资料外，也大量刊登华文文学作品。

与此同时，翡翠文化基金会，还出版了《翡翠青年文艺专集》、《盜火者的爱情》、《青春的火焰》、《万隆孩子》、《朌望》和《雾海笛声》。共收入137篇文学作品。作者上百人。

这几本“青年文艺专辑”自1964年2月11日陆续出版发行。    1965年，翡翠文化基金会进一步扩大业务。出版了印尼华侨文学业余作者个人集。其中包括李旭，立人合著的电影文学剧本《锡岛恩仇记》、刘朱和的散文集《黎明之歌》、冯世才的诗集《明朗的日子》、黃裕荣的散文诗集《春风的波浪》和啤仔、小锋的《印华文艺评论集》第一、第二集两本。这些文集中的作品，都是以前曾经在印尼各华文报刊发表过的。它们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华侨的历史和现状。    在上述时期，福清华侨大力支持的“翡翠文化基金会”，为了印尼华文文学事业，可谓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华文文学在印尼，在1965年“九卅”事件后，由于所有华文报刊被封闭，华侨出版业被查封，都业已成为斜阳秋草了。但是在印尼以外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及其他各地华文文学领域里，我们仍可看到当年翡翠文化基金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友，仍在那里默默地耕耘，而且出现了不少闻名于世的作者。如在中国的白刃；在印尼的黃东平、冯世才；在新加坡的谷衣；在香港的犁青等，都是当今世界华文文坛上甚为活跃的作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翡翠文化基金会，仰仗福清华侨的支持赞助，苦心经营的印尼华文文学事业并没有败落，他们那时播下的种子，至今仍在繁荣、滋长、开花、结果……

感谢前辈们用饱蘸真情的笔墨，留下了上述珍贵的史料，让我在今天写下的“翡翠之光”这一章不至于过于单薄。

1959 年，杨兆骥与陈燕生等人创办了印尼华人名噪一时的雅加达翡翠 文化基金会，并参与编辑当时在读者中极有影响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 月刊和大批中文和印尼文图书。

接下来，我还想借着写作这本传记的机会，再引用几篇前人的回忆文章，记述并缅怀两位与“翡翠文化基金会”密不可分的重要人物。

侨界杰出的文化斗士陈燕生

陈燕生，原籍福清渔溪镇渔溪街，生于印尼（出生年月未知），其父陈董伍是一位中文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早年侨居万隆埠，后逝世于该埠。

陈燕生少时随父侨居万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陈燕生作为华侨青年，即参与成立了“万隆学习社”，并与梁国英等人主编铅印刊物《汇流》杂志，拥有不少读者，在华侨社会发挥过较大影响。

他后来迁居至雅加达，任雅加达玉融公会外文秘书。

陈燕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华侨翻译家，通过自修学习掌握了中、印、英、荷、日等五国的语言文字，毕生致力于促进中印 ( 尼 ) 文化交流。他还是一位中医师，精通针灸医疔技术，成为在印尼华侨社会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9年，陈燕生和同乡青年胡克智及梅县客家籍华侨青年杨兆骥共同创立了“翡翠文化基金会”，编辑出版《印尼语文学习》月刊。最初，此机构的编辑和出版业务，由陈、杨二人分工负责。陈燕生要处理公会日常业务，又要翻译文学和史料，任劳任怨，象老黃牛一样默默地生活工作着。

 陈燕生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的工作非常努力。多年来，他用中文翻译和发表了不少印尼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也用印尼文翻译和出版了中国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译本，而在印尼则还没有人译过。陈燕生为填补这个空白，便下一番功夫，把它译成印尼文，用中印文对照形式出版发行。

作为一个翻译家，陈燕生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和谦虚。例如，他翻译《阿Q正传》，碰到原文中旧中国赌场中的一些术语如“牌宝”、“青龙”、“天门”等，都是印尼文难以表达的专门名词。他就把问题提出来，同朋友们磋商研讨，然后接纳朋友的意见，采用音译另附注释的办法解决。

凡是同陈燕生交往过的人，对其克己侍人、吃苦在前、困难留给自己的高尚美德都有深切体会。

1959年，年轻的杨兆骥与爱人蒋愫珊在雅加达喜结连理，这对新婚夫妇当时租不起房子。陈燕生毫不犹豫地腾出家里的一间屋子，让给他们做了新房，一直住了好几个月，尽管自己和家人的住所也很局促。

1963年，印尼排华黑浪停息，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翡翠文化基金会”决定出版用中印两国文字说明的图片内容的大型画冊，纪录颂扬这一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陈燕生与杨兆骥为此极为投入，分工合作，除了把同仁们写的文章翻译成印尼文外，其他如跑雅加达各通讯社和各报社搜集图片，设计封面、校对、发行等繁重而琐碎杂活，全都一手包揽下来。

在他们努力下，画册如期付梓问世，获得读者好评。

《战斗中的友谊》为六十年 代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 印度尼西亚时，印度尼西 亚翡翠文化基金会赠予刘少 奇的画册，其中包含多幅刘 少奇主席出访印度尼西亚时 的珍贵黑白及彩色照片，扉 页上有刘少奇签名。在文革 中红卫兵抄家时曾被丢掷污 损，夫人王光美将其偷偷捡 起，擦拭干净，悉心收好， 才得以保留至今，可谓劫后 幸存。

为了繁荣印华文艺，陈燕生还劳苦奔走于青年写作者之间，鼓励和指导他们写作。他这种孜孜不倦精神，确实令人感动，极大地调动了青年写作者的积极性。

据与陈燕生相交多年的友人邹访今先生回忆：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 ：衣着朴素，态度随和，中等身材，微带赤色的四方脸，戴着近视眼镜，双睛炯炯有神，说话声音洪亮，时夹幽默语言，逗人发笑，一派学者风度。

当时，陈燕生除了主持“翡翠文化基金会”和《印尼语文学习》月刊外，还在雅加达加拉默大街开设“中医针灸门诊部”，每周开业门诊六个半天。

燕生开设此门诊部的主要目的，幷不是为了赚钱糊口，而是为了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一些些靠“爬格子”过活的穷报人前往求诊，他都赠医赠药，就是硬塞给他钱，他也分文不收。有一次，一位从外埠远道来雅加达寻找工作的华侨，到雅城后，工作没找到，人却病倒了，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写信给华文报社求助，报社便派我带其前往陈燕生那里就诊。燕生照样赠医赠药相待，将其医好，无论如何也不收费用。他这种济世救人的高尙医德，在雅城华侨文化界一时传为美谈。

陈燕生作为出版社负责人，善于知人善任、奖掖后进。当年“翡翠文化基金会”扩大业务范围，计划出版印尼华侨文艺丛书，但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编辑人才。作家黄东平和执行编辑杨兆骥，便向他推荐一位半身瘫瘓的残疾青年黃裕荣担当此职。

陈燕生求贤若渴，亲自登门拜访，欣然聘请黃裕荣在基金会兼职，并动员黃裕荣的弟弟黃裕轩充当“通讯员”，每周往返几次，送稿审阅和取稿付印。

在杨兆骥、陈燕生等人鼓励下，身残志坚的黄裕荣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基金会交办的翡翠文艺丛书许多单行本的编辑工作，其本人也在文学创作中展露出过人才华，被誉为印尼华侨的保尔·柯察金。

1965年印尼“九卅”事件发生后，该国所有华文报刊都被勒令停刊。陈燕生所主持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和下属所有刊物亦不例外。白色恐怖弥漫印尼全国，人心惶惶。陈燕生也被当局列入逮捕黑名单之列。

据黃裕荣的胞弟黃裕轩回忆：

1965年之后的政局变化，使很多搞文化的工作者处于恐怖的气氛里，大家都不敢互相来往，跑的跑，躲的躲，接下来，一阵阵火烧中文书籍的浓烟直冲天空。

在这风声鹤唳、提心吊胆的时候，有天晚上大约9点左右，一辆的士突然停在我家门前，陈燕生先生手里抱了一个箱子，慌慌张张地进来。他对黄裕荣说，他也许会被抓，这次见面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了。他说这箱书籍是他最喜爱的书，也是很有价值的书。他舍不得烧掉，希望黄裕荣能替他保存下来，如果以后还有命，他会来拿回去。他说完后伸出双手，紧握黄裕荣的手，眼中也已泛着泪光了。黄裕荣也很激动地看着他走出房门，他又钻进的士走了。

为安全计，陈燕生在朋友劝告下躲避于万隆，一两年后见没什么事又返回雅加达，来我家里把那一箱托黄裕荣保存的书籍取回去了。

尽管处在白色恐怖的时代，陈燕生仍然雄心勃勃地打算下苦功，编一部比较完整的《印度尼西语汉语辞典》，为增进中印文化交流继续努力。可是，岁月蹉跎，壮志未酬，他在那个极端压抑的年代，痛苦愤懑，心灵饱受折磨，身体大不如前。

七十年代，陈燕生在雅加达一家皮革厂做印刷颜料的化验工作。1978年10月18日，不幸因化学试验中毒，导致大肠穿孔，正值壮岁年华，便遽然离世。

一代文坛健将，印尼华社杰出的文化斗士就此陨落。

他死后，葬礼与婚礼同时举办——黄裕荣的故事

1983年1月6日下午6时，雅加达一家医院的抢救室里，一位瘫痪多年的中年人病情恶化，经过一番挣扎，停止呼吸，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47岁。

死者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当年在“翡翠文化基金会”兼职的骨干编辑，被誉为印华文坛保尔·柯察金的黄裕荣先生。

黄裕荣原籍广东梅县. 祖辈即赴印尼谋生。父亲曾回国读书, 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黄裕荣1936年生于广州, 1950年随父母返印尼定居。

黄裕荣生而不幸。他刚满周岁, 就患上了脊骨结核, 无情的二战烽火, 又使他中断了必要的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脊柱逐渐弯曲成了驼背。压迫了胸部的正常发育, 进而压迫到下肢神经, 行走困难。到印尼后, 入院手术治疗, 却因医生疏忽大意, 在手术中割断了他的神经, 造成他胸部以下完全瘫痪, 以后又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和肾病, 缠绵病榻近30 年。

就是这样一位只有头颅加双臂双手正常、长年困顿病床, 并且一次又一次从死神的魔爪下挣脱出来的人. 却总是带着微笑，乐观开朗地生活着。他认为既然人生在世, 就不能白来一场, 要活得充实, 活得有意义，就必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 有益于人类的人。

于是, 他拿起了笔, 选择了文学这条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他要用自己的作品, 给人以启迪和鼓舞。

他说: “我总想要尽我的力量写出一些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作品, 哪怕是一点一滴, 我也会为此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了。” 1

黄裕荣走上文学道路, 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病魔作祟, 他只断断续续上完了小学五年级。这点文化底子, 对一个立志于写作的人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他在病床上拿起书本, 艰难地刻苦自学。他身体畸形, 不能趴, 也不能平躺, 只能侧着身子歪在床上读书写字, 有时喘病发作, 侧姿也不能采用，只好用手将残废的双足盘交起来坐在床上, 但又不能坐久。

他躺也不是, 坐也不是, 可无论怎样, 都不能使他放弃学习。他于5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他写诗歌、散文、寓言，也写小说、评论, 作品散见于中国大陆、香港、新马、印尼的报刊杂志, 荣获各种文学征文奖。同时还兼任“翡翠文化基金会” 的编辑。他的床头, 总是堆满相识与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来信和来稿。他一一披阅作答, 不厌其烦地写了长信去鼓励初学写作者, 帮助他们修改稿子, 还写下了大量的短评小论. 对繁荣创作，他以全部心血关心和扶植印华文艺作者的创作, 为印华文学的成长呕尽了心血, 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黄裕荣作品中, 特别令人瞩目的是那种远居瀛海鲸波之外而深怀故国乔木的强烈的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

他早期的诗文比较雅嫩, 常常跟着国内的风气跑,甚至有图解政治口号之嫌, 但字里行间对祖国的声声呼唤却是发自内心的. 象诗歌《祖国见》如下:

你背起了行装，离开生长你的南岛,

你紧握着我的手，说一声: 祖国见!

每当我欢送亲友返国, 都听到这一句话语。

不错, 我坚信不疑。将来, 我们相会在祖国。

我仿佛看见天安门，有无数的红旗在招展,

象母亲温柔的手，召唤她的孩子们归去。

今天, 你带一颗炽热的心回去,

在母亲的抚爱下，成长得更加健美；

明天，我也带一颗炽热的心回去，

用我的双手, 装饰母亲的头巾……

（参见凌永康先生大作“汉魂不朽——记印(尼)华作家黄裕荣”一文《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 1996年03期）

笔者开始关注黄裕荣先生的事迹，是若干年前在印尼报纸上看到一篇感人泪下的故事，印象极其深刻。

黄裕荣有一位印尼出生长大的小表妹。这位小表妹从16岁表兄见面后，直到黄裕荣去世，她都没有离开过他。而且由于受到表兄的真诚相爱，虽然在那段期间之内，原本患有残疾的表兄还带着其他疾病而显示过多次的危急，而小表妹却不但没有远离他，反而更怜爱他。

黄裕荣在医院逝世时，小表妹就守护在黄裕荣身旁，她眼看着心爱的表兄闭上眼睛，除了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只能凄惨地痛苦地呼唤着他，拼命摇动他的身体，希望他能活过来……

伤心悲痛过后，小表妹突然对死者最小的妹妹哭诉说“我要和她结婚，请替我买两个戒指，我要和他举行对换戒指仪式的结婚礼，否则，我会不甘心，你们也是知道我们相爱的事……裕荣的小妹点点头，含着眼泪答应了。当时在旁的两个大弟弟很感诧异，因为他们不了解黄裕荣和小表妹的恋情。

小表妹还哭着说，要把他带回家，否则她也不回家，她要守在他身旁，要陪着他，不愿让他一个人孤独在这儿。结果大家当场把他带回家，让他回到熟悉的家。小表妹一直守在他身旁，也还时时呼唤着他，希望他能突然醒过来。

回到家后，大家都很忙乱，在商量和讨论着一些事。后来有好几位较亲近年长的亲友，对小表妹劝解说：“你还有妈妈在，你真的要和裕荣举行结婚仪式吗？”

小表妹含着泪，坚决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作主，而且我本来早就属于他的人，非他不嫁。”

第二天（1983年1月7日），小表妹就在一些较亲近的家属与家人见证下，由裕荣的小妹含泪祷念经文，陪着黄裕荣遗体举行了简单肃穆的交换戒指仪式。然后才把表兄的遗体于当天下午入殓，就此完成了人间最难承受的生离死别的一幕结局（参见鲁斯里的文章《最后的婚礼》）。

在黄裕荣死后，仍毅然与之举行婚礼的这位表妹，时年38，比表兄小9岁，也是一位爱好写作的文友，笔名竹樱，原名张丽娇。

从此之后，张丽娇便以黄裕荣的遗孀身份寡居在家，无儿无女，如今已是75的老人，在雅加达哈炎乌鲁大街开一间小店生活。

朋友眼中的杨兆骥

2014年5月，张丽娇根据黄裕荣生前的日记，以竹樱的笔名在印尼《国际日报》整理发表了连载文章《躺在轮椅上写作的黄裕荣》。其中有部分篇幅谈到了本书主人公杨兆骥先生。

我拜读之后才知道，杨兆骥可谓是那个年代发现黄裕荣的一位“伯乐”，并最早将他动员到“翡翠”的编辑行列。

为写这本传记，了解更多当年与杨兆骥及“翡翠”有关的文坛轶事，我多方打听，找到了作者竹樱，即张丽娇女士，她又带我去见当年对杨老更为熟悉的黃裕荣的弟弟黃裕轩先生。

1962年，黃裕轩还是一名17岁的中学生，平时在家负责照顾哥哥黃裕荣的饮食起居。他回忆说：

杨先生第一次来我家时，骑着一辆破旧的，却安装了马达的自行车。他当时大约三十岁左右，比我哥哥大两三岁，个子高高的，英俊而有风度。他敲开门，是我出去接待他。杨先生问，请问黃裕荣是住在这里吗？我说是。他便自报家门说，我是《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和翡翠基金会的编辑杨兆骥，今天来拜访黃裕荣。我向哥哥通报后，裕荣说请他进来吧。

裕荣躺在床上，杨先生就坐在一旁和他谈话。他们一见如故，聊的很投机。那个时候，我们都已听说了杨兆骥的大名，知道这个人和陈燕生一样，也是一位语言天才，不仅印尼语好，还自学了英文和日语。当时第四届亚运会即将在雅加达召开，杨兆骥告诉我们，他已被政府临时招聘到比赛组委会，叫他在亚运会为外国运动员做口语翻译。而“翡翠基金会”缺乏人手，如果出文艺作品单行本就忙不过来，所以，想请我哥哥能够帮忙做编辑工作。

他的提议很合哥哥的心意。裕荣本来早想为他们做些看稿校对的工作，其实这也不必他本人去，叫人每天取送便可。他觉得单单把文艺性的稿交来即可，那也能减轻他们不少工作，但他不敢太冒昧，怕他们瞧不起，而现在杨先生提出来，我哥哥觉得这样就有希望能为侨胞做些工作了。

杨先生和我哥哥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还说要请陈燕生社长抽时间过来，再和裕荣面谈一次，拍板确定此事。

过了几天，陈燕生果然来了。他第一次见到黄裕荣，似乎有点惊讶，一直在皱眉头。原来，陈先生本来是要黄裕荣去那边做些工作的，但看到他的身体情况这样糟糕，知道是决不可能去的了。那时陈燕生在工作上也经常遇到种种阻挠及不少令人义愤填膺的事情，他有时也感到灰心，不想搞下去。但是和黄裕荣见面后，他又坚定了信心。陈先生坦白地对黄裕荣说，看到你在这么严重残废的情况下，还如此苦干下去，我自己怎能放弃这工作呢！

黃裕荣从此将陈燕生和杨兆骥引为知音，成为挚友。

那个时期与他们密切接触、并肩奋斗的，还有后来以《侨歌》三部曲长篇小说闻名于世的已故作家黄东平，以及以短篇讽刺幽默小说著称的万隆作家林万里等人。

数十年后，黃裕轩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1978年陈燕生先生不幸早逝，对他哥哥黃裕荣精神上打击很大，忧思焦虑，身体便每况愈下。

黃裕荣在日记中写道：

真是意料不到，从此我便失去了一位挚友，也失去了以后搞文化出版业的支柱。我原盼望中印复交后，他或许仍会投入文化界，我也就有出头的日子。如今一切已成泡影，心中的痛苦，几乎不能从外表显现出来。如不是他的看重，别想在印华文学界做出事业来。我家拆屋之时，是他首先伸出援手，借最大的额数，又是最迟还他。所有这些都是我没法忘怀于他。然而我没有给他什么，连生活上关心也不够。若常有联系，也许会及时提醒他注意化学实验，不要引起中毒。他从前曾患严重肝病，医治无望，最后一试维他命H3，才救了一命。

“九卅”事件后，陈燕生曾病得一蹶不振，也以为自己会死，我当时劝他，不必过于悲观，果然又好了。这次竟这么不明不白地突然倒下，连他也不自知，岂不痛哉！

黃裕轩幽幽地说，陈先生如果健在，我哥哥也许能多活几年。他们是真正是英雄相惜、心心相印的文坛战友，一个倒下，另一个也很快倒下了。

我打电话，把采访黃裕轩的情况汇报给杨老。

杨老沉默半晌，告诉我：“陈燕生去世，我因为商务的事情正在德国，当时德国一分为二，还是两个国家，我在西德，不知道他突然走了，也没能赶回来参加老友的葬礼，送他最后一程。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后来我打听到陈燕生的女儿在东德定居，我再去西德，就专门飞去东德，安慰她和家人。”

杨老和我谈话时，说起陈燕生先生，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天之骄子啊！天不遐年！”

印尼军方为何对毛主席诗词如临大敌？

从1959年到1965年的六年间，风靡一时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一共出版了20期，翡翠文化基金会则翻译编辑出版了90部图书。

然而，1964年6月，这本著名的刊物却因为在卷首发表了6首毛主席的诗词，而被印尼陆军当局勒令停刊了。

此次《印度尼西亚语学习》发表毛主席诗词，源于中国国内掀起的一股毛泽东诗词热潮。

1963年12月，中国文物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都从1964年元旦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行，并陆续在各地新华书店发售。上述“六三年版”是毛主席诗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它是毛泽东亲自编定的第一本具有总结性的诗词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重要的诗词集。

诗词一经发表，迅速风靡全国，男女老少，凡是识文断字的，几乎人人都能朗诵几句。与此同时，也很快传播到海外华侨社会。雅加达翡翠基金会负责人兼《印度尼西亚语学习》主编陈燕生非常兴奋，马上拍板决定，在该杂志1964年6月号头条选发刊登，以飧读者。

于是，身为月刊执行编辑的杨兆骥，便在这三十六首毛诗中，精心挑选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以及《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六首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强的作品，刊发出去。

结果这期刊登了毛主席诗词的《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立刻受到华侨读者的追捧，很快销售一空。

不料，这期热销的杂志，竟然引起了印尼陆军谍报机构的注意和不满。

原来，那两年虽然自此前排华浪潮平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实现了互访，两国又出现了风暴之后的“蜜月期”。但是由一批美国支持的极右将领掌权的印尼陆军当局，始终与苏加诺离心离德，仍然坚持反共反华立场，尤其对中国支持印尼共深恶痛绝，并且一有机会就打击迫害华侨进步人士。

当他们看到《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诗词，马上警觉起来，找人翻译了内容，更加嗅到了其中号召世界革命的“火药味”。

比如在这首传诵一时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气势磅礴地写到：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印尼陆军部的人暗想，你这本所谓印尼语学习杂志，分明是打着让华人学印尼语的幌子，进行赤色宣传。这首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诗词，不就是鼓动印尼共只争朝夕，发动叛乱吗！

于是，陆军当局立刻下令：吊销翡翠基金会出版《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的“准字”，并传讯了负责人陈燕生。后经有关人士多方斡旋，才没有把陈燕生抓去坐牢，勉强同意基金会继续出版其他文艺丛书。

经过这场风波，印尼语学习杂志就此夭折，杨兆骥也失去了在基金会担负的这项主要工作。而此时基金会文艺丛书的编辑业务，除了有陈燕生负责以外，还有一位身残志坚的黄裕荣，以及另一位刚从中国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又返回印尼的华侨青年林万里作为骨干编辑，人手已经够了。

种种考虑之下，杨兆骥便萌生了退意，要另寻门路自行创业。他向陈燕生和基金会同仁们表明心迹，依依惜别，辞职离开了编辑部。

抚今追昔，印尼华文文学所走过的道路之坎坷曲折、所承受的压力之大, 在世界华文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但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还有人辛勤耕耘，一星星，一点点，由小到大，开垦出印华文学的绿洲、花园。

他们是值得纪念的“翡翠之光”！

（此文较长，花费不少心血，分两期发，又恐内容割裂而不能尽意。如蒙耐心读完，就点个在看鼓励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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