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历了一个军种的组建与撤销之台前幕后（上）｜“史”出有因原来如此：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五）

2007年6月，一位名叫陈辉的作者，在其军史文献《共和国蓝天屏障：解放军防空军发展撤销历程》里写下了一段开篇语：

防空军——20世纪50年代我军建立的陆军、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五大军种之一。

它是我军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军种，从成立到解散仅有2年多时间。

但它为共和国防空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却在军史上彪炳千秋。

……

这篇文献一经发表，便被全国上百家网站竞相转载，在军迷中引起不小的反响。

事实上，据陈辉在文中披露，在中央军委于1955年3月决定将防空部队的番号总称定名为防空军，将其升格成为与陆、海、空军并列的军种之前，防空军已在陆军序列里组建、战斗了五年时间。因此，从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到1957年4月与空军合并，防空军作为一个军种的战斗发展历程，总共七个春秋。

1950年代，朱德总司令在北京检验新组建的防空军探照灯部队。

在本文主人公刘秉彦血火征战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防空军从建立到撤销的整个过程。从35岁到42岁——他为这支部队的组建、训练，以及赴朝鲜轮战，贡献了一生中最成熟、最年富力强的壮美年华。

为拱卫京津而最早组建的防空司令部

1950年3月的一天，正在北京附近怀柔一带执行警戒任务的华北军区直属步兵独立第205师，突然接到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共同签署的命令，令该师即日起改装、编入华北军区防空部队，并接受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指挥。

205师师长刘秉彦和政委马迎泽都没有随部队改装整编，而是双双被调走。刘秉彦升任随后组建的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马迎泽则被调入刚组建的空军，任空五师政委。

当时，解放大军刚入北平，征尘未洗，鞍马未歇，华北军区为何要刻不容缓地组建防空部队呢？

原来，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平津要地的安全，防止国民党空军飞机的空袭，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作战会议决定成立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其司令员和政委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兼任。

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成立后，其驻地就在北平市景山东街聂荣臻司令员所在的大院里。

平津卫戍区防空部队组建之初，参谋长刘秉彦（后排左四）与司令部领导成员的合影。

果然仅仅过了十天，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6架大型轰炸机B—24就从青岛起飞空袭北平。敌机接近北平时，拉响了当时设在景山公园最高处的防空警报器，全市都听到了。敌机向南苑机场投下了30多枚炸弹，炸毁了解放军刚接收的飞机四架，炸死9人，炸伤10多人，炸毁房屋近二百多间。

此事发生后，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于5月底，向北平以东和东南方向的香河、宝坻、廊坊、固安、保定等地派出对空监视哨。不久青岛解放，开国大典前，继续向外派遣对空监视哨，一直延伸到昌黎、遵化、唐山、天津、塘沽、沧县、泊镇、德州，以至青岛地区。

我国最早建立的城市防空司令部，创建初期，除了三个防空情报所和其领导的几十个对空监视哨外，还没有其他队伍。

1950年10月，华北军区头号人物聂荣臻调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他的老部下二十兵团司令杨成武就成了华北军区的代表人物之一。杨被聂调来接替自己当了京津卫戍区司令员兼防空司令。

杨成武与杨得志、杨勇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杨”，均系上将中的佼佼者。当杨成武准备接过首都北京及华北防空的重任时，马上在脑海里把自己熟悉的部将盘点了一遍。他知道，即将组建的防空部队，作为解放军序列里的一个新兵种，其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高，对官兵综合素质的要求，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步兵所能比。要建好管好这支部队，必须找一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得力干将来当参谋长，帮他谋划实施整章建制和军事指挥等方面的工作。

在杨成武看来，整个华北军区几百名师级干部中，没有谁比他在冀中军区时的老部下——现任205师师长刘秉彦，更合适防空司令部参谋长这个位置了。

当时，杨成武在京津卫戍区司令员岗位上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基本上无暇再管防空司令部的事情。“我在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工作三年多，只见到杨司令来防空司做过两次报告。” 在当年防空司令部文书马志清的记忆中：“那时候，刘（秉彦）参谋长实际上就是我们防司的最高首长。”

1955年任防空军司令被授予上将的杨成武（左）和担任防空军副参谋长被授予少将的刘秉彦。

刘秉彦被调来任平津卫戍区防司参谋长，刘鹏任副参谋长，吴建初任政治部主任；耿锐任后勤供给部部长，陈其锋任供后勤部政治委员。此时，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将大本营设在崇文门外的解放饭店，其指挥所设在地下室内，首长们都住在饭店楼上，部队的领导班子这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刘秉彦一到任，便全力以赴协助司令员杨成武，多方协调，整合力量，筹划组织对空情报网，强化作战训练，实施统一指挥，很短时间内就建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防空部队。

他在杨成武大力支持下，多方协调，整合力量，筹组对空情报网，强化作战训练，实施统一指挥，很短时间内就建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防空部队，平津防空司令部首先组建了保卫首都的高射炮部队，共有2个团22个连，刘秉彦精心规划，并报杨成武同意，将这22个高炮连分别部署在北京市区，石景山发电厂、双桥广播电台、南苑机场、丰台火车站等地。

刘秉彦（右二）晚年担任河北省人大主任时，陪同老领导、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左二）在西柏坡参观周恩来办公室故居。

由205师614团改装的探照灯团，当时叫京津卫戍区防空探照灯团(后称111团，411团)。团长张伯华是一员能征惯战的骁将，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十分区司令部作战科长，76团参谋长、团长。此人年轻有为，干练果断，记性特别好，司令员刘秉彦称其为“活地图”，多复杂的地型图只看一遍就能印在脑子里，所以刘秉彦时常说“张伯华看过的地图错不了！”

但是张伯华与其部队皆为步兵出身，从未见过探照灯是什么样的，更谈不上对探照灯的作战指挥和战斗操作。京津防司参谋长刘秉彦就与华东军区上海防司联系，派张伯华带领七八十个营连干部和个别有文化的战士，于1950年10月下旬，坐火车前往上海，到苏军培训的我军第一支探照灯部队——上海探照灯团对口学习。

张伯华回忆说：“考虑到我们111团人员缺编，且指挥员的文化素质较低，先期赴上海学习的干部都很吃力。而学习雷达、光学、电学等，没有一定的文化是不行的。我就打电话到北京向刘秉彦参谋长报告，要求尽快选派文化较高的同志来上海学习。刘参谋长向上级请示后很快答复，要我们在上海就地接收30名大学生，直接补充到京津防司的部队，3名女生分到雷达团，27名男生分到探照灯团。紧接着，刘参谋长又让京津防司在北京、天津等地招收了403名初、高中学生加入防空部队，并让这些新兵也来上海培训学习，后来这批学生大都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张伯华这位刘秉彦的老部下，已于2008年3月去世。他离休前，先后任军委防空军探照灯部主任、空军首任地空导弹师长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多次赞扬说，我军导弹部队有“三华”，而张伯华便是当时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的“三华”之首。另外“两华”分别是著名战斗英雄、打下四架美制台湾U2高空侦察机的地空导弹二营岳振华，以及率领官兵在全军第一个熟练掌握苏制“萨姆－２”发射技术的地空导弹一营营长张建华。

岳振华后来升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张建华后来升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值得一提的是，这大名鼎鼎的“三华”在建国之初，均出自刘秉彦参与组建的京津卫戍区防空部队，其中，张伯华和张建华更是他当十分区司令时亲手提拔的团级干部。

1951年初，为了加强京津地区的对空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华北军区空军的两个歼击机师的各一个飞行团，归京津卫戍区防空司指挥，其中一个歼击机师是苏联空军派来的，驻守在南苑机场，从而形成了京津地区防空立体作战的态势。

这样，刘秉彦作为华北防司参谋长，就开始接触参与到了高炮部队、雷达兵、探照灯兵、地面监视兵、通信兵与歼击机航空兵协同作战的指挥体系。他勤奋好学，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全新的军事领导岗位，管理训练得心应手。

那时，苏联方面应中国军方要求，也向华北防空司派来了顾问，，其业务指导的对象，主要是负责训练和指挥作战的防空司参谋部。参谋长刘秉彦与这位名叫叶马尔科夫的苏军顾问常打交道，彼此的业务交流也比较多，双方关系处得不错。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的宣传画。

1951年元旦，华北军区和华北防司在解放饭店联合举行宴会，招待来华工作的苏联顾问。刘秉彦当时是华北防空司的代司令员，为他当俄语翻译的，是从军委防空司令部借调来的俄文专业大学生，叫金常政，小伙子不仅业务上出类拔萃，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刘秉彦原本知识分子出身，对这小金这样的大学生比较喜欢，并多有关照。

但是那天在宴会上，这位小金翻译却因为看美女看得眼睛走神，几乎忘了正事。原来，他发现自己的一位女同学张曼真，也在当晚为华北军区的苏军总顾问做翻译。

“这是我和张曼真第一次同时出场做翻译工作，也是既轻松又高兴地在工作中相会。这也是我自俄专同班以来，第一次仔细端详我这位女同学。我发现，她竟是这般秀丽和端庄，娴雅和天真！我看得走神，一时竟忘了刘司令员正同顾问耶马尔科夫说话。”

几十年后，金常政在自传里回忆了这个甜蜜的故事。当然，刘秉彦代司令丝毫也没有责怪这位年轻的翻译，而金常政也因此和张曼真谈起了恋爱，最终抱得美人归，这故事就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金常政说：“我在刘秉彦同志手下工作，是1950年从华北防空司令部开始的。那时我刚刚迈出学房门，不谙世故，更不懂得严格的军规和上下级礼节。但是，刘秉彦的亲切和蔼与谆谆告诫，使我愉快地度过了军旅生活的最初适应期……后来又有一些事，比如跟随某首长率领的解放军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时，工作中无意间与那位高级将领（杨成武）“顶了牛”，在莫斯科即受到严厉批评，郁闷之极，压力很大。都是在秉彦同志的耐心劝勉和安慰下，我才解除了思想负担。由此我深深感到秉彦同志理解人、尊重人和平等待人的忠厚长者之风。”

金常政1957年从部队转业，于七十年代末开始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总体设计并参加全书（74卷）编纂的全过程。现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编辑学会顾问。

1952年春节过后，从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庄寿仓报名参军，被分配到华北防空司令部（原平津卫戍区防司）任翻译。

他在《我的恩师刘秉彦》一文里，对那时的情景有着细致的描述：

华北防司司令部办公室在解放饭店，因为指挥所在解放饭店地下室。为了方便指挥，以参谋长为首的几位高级领导，也住在这个战前德国人修建的，后改名为解放饭店的德国饭店。记得楼下大堂有个大厅，厅的一侧有一张铺了绿呢台布的台球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高级室内带点运动性质的娱乐设施。司令部的其他职能部门均在东交民巷东侧路东的另一座灰砖大楼里，也方便司令部首长领导指挥。

真正住在解放饭店的司令部领导，是参谋长刘秉彦。他那时约莫35岁左右，身材中等偏高，腰板挺直，人到中年稍许发福，脸呈国字型，白皙无皱纹的面皮，一头乌发背梳，发线稍稍退后，露出宽广饱满的前额，挺直的鼻头，嘴巴不大不小，唇形厚薄匀称，有着整齐的白牙。最吸引人的，是他那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炯炯有神，又微带笑意。行走稳重，不徐不疾，见到路过者总是以目示意，若遇到熟悉的部下和同僚，便停步微笑，寒暄几句。偶尔在下班业余时间，也到台球桌边打几杆台球，不像有几位领导人专注于台球，那张台球桌好似专为他们设置。

还有一位副参谋长也姓刘，高瘦身材，身着笔挺的呢制服，整天板着一副面孔，好发脾气，爱训人。起初我以为他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起义军人，后来听说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和刘少奇还有亲戚关系，人们都怕见他。那位办公室主任马克仁最怕向他汇报，不是挨批就是挨训。给人的印象就是敬畏。

有一次，那位副参谋长与华北防司苏军首席顾问叶尔马可夫发生了矛盾，互不服气，争吵起来，把副参谋长气得暴跳如雷，连湖南骂人的粗口都发泄出来了。当然翻译不敢译，再说这类粗口是译不出来的。须知当时我军上下对苏联专家极为尊重，这样的行为是犯纪律的。幸有刘秉彦参谋长从中劝解，对双方既有说理，又是批评，还从中作了自我批评，终于化解了这场无聊的纠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此一例，足以显示刘参谋长秉彦同志的学养，以及处事的谨慎和老道。所以在解放饭店，最受人爱戴和尊敬的是刘秉彦参谋长。

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

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建立军委防空领导机关的命令，同时任命周士第为防空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政治委员兼民航局长。    

1951年2月4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改建为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同年6月，司令员杨成武调回二十兵团掌舵，该兵团副司令唐延杰调任华北防空司令员，仍由刘秉彦任参谋长。

1953年5月，唐延杰调任南京军事学院教育长，刘秉彦被任命为代司令员至1954年3月。

（未完待续，关注下期：一个女兵的回忆：参谋长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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