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兵的回忆：参谋长影响了我的一生｜他经历的一个军种的组建与撤销之台前幕后（中）

书接上回：他经历了一个军种的组建与撤销之台前幕后（上）｜“史”出有因原来如此：一位开国少将的战争与和平（连载五）再往下说。

（2015年）81岁的马志清，如今想起60多年前在京津卫戍区防空部队当“小兵”的那段经历，就仿佛近在昨天。一说起老首长刘秉彦当年改变她人生轨道的故事，仍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动。

“我一直叫他参谋长，到八十年代才改叫刘部长，因为我小时候当兵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刘参谋长，我习惯了这样称呼他。虽然我的级别和他相差甚远，我的地位跟他是那样悬殊，工作中交往也不多，他对人对事从来都很严肃，认真，然而也让你感觉到亲切平等。至于说到我和他的关系，这两天我一直想，用什么话来概括呢？可以这样说吧——刘参谋长对我的教育或者是影响，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决定，并贯穿了我一生的工作态度。”

这是马志清接受笔者访谈时的开场白（可惜当时只顾着与马阿姨谈话，竟忘了拍张照片作为留念）。

在她心里，在首长身边当兵的记忆毕生难忘，那是一种久违的，当今社会再也不可能重现的——同志式的温暖！

马志清是在原国家经委办公厅副处长的岗位上退休的。

在此之前，作为北京师范大学59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她曾先后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以及该校附中任教多年，也曾在八机部机关做过文字工作。但是，她最初走向社会——参加革命的起点，却是从京津卫戍区防空部队开始的。

1950年冬天，不满17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马志清，响应抗美援朝号召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

“我们的司令员是杨成武，但是杨是卫戍区司令兼任的，基本上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我们防空军的首长就是参谋长刘秉彦。我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副参谋长，叫刘鹏，个子高高的，是个老红军；后来增加一位副参谋长李佩之，他是管情报的。再后来又来了一位副参谋长，非常有名，叫刘光裕，在上甘岭打过仗，负过很重的伤，伤一好就到了防空军。我个人感觉，刘参谋长和这个刘光裕副参谋长在感情上是最亲的，因为他们是保定老乡，可能早年也一起战斗过。”

马志清回忆说。

刚入伍时，马志清先是去了卫戍区防空后勤部政治处，当了一名小文书，负责来文收发和登记。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每到礼拜六负责为各股室领面粉、饺子馅和擀面杖，让大家包一顿饺子，改善生活。

“当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苦啊！我们住在景山，一个礼拜吃21顿饭，只有两顿吃馒头，其余全是窝头和黄酱熬白菜帮子，也没有食堂，蹲在地下吃。大家都发一件空心棉袄，女兵也穿男式衣服，因为没有女军装。”

马志清在后勤政治处认识了一个知心姐姐李彩云，当时任组织股副股长，她就是司令部参谋长刘秉彦的夫人。股长叫丁中生，一个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为在1942年鬼子“五一大扫荡”时受伤很严重，昏死过去好多天又活过来，就落下脑子反映比较慢的后遗症，职务也提不上去，解放了才是个正营级干部。但是丁中生对人非常好，党性特别强，深得李彩云和同志们的尊重。

李彩云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一位名演员，解放军一进城，她曾经在京剧大师马连良的首都电影院演过歌剧《王秀銮》，唱得特别好，很有观众缘，当时与著名演员田华齐名。

当年这张八路军冀中剧社文工团员李彩云持枪站岗的照片，曾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系抗战时期我军经典的摄影作品之一。

在马志清看来：“彩云是我在演员中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个。她的那种漂亮，不像现在演员这样带着什么明星‘范儿’，而是一种质朴、纯粹的美，五官清秀极了！单论长相，田华其实和她比不了。”

更让小女兵马志清对彩云大姐有好感的是，她虽然曾经是名演员，又那么漂亮，但是生活却非常朴素，为人亲切而低调。

解放初期的刘秉彦夫人李彩云。

她不是团级干部，不发呢子制服，也穿一件布军装的老棉袄，要从十月穿到第二年四月，所以也是油渍麻花的。那时候部队规定，两口子平时各住各的宿舍，礼拜六晚上才可以团聚。“在我的印象中，彩云虽然是我们京津防空司实际上的最高首长的夫人，可是她和丈夫刘秉彦都非常严格的遵守部队的规定，只有到了礼拜六才回解放饭店刘参谋长那里，平时就和我们一起住在景山的破平房里头。”

因为年轻，马志清对部队生活的艰苦并不怎么在意，让这个高中学历的小文书感到有些无聊的是，只管收发文件和发饺子馅、面粉、擀面杖这么点事，实在太简单了。她渴望学习，下了班就到景山上抱着本书看，这使她在文化普遍不高的革命队伍里显得有些“另类”。“所以评定级别的时候，我们那批学生兵都定为副排级，但是有风言风语说，就准备给我一个人定成正班——比人家都低一点，这不就是寒碜我嘛！可是我当时自己还不知道，人家已经太看不惯我啦！”

马志清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冀中剧社文工团员李彩云的这张持枪站岗的照片，当年曾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系抗战时期我军经典的摄影作品之一。，是在1952年搞“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各行各业都在反贪污打老虎，部队也要开展这项工作。那时，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已改建为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刘秉彦就带着“打虎队”到后勤部驻点调查，指导打虎。

“我印象中，刘参谋长当时才30多岁，身材颀长，非常非常的挺拔。他的眼睛很大，皮肤比较白，说话不多，声音也不高，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总是不苟言笑，但也不是让人害怕，反正他身上有一股让人敬重的气质和力量。”

翻译庄寿仓对此也有同感，他说：“参谋长刘秉彦的面孔、身型、表情、举止行动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我们这些下级很想见到他，甚至远远地看到他，但没有机会接近他，私下里对他满是敬爱。”

五十年代，刘秉彦夫妇与孩子们。

那段时间，刘秉彦在后勤部每天主持召集开会，小文书马志清就被叫去做记录。每次做完记录，誊清之后，马志清就把稿子交给政治处主任再转呈刘参谋长。有一次记录稿发回来了，马志清一看只改了一个字，“我记得，刘参谋长在后勤部开会期间，几乎没有跟我说过话。但是我也感觉到首长对我的记录还算满意。”

“三反五反”过后，部队又开展向文化进军活动，马志清即被派往天津参加文化教员培训班。培训尚未结束，突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让她回北京去防空司令部工作，据说是刘秉彦参谋长亲自点名调她去的。这样，她就从景山后勤部搬到崇文门内解放饭店的司令部里，在“首长办公室”当了一名见习秘书——还是做会议记录工作。

当时的华北防空司令部，下设作战处、通讯处、勤务处、探照灯室、高炮指挥部、歼击机指挥部等处室，各部门首长都是师级干部。除了马志清，司令部还有一名见习秘书，叫钱学敏，是钱学森的堂妹。在做会议记录和值班期间，马志清认识了一位准团级干部——探照灯室副主任邸军涛，两人后来结为夫妇。

马志清在司令部工作，与刘秉彦的接触虽然多了，仍然很少和他直接对话：“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威严。虽然他几乎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但是你在他面前真的不敢有什么放肆。你会不由自主地想着把工作干好。他也不夸你，刘参谋长只用他的眼神，就能让你知道哪件事做得他满意，哪件事做得不够好。记得他跟室主任评价过我一句，说：‘马志清有点浮’。我那时小，性格上也确实有那么一点浮躁的地方。”

尽管马志清一来到司令部，就听老同志说过，刘参谋长对于文学绝对有兴趣，喜欢写东西，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出城记》。但是刘秉彦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文人身上的习气，他就是一个军队将领的风度，冷静而又果断。

马志清说：“我曾亲眼目睹刘参谋长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演习，发布命令，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干脆利落，让人感觉他的头脑清晰极啦！在他这种军人气质的影响下，我们在他面前就怕自己不像军人。比如说去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要先敲门喊报告，把自己站得笔直的，然后一二三，汇报什么简明扼要，不允许罗里罗嗦，丢三落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进他办公室前就用钢笔把要说的事情记在手心里，防止到时说的不够严谨。”

身为领导者，如果刘秉彦只具备上述严肃认真，从容沉稳的特点，那还不至于让马志清这样当时的“小人物”深深感激，并为之折服。在其冷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深处，其实还包含着一颗满怀善意的，热诚的心。当他向部下们表达关心和爱护的时候，也往往好像是不经意的，一切自然而然，完全无需别人记住他的恩惠。

有这样几件事，被马志清认为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影响。

1952年7月，陈毅的部下成钧担任了军委防司副司令员兼华北防司的司令员，成司令员非常欣赏我们刘参谋长，两位首长在工作中相处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成司令员就带着一拨人去安东（今丹东）建了一个志愿军防空司令部。我爱人邸军涛——那时我们还是恋爱中的朋友关系，也在安东防司当探照灯室主任，因为老实肯干，成司令员很喜欢他。

有一次成司令员回北京办事，见了我就说：“小马，跟我去安东吧。你当保密员，邸军涛不是在那儿吗！”我嫌当保密员工作太简单，所以就不想去。那时候的年轻人事业心挺强，不会为了和恋爱对象在一起就愿意放弃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成司令员这样说了，我也不敢说不去，就在心里有些纠结。

那天在崇文门附近一个市场边的马路上，我刚好遇到从解放饭店去司令部上班的刘参谋长，那时首长们住在解放饭店，指挥室也设在解放饭店的地下室内，而司令部设在一家过去是外国银行的大楼里，就在新桥饭店对过。刘参谋长来回都是走路。他看见我，就站在那个嘈杂的市场边上和我谈了一次话：

“马秘书，成司令员带你走啊？”

“嗯，是的，参谋长。他想让我当保密员。”

“你想去吗？”

“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呀？”

“我在这儿能够锻炼自己整理材料，写点东西。做保密员有点机械，我喜欢现在的工作。”

听我这样一说，刘参谋长沉吟片刻，就非常严肃但是又亲切地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影响了我一生。

他说——“你要知道，你做工作，或者是给你的工作，永远需要你蹦一蹦才能做好，才能达到要求，这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工作，你轻而易举就能完成，那就不容易进步和提高。”

刘参谋长说到这儿，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既然你不想去，就不用去了，我来跟成司令员说。”

结果我真的没去安东防司，这次在大街上极其偶然的碰面，就把我留在了北京。

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1954年夏天，部队学习苏联，突然决定，除了医务、通讯留用一部分女兵，全军其他岗位都不要女同志了，给大家统统复员或者转业。我就联系了北师大女附中想复员回去，上完高三再考大学。那时防空军也办了复员训练队，叫我去接受训练，准备复员。有一天，刘参谋长就来到我们值班室，问几个女同志，你们都要复员转业了？我们说，是啊！他就对我说：“共产主义又不是叫花子主义，到什么时候也得需要知识和人才啊！你这么小，你不念书干什么！”我说，我想考大学，可是复员训练队让我去参加呢，考大学也来不及复习了。刘参谋长说，“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这里需要你值班，你就不要去了，上午值班，下午你就在这里安心复习功课吧。”

你看我的首长，关键时候就是这么帮我。我没有去复员训练队，别人还很有意见，凭什么她马志清就不来呀！但是我就在值班室用了十八个半天复习，晚上也基本上没睡觉。结果我当年就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从部队直接上学去了。刘参谋长一句话，我就考上了名牌大学，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可是我考上后也没有专门向他报喜，我们之间没有私人交往，全部都是工作上打交道，他为我做了这样的好事，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见了面，还是那么不苟言笑。那时候，首长与部下的关系就是这么单纯。

马志清上大学之后不久，刘秉彦也离开华北防司，调任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而马志清也就很多年没有再见过她的这位老首长。

马志清大学毕业，先是在军工系统的北京工业学院工作，后来又调到学院附中当老师。她丈夫邸军涛也从军委防司调到防空军高级防校当教员。可是好景不长，五七年反右，15岁就参加八路打鬼子的邸军涛被无辜错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军籍，发配到河北隆化县改造，在山沟里一窝就是20多年，直到平反离休了才获准回到北京，全家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1980年，马志清因原单位无法解决夫妻分居而急于换一个工作，刚刚恢复工作担任八机部常务副部长的老首长刘秉彦，再次向她伸出援手，将其调到八机部政研室从事文件整理及修改工作。

马志清说：“我永远记着刘部长当年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做一件工作，你要蹦起来才能达到要求，这样才有意义，才能提高进步。所以我非常努力，把八机部分配给我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后来，八机部撤销，刘部长调到河北省当省委书记了。我呢？——因为工作认真，又被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同志看上了，把我调到国家经委从事文件整理和文字的把关润色。我还是像刘部长要求的那样，不断坚持蹦一蹦，想尽一切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在国家经委承担了回复政协提案的文字处理以及核稿，还受到全国政协的表扬，并在全国有关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我觉得，刘部长的那句话，确实让我受益终生。”

马志清在调到八机部之前，有一次，刚解除监护，恢复工作的刘秉彦和夫人李彩云坐着那台苏联“吉姆”汽车，去她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家里看望，那是一片非常简陋的宿舍区。刘秉彦夫妇走进老部下住的那间18平米的房子，马志清刚好不在，只有她的老母亲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坐在床上，桌子上还放着几个菜团子。刘秉彦和老人家聊了一会儿家常，安慰一番就告辞了。但是他心里很不好受，回家后不住地对夫人说：“看来我是太粗心了！不知道马志清家里过着这样的生活。”第二天，李彩云打电话把马志清请到家里，说：“刘让我拿些钱给你，补贴家用。”马志清大为感动，坚辞不收，她说：“真对不起，让刘部长和你惦记了，我不是没钱，是工作太忙，没时间收拾家务。”解释了半天，才算让李彩云放心。

马志清到八机部以后，还有一件事，让她感受到刘秉彦对当年防空军老部下的情谊。

前面我曾说到，我一参军，在京津卫戍区防司后勤部政治处工作时，有一位协理员丁中生同志。丁也做过组织股股长，是李彩云的领导。他是位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们家老邸15岁一当八路，丁中生就是他的指导员，后来在鬼子大扫荡中负了很重的伤，留下脑子反应慢的后遗症，职务就没有提起来。他离休时只是一个副团级干部，就住在北京郊区雷达团一个修械所的两间平房里头，每天守着一台电视度晚年。

丁中生对党忠心耿耿，人特别耿直，坚持原则。五十年代干部家属来部队探亲，规定只能住七天，他爱人老邢——1938年的妇救会主任，来部队看他，到了第七天，丁中生马上就让老伴回家，一天也不多住。

我出身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参军时年纪又小，丁中生为了教育我遵守部队规定——每星期只能回家三个小时，他就买了很多糖块儿放在箱子里。星期天我回家看父母，三小时之内就归队了，丁中生很欣慰，可能为了表示对我的鼓励，他就抓一把糖给我吃。

七十年代末，丁中生已经离职休养了，我每年都去看他。他和老伴见着我很高兴，我一去，老邢就用砂锅炖豆腐、丸子的河北家乡菜招待我。后来老邢也去世了，我去看丁中生，他就那么一个人坐着，有心脏病，风烛残年，还是那么耿直。我一去他就说：“等了你两天啦！”他兜里有个小本子，里面只记着12个人的电话，其中就有我。

大概是1980年冬天，突然有一天，他闺女给我打电话：“马阿姨，我爸爸死啦！……”

当时正是北风呼啸，漫天风沙，天冷极了，冷极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一个叫丁志慧的防空军战友，一起赶到丁中生那里。他女儿说：“我爸爸生前跟人不来往，他只有12个人的电话，除了马阿姨、丁阿姨外，我们也不知道该通知谁。”

我就顶着大风去找刘部长，向他报告了这件事。刘部长一听，立刻就说：“丁中生同志死了，给王俊杰打电话，他是他们雷达团团长，现在在总参通信兵部，告诉他，我马上去，叫司机备车，咱们现在就走！”

我们坐着他的车直奔八宝山殡仪馆，参加丁中生的告别仪式，刘秉彦是当天到场的最高首长，他一去，葬礼规格就提高了，王俊杰也去了，他是刘部长的老部下，虽然当时也当了挺大的官，但是见了刘部长还是毕恭毕敬的。刘部长去参加丁中生的追悼会，不仅使丁中生的孩子们很受感动，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很感动。

回来的时候，坐在车里，刘部长轻声跟我感叹说：“丁中生的党性强啊！这样的同志我们不能忘了他！”

本期结束，谢谢阅读，请关注下期：防空军在朝鲜战场及被撤销的上层恩怨。

（注：本期封面图片与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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