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凶残的日军占领印尼，一直到1945年8月，在这个群岛国家野蛮统治了三年时间，史称日据时代。
本文分别记述了西爪哇小镇芝明利、东爪哇小镇罗果占碑——两个华侨家庭那时的生活。
西爪哇李湘生先生的故事
对于西爪哇小镇的田园风光，归侨文友戊草在一篇文章里有过生动的描写：那一带是爪哇岛的鱼米之乡，公路南边是一大片农田，平时总可以看到辛勤耕耘的农民，赤着脚，戴着笠帽在田里劳作。热带地方常下暴雨，暴雨时在空中构成无数犹如密集线条的雨点，使那田原阡陌变得烟雨朦胧。附近的池塘，在密集的雨水降落下，水面上也会激起一层细雾。1940年6月，在万隆南区卡都查帝街的玉融公会礼堂，金隆米店的客家人小伙计李湘生，与同样来自梅县的客家女子梁杞缘喜结良缘。
之后，李湘生觉得应该自主创业，便向他的东家——金隆米店老板丘先生辞了工。考虑到小镇上的房租便宜，做点小生意也无须多少本钱，他们于是就从万隆市区搬到芝明利，开了一间“亚弄”店。
芝明利也有一些华侨住在街上，多数以开亚弄店为职业。印尼人所说的“亚弄店”，实际上就是小型杂货店兼微型钱庄，通常是夫妻二人看店，24 小时营业，即使是深更半夜，买东西的人也能拍窗敲门，叫店家起来拿货。那些原住民每天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就在“亚弄店”里买，没钱的时候就赊账，有急需之时还可以来此借一点钱用。当年华侨们在印度尼西亚城乡开设的这种亚弄店，实在是便利到不能再便利了。
那个年代，普通华人和原住民相处得就像鱼和水一样。特别是住在小城镇和乡下的华侨，傍晚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洗了澡，吃了饭，就会到左邻右舍原住民的家互访，下棋聊天喝咖啡，十分融洽。
1940 年代初，日本侵略军占领印度尼西亚之前，虽然政权一直掌握在高高在上的荷兰殖民者手里，但平心而论，爪哇各地所呈现的，基本是一幅平静祥和的景象。小镇上的百姓虽穷，却安居乐业。
梁杞缘曾这样回忆他们开亚弄店时期的生活 ：
那间铺子占地不大，不过零星的生意却还不错，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工作虽然忙碌，然而生活安定，精神十分愉快。第二年长女惠珠出世，那时我只有十七岁，而先夫对于我母女爱护备至，因有了孩子，更增加了家庭的乐趣。
1942 年 1 月，日军南侵印尼，先占南苏门答腊，再占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外岛。3 月 1 日，日军各部队分别在爪哇岛的三个地点登陆，就好象现如今肆虐的新冠病毒，野火蔓延一般席卷了爪哇。1月5 日攻占巴达维亚（雅加达），8 日攻占苏腊巴亚（泗水），9 日攻占万隆，盟军投降，爪哇岛全部沦陷。
在各地登陆的日军司令官，操控印尼人的生杀大权，华侨的命运，亦因地而异。日本侵略者登陆爪哇岛之前，统治印尼的荷兰军队已经先行撤离，当时我才七岁，在西爪芝加冷小镇，亲眼看到满载武装军人的大型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在通往巴城（雅加达的旧称）的公路上行进，轰轰隆隆的汽车引擎声，连续闹了整整两天，公路上扬起滚滚红尘。
在大路两旁围观的印度尼西亚人都喊着 ：Konpoi! Konpoi ！后来念高中时，才知道那是从英文的 Convoy 演变而来的印尼文外来语。中午时分，Konpo 还一连串地停下来，让官兵下车，每人手里捧着罐头食品在树阴底下就餐。我跟着胆子大的孩子，走到那些官兵前看他们进食。记忆中他们显得沉默，可能是因为日寇大兵压境，他们奉命撤退的缘故。他们偶然看着我们，有的还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果，发给我们这些孩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蓝眼睛、高鼻子、面色通红的荷兰军 队。回到家里，给大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大人说现在时势很紧张，日本鬼子要来了！不久，日寇真的来了！他们使了奸计，故意在荷军撤走后不登陆，让印尼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多日。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挥军南进前，就已派出许多装扮成商人、教师、医生等特工，到处详细了解地理、交通、防务、政治等情况，包括华人社团、学校和媒体的情况。日本特工在日寇登陆前还鼓动各地的印尼暴徒，乘无政府状态之机，对华人进行抢掠、杀戮，并把华人的房子拆光、烧光。
当年侵占印尼的几个日军，正洋洋得意吞云吐雾地抽烟。
在芝明利小镇，李湘生和太太梁杞缘开的小店亦被洗劫一空。
此时，他们的大女儿惠珠刚满一岁，而梁杞缘又怀着第二个孩子，可是风云突变，形势危机，乡下已经无法谋生，一家人被迫离开那失去宁静和温馨的小镇，匆匆迁回万隆市区，另寻出路。李湘生带着家人搬回居住的万隆，那时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从小在万隆出生长大，后来移居北美加拿大的林扬陈先生，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当世界失去太阳的时候》，记录了日军占领万隆期间的亲身经历。在林扬陈儿时的记忆中，日本鬼子在万隆，强迫行人一见到他们必须立刻停下来弯腰鞠躬，许多人出门最恐惧的是，如果忘记向日本兵鞠躬致敬，就会惨遭毒打甚至丧命。一个中国男人从前方骑着一辆脚车过来，他在车上向那个日本兵弯腰鞠躬。因为脚车的扶手比较高，鞠躬不能做到九十度，就被那个日本兵用枪托打下脚车来。那人从脚车上摔下来时就在地上不动了，从他头上爆出血来。那个日本兵还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到他翻了几翻。日据时期，因为日本人把印尼市面上的布料都抢走了，即便是以纺织工业著称的万隆，大家也被弄到缺衣少穿。不论是印尼土著，还是穷苦华侨，因为没有衣服穿，就用装米的麻袋，做成简单的上衣，或围在身上御寒。几十年后，梁杞缘也在一篇回忆丈夫李湘生的文章里感叹说 ：生活的困难及情势的恶劣，双重地压迫着我们。但夫君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他勤奋，敢吃苦，在恶劣的环境中更显示出他那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为了家庭，为了前途而勇于奋斗，虽然几经挫折，仍然豪气干云，丝毫不感到气馁。可是在日军重重搜刮之下，印尼商业饱受了摧残，万隆市场亦严重窒息，十分冷落，李湘生要养家糊口，却无法开店，他只好起早贪黑，去贩卖蔬菜。万隆城区的街道马路，原本在荷印时代已安装了照明路灯。日本打进印尼以后，处在战乱时期，不知是供电不足还是为了安全防范，鬼子占领军实行灯火管制，夜晚也不许打开路灯。如果天上没有月亮，地上一片漆黑，行路就难了。而李湘生做这样的小生意，必须每天半夜出门，摸黑走夜路，天不亮就要跑到乡下，去农民的菜地采购，再运到万隆的巴刹批发给卖菜的摊贩，赚一点蝇头小利，顾不上许多辛苦危险。直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印尼获得独立，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先后在爪哇岛发动两次“警卫行动”，导致战端又起。当时在万隆，以铁道线为界，北区由英荷联军占领，而南区由印度尼西亚国军占领，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互不相让。在交界处，双方经常发生驳火，令人胆战心惊！僵持了一段时间，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英荷联军向印尼国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国军应于当晚十二时以前，全部撤离万隆市，印尼国军因以简单的竹枪武器，抵御不过英荷联军的大型机炮，迫于无奈惟有实行坚壁清野，焦土抗击英荷联军的空城计。国军一面率领原住民撤退，一面把万隆市数以千计的华人谋生的商店与住宅，及一切不可估计的财物建筑物烧毁成灰烬，造成经久不息的烽火连绵，满天通红，浓烟满布，熊熊火焰冒透苍穹，把锦绣山城烧成一片汪洋火海，这就是众所周知闻名遐迩的“万隆火海”(Bandung Lautan Api)。在一片混乱情况下，万人背负包袱，携儿带女，扶老抱幼，不知往何处投靠、避难！人心惶惶，何去何从？前途渺茫，以致使广大华侨华人处于水深火热，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当时到处听到呼喊声、哭泣声，有的跪地向天呼救，可是求天天不应 ；向地诉苦求情，可是求地地不灵。的确，当时华侨、华人的处境，其苦处并非用笔墨所能形容。以上文章摘自印尼《国际日报》，乃是亲历万隆火海事件的丘杰民先生所写，读罢不禁令人叹息。与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万隆华侨一样，所有这些磨难，李湘生一家妻儿老小都经历了。据李家长女惠珠大姐回忆，母亲生前和她说过，当年避难时，他们曾与一些邻里乡亲同住在芝巴达克街的淦瑞巷（Gang Kamsui），就在如今“万年堂”的佛堂后面。其中有梁云汉（顺利叔婆的丈夫）一家，梁兆樚（梁石寿、梁根寿兄弟的父母）一家，梁兆栋一家，还有卜集章（当今著名诗人卜汝亮老师的父亲）一家，以及李湘生一家等，彼此都相处得很好。
《李湘生传》书中的图片插页。
战乱过后，大家仍保持来往。惠珠知道这些事，是因为她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带着她和弟弟妹妹拜访这些长辈。
外南梦是东爪哇省的一个县，其实它的印尼文名叫“巴纽旺宜” ，按爪哇语翻译，巴纽旺宜（BANYUWANGI）则是“香水”的意思。那么，华人前辈为何将这地方取名为“外南梦”呢？当年不知是哪一位读过诗书又有浪漫情怀的先贤，来到此地，灵光一闪，有感而发：这里乃祖国之外，南洋之岛，我们寻梦漂泊到此，就叫它——外南梦吧！
在外南梦百余公里的铁路和公路沿线，除了县政府所在的城市以外，还有另外七个小城镇，其中一个名叫罗果占碑（Rogodjampi），是白德明的父亲白玉健先生早年南来的安身之地，他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罗果占碑距离外南梦县城 15 公里，虽是一个地处爪哇岛末端的偏远小镇，可是街道两旁的店铺九十巴仙（90％）以上都是华人开的。罗埠的华人商家以莆田仙游人为多，当然也有不少安溪人在此做工或者当老板。白玉健效力的那家商号，在日军南侵之前生意一直比较兴隆，买卖做得挺大，他那时候一个月可以领到 45 荷盾的工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十几条（一千多万）印尼盾或者 1 万多港币，当时 5 盾钱就可以买 50 公斤上等大米，45盾薪水养活全家绰绰有余。
1948年，15岁的白德明（后排左一）离开小镇去泗水打工谋生之前，与父母和弟弟妹妹合影留念。
因此，白德明和妈妈初来罗果占碑那几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在工薪阶层算是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爸爸每天去店里上班，妈妈在家操持家务，德明则被送去镇里的幼稚园上了学前班，天天和小朋友们一起唱唱儿歌，做做游戏，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幸福而短暂的童年时光。1940 年春节过后，7 岁的白德明背起书包，开始上小学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初，外南梦县的华校教育已相当普及。全县一共有八间大小华校，几乎都叫“中华学校”。县政府所在地的中华学校规模最大，简称“梦华”，另外几所华校分布于外南梦所属的几个乡镇。白德明生活的罗果占碑镇的中华学校，被称之为“罗华”。那个年代，印尼许多华校还延袭了中国私塾学校体罚学生的做法，罗华学校也是这样。校长给每个老师发一条藤鞭，如果有学生犯错误或学习成绩太差，就免不了要被老师抽上几鞭子。因此，很多同学，特别是男同学，大都有过挨鞭打的记忆，可是白德明是个例外，因为成绩好，又听话懂事，一直都是受表扬奖励的好学生，从未受过一次惩罚。然而，就在白德明刚刚升入小学三年的时候，却不得不辍学回家了。在日本人统治下，印尼各个地区都强制规定了征购大米的指标，完不成指标，就要遭到惩罚。日本人的大肆掠夺，造成了各种生活用品奇缺。粮食、糖、肥皂、甚至盐，都要配给供应。物资奇缺，物价狂涨，许多可怜的平民虽然没有成为刀下之鬼，却因此被活活饿死。
日据时期，日军把在印尼抢夺的物资运回国内。（印尼网站资料照片）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人同样控制得很严，他们禁止使用荷兰语，只允许使用日语和印尼语学。规定在各类学校中，日语为必修课。同时关闭了荷兰人和华侨办的学校。在罗果占碑，罗华学校美丽宽阔的校园，变成了日本鬼子宪兵部的兵营，施行杀人放火的勾当。华人和印尼人凡是经过日本哨兵站岗的地方，如果忘记弯腰行礼，就会被打耳光，或者强迫在烈日下曝晒，直到把人晒得晕死过去。白德明那时还是个儿童，他不像大人那样对日本人畏之如虎，有时候也会去学校附近转转，好奇地观察这些鬼子兵。他发现有不少日本人，居然会赤身裸体大模大样地在校园里冲凉洗澡，也不避外面的行人。“有一次我去学校门口，看到一个几乎浑身赤裸，只在腰间和胯下围一个白布条的日本宪兵站在路旁。他叫我不要走开，然后就去宿舍拿了几颗糖果出来，让我拿回去吃。” 70 多年前的这一幕，给白德明的印象很深，他说：“可能那个日本兵也不是太坏吧，看我是一个小孩子，就触动了他人性中友善的那一面，所以会拿糖出来给我吃。”
自从家乡罗果占碑叫日本人占领以后，白德明他们家也和广大的华侨同胞一样，生活一落千丈，很快陷入困境。
因为日本军政府控制了当地的农副产品，米糖、大豆都成了军用物资，父亲白玉健担任帐房先生的土产商号，基本上没多少生意可做了。父亲是个善良厚道的人，看到商号的经营急剧下滑，他不忍心东家为难，就主动请求把自己的薪水减去大半。日本南侵之前，盾币非常值钱，他的 45 盾工资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如今在日本人统治下，货币贬值了十几倍，物价疯涨，吃穿用品都极其匮乏。家里除老大德明之外，又添了几个孩子，他本人又主动降低了薪水。不用说，单靠他一个人养家糊口，这日子肯定是维持不下去了。关键时刻，白德明的妈妈挺身而出，以一个妇道人家的柔弱肩膀，坚韧而顽强地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重担。此时已是 1944 年，罗埠的华社侨贤目睹失学的华侨子弟荒废学业，不禁忧心如焚。一位罗华学校的校董黄金德先生便冒险出面，向日本军政府斡旋交涉，结果本地华校又取得了复办的机会。日本人之所以网开一面，批准华校复办开学，大约是因为他们这时候正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焦头烂额之余也管得不那么严了。复办的学校仍由过去的校长蔡子健先生主持校务。校园仍被日军占据着，罗华学校只好迁移到另一个后来成为警察所的地方上课，但不管怎样，白德明和同学们总算又可以上学了。德明的妈妈找到蔡子健校长，请求蔡校长允许自己在这学校里面找一块空地，摆一个小食摊，每天做一些糕饼、炸香蕉之类的点心来卖，赚些钱养活几个孩子。蔡校长听了德明妈妈的请求，马上答应下来，让她在学校找一个地方卖糕饼。但是做印尼糕、绿豆饼这些东西，没有糖不行。当时白糖属于日军控制的战略物资，市场上极其稀缺，只有从当地的日本军政府拿到“准”字，才能够买到。如果谁家能弄到一袋 100 公斤的糖转手来卖，就可以赚到一两个月的生活费用，这当然是日本占领当局不允许的。德明的妈妈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计，就横下心来，大着胆子去找日本军政府申请白糖准字，军政府居然也批给她了：准字是拿到了，不过有个条件，就是你拿到糖，必须是用来做糕饼的，如果拿去转手倒卖，被发现了就要抓去坐牢。我妈妈把糖拿回来正是用来做印尼糕的，所以日本人也没有怎样为难她，就拿到了供应指标。
学校复办那一年，白德明 11 岁，上三年级，因为日本人统治，强迫学校开日语课，所以他也学了几句日本话：“只学了半年，日本人投降了，离开了，我们也就不用再学了。”那时候，德明的妹妹和几个弟弟还太小，妈妈又要在家照顾孩子，又要在学校做小吃生意，里里外外，实在忙不过来。他是老大，必须要在上学读书之余，帮忙妈妈料理这繁琐的事务，把小食摊支撑起来。这期间，母亲为人处世灵活变通的能力，以及不怕困难，勤劳干练的个性，给了少年白德明非常大的影响。“我很佩服母亲，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母亲时常对我说的一句安溪家乡话就是：骨头会生髓，人穷志不穷！”
白德明先生的母亲。
回忆当年，白德明总是对母亲满怀敬重：
我的父亲太过老实拘谨，除了给别人打工做账之外，其他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那几年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大事小事都要我母亲操心、拿主意，她也有魄力，遇事拿得起，放得下，很厉害的。她没有文化，但心灵手巧，要做什么，一看就会。比如说煮菜，她本身厨艺很好，什么菜都会煮，如果有谁家煮的那一种菜她不曾做过，看了一次马上回来就学会了。
我看到母亲那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忙里忙外，几乎没有片刻的清闲。母亲除了忙自己的家务，也喜欢帮忙别人家的事情，乐于助人。周围邻居、亲戚朋友操办红白喜事，她总是很热心地去帮忙料理，煮菜做饭啦！安排婚礼葬礼仪式的一些细节啦！不讲条件的。我就想，母亲怎么能够如此吃苦受累，真是很难得！但是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很乐观，很少为什么事情愁眉苦脸，再辛苦也是默默地承受，所以我说我的母亲，是天下最勤劳最坚强的母亲。
2010 年 10 月下旬，白德明率领印尼安溪同乡会寻根团，回到闽南祖籍地访问。笔者作为随团记者与之同行。10 月 29 日上午，寻根团一行人在厦门鼓浪屿游览，笔者趁白先生和几位乡亲在路旁一间咖啡店休息，便把刚写好的本书这一章的初稿读给他听。当听到关于母亲的描述时，年近八旬的白德明先生又将稿件拿过去，自己看起来，不一会儿，老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他摸出纸巾一边擦眼泪，一边哽咽着，低声对同乡们说：我想念妈妈了！……接下来，再说当年。经营早点小食摊，少不了要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凌晨 4 点钟，还是月明星稀之时，妈妈就起床了，她有一个印尼女佣人，对妈妈忠心耿耿，佣人也跟着起来。两人梳洗完毕，大约 5 点不到，妈妈再把正在熟睡的德明叫醒，匆匆赶往学校，小食摊 6 点营业，三个人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准备好顾客要吃的东西。木薯糕和千层糕，头天下午就做好了，可是销量最多的炸香蕉一定要早晨现做现炸才好吃。于是，在妈妈指挥下，女佣人点燃炉火，负责把锅里的油烧热，妈妈亲自搅拌面糊，然后把香蕉炸好。德明负责把一串新鲜的香蕉用小刀割开，再把一个一个的香蕉皮去掉。清晨时分，小镇上空气凉爽，正是人们最好睡觉的时候，白德明毕竟才10 来岁，起得那么早，当然困得慌，他坐在火炉前的小板凳上，经常是一边剥香蕉，一边忍不住小脑袋一晃一晃地打瞌睡。七八点钟，赤道线上的太阳升起来了，明晃晃照得人们睁不开眼睛。清晨的凉爽倏然间就消失了踪影，一股灼人的热浪开始在静静的街道和校园里弥漫，来吃早点的人渐渐少了。师生们开始上课了，白德明也赶紧来到教室，用心听讲。收摊回家，母亲还有一大堆家务要忙碌。白德明中午放学后，也不能歇下来，他要去办货——拿一个装米的布口袋出门，骑上一辆破旧的脚踏车，到乡下农民家里买一些做糕饼的米粮回来。说起这辆破脚踏车，白德明心里还充满着对一户邻居的感念：这个邻居其实是我们家的房东，我们当时租了他家旁边的一栋小房子住。这个房东家里很有钱，房子很大，荷兰时代就已经有小汽车了，但是日本人来了，他的汽车也不敢开出来。因为他会修理汽车，技术很好，日本人也对他比较客气。我记得日本人曾经分给房东很多的海鱼，他家吃不完，也送一些给我们吃。房东院子里有一辆旧脚踏车，很破的，连橡皮轮胎也没有，只是有两个钢圈，但是还可以骑。我就跟房东说：“叔叔，这个脚踏车你们不用，送给我好不好？”房东就送给我了。我骑着这辆破车去乡下买米，乡下都是土路不好走，我也时常摔倒，腿都磕破了……
白德明买米回到家，仍然有干不完的活，他还要时常和佣人一起，帮着母亲磨第二天炸香蕉用的米浆。我母亲做的印尼糕很好吃，可是为了多赚一点钱，每天做好的糕饼都会全部拿去卖掉。哇嘟！我有时候自己想吃一块糕啊，都不敢吃。所以我母亲就是这样，才能养活一家人。
沉浸在回忆中的白德明老人家说到这里，不由一声轻叹，几多感慨……
一不小心，文章又写长了！抱歉费了大家眼神，赶紧结尾，就此打住。
古人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确属颠簸不破至理名言。
比如本文记述的两位已故侨贤，人生经历都是如此。
2001 年 11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梅加瓦蒂总统邀请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受到盛情友好的欢迎。这是中国总理 11 年来第一次访问印尼。白德明作为印度尼西亚工商界代表参与接待了朱总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两个人的表情都很高兴，好像一见如故。
他们都成长为印尼有名的华商企业家和华社领导人，煌煌业绩，我在本号前面的文章里多有记述，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浏览。
谢谢各位！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