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I 美国警察执法，究竟有没有系统性种族歧视？
今天，《韦氏词典》出版方表示，将采用一个黑人女性米切姆（Mitchum）的建议，修订“种族歧视”的条目，并将在新的定义中加入系统性压迫的含义：种族主义不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歧视或偏见，而且长期存在的制度和法律法规会强化种族之间的优越感和低贱感。新的定义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白人如何从种族主义中受益，因为系统性种族歧视和压迫根深蒂固在美国社会的结构中。
文 | 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胡安
编辑 | SUN
2014年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被警察绞杀，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无法呼吸。”同样的这句悲鸣，在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临死前再次出现。
据《华盛顿邮报》追踪警察枪击事件的数据库显示，自2015年1月1日以来，已有1252名黑人被警察开枪打死；这还不包括那些像弗洛伊德那样在警察拘留途中杀害的人。总的来说，自2015年以来，手无寸铁的黑人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同样没有任何武器而死亡的白人的4倍。
有些黑人在正常地跑步、玩耍、居家生活，或者因为精神问题需要专业帮助，根本想不到自己即将死于警察的枪下或手中。以下是部分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整理的他们生命前的最后一刻：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埃里克·加纳在街头卖烟，跟另一个街头小贩因为地盘争议打了一架。
埃泽尔·福特(Ezell Ford)在他的社区里散步。
米歇尔·库索(Michelle Cusseaux)在换她家的门锁时，警察赶到并准备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塔尼莎·安德森(Tanisha Anderson)精神状况不佳，她哥哥拨打了911。
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在公园里玩耍，11岁的他在玩一把玩具枪，路人报警。
娜塔莎·麦肯纳(Natasha McKenna)精神分裂症发作。
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要去一家汽车零件店。
贝蒂·琼斯(Bettie Jones)打开门禁让警察进来帮助她楼上的邻居。这位邻居当时因为家庭纠纷拨打了911。
菲兰多·卡斯提尔(Philando Castile)和女友吃完晚饭开车回家。
博瑟姆·吉恩(Botham Jean)正在自己的客厅里吃冰淇淋，这是盒香草冰淇淋，上面洒了巧克力碎片。
阿塔妮亚娜·杰弗逊(Atatiana Jefferson)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家里照顾她的侄子。
埃里克·里森(Eric Reason)把车停在了当地一家炸鸡鱼柳店的一个停车位上。
多米尼克·克莱顿(Dominique Clayton)睡在她的床上。
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也在床上睡觉。
乔治·弗洛伊德从杂货店里买了包烟。
几年前，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一次有力的演讲。斯科特谈到了他如何多次被警察拦下，他们似乎怀疑一个黑人不应该开一辆好车。他补充说，他的一名黑人高级职员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他甚至为此降低了自己的汽车级别，希望避免这个问题。考虑到斯科特在政治上相当保守，几乎没有右翼站出来指责他在胡编乱造。
保罗·巴特勒(Paul Butler)是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的法学教授、前联邦检察官，2017年出版了《扼喉：管制黑人》(Chokehold: Policing Black Men)一书。长期以来，他专注于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基本原理，以及为什么它们不断为美国黑人带来同样的结果。
巴特勒在接受《VOX》采访时也提到了被警察截停的经历，虽然他上了一所一流大学和法学院，有一份好工作，开一辆好车，“但是每次我后面有警车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我认识的每个黑人都有同样的故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巴特勒说起了他的一个警察哥们的故事，这位警察来上他的刑法课，邀请学生们坐着兜风，体会下在华盛顿特区巡逻的感觉。他与他们一起玩的游戏叫做“挑汽车”(Pick That Car)。他对学生说：“随便挑一辆车，我会让它停下来。”所以学生会说：“那辆白色凯美瑞怎么样？”他可以跟着任何一辆汽车行驶，在五分钟或三个街区之后，他能看到驾驶员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然后根据法律，他有权截停车辆，命令驾驶员和乘客下车。如果他有合理怀疑，认为他们可能持有武器或有潜在危险，则可以搜查他们的身体，可以使他们颤抖，可以要求搜索他们的汽车。这是完全合法的。这是警察拥有非凡权力的一个例子。
接下来会怎样？可以根据大量数据，推测这辆车司机的命运。
这辆被随机叫停的车子，很大概率是由黑人或拉丁裔人驾驶，他们也更有可能遭到搜身。根据纽约警察局提供的信息，在有色人种约占人口一半的纽约市，警察局拦截的人中有80%是黑人和拉美人。当白人被拦截时，只有8%的人被搜身。当黑人和拉丁裔被拦截时，85%的人会被搜身。
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根据美国司法部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在美国各地，黑人司机被拦下的可能性比白人司机高出30%左右。黑人司机也更有可能因为他们的汽车出现机械或设备问题，或者因为记录检查而被拦下。实际上，白人更有可能因为明显的交通违规行为而被拦下来，比如超速。黑人司机更有可能不被告知他们为什么要停车。
这辆车子的驾驶员和乘客很可能清白无辜。拦截搜身的数据始终显示，在这些检查中，大约有3%能找到犯罪的证据。纽约开始实施“拦截搜身”政策的初衷之一是查抄违禁武器，但在被拦截的车辆中，只有不到1%的车辆携带枪支。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白人被搜出藏有违禁武器和毒品的可能性几乎在每个司法管辖区都更高。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密尔沃基2010年至2017年的盘查中，有近一半的70万次盘查中，警方未能证明宪法所要求的合理怀疑。研究发现，在行人停车和交通停车方面，黑人被拦下并接受搜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六倍，而在这些搜查中，发现违禁品的几率不到1%。在这里，尽管黑人和拉丁裔司机更容易被搜查，但他们持有违禁品的可能性要低20%。
2019年3月，研究人员收集并分析了美国1亿多个交通站点的数据。他们发现，警察更有可能让黑人司机靠边停车。研究人员能够通过测量白天和夜间停车的时间来甄别种族偏见，因为在夜间会较难以看清肤色。与之前的研究一样，他们还发现黑人和拉丁裔司机更有可能被搜查违禁品——尽管白人司机更有可能被发现违禁品。
密苏里州已经保存了18年的交通拦截数据，18年来，这些数据始终表明，在全州范围内，黑人比白人更容易被拦下。被拦下后黑人被搜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多，尽管他们被证明拥有非法毒品或武器的可能性比白人低26%。
2018年，一项针对佛蒙特州交通停车点的研究发现，在交通停车点，黑人司机被搜查的可能性是白人司机的四倍，尽管白人司机被发现携带违禁品的可能性要高出30%到50%。
2017年对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100个警察部门进行的450万次交通截停研究发现，黑人和拉丁裔比白人更容易被搜查（搜查比例分别为5.4%、4.1%和3.1%），尽管搜查白人司机比搜其他人更有可能找到违禁品（白人：32%；黑人：29%；拉美裔：19%）。
2016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在2011年至2015年间，纳什维尔戴维森县的黑人司机每1000名司机被拦停1122次，平均而言，每名黑人司机被拦停一次以上。黑人司机被搜查的比率也是白人司机的两倍，尽管和其他司法管辖区一样，对白人司机的搜查更有可能发现违禁品。
现在在推想中，警察在这辆被随机截停的车子里发现了违禁品，最大的可能性是私藏大麻：在2013财年因为持有毒品而被捕的美国人中，大麻占到了93.8%。每年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使用大麻。从2001年到2010年，警方因大麻而逮捕了820多万人，其中88%是因为持有大麻。2011年因持有大麻被捕的人数超过了所有暴力犯罪的总和。
不过，是不是因此被捕并留下犯罪纪录，很可能与肤色有关：非洲裔美国人因持有和贩卖毒品而被逮捕的比例高得不成比例。在2010年，黑人占人口的12%（此为当时的数据，目前为13%），占毒品使用者中的约12.5%，但占到了因毒品犯罪被捕的29%，在因此被监禁的人则达到了33%。
图注：因持有大麻而被逮捕的种族差异。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1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黑人因持有大麻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73倍。部分地区的种族差异极为突出。在爱荷华州，黑人因吸食大麻而被逮捕的可能性要高出8.3倍，来自纽约市的数据显示，黑人因吸食大麻被捕的比率是白人的8倍。而在犯罪最严重的县，他们被逮捕的可能性要高出30倍。
不管逮捕是否导致起诉和定罪，每次遭到逮捕都会留下案底。不久，一个人可能就会因为大麻轻罪和被驳回的案件积累下大量的“犯罪史”。犯罪史会影响对未来犯罪的惩罚和量刑。
因为持有大麻被捕后，是否在审判前被拘留，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罪行，是否获得更严厉的判刑，这同样会受到肤色的影响。
非营利政策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项研究试图发现白人和黑人在刑事司法系统关键决策点的待遇。研究人员发现，黑人被告在判决等关键问题上似乎受到更严厉的对待。被定罪的非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容易入狱。他们的刑期也更长。“这种不平等，”研究总结道，“表明感化官、法官和假释委员会在判决或释放决定上行使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导致了对黑人的歧视。”
根据维拉司法研究所(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2014年的一项研究，在出现相似罪行时，纽约市的黑人和拉丁裔被告更有可能在审判前被拘留。研究发现，从逮捕到拘留，从保释到判刑，种族几乎在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该研究所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黑人的毒品使用率和持有率低于白人，但“黑人因吸毒而被监禁的风险是白人的七倍以上。”
图片说明：2016年在毒品持有方面的定罪和量刑方面呈现的种族差异。
2011年对美国五大县的保释调查发现，黑人因暴力犯罪获得的保释比白人多7000美元，因毒品犯罪获得的保释比白人多1.3万美元，因公共秩序犯罪获得的保释比白人多1万美元。这些差异是在对犯罪的严重性、犯罪历史和其他变量进行调整后计算出来的。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迈阿密，黑人面临“2.2倍的被捕率、2.3倍的审前羁押率、2.5倍的定罪率和2.5倍的监禁率”。拉美裔的情况更严重：“被逮捕的几率要高4倍，审前羁押的几率高4.5倍，被定罪的几率要高5.5倍，被监禁的几率高6倍。”
2016年《纽约时报》对数千次假释听证会的报道发现，在第一次假释听证会后，不到六分之一的黑人或拉丁裔男子获释。在白人男性中，这一比例为四分之一。
这种种族差异在毒品案件中表现得甚至更为显著。这正是2010年10月，45岁的卡车司机伯纳德·诺布尔(Bernard Noble)碰到的情况。他在新奥尔良的一条街上被警察拦截，当时他口袋里只有3克大麻。根据当地法律，他的刑期将是13年有期徒刑，不得假释。在民权律师团队的多年努力后，他的刑期减为7年，于2018年获释。
纳德·诺布尔(Bernard Noble)
在其他毒品中，判决也出现了极为悬殊的种族差异。《萨拉索塔先驱论坛报》(Sarasota Herald-Tribune)2017年发表的一份关于佛罗里达州毒品犯罪的报告发现，当黑人和白人犯有类似的毒品犯罪时，黑人的平均刑期要长三分之二。在该州的一些地区甚至要长两到三倍。
在1996年一项关于加州毒品判刑法律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拥有快克可卡因和海洛因（少数族裔更常用）比拥有冰毒和粉状可卡因（白人更常用）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根据联邦法律，交易28克可卡因对初犯者的最低刑罚是5年。而要得到类似的强制性最低刑罚，罪犯需要持有500克粉状可卡因。
这正是乔治·弗洛伊德曾经遇到的一次判罚。2004年2月5日，前休斯敦警官杰拉尔德·戈因斯(Gerald Goines)声称弗洛伊德在他的钓鱼执法中，花10美元买了不到一克的快克可卡因，这名警察是唯一的证人。根据法庭记录，法官最初提出判弗洛伊德有罪，打算判他两年徒刑，弗洛伊德不认罪，但在降到10个月时，他同意并认罪。
甚至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也许疑犯是无辜的，但考虑到自己的犯罪史或者肤色等原因，官司进入审判环节更加不利，所以，对犯罪指控认罪更有利。
2017年，休斯顿所属的哈里斯县发现犯罪实验室进行毒品测试的方式存在缺陷，于是官员们为数十名被误判藏有毒品的人洗清罪名——尽管他们是无辜的，但大多数人都已经认罪了。这是因为检察官经常承诺对接受审判的被告给予更严厉的判决或更多的指控。黑人占哈里斯县人口的20%，但在非法毒品定罪案件中却占62%。
不排除弗洛伊德也遇到了这种情况。2019年3月，哈里斯县检察官金·奥格(Kim Ogg)的办公室给弗洛伊德的母亲家寄了一封信，称他可能是警察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弗洛伊德可能至死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
由于在一次拙劣的突袭中导致两人死亡，戈因斯一直处于一桩巨大丑闻的中心。哈里斯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在重新调查他的案件，并向数千名因戈因斯多年来的案件而被定罪的被告发出通知，其中包括弗洛伊德。这当中有至少73起案件和弗洛伊德案一样，当中唯一的证人就是这位警察本人。
目前戈因斯处理的案件中，已经有三起被翻案，其过程也与弗洛伊德案极为相似。在4月29日刚推翻的一起案件中，戈因斯声称他花了5美元，请瑞秋·斯科特(Rachel Scott)——一名35岁、可家可归且有精神病史的妇女代为购买了一块0.2克的快克可卡因。斯科特表示认罪。但检察官表示，现在有证据表明戈因斯的证词是虚假的。
在随便挑一辆车截停这种虚拟的前提中，最不堪设想的是这样一种：手无寸铁，但因为种种原因被警察枪击。
黑人面对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对2011年至2014年县级警察枪击事件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手无寸铁的美国白人，手无寸铁的美国黑人被杀的概率存在显著偏差，黑人被枪杀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49倍。”而2015年以来，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手无寸铁的黑人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手无寸铁的白人的四倍。
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年来随着网络和社交媒体对这类无辜事件的报道，这个国家对于警察使用武力的认知以及种族主义的看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已经不再认为这些案件属于孤立事件，而更倾向于视为系统性种族歧视。比如在新的ABC新闻/Ipsos调查中，有74%的人认为弗洛伊德之死标志着更广泛的种族问题，这个结果相较2014年埃里克·加纳之死后的结果有了明显上升。而且，在激烈的纷争和动荡之际，种族和政党之间出现了难得的一致性。
白人（70％），黑人（94％），西班牙裔（75％），民主党人（92％），共和党人（55％）和独立人士（71％）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弗洛伊德事件证明了执法系统性种族歧视。
最近，著名的《韦氏词典》出版方表示，正在修订关于“种族歧视”的条目，并将在新的定义中加入系统性压迫的含义：种族主义不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歧视或偏见，而且长期存在的制度和法律法规会强化种族之间的优越感和低贱感。这个词有时会被错误地解释为指责系统中的每个人都是种族主义者。不过事实上它的意思刚好相反，指的是不管在系统和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意图如何，但这种结构决定了会产生种族差异化的结果。
乔治敦大学的巴特勒教授说，绝对不能用“几个坏苹果”的说法来概括警察的倾斜性执法。他说：“这是对警察的侮辱。我不认为警察比法学教授、医生或其他人更加种族主义。我认为很多人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帮助社区，他们真的想要有所作为，这个信念是基于我作为一名检察官的经验，我曾经和各种背景、各种种族的警察一起工作过。但我确实认为，我们给了他们工具和权威，导致他们不公正地使用它们来对付有色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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