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I 封锁抗疫政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医疗和经济失误？
编者按㊀
《 瑞典独树一帜的宽松防疫成功了吗？》作者张拓木先生交给纽约华人资讯网他编译的一篇文章。这篇“另类”观点文章正在美国社交媒体风靡。原作者Yinon Weiss声称，目前几乎全球通用的封锁抗疫政策“有可能最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医疗和经济失误之一”。
这篇文章赢得了众多大V的共鸣：特斯拉老板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向他的3500万推特关注者标记了它。媒体大亨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欢呼它为“ 绝对必读”。
互联网革命性地改遍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撕裂人群的同温层效应（二十世纪70年代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指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由于成员倾向让自己的观点与群体一致，因而令整个群体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进行客观判断）。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够怀着开放的心态接收到不同寻常的信息。这也是我们愿意刊发不同声音的文章的初衷。
鉴于这篇文章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我们特别请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詹涓撰写了编者按，给读者一个必要的提醒，然后得出自己的判断。（编辑：新约客）
编者按㊁
从4月份开始，人们开始提出一种可能性：封锁是基于最佳科学和数据的政策方案，还是一种对灾难的应激反应？Yinon Weiss的这篇文章援引部分近期关于COVID-19致死率的数据认为，考虑到其致死率对65岁以下人群并不高，封锁对公共卫生构成了比病毒更大的威胁，这种观点在主张尽快解除封锁的民众和企业主中获得了许多共鸣。
Weiss对部分模型、尤其是伦敦帝国学院模型提出的批评是有其道理的。不过在涉及到流行病学建模时，没有一个模型是完美的，正所谓“垃圾数据进，垃圾数据出”，考虑到华盛顿大学3月份的模型只能使用中国数据，情况就更是如此。对于COVID-19这样一种堪称妖异的新型传染病，人们的认识每天 —— 如果不是每小时 —— 都在更新，以5月的数据去批评3月的政策制订，难免会有马后炮之感。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eiss引用的关于“死亡率并不高”的主要证据本身也正面临质疑，这篇斯坦福大学John Ioannidis等人的论文选择了12项测量血清流行率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人群样本中有多少人产生了COVID-19病毒的抗体，再通过将这些研究中的死亡人数除以有抗体的人的估计人数，估算出感染致死率为0.25%到0.4%。批评者认为他纳入的研究有偏倚，比如纳入了本身较年轻的健康献血者的死亡率研究，但未包括最近西班牙的一项血清流行率研究，该研究感染致死率为1％至1.3％ —— 是他结论中最高估值的三倍。
此外批评者还指出实际死于COVID-19的风险更大，因为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短时间内的死亡风险，而且还要考虑未来18个月左右的死亡风险。这项研究也没有考虑到，如果病毒不受控制，多达80%的人会被感染，而这会导致更多的人因缺乏治疗而死亡。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抗体筛查扩大范围，越来越多无症状感染者浮出水面，COVID-19的死亡率会低于世卫组织在2月份给出的2-3%的数字，随着数据的充实，我们也开始看到必须更加不遗余力地保护养老院里的老人。考虑到封锁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和失业，而关于失业率与过早死亡之间的相关性已经有了大量研究，随着美国热点区域形势开始好转，确实有必要基于现有数据调整下一阶段解除封锁的路线图，但人类对于这场疫情的认识还是太有限了，封锁-松绑-再封锁，可能仍将是未来一年的政策主旋律。（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恐慌与群体迷思
如何导致了
全球不必要的封锁
编译者按
面对新冠疫情，绝大多数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严苛的居家禁足政策，这是正确的应对吗？主流媒体与民众共识大都如此认为。近日RealClearPolitics网站发表了一篇作者为Yinon Weiss的文章对此政策进行了批判；由于特斯拉创始人Elon Musk在推特上推广了这篇文章，它获得了很大的曝光。笔者认为文章的另类视角有一定意义，因此编译供读者参考。（张拓木）
面对这种新型的病毒，最初应对的国家进行了严苛的封锁。学术界使用有缺陷的信息建立了有缺陷的模型。各国领导人依赖这些有缺陷的模型。不同的观点被压制。媒体煽动火上浇油。整个世界陷入了恐慌。
我们应对新冠疫情的封锁政策也许最终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受迫性失误。所有的西方国家（除了一个之外），都未能摆脱群体迷思（groupthink）；这样巨大的错误将来注定会成为无数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课题。
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对大多数65岁以下的人来说，新冠病毒的感染致死率大致与疫情期间每天开车13到101英里的风险相当。这个结论来自于2020年4月5日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John Ioannidis等三位学者发表的论文（链接见文末）。即使采用保守的估计，新冠死亡风险与正常年份的基础死亡率也差得不多或者更低（下图）。
然而，数十亿的健康年轻人被拘禁在家中，癌症筛查这样的例行健康检查被中断，失业率达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造成这些的居然是这个50岁以下健康人群生存率超过99.99%的病毒。
纽约市的感染率已经超过25%，然而45岁以下99.98%的人都幸存，这和正常时段的普通事故引起的死亡规模不相上下。
当然，支持大规模封锁的关键说法是，如果没有进行封锁，事情会变得更糟。瑞典从未关闭边界、中小学、餐馆和商店，从未强制戴口罩，但是瑞典60岁以下人口中的99.998%都仍幸存，他们的医院也从未不堪重负。
但是为什么我们把人口中大多数绝不会有显著风险的人拘禁在家？这带来哪些连带损害？这正是这篇文章要探索的主题。
| 专家们最初的做法是有分寸的
2月初，世卫组织声明说旅行禁令是不必要的。2月17日，也就是美国首个禁足令发布前一个月，安东尼·福奇博士说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微乎其微（“minuscule”）。3月初，美国联邦医务总监说“口罩对防止大众感染新冠病毒效果不显著”。迟至3月9日，也就是意大利实施禁足令那天，福奇博士并不鼓励取消“大型集会”，“即使是在有社区传染的地方”，他认为可以“自行决定”（“a judgment call”）。NBA赛事仍然继续进行。
那我们是怎么从这样有分寸的做法一夜间就转变为把97%的美国人拘禁在家的呢？
| 有缺陷的假设和有缺陷的模型
由于早期的数字问题，导致很多科学家以为被感染病人中2%到5%的人会死亡。这个比例现在看是高估了十倍。流行病学术界做这种无比夸张的世界末日式预测已有很多先例。
伦敦帝国学院的流行病学家Neil Ferguson在3月16日发布的报告，被认为是导致英国禁足令的直接原因。英国的禁足令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大封锁。然而，Ferguson的模型现在已经被很多人质疑。他在三月份承认，模型使用的是十多年前的代码，原来是用来预测别的疾病的；虽然有很多人请求他公布代码，但他拖到报告发布六周之后才公布，而且做了大量的修改。很多人评论，“完全不可靠、到处是bug”，“谁的模型代码写成这样在工业界立马会被开除”。
Ferguson在2005年预测全球可能会有一亿五千万人死于禽流感；这15年来总死亡人数是455。他在2009年预测英国会有六万五千人死于猪流感；最终数字是392。现在，他预测50万英国人会死于新冠病毒。他的论文也研究了美国，预测将会有超过200万人死亡，这被人们用来论证必须得把几乎整个国家封锁起来。Ferguson博士是一位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化人物，同时也是位悲剧人物。他在3月17日给英国高层做报告讲述封锁政策的必要性，很有可能是后来包括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内多位高官感染新冠病毒的原因，因为一天后他确诊感染了病毒。五月初，他由于违反自己的禁令与已婚女士秘密约会被媒体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不过，我并不想把责任都怪罪到Ferguson这样的人头上。如果你是一个锤子，那么什么看起来都会像钉子。我要责怪的是那些政府领导人，他们没有做到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没有能够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 政客们声称封锁是死亡数字低的原因
如果政客们强迫民众隔离而后又承认这是个巨大的政策失误的话，他们会显得异常难堪。所以对他们来说，更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声称死亡率低是由于封锁政策。你看，成功了！
不巧的是，好几个棘刺能戳破这种说辞。最大的就是瑞典，西方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封锁的国家。瑞典从未关闭边界、餐馆、商店和中小学。唯一的法令是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
美国最著名的新冠预测模型来自于IHME（华盛顿大学健康数据与评估研究所），白宫也经常引用它。由于IHME模型考虑了禁足令与社交距离等等因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对瑞典的评估。下图是五月3日IHME对瑞典的预测，红色虚线是预测，黑色曲线是实际数字。模型预测如果瑞典不实施更严格的社交距离政策的话，到第11天死亡数字会达到每天2800人，最终会有7.5万人死亡。
注意，这并不是复杂的长期预测；这是根据几个月的数据预测下两个星期的情况。结果如何呢，瑞典的日死亡峰值比基线预测低75%，比最坏情形低96%。
我们再来看看，瑞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Uppsala University也发表过一个模型。如果瑞典采信了这个模型，它也可能会改弦更张像英国那样进行封锁。所幸瑞典没有退让。根据Uppsala University的模型（见下图），如果瑞典继续它的宽松政策，那么一个月内会有9万人死亡，事实数字是3500。
除了死亡人数，还有许多关于医院容量的世界末日式的预测，这些模型也是严重夸张了。3月29日，哥伦比亚大学预测纽约市需要13.6万个病床。最终，这个数字从来没有超过1.2万。在峰值，纽约市仍然有1/6的病床和1/10的ICU病床空余。在纽约市和瑞典，医疗资源都足够。
瑞典的数字远远低于很多模型的预测，尽管它的短期数字比挪威、芬兰和丹麦难堪，但好过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瑞典也很可能会受益于长期的群体免疫效果，经济恢复更快，并且在封锁引发的连带损害中死亡更少。
| 政客们无视那些与自己模型相悖的证据
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在早期无法很好的预测后果，所以即使封锁不是必要的，在早期由于信息缺乏还是应该保险起见实施封锁政策。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三月份意大利令人惊悚的数字在全世界引发了最早一波恐慌；然而到3月17日，人们都已经了解意大利的死者年龄中位数是80.5岁，而且30岁以下的死亡案例一个都没有。并且，人们已经知道死者中99%都有其它基础疾病。
依据这些信息，更理性的政策应该是封禁养老院等高危区域，而不对年轻健康人群进行过于严格的限制，这样才能更快建立起免疫屏障。然而，我们做的截然相反，我们强制养老院接纳正在康复期的病人，同时把年轻人封锁得死死的。
我们现在得到的结果是像加州圣塔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即硅谷地区）这样，禁足令已经进入第三个月，医院为新冠病人准备的容量利用率不到2%，呼吸机上一个人也没有。同时有两百万人基本上软禁在家。这里有些医院不得不将医生护士的工资降低20%以避免破产，这真是对我们这种毫无理性政策的巨大讽刺。
当然，一直都有人为我们敲响警钟。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John P.A. Ioannidis就是其中一位。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上他是被引用最多的100位科学家之一。在最关键的3月17日那天，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即将失控？面对新冠，我们的决策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持”。但这篇文章乏人问津。主流媒体对另类观点毫无兴趣。于是，整个世界走向了人造灾难。
Yinon Weiss，柏克莱生物工程学士，哈佛大学MBA，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陆军特种部队服役六年，军衔上尉；当前在硅谷创业。
原文链接：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20/05/21/how_fear_groupthink_drove_unnecessary_global_lockdowns_143253.html
参考资料
[1] 斯坦福John Ioannidis等三位学者的论文：《新冠疫情高危区非老年与非老年健康人群的死亡风险》
（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4.05.20054361v2）
Ioannidis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与统计系客座教授。2005年他发表论文《为什么大多数发表的研究结果都不成立》，成为公立科学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下载量最大的论文。2019年，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邀请他做当年度的Robert S. Gordon, Jr. 流行病学讲座，这是美国流行病学的最高荣誉之一。但是，由于他在新冠疫情中与众不同的观点，遭受了巨大的非议。
Ioannidis 3月17日的文章：《即将失控？面对新冠，我们的决策没有可靠的数据支持》
（https://www.statnews.com/2020/03/17/a-fiasco-in-the-making-as-the-coronavirus-pandemic-takes-hold-we-are-making-decisions-without-reliable-data/）
[2] 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报道《谁是Neil Ferguson？》，文内包含Ferguson历史上的诸多预测：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0/05/05/neil-fergusonthe-imperial-college-london-virus-modeller-government/
[3]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报道Ferguson辞职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professor-lockdown-modeler-resigns-in-disgrace/
Ferguson因为在禁足令期间与情人Antonia Staats女士至少两次约会被每日电讯报曝光，迫于公众压力于5月5日从英国国家紧急事务科学顾问小组辞职。第一次约会是在3月30日，当天Ferguson对公众宣布为时一周的封锁需要延长至6月底。第二次约会是在4月8日。当然，Ferguson在第一次约会时已经基本完成了他自己的14天恢复隔离，所以感染对方的风险极低。Staats女士虽然已婚，但是她的婚姻关系是开放式婚姻（open marriage），所以两者的约会无可指摘。但作为英国禁足令的主要推手，Ferguson违反自己宣传的禁令，不能不说显示出一定的虚伪性。
全球疫情晚报参见今日推送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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