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枪击，枪击，枪击，纽约怎么了？
文 | 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昨天一夜之间，在纽约不断升级的枪击事件中，又有9人被枪杀。自上周以来已经有100多名受害者遭遇枪击，其中包括周日晚上被击中的一名1岁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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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数据显示，在截至上周日的一年中，共发生了634起枪击事件，而2019年同期为394起。枪手在家庭聚会、烧烤和街头掷骰子赌博中开枪，并在光天化日之下蓄意行凶。
超过12人被枪杀，其中包括一名在大学毕业派对上的青少年和一名正在洗车的服装设计师。犯罪控制策略部门负责人迈克尔·利佩特里(Michael LiPetri)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6月初的情况还不如1996年。”
其他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枪击事件高峰，包括芝加哥、休斯顿、亚特兰大和丹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芝加哥，目前的凶杀案速度接近2016年的778起，这是近20年来的最高记录。截至7月2日，芝加哥有336起谋杀案；纽约的人口是芝加哥的近三倍，截至今年6月底的凶杀案总数为181起，较去年同期的147起有明显上升，但与1990年和1991年超过2000起的凶杀案总数相比，还是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枪击事件激增还是在纽约和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也使得一场围绕警察执法的争论更加尖锐。警察工会和他们的支持者抓住这一趋势，反对抗议者提出的削减警察预算和控制警察的要求；而犯罪学家和民选官员则警告说，这股犯罪潮可以用很多原因来解释，疫情、帮派、贫困、失业等因素，令当前各大城市的暴力活动形成了一场“完美风暴”。
刀光血影开启的2020年
需要先强调一点：纽约和全国各大城市自6月以来出现凶杀案上升，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今年以来，全美各地都观察到凶杀案有所抬头的趋势。
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St)的犯罪学家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对《纽约时报》说，从全国范围来看，2020年前三个月，美国64个大城市的凶杀率已经比前三年有所上升，但新冠疫情导致多数地区的凶杀事件短暂停滞，然后在5月份再次上升。
这个趋势与纽约市是一致的。尽管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抢劫、袭击和重大盗窃案数量有所减少，但在2020年的前5个月里，谋杀和枪击事件的激增仍然困扰着警察局。根据5月份的犯罪统计报告，凶杀案上升了79.1%，枪击案也上升了64%。
纽约官员将这一增长归咎于与帮派有关的暴力活动，这些暴力活动今年以来困扰着纽约市所有的行政区，甚至在疫情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如此。5月份发生了34起杀人案，而前几年只有19起。
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扣押期间死亡一事引发的余波，一些犯罪学家说，在警察杀人引发的骚乱之后，犯罪率上升是有先例的。
2014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弗格森(Ferguson)被杀，引发了当地乃至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在那之后，全国的凶杀案有所上升。罗森菲尔德说，在美国那些最大的城市，凶杀案上升了15%至20%，但两年后又有所下降。他说，当人们对警方的不满情绪高涨时，他们不太可能打电话报警，而是决定自己解决问题，从而加剧了暴力事件。
“70%的枪击案与帮派有关”
Bloods与Crips有着世仇。
到了今年夏天，纽约的很多街道显然已经变成了帮派冲突区。
周一晚上早些时候，在短短14分钟内，卡纳西(Canarsie)发生了三起驾车枪击事件，彼此相距1英里。在周一这天全市总共有20起枪击，其中五起同为驾车射击，警察局局长特伦斯·莫纳汉(Terence Monahan)告诉《新闻日报》(Newsday)，这五起可能是一个团伙所为，源于两个帮派之间不断升级的世仇。所有受害者看来都是预定好的目标。
警方认为，布鲁克林的一系列枪支暴力事件源于今年2月说唱歌手Pop Smoke被杀导致的帮派冲突。Pop Smoke在布鲁克林卡纳西长大，是该地区Crips帮派的知名成员。2月19日，他在位于好莱坞山的家中被枪杀，三名成年人和两名青少年近期在加州被捕，警方对《洛杉矶时报》表示，其中四人与一个名为Bloods的街头帮派有关，并可能引发了布鲁克林及其周边地区最近的一系列枪击事件。
Bloods和Crips最早都是在洛杉矶成立，后来扩张到全国各地，目前是纽约和洛杉矶最大的帮派之一，双方的仇恨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在Pop Smoke被杀后，街头消息称，他的死激怒了许多帮派成员，他们想要进行报复。
除了这两个大型黑帮外，警方目前逮捕的一些人员据信与城中其他帮派也有关系。在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发生五起枪击案后，警方于7月15日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者，并称他隶属于当地一个叫OTA的团伙，当局在技术上并未将其标记为帮派，但它与过去多宗暴力与仇恨事件有关联。
随着证据越来越丰富，警方在不断肯定当前枪支暴力与帮派有关联的说法。纽约警察局警长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最近70%以上的枪击事件与帮派有关。“让人们了解布鲁克林出现了很多帮派暴力，这很重要，”他说。“我知道帮派暴力是有来有往的。所以一个团伙一定会对前一次枪击事件中的另一个团伙进行报复。”
7月6日，在每月一次的犯罪统计简报会中，警方官员也向媒体表示，与帮派有关的暴力事件激增，而且几乎所有的谋杀案受害者都是少数黑人和拉丁裔。他们说，一半的谋杀案发生在“帮派横行”的10个警区，比如曼哈顿的东哈莱姆(East Harlem)、布朗克斯的莫特黑文(Mott Haven)、布鲁克林的东纽约(East New York)和皇后区的牙买加(Jamaica)等社区。
“这里有很多帮派活动，很多毒品活动，”纽约警察局长德莫特·谢伊(Dermot Shea)对ABC电视台说。“都是拿枪的坏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这些人在算账。”
那么帮派暴力为什么无法控制？
熟悉纽约市犯罪问题的观察人士认为，纽约市的犯罪率上升非常显著。
“我研究这个已经很久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增长，”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教授克里斯托弗·赫尔曼(Christopher Herrmann)说。他曾为纽约市警察局分析过犯罪统计数据。
一位警官则对纽约地方媒体《amNewYork》私下说：“自90年代以来，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况已经失控了。”
尽管枪击案呈螺旋上升趋势，但逮捕人数直线下降，警方数据显示，今年夏天过去四个星期里，与去年同期相比，逮捕人数全面下降了62%。因毒品被捕的人数下降了85%。犯罪团伙被捕的人数减少了90%。在地铁和住宅区巡逻的警察逮捕的人数也有类似的急剧下降。与去年相比，在同样的四周内，逮捕涉枪者的人数下降了67%。
在纽约市，警察通常能侦破近三分之一的枪击案件和大约一半的凶杀案，而今年迄今为止只有四分之一的枪击案被破获，这意味着枪击和报复的循环基本上没有中断。民选官员与高级警察因此陷入了互相指责。
针对警察暴行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纽约市议员上个月通过了《警察改革法案》，禁止警察在逮捕过程中屈膝压嫌疑人的脖子，并废除了一项对警察纪律档案保密的法律。市政府官员原则上同意将警察局预算中的大约10亿美元转移到其他机构。官员们称，面对这些抗议活动和相应措施，警察做出了消极应对。
布鲁克林区长、前纽约市警察局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L. Adams)说，他已经要求市长和警察局长调查响应时间，以确定警察是否在放慢工作速度。他说：“我接到了太多来自城市不同地区的电话，人们说警察没有对我们的电话做出回应。”
来自皇后区东南部的市议员、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多诺·理查德(Donovan J. Richards)说，他也收到过类似的投诉。他说:“现在，社区同时被警察和强盗劫持。这对那些既想要安全的街道，又想要安全、公平的治安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要求两者并不矛盾。”
而警方高级官员把暴力事件的增加归因于立法者和检察官在过去几年实施的刑事司法改革。警方辩称，这些变化，包括市长办公室为减少莱克斯岛(Rikers)监狱犯人人数所做的努力，已经让更多的暴力犯罪分子重返街头。而近期警方受到的各种压力也导致其执法束手束脚。
警方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在于犯人已经脱离了监狱体系。警察局长谢伊表示，暴力事件代表了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趋势正在加速。在接受1010 WINS电台采访时，谢伊没有直接点出“保释改革”这个词——今年1月1日，纽约加入了加州和新泽西等州，要求刑事法院不再为大多数轻罪和非暴力重罪设立现金保释，因此一些嫌疑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审判前就被关在监狱里——但他强烈暗示，一系列的刑事司法改革，比如取消现金保释，都是暴力上升的原因之一。谢伊说：“这种趋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枪击事件只是最新的症状。坦率地说，我们需要刑事司法系统开始发挥作用。”
谢伊也对纽约市在疫情期间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感染，释放了大量囚犯表示不满，“看看去年莱克斯监狱的人数，现在只有大约一半，另一半现在在哪里？当你把基本上一半的犯人直接放回到纽约街头，可想而知将发生什么事情了，”谢伊说。“人们不想谈论这件事，但我不会羞于谈论它。几乎没有人在监狱里。现在，当你要求警察局挥舞一根魔棒，解决让危险人群重返街头带来的问题时，你就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纽约警方的数据称，3月起莱克斯岛监狱释放了2500名犯人，其中有250人已经因为再次犯罪而被捕。
谢伊局长说，第二个问题在于，警员现在面临人员缺乏的现实问题，而且因为有些人“认为自己比警察更懂执法”，感到更加孤立无援。
警队力量受到疫情和抗议活动的双重冲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超过7000名警察——占警力近20%——请了病假，数百名调查人员被从侦查小组调离，负责监督市民有没有采取社交疏远，后来又在5月底和6月初帮助维持抗议活动的秩序。许多人是在近期才回到他们原本的岗位，重新开始调查黑帮和毒品活动。此外一轮大幅预算削减导致1163名新招募人员被取消，抗议活动又导致申请退休人数增加。
此外，谢伊称各种抗议和新政已经令警察在执法中不再清楚自己的权限。他对市议会通过的这项制止警察扼喉的法案表示不满。他说，警察需要更多的资源、公众支持和法律来帮助他们打击犯罪。
纽约警察局总警监特伦斯·莫纳汉(Terence a . Monahan)在接受1010 WINS采访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表示，许多警察担心，如果他们采取“积极”措施阻止犯罪，自己可能会被逮捕。“他们害怕如果在逮捕某人时，万一膝盖撞到某人的后背，会因此而被起诉，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警察的事实是，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再知道地板在哪里，也不知道天花板在哪里，”一名要求匿名的高级警官对《纽约时报》说。
莫洛伊学院(Molloy College)教授、前纽约市警察局局长约翰·埃特诺(John Eterno)说，政界人士和公众对警察执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导致警察士气低落。
他说：“许多人认为警察拿着警徽和枪，看上去很有权力，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警察们发现失去了社区和政界的支持，我认为警察确实会改变他们的工作和做事方式。”
市议会司法系统委员会主席罗里·兰开曼(Rory Lancman)是这项“扼喉”法案的发起人，他回应说，扼喉的做法事实上早在1993年就已经被纽约市警察局禁止使用，只是未被本市法律明文禁止而已，因此他很难看出纽约警方为何会对官方禁止一项已经违禁多年的拘束手段感到无所适从。
《纽约时报》1993年对纽约警察局禁用扼喉术的报道。
还有人指出，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纽约警察局解散了拥有600名警员的便衣反犯罪部门，并将他们调任到其他岗位。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在暴力最猖獗的区域解除犯罪分子的武装，主动预防枪支暴力，但采用的激进手段也导致其受到了大量投诉，《Intercept》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自2000年以来，纽约警察局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中，31%涉及该部门的警官。
在6月15日宣布解散该部门时，谢伊表示便衣反犯罪部门是一种过时的警务模式，而现代警务部门可以通过依靠情报收集和技术来打击暴力，重建与所服务社区之间的信任。
但问题是，在反犯罪部门解散的前一周，枪击案数量比2019年增加了60%。在被解散的当周，纽约市的枪击事件比2019年增加了300%。
“当我们突然解散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比如反犯罪部门，这对于暴力犯罪分子当然不可能起到任何威慑作用，”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执法专家玛丽亚·哈伯菲尔德(Maria Haberfeld)博士对PIX11说。“在你解散这个部门之前，总得先有适当的措施来应对暴力犯罪。”
目前，纽约警方高层仍然表示支持解散反犯罪部门，谢伊坚决捍卫自己的这一决定，而莫纳汉则再次将矛头转向检方，他说，解散反犯罪部门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地方检察官把带枪的人关进监狱。”
犯罪控制策略部门的利佩特里解释说，新冠疫情对检方和司法部门的工作造成了障碍，由于自3月中旬以来纽约的法院系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联邦和市检察官都无法将涉枪案件交给大陪审团审理，导致目前仍有大约800起涉枪案件处于积压状态。此外，在纽约，如果大陪审团未能在六天内提起公诉，则必须释放因重罪而被捕的任何人。今年到目前为止，40%因持有枪支指控而被捕的人已经在未提交现金保释的情况下获释。
“完美风暴”
由于天气转暖，更多的人会到户外活动，人们在高温下脾气更加急躁，因此枪支暴力事件通常会在夏季上升。但犯罪问题专家说，今年全国各地城市的暴力活动尤其激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加剧了通常构成枪支暴力根源的地方性问题，包括贫困、失业、住房不稳定和饥饿，由于疫情阴影仍在，夏校和夏令营未开，也导致青少年在街头游荡。
“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是一场完美风暴，”非营利组织“每个城镇都要枪支安全”(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的政策和执行总监迈克尔·肖恩·斯宾塞(Michael Sean Spence)说。“这种流行病加剧了枪支暴力根深蒂固的问题。”
但是，并不是纽约市所有过去枪击事件频发的地区都出现了案件增长。伊夏·瑟寇(Iesha Sekou)所在的街角资源组织(Street Corner Resources)是一个致力于通过为本地高危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就业资源、从根本上杜绝暴力的机构，负责监管的哈莱姆区的一段区域自4月25日以来就没有发生过枪击事件。
伊夏·瑟寇
瑟寇对《纽约时报》说，她的组织一直在密切关注那些出狱的人，尤其是参与过枪击的人，因为他们可能还有未完成的任务。
通常在有人出狱后社区里的人会办一个聚会庆祝，但凡这种时刻她就会出现。“我们会去那里分发口罩和手套，我们会说，‘我们需要你们所有人避免发生冲突，’”她说。
这也正是纽约市和警方目前的计划。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表示，纽约警察局将启动预防暴力计划，一方面派遣数百名文职人员到街头巡逻，重点关注20个面临枪支暴力问题的地区，特别是布朗克斯区和布鲁克林北部，另一方面进行社区动员，请那些过去与帮派有联系的年轻男女作为“暴力中间人”，调解纠纷，阻止街头冲突升级。“让警方加强与社区的联系与互信，这是前进的方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