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杜的头发撩拨了什么？|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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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篇
特鲁杜的头发撩拨了什么？
【提要】
“特鲁杜总理的头发和胡须在加拿大一直是个神秘话题。媒体不但从中记录疫情封锁的日子，而且更在寻找联邦大选的黄金窗口……”
文：乡庐子夜
都说美国无小事，加拿大无大事。加拿大这个国家有时很可爱，甚至也很可笑。国土面积比北纬四十九度边界以北的美国大，全球第二大国家。但是，政坛大小风波，或者引发媒体关注的，在美国人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加拿大联邦大选，每次吵来吵去的，除了医疗保险外，好像就没有更大的议题。而加拿大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几个医疗保险国家之一，以至有人会怀疑加拿大人都是“病夫”吗。至于没有大选的日子，或者没有爆发引致党争的事件，就更显得有些无聊了。例如，正在继续要领导全球的美国，似乎从来不会关注哪个领导人的头发（除了时尚和八卦杂志），唯有加拿大，会有主流媒体密切关注总理的头发，政论专家也一本正经会做分析文章。这是一个奇观。
进入新的一年，加拿大总理特鲁杜（Justin Trudeau）的胡须和头发，再一次引起媒体的注意。这一次是特鲁杜不经意用手撩拨已经很长的头发所引起的，华文媒体报不多，但英文媒体连篇累牍，津津有味。而且，这次关注时间较长。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加拿大无能幸免，手忙脚乱进入紧急状态。这个时候，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所没有的一道风景线：由于要保持社交距离，特鲁杜每天上午顶着严寒和冷风，不是在官邸而是在他自己陈旧红砖住宅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直接面对全国民众，传递有关疫情的最新进展和政府临时推出的紧急措施──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情况，每天也有新的举措。这是一种战时国家领袖展示镇静和稳定人心的难得机会，特鲁杜把握得相当得体和成功。有时寒风太大，他显然无法抵御，会无奈返屋披上大衣，又匆匆从门里奔出，继续进行新闻发布会。这时，人们已经发现，特鲁杜已不苟言笑，不但留起了胡须，没有以前那种奶油小生的小鲜肉形象，而且头发越来越长。三月的时候，脑门顶部的头发开始稍长，两侧还齐耳，但四月之后则很长以至经常会滑落鼻子上，需要用手撩拨。在许多电视镜头里，最让人心动的一个是：有时寒风凛冽头发吹拂脸面不适，他会用手轻拨上掠，那种神态不仅让崇拜他的妇女心疼和狂热，而且甚至有一种令人有无辜之感的的隐喻，也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顿生怜惜之情。
本来，从人性方面讲，特鲁杜撩拨头发的举动，对人心的打动超出了政治意义。在疫情最初的三个月，有一位叫凯蒂•吉恩（Katy Jean）的妇女，是新斯科舍省达特茅斯的一名全职妈妈，她每天都观看特鲁杜的记者会，在推文中称他为“帅哥”，甚至注意到特鲁杜“虽然惯用右手，拨弄头发还是用左手”。问题是，在最近一次联邦大选中，她并没有投票给特鲁杜──而像她这样的例子，应该是不在少数。
整整一年过去了，特鲁杜的头发越来越长，而且胡须也越来越浓。在加拿大的文化中，头发和胡须好像总是一个容易让人们讨论的一个神秘话题。在国家冰球联盟NHL每年季后赛，许多球星迷信蓄须留发，直至今天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解释。而从头发扯出的绯闻，也是不分党派的，就像前保守党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前些年在台上时，就因为头发突然梳得整齐和漂亮一些，引起媒体好奇，再追下去有人质疑用公款请发型师化妆和染发，于是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飞短流长。这让我们中国人十分不解，世界第二大国加拿大不就一个总理吗，付不起一个理发费吗？但民众偏偏认为，他们交纳的所得税里，并没有总理化妆和染发的这一笔费用──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作为一名保守主义文化的代表，哈珀的头发和胡须除此之外都没有给媒体大作文章的空间。反而杜鲁道作为一名年轻“帅哥”，有关他的头发和胡须，历来是不缺少做文章空间的，有迷恋和吹嘘的，也有讽刺和挖苦的──加拿大的故事不多，至少没有可能发生国会被暴徒攻占的事件。有闲功夫在头发和胡须上做做文章，也是一个大国的福气。
但一年来，特鲁杜只让头发长，而不去理发或修理，不但不涉及公款理发，甚至私人付款的机会也不多，媒体像做哈珀那样的文章很困难。就像有的记者所形容的，特鲁杜头发的生长像挂在墙上的图表一样记录着疫情封锁的日子。这甚至有一种悲壮之情的溢露。
问题是，政论家和媒体记者除了努力挖掘特鲁杜头发有可能存在的秘密外，也会同当下的时事和环境进行挂钩解读。最近一个时期，媒体突然再次炒作特鲁杜的头发和胡须，是因为他们发现联邦政府有可能在筹划和推动新一场的大选。这个背景是，由于一年来带领全国人民抵抗新冠疫情，联邦政府在一些主要事件上处理得当，有些举措相当可圈可点，因此，自由党的一系列民意调查都是步步上升的，如果适时进行大选，自由党有可能从少数党变成多数党，而不必总是提心吊胆被不信任投票搞下台。处于少数党的地位，在民调有利时，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进行大选。在最近几个月，加拿大已有三个省在疫情中利用民调的提升而进行选举，从少数党执政扭转成多数党执政。其中，新布伦瑞克的省选，选举结果是保守党由少数政府变成了多数政府，这次选举是在反对党不信任之下被迫进行的，但执政党大赢，这对特鲁杜来说是一种鼓舞性的启发。后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不顾疫情的状况和舆论的反对，强行提前一年进行省选，结果新民主党一夜之间从少数执政变成多数党执政，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显然让特鲁杜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媒体分析自由党利用民调上升期间发动大选，这不一定没有道理。现在的自由党少数政府是2019年10月上台的，至今已经接近十五个月，在加拿大的政治规律中，少数党执政通常维持不到两年的寿命，而事实上即使在疫情期间，特鲁杜少数政府已经有多次面临反对党倒阁的危机。所以，适时地启动新的一轮联邦大选，应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事实上，从近期加拿大政坛动向来看，已经显露了某些征状，相关的大选准备正在悄悄进行。据透露，加拿大选举事务局（Elections Canada）已经开始沙盘推演可能的选举情况，他们公开指称在疫情下若有大选，作业上不会出现问题，例如，将采用连续两天周末投票方式和接纳更多邮寄投票等选项，来因应疫情下的投票变化。同时，国会也会启动修法，在投票时间、地点、投票方式等方面进行修改，让民众在疫情下拥有更多投票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特鲁杜头发和胡须炒作引出大选的问题，并非是空穴来风。但是，笔者仔细梳理这一年来有关此类的新闻，发现特鲁杜其实疫情在加拿大爆发和流行之前，即去年二月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一反常态留起了胡须。这个时候，离他刚就任新一届少数政府总理才几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并不是因为疫情封锁理发店关门，而是要同此前他对大选的结果进行总结和反思联系起来。只是因为后来突如其来的疫情大爆发，使人们忘记了这个非常巧合的细节。
如果顺着这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会很有意思的了。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政府领袖，特鲁杜不可能在此时此刻以所谓的颜值，通过留须和长发去搏取时尚的眼球，这是一个常识。在疫情之前，他的这一反常态的举动，当然会有一定的观感目的。就人们普遍的心理暗示来说，面对一个满脸光亮的青春帅哥，同一个满脸浓须的沉思的中年人来说，肯定会认为后者显得稳重和安全。在此之前一两年的时间里，围绕特鲁杜出现的一系列丑闻，尽管反对党以常态予以最严厉标准的批判和追究，但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特鲁杜在政治上未完全成熟的“低级错误”，甚至有些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在新一届大选成为少数党执政后，特鲁杜最需要的就是完成他在政治上的“成人礼”。无论别人如何从政治上和道义上进行上纲上线，但特鲁杜自己心中认定要做的，就是这样一种成“成人礼”，为彻底摆脱有可能的低级错误而在政治台阶上再上一步。疫情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洗礼机会，他利用得相当到位，也相当成熟。
此前特鲁杜留在公众眼里的形象，是一个政治世家吃喝不愁的“官二代”，从读书到职业都是一帆风顺。他四十多岁就当上加拿大总理，当年美国尼克松在为他的父亲老皮埃尔•特鲁杜（Pierre Trudeau）访美举行国宴时，就即与吉言只有一岁不到的小特鲁杜是未来的加拿大总理，只是没想到只经过四十多年时间。他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酒保、滑雪教练、慈善事业等，在电视剧扮演主角，有所谓“特鲁杜王子”之称。在成为议员后，为了给癌症患者募捐，他参加慈善拳击比赛，为获胜被打得鼻青脸肿，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
从人性方面来说，这是非常可爱的一面，问题是他选择从政的道路，而政治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他人性观察的视角。这样一个从养尊处优和政治世家光环走来的精英，由于年轻，许多事情自然不知深浅，不知道诸如“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这些政治家的戒规，被虎视眈眈的政客和媒体一旦抓着不放，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中国人一句老话“嘴边没毛，办事不牢”，现在想想非常有意思。在没有留须和长发的日子里，特鲁杜因为言行不慎而多次惹祸，甚至造成政治危机。特鲁杜任期内的最大丑闻，是爆出SNC—兰万灵公司事件。兰万灵公司因涉嫌向利比亚官员行贿而被起诉，但特鲁杜及内阁成员向司法部长施压，要求利用司法部长的职权，指示公诉方与被告达成“补救协议”，允许该公司以缴纳罚款的方式免受刑事起诉。这件丑闻造成很大影响，数名政府官员因此涉嫌辞职。特鲁杜的本意是善良的，挽救兰万灵公司，保住几万就职人口，但他既干预了司法部长的权限，又实际上违反了加拿大联邦利益冲突法。这些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基本功课，但他没有做好。这件丑闻的2019年，正好是联邦大选年，这个丑闻并未根本动摇特鲁杜选情。但是，恰恰在这时，美国媒体发掘了特鲁杜年轻时在一所学校任教时的旧照，在一场名为“阿拉丁神灯”的化装舞会上，特鲁多裹着头巾，穿着白色长袍，还将脸部、颈部与手部涂黑，装扮成神话故事主人公阿拉丁。问题是，白人涂黑脸在电影或者戏剧中扮演黑人角色在西方国家有很长的历史，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行为。此事发生在特鲁杜年轻尚未从政之时，其本人又是以种族和谐为标榜，所以照片事件让他陷入尴尬境地，他不得不公开道歉，请求原谅，但反对党则借此质疑他是“一个完全缺少判断和正直的人，是一个不适合治理这个国家的人”。拿出年轻时舞会上的扮黑脸照片事，当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自由党的选情，但当年联邦大选自由党从多数执政退到少数执政，不能不说同特鲁杜的一系列丑闻有关。去年，特鲁多和他的内阁成员又卷入慈善机构WE Charity丑闻事件，其母亲和他的家人以及内阁成员都从中谋取利益和好处，并被媒体监督和追责，特鲁多为此被迫道歉，这件事直至现在皇家骑警仍在调查。除了这些丑闻外，特鲁杜经常会犯一些“说话不注意”的毛病，例如在外交场合，麦克风还没关就对他国领袖评头论足，或者不懂“外事无小事”的道理，对他国事务随意评论，像印度农民抗议政府农业法，特鲁杜莫名其妙发言支持，等等。如果撇开政党斗争严格问责和无情追究的思维，许多媒体在总结特鲁杜一系列丑闻后，发现他基本上还没有“大奸大恶”的事，只是一个仍然没有脱离年少气盛的中年男子，犯的大都是“低级错误”。
应该说，就特鲁杜近年来被缠扰的丑闻来说，“低级错误”是一个很到位的评估。但是，不要说在政党政治中的首要人物，即使一般公众人物，任何言行都必须经受镁光灯的照射，那么，任何即使平常人一笑了之的“低级错误”，都有可能带来政治上的灭顶之灾。想必，2019年联邦大选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是特鲁杜刻骨铭心的教训，也是世人对他这个政治新星观察的临界点。他自己需要改变，别人也期待他会有什么改变。但是，从留须到积发，却是许多人并没注意到这是改变的开始。
“低级错误”有可能给特鲁杜带来厄运，要改“运”当然有许多途径，而头发和胡须应该是其中一个举动。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特鲁杜的头发撩拨，不是故意的作秀，这个年龄和这个位置对他来说已经不需要作秀。中国风水文化中，就特别重视头发影响运程，像八字学、五行学、面相学等理论，都认为头发的长、短、卷、直、色、型，对一个人的运程是有直接影响的。特鲁杜显然不是出于中国风水改运的影响，因为他现在的头发遮住了额头，而中国风水非常强调不管男女，都以头发不遮住额头为吉，尤其男士头发遮额头会自毁前程，像一代武师李小龙，其发型长期都是遮住额头，结果年仅33岁就突然去世。要信风水，会把特鲁杜吓坏的。因此，撇去作秀和风水之外，特鲁杜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向外界展示一种新的形象，就是从“嘴边没毛，办事不牢”的形象转向日趋成熟的“嘴边有须，办事牢靠”的形象，但这种形象又有别于现在政治精英那种衣冠楚楚、头发整齐、光亮鲜明的形象。他以前就是这种形象，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图得就是改运，扭转公众的观感，尤其是支持自己阵营人士的不安全感。而现在这一刻，特鲁杜用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再次吸引媒体的眼球，止着自己形象的流失，当然终极目的就是要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减少负面因素。他至今没有就头发和胡须，找任何机会作过解释，但强烈的政治“成年礼”却是一种无可言表的宣示。而且，借助这次空前的疫情，他已经得以表现出了自己能胜任挑战的转变。
于是，通过这些事件的连贯性，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逻辑的线索：特鲁杜一年前突然开始的留须和蓄发，既非心血来潮，也非颜值自恋，而是一种形象的改变，这种形象设计的目的在于扭转因各种低级错误而造成的政治上不安全的观感。就连曾为自由党负责公关的彼得•多诺洛(Peter Donolo)也承认，特鲁杜的留须和蓄发说明“他很懂得领导者的象征意义……他留长发看上去很气派，这也有帮助。”
一个从外表脱胎换骨的政治领袖至少会给一些人带来期待，例如他所带领的自由党，曾经投他票的选民，甚至影响那些末曾投票给他的选民（例如上面提到的凯蒂．吉恩），背后就是政党政治折射的筹谋和盘算，而所有这些的设计都难以摆脱精心设计和包装的幕后运作──最终的目的，就是下一次联邦大选的铺垫。
特鲁杜用手撩拨头发，打动了无数人，其实是撩拨或挑逗了选民的投票意向。假如这个举动引致下一次大选的成功，或至少多拿了一些选票，这证明特鲁杜化一年时间完成的政治“成年礼”是他人生的一个大手笔，一个新的特鲁杜也许就崭露头角。
但是，加拿大这样一个大国，毕竟无法由头发和胡须来决定一切。事情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政治的易变和莫测会再一次让特鲁杜领教从政的残酷性。假如说，去年秋季曾出现过因疫情而至的选举黄金窗口，那么，进入新的一年尤其是二月以来，这个窗口正在逐渐关闭。对由特鲁杜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推动大选的黄金窗口正在渐行渐远。
去年秋天，民调最高时，自由党曾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六的肯定，而最大的反对党保守党则是百分之三十三，加上当时高达百分之六十的选民表示认同自由党政府在抗疫时期的政策和成效，因此，假如当时举行一场选举，自由党很可能会赢得一个大多数政府。事实上，当时因为WE Charity丑闻事件继续在发酵，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仍能获得这么高的民调，就必须把当时的特殊时空背景考虑进去，这就是：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国家巨大的外在危机，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和利益认同的历史沿续，国民一般会比平常状能更能与执政当局保持一致，并以此显示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团结。这种情况以前一般会出现在战争时代，包括国家遭遇外部重大打击之时，例如恐怖主义袭击等。但是，特鲁杜和他的自由党当时很明白，这种因特殊时期出现的大选黄金窗口，并不是一张可以任意填写的空白支票，民调如水一样既可载舟也可覆舟，拿捏不好就会全盘皆输。因此，当国会于九月复会，特鲁杜政府公布施政报告时，虽然作好了反对党投下不信任票后启动大选的准备，但终因反覆考量，尤其考虑到疫情困难时期启动大选会引发公众反弹，他们启动大选仍然是踌躇不前。结果，当反对党在施政报告表决时放了一马，他们顺势高调放弃解散国会推动大选的威胁。实际上，就是特鲁杜利用黄金窗口进行大选的计划宣告胎死腹中。
进入新的一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疫情在逐步降退，加上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并投入接种，国家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状态下的政治模式和社会运作模式。原先因疫情形成的特殊状态下的紧急措施会逐一被拿出进行严厉的审查和质问，政党政治那种必须的对立或反对就会成为国家生活的常态。在这种严厉查核下，疫情以来的所有政策和举措都面临覆盘。以特鲁杜政府来说，疫情期间为了紧急救援，动用了空前规模的财政金额进行抒困和救济，用华人的话说是“派钱”，所发的钱是全世界上最多，也因此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缺口。这笔钱终究要回归到由纳税人的税金来填补。自由党本来就是以举债和赤字著名，并且成为大选中被反对党紧咬不放的软肋。那么，面对现在空前巨大的支出，如果自由党无法拿出专业的经济规划和技术，那么，一年来他们所积累的疫情红利会在瞬间蒸发掉。
而且，这种流失正在不可阻挡地扩大。例如，特鲁杜政府在订购新冠疫苗方面的严重失策。加拿大原先估计到美国的辉瑞药厂有可能在疫苗出口方面有风险，于是把赌注押在欧洲的厂家，订购了大量的疫苗，加拿大也因此一下子成为少数几个“囤积疫苗”的国家之一。但是，当欧盟突然推出了疫苗出口管制计划，导致本国疫苗接种速度迟缓，并且这种失策已经惹恼国民。据民调机构年初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一的受访者对本国的疫苗接种速度落后于美英等国感到“愤怒”，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国民相信本国会实现特鲁杜宣称的九月之前实现全民接种的目标。联邦自由党对保守党的领先优势已缩小到仅三个百分点，实际上是下降，而保守党则是上升。而特鲁杜的整体抗疫表现认可率亦下降了六个百分点。那时，观察人士说，这个民调结果可以说疫苗问题已从一个原本多数人认为对政府有利的因素，变成了不利因素。
当然，从历史个案看，任何一位总理的表现有百分之五十的认可率，实际上还是有可能在选举中组成大多数政府的。也就是说，那个黄金窗口并没有最后关上，还有一线希望。许多专家都预测，当上次期待秋季大选未竟后，今年春天肯定是有什么事会触发大选的。而且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这个窗口只会越来越紧，因为经济疲软的问题会呈现，人们的怨气会越来越严重，执政党和反对党原本优劣势态正在悄悄地逆转。大选拖得越久，越是对执党不利。这也就是说，今年以来媒体再次关注特鲁杜的胡须和头发，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的无聊，而是一种详细分析从肢体语言到国家走向的规律总结。特鲁杜用自己的左手撩拨头发，在媒体的眼睛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用大选的视角看问题，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合拍的。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理由触动大选，特鲁杜能继续在寒风中用手撩拨头发并打动人心吗？
疫情正在过去，一切都在渐渐恢复正常。那幢红砖住宅前撩拨头发的画面，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免有一丝温馨的想象，这幅画面也许会在具加拿大特色的政治图景中留下一笔。就像当年特鲁杜的父亲，尽管也有丑闻和争议，但历史记忆更多的还是他的人性一面。最新的民调显示，尽管由于疫苗延迟交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特鲁杜的民调，但自由党支持度并没有相应下滑。特鲁杜的支持率在疫情爆发初期飙升，后期因民众抗疫疲劳心态和疫情反覆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整体支持率都有迹象显示支持率仍好于前两年，而且反对党也没有从自由党的小幅下跌中获益，假如此时举行大选，特鲁杜政府还是有可能从少数党政府变为多数党执政。尤其进入三月以来，疫苗延迟问题有了扭转势头，疫情也重回正轨，民众感受度再次转好，因此，特鲁杜政府不想在春天这个时候推动大选，其实也难──因为那个黄金窗口是越来越收紧的。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人们注意到了特鲁杜的头发和胡须虽然在继续留长，但都作了修剪，比去年整洁和齐整，这似乎又传递抗疫的最后光明即将来到。但是，人们需要知道的是，无论如何加拿大毕竟是一个现代化大国，那应该是经济专家和技术官僚伸展身手的天地，不能全部靠留须或蓄发之类公关手法和形象包装解决问题和争取选票。面对特鲁杜那沉静和近乎天真的撩拨头发温馨镜头，人们期待的宁愿是他一种下意识的举止，即在历经磨难之后一种谦卑的沉思。一个大国，不能有太多的留须或头发故事。政治是残酷的，假如观察家预言春天大选真的来临，这种残酷性马上会把那种温馨之类的浮云一扫而空。
【作者简介】：乡庐子夜，加拿大华裔资深媒体人。早年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农场任新闻干事。1979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后在媒体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访学，并筹备和创办学术刊物。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加拿大），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宫》等著作。长篇武侠小说《茶醉》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赛评审奖。发表有不同主题的学术论文、散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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