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再审改判：法律应是公序良俗的“兜底条款”
一起最近宣判的案件，重申了一个常识：法律应是公序良俗的“兜底条款”，司法绝不允许守法者为“小恶”买单。
1月20日，广州中院对“老人景区擅自上树摘杨梅摔死案”再审宣判。本案中，广州市花都区某村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村委会在河道旁种植了杨梅树。六旬村民吴某私自上树采摘杨梅跌落身亡，家属遂起诉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此前，一、二审曾以双方均有过错为由，酌定村委会承担5%的赔偿责任。而再审判决明确认定村委会不存在过错，驳回了吴某近亲属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
案件一经宣判，就收到了舆论的积极肯定。笔者看来，这是由于它说清了一个问题，维护了一种常识，站定了一种立场。
首先，本案对一个核心法律问题给出了有力回答：村委会是否负有保障侵权者安全的作为义务？用更通俗更具体的话说，它应不应当采取措施，帮助偷摘杨梅者防范安全风险？这个问题看似滑稽荒唐，但其实在公众、甚至一些法律人中也有误读。比如，有的人不适当地扩大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客观范围，使其从一种评价管理者是否履行应尽义务的标准，成为一种确定的责任界限：只要是在场所内发生的一切损害，管理者都理应赔偿。按照这种逻辑，一切在先的合法行为，都成了对违法行为的引诱。正是这种搞混了“条件”和“原因”的解读，催生了“未防止偷摘导致摔伤”的荒谬主张。
回击这种奇谈怪论，只需引用判决原文。“村委会作为该村景区的管理人，虽负有保障游客免遭损害的义务，但义务的确定应限于景区管理人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范围之内；村委会并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免费采摘杨梅的活动，杨梅树本身并无安全隐患，不能要求村委会对景区内的所有树木加以围蔽、设置警示标志”。简而言之，管理者的安保责任，应当限制在游客对景区资源的正当合理用途之内，无需苛刻到在每块树上挂牌提醒“请勿攀爬、弯折、摩擦、偷摘、用于生火、搭建构筑物，以免受伤”。
其次，本案通过重申常识，用情理熨平了争议。在笔者看来，这起案件的舆论热度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近年来，部分热点事件激活了一种隐现的焦虑：这世道，是不是好人吃亏，“坏人”得利？社会担心，通情达理者求助无门，无理取闹者一路畅通；仗义执言者反受其咎，违法加害者人人畏惧。如果形成了“违法成功大快朵颐，违法失败有人买单”的局面，是法治的耻辱，更是常识的危机。人们无比期待，司法成为以公正的时代精神，稳定世道人心的定海神针。
人民法院的判决，再次对人民的法治愿景给予精准回应。本案判决认为，“吴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预见攀爬杨梅树采摘杨梅的危险性”。法院明确指出，“吴某因私自爬树采摘杨梅跌落坠亡，后果令人痛惜，但行为有违村规民约和公序良俗”。尽管吴某的不当行为不应招致身亡的惨痛后果。但是，不能以行为后果去倒推原因，更不能因为超出预期就违反道德常识，硬拉不相干的人、甚至是法律上的受害人来“平衡损益”。
最后，本案充分体现了法律和司法维护社会道德、守护社会底线的立场。原审判决村委会承担5%的责任，数额其实只有4.5万余元，这对死者家属固然有所安慰，但却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律的准衡是“二进制”，只有是与非。为了美好意愿的一点点让步，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固然“人命关天”，但司法的天平上裁量的不只是结果，更是原因，唯一的刻度只有法律。司法不会强令行善，但也不允许有人逾越最底线的社会秩序。在再审判决中，笔者仿佛读到了裁判者的决心：我同情你，但我无法支持你。这样的“固执”何其宝贵，因为它宣告了司法的核心功能不是“维稳”，而是为社会守护一个值得向往，更值得为之奋斗的秩序。
在笔者看来，这样一份情法理兼备的判决，传递出三重祝愿：愿逝者安息，愿法治长在，愿世事清平。在人心的幽深之处，它点亮了法律的光。
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再审改判：向社会传递正义信念
广州六旬老人景区私自爬树摘杨梅坠亡案，家属称树太好爬，索赔60万！一审、二审认定景区亦有责任，酌定承担5%的赔偿责任。昨日，广州市中级人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改判景区无责，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现针对本案判决，谈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案件事实概况
广州市花都区某村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村委会在河道旁种植了杨梅树。2017年5月19日，村民吴某私自上树采摘杨梅，不慎跌落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其近亲属以村委会未采取安全风险防范措施、未及时救助为由，将村委会诉至花都区法院。
一审、二审认为吴某与村委会均有过错，酌定村委会承担5%的赔偿责任，判令向吴某的亲属赔偿4.5万余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依法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再审认为，吴某因私自爬树采摘杨梅跌落坠亡，后果令人痛惜，但行为有违村规民约和公序良俗，且村委会并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驳回了吴某近亲属要求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
二、本案裁判的法理分析
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具体到本案，村委会作为景区的管理人，也作为杨梅树的种植人和管理人，在旅游景区这个特殊场域内，认定其为公共场所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并无争议。村委会应对进入景区旅游的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无论是从学术观点还是普通人的直观生活经验视角来看，村委会在这种场景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是有限度的，如保障旅游设施、旅游线路的安全，对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场所进行必要提示，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设备等。如果村委会未履行其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具体到本案，爬树可能给人身带来的危险，是完全可以凭借生活常识即可以识别、判断的。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具有非常丰富生活经验的老人，对爬树造成的危险，完全是能够预知的，对这种人尽皆知的风险，不需要再进行风险提示。所以，老人私自爬树采摘杨梅坠落后不幸死亡的后果，虽令人惋惜，但老人近亲属要求村委会承担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另外，老人的近亲属主张村委会未及时救助老人，所以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范畴看，景区配备一定的安全设施设备，并在发生事故后及时对伤者进行必要的处置，的确应认定为村委会安全保障义务的范畴。但是从判决查明的事实看，村主任在事故发生后及时拨打了急救电话，附近村民更是在救护车抵达现场前已经将老人送到医院进行了救治，所以老人近亲属的该项诉求，亦没有法律依据。
在再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老人私自爬树摘杨梅的行为，有违乡规民约和公序良俗，并以此作为认定村委会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之一。将该评价纳入侵权法的规则体系，我们可以认为老人对自己死亡的后果存在重大过错，在老人近亲属不能证明村委会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要求村委会对老人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三、本案对我们的启发
在宏观层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判决给社会传递出的正义信念。人民法院经过司法改革的制度洗礼和政治重塑，已经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了世人面前。通过这些变革，人民法院的内部组织面貌和外部精神面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社会丑恶现象绝不心慈手软，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绝不纵容漠视，对司法判决向社会传递的信号绝不马虎大意，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微观层面，我们要正确认识本案一审、二审的判决结果。民事案件一旦涉及人员伤亡，法官会面临不小的压力，因为这类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往往要面临死者家属一方的绝望情绪，甚至有个别当事人还存在一些极端言辞和极端举动。因此，在一些特殊时刻，法官基于安全、稳定等因素的考量，又考虑到死者家属处于弱势地位等等法律之外的理由，可能会作出出发点貌似合理，但结论上却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判决。本案一审、二审判决结果与再审判决结果不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不同法官之间在适用法律问题上正常法律分歧，同时我们也可以猜想，法官或许就是从这几个角度思考问题，心存一些不必要的担忧，最终在适用法律上出现了一些偏差。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有一点要特别重要，那就是：我们在提升法官业务素养的同时，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对法官的职业保障，特别是加强对法官安全感建设的各种制度保障。
我们不能让法官在缺乏安全感的外部环境中去做匡扶正义的使者。只有法官人人敢于担当，人人敢于依法公正裁决，不受威胁，不随意受到责任追究，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个案审判中更加符合天理、国法、人情，更好地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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