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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之色 | 第57届美国星云奖最佳短中篇提名
我永远忘不了从他窗口望见的巴黎景致。未经触碰的纯净积雪柔和了建筑的轮廓，掩盖了街道的尘垢。白乃肇始之色。他的画布已然备妥，准备着色，明媚的冬日阳光照在他不死之身的皮肤上，光芒耀眼。工作室狭小逼仄，虽有炉子散出的热气，通风却不错。房间的一角纤尘不染、装饰奢华，其余各处则凌乱堆放着画具和私人物品。我将室内的情形尽收眼底时，他正专注地端详着我，如同我最初引起他的注意时，他在盖布瓦咖啡馆对我的审视那般。我等待着他开口问我是如何来到巴黎的。艺术家们在这方面如此容易猜测——毫不费力就能接受这白肤的不死生灵是自己族类的一员，可是，像我这样的混血女人？完全难以置信。“你真该听听咖啡馆里那些人讲你的故事。”他说，“埃米尔的话要是可信，那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个浮世绘里的花魁，不过是包在瓷碗周围的一层纸而已。有位画家——当然了，他不肯具体说是我们中的哪一位——连碗带画买了下来。”“我敢肯定，那位画家纯粹是凭借着想象力，让我从画中活了过来，”我笑答，“埃米尔是位小说家，很难相信他的说法准确无误。我向你保证，我现实中的怀胎过程要平凡得多……不过确实跟花魁有些关系。”“些许的真相造就了最好的小说。”他对着一扇外观破旧的梳妆屏风挥了挥手，“把衣服脱光，但珠宝别摘，鞋也要留着。我会画你躺在贵妃椅上的模样。我们要在合适的光线下待三个小时，我付你四法郎。”“维多琳[1]拿的是五法郎！”我一边宽衣，一边在屏风后反驳。[1] 译者注：应指维多琳·默兰，当时画家们热衷的模特，是马奈的主要模特及学生，自己也创作绘画。以下注释均为译者注。“维多琳是个红发女郎。”我步出屏风，走到贵妃椅前，用手指抚摸着胡桃木支架优美的曲线。垫子很硬实，是柔软的绿丝绒面。我精心摆好姿势。但愿他会喜欢眼前的画面。艺术家们要的往往是看似放松的姿势，其实却难受得要命。他们就像小说家，只需要些许的真相，其余内容则纯粹出于自身的创作。“对了，我叫真理子[2]，可是人人都叫我玛丽。”仿佛我只要改个名字就能冒充法国姑娘似的。不过，尤其是对艺术家而言，日本的一切都令他们心醉。我身后的墙上点缀着几幅葛饰北斋[3]的富士山景图，浮世绘的版画与新古典主义的肖像画和巴比松画派[4]的几幅写实主义风景画挤在一起。[2]“真理子”原文为Mariko，“玛丽”原文为Mari。[3] 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画家，他的富岳三十六景是从关东各地远眺富士山时的景色。[4] 1830~1880年间，在临近枫丹白露森林的巴比松镇的法国风景画家形成的一个非正式流派。他依旧面朝窗户，专注于雪景。“我在贵妃椅上了。”我对他说，他这才转过身来。“左胯向前。不，不用那么多。腿再弯一点，对了。”他皱着眉头来回踱步，“把头转过来，对着画布。”我会意地微微一笑：“就像马奈的作品。”他皱起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不喜欢在你工作时说话的模特，嗯？”我以前也为这类作品当过模特，说实话，这并非我最喜爱的那种工作，让人只见其人，而不闻其声。假如艺术家才华卓著，我还可以在观看他们工作时学到一二技巧，然而……“我不喜欢被人拿来跟别的艺术家作比较。”我笑了。这一个比一般人更自负啊。不过，他或许有这个资格。假如维多琳的话可信，那他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一直在作画。“那你得把我画得特别好才行，让我忘掉别的艺术家。”“把头转向阳光。”此时，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些，他走上前来，托住我的下颏，略微调整了我头部倾斜的角度，使这个姿势更显优雅，“专心看着我，要全神贯注，就好像我才是那个光着身子躺在贵妃椅上的人。”他的触碰让我脊背一阵阵颤栗，仿佛他正穿透我的肌肤表皮、探入我的身体。亲密无间。假如某个艺术家让我赏心悦目，抑或我需要钱或住处，我倒也不会清高得不屑与之调情……但这一个与众不同。他双眼乌黑，如同夜晚的塞纳河，甚至比我自己的眼睛更黑。在他面前，我不仅是赤身露体，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袒露无遗。画布倒映在他身后的窗玻璃上，他正在为我作画，笔触灵活、色彩生动，如同之前的其他艺术家所做的那样——但这一回，画中却蕴含着理解的迹象。他的画技令人惊艳；他的动作既热情洋溢，又一丝不苟。看他工作真是令人兴奋。我脊背疼痛，一条腿发麻，但当他放下画笔时，我却有些失望。“你的表现比我预料的要好。”“哦？”我舒展了一下身子，依然赤着身子走了过去，朝画布仔细端详。即便画作尚未完成，我也可以看出，他的才华胜过了我认识的任何一位艺术家，他强烈的热情激起了我的兴趣，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吸引着我靠近。“我可以再给你摆些别的姿势，你愿意吗？”“嗯……？”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画布，细看从上方角落射下的一缕灿烂的冬日阳光。当他转身看我时，我以为无望，正准备放弃。我迷失在他幽暗的眼波里，沉溺于他专心的关注中。我几乎无法呼吸，却还是重复了一遍方才的邀请：“我可以再给你摆些别的姿势。”“好啊。”他将我一把搂进怀中，有力的怀抱一片冰冷。雪白。他是雪，我决意要让这冰消雪融。我们的欢好进展得缓慢而从容，犹如画布上用疏阔的笔触一层层堆砌起来的颜料——起初还带着试探，我们探寻着通往共同幻想的路，然后以狂暴的激情逐渐加速。事后，若是换成别的艺术家，或许会抱着我缓缓入梦；而他却散作了一团白雾，在房中不停地兜圈盘旋，触碰到我的肌肤时，雾气冰寒彻骨。他化身的雾气渗入我体内，在我的血管里随着心跳搏动了几下。我感觉从中汲取了能量，这样的兴奋比旁观他作画更加强烈，这样的联系甚至比欢好还要亲密。他一抽身，我便随之受损。直到此刻，我才知道自己缺少了什么，可是现在，我内心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感受，觉得自身并不完整。我渴望着他，渴望着与他合一时感受到的那种浩瀚无垠的体会。他没有再回到床上来。我独自睡去，醒来时窗随霜雪白。
翠绿公园里一片生机盎然的鲜绿，树叶萌芽，春草正嫩，鸟啼啁啾，阳光明媚，我的爱人在往树荫下的画架上蒙画布。“我们真的非要别的那些姑娘不可吗？”我问。“野餐就你自己一个人可不够，”他答道。“从前有我就够了，全是我一个人。”我的语气像个闷闷不乐的孩子。我很想对他说，为了构图的缘故，他应该再多用些模特，其中某些人应该站着，与高高矗立的树木构成平衡；或者他选择的画面背景与莫奈的《草地午餐》过于相似，而这幅画的灵感又是来自马奈那幅声名狼藉的同名画作……但我却只咬着下唇，一语不发。“我会让你坐在前面的，”他说，“过后我还要带你去卢浮宫。”我坐在白色野餐毯的边缘，小心翼翼地在裙子上折出一道并不雅观的褶痕。我翻开带来的那本法文版的《傲慢与偏见》，达西先生与我那位永生不死的艺术家竟如此相似，令我不禁惊叹。我得找个时候问问他，是否与奥斯汀相识，不过，他偶尔也会随口谈一谈历史，倘若我没记错的话，那段时期，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维罗纳，企图隐匿行踪，也将自己的画作藏起，以免被拿破仑的军队发现。还是呆在威尼斯来着？我很难把所有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我真不知他怎么能记得住几辈子的往事。他雇来的三个模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最新时尚——流苏、裙撑、裙摆、帽子。她们三人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在鹦鹉学舌般重复着《时尚芭莎》上的某篇专栏文章，仿佛美国人除了还算有自知之明地遵循巴黎的指引外，对时尚还真有所了解似的。她们嘲笑我选择的读物，认为我文学品位差要归咎于我是葡萄牙人，我也懒得纠正她们。无论如何，她们都会把我当作外人避而远之的；对于跟这样乏味的轻佻女子交朋友，我也提不起兴致。“苏泽特，朝克莱尔那边靠一靠，对，好多了。”他画了几笔，然后大步走到我坐的地方，整理了一下我的裙边，使其垂落的线条显得更优美。他犀利地瞄了我一眼。面对他无声的指责，我以眼神作为回应，含意介于“抱歉”和“滚蛋吧，谁让你邀请其他姑娘的”之间。这二者的差别似乎挺大，然而，身为模特，我已经学会了用表情传达丰富的信息。他笑了笑，回到画布跟前，没有拿走我的书——虽然我在读书的时候，姿势会与莫里索[5]描绘她姐姐的一幅画作过于相像——而这些讨厌的姑娘又让我难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书里的文字上。其中一个抱怨草里有蚂蚁，另一个抱怨直晒的阳光会灼伤她值得称道的白皙肌肤。我尽力强忍着，没有咬紧牙关。我应该面露安详的微笑，仿佛正在与朋友们愉快地共进野餐。我素未谋面的朋友，自私而又浅薄，绝不会闭口不言，好让我清静地读书。[5] 贝特·莫里索，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现在，第三个也与前面两人一同抱怨起来。很明显，他现在并没有画她们的面部，否则就会告诉她们不要动嘴，那可就太让人开心了。“说实话，你为什么不试试呢？”这三人当中最不讨嫌的一个说，“毕竟，作为凡人，青春溜走得太快了，可你要是能让像他这样的人把你转化……”她朝着画布所在的大致方向挥了挥手。“手放在毯子上别动，”他没有回应她的话。“他不会让模特转化的，”另一个女人说，“那家伙忙活这事儿到如今已经有一年多了，既然他连她都没有转化——”“我就坐在这儿呢，而且我有名有姓的，”我说。我朝着那个讨厌女人的方向转过去了一丁点，然后才控制住了自己。“脑袋别动，”他对我说。“永远年轻应该很值得称道吧？”刚才说自己白皙的肌肤值得称道的那个女人问道，我怀疑她是否根本不知道别的词。反正她说得不对。与所有人的猜测相反，我从未要求他转化我。暂且还没有，暂且。我并不想结束生命，变得永远年轻。假使他现在转化了我，那也是为了让我继续当个美丽的物件，为他的画布增色，而我有更宏伟的目标。“保持柔和的表情，”他说。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皱着眉低头看书。“妙极了，苏泽特，”他又道。苏泽特比我年轻，具有典型的西方美感。妙极了，苏泽特。妙极了的苏泽特。等我老得没法给他当模特时，又会怎样呢？他永远沉迷于青春妙龄，很少描画超过一定年纪的女子。我不想成为艺术品，而想成为艺术家。有些女人能同时身兼这两重角色，但我听人往往将她们称为会画画的模特——即便她们的才华远远胜过了男人……这些男人有时也会在彼此的画作中出现，但从来没听说过他们被归类为模特。那可不是，他们都是画家，在互相致敬，用精湛的艺术作品记录对方的生活。想想看吧，假如他让我长生不老，那我会有多少时间来培养艺术技巧啊。我虚掷了那么多个小时，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好成为别人的画中不朽的物件。我不顾一切地想要这么多时间作为礼物。但诀窍在于挑选怎样的时机。他终究会失去兴趣，把我抛到一边，可是，假如我现在就死去，转化为不死之身，那我就会年轻得吓人。姑且不提孩子的问题，我相信自己不想要孩子，但我不愿放弃这个选择。苏泽特笑了，但我没有听见他们谈话的来龙去脉，所以也不知她为何而笑。万一我错过了属于我的时机呢？万一他中意的变成了这个女人呢——她那值得称道的白皙肌肤映衬着翡翠绿的裙子，像钻石一样熠熠生辉——那我又当如何是好？到下午三四点时，我又热又饿，而他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画作上，在捕捉草叶、葡萄和姑娘。我可以闻到水果被午后的阳光烘烤的味道，但我决心保持不动，甚至也不抱怨。我连书页也没有翻动一下，只是无休无止地反复读着描写交际舞会的相同段落，在我坐着不动的时候，班纳特姐妹却在享受美好的跳舞时光，每读一回，我就更气恼一分。晒，着，太，阳，一，动，不，动。“画完以后请我共进晚餐吧？”苏泽特没来由地大胆问他。我屏住了呼吸。“哦，你那部分我已经画完了，你可以走了，”他回答道，没有从画布上抬头，“你们都可以走了，我需要的东西已经有了。”苏泽特气冲冲地走开了，另外两个模特远远跟在她身后，发出咯咯的笑声。她们走后，我如释重负地轻轻舒了口气。他说：“我现在画的是树，然后再画那碗水果，所以，你要是想走的话，可以跟她们一起走。”“那卢浮宫呢？”我质问道。“下次吧，”他说，“我得赶在光线不足之前把这个画完。”他的承诺是永驻的第一个春日，如同永远含苞待放的水仙。
铬黄我不费吹灰之力便说服了路易带我到沙龙去。他既是画家，又是评论家，不同于另外某位早已与我分道扬镳的艺术家，他对我倾注了相当的关注，把我当作人来对待，而不仅仅是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待画物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很快便被挤散了，因为如同往常一样，半个巴黎的人都穿戴整齐，呆望着从地板到天花板上垂挂的画作。那位永生的艺术家——是的，即便到了现在，我也很小心眼地没有提过他的名字，因为除了我已经奉献出的一切而外，他的艺术遗产并不需要我提供更多的帮助——当然也出席了本次沙龙，不过，我欣喜地留意到，虽然他或许已经参加过上百次沙龙，但负责悬挂画作的委员会却将他的作品挂在了糟糕的位置。不完全算是挂在天花板上吧，但假如有人想要长久地盯着欣赏，这样的高度也足以让人扭伤脖子。“我很喜欢那不勒斯黄，”他大声对某位潜在的艺术赞助人说，洪亮的话音盖过了人群的喧嚣，“现今的绘画颜料丰富极了，这当然也有其恰当的地位，但年代更早的颜料却具有一种微妙感，有时候，我确实怀念自己调颜料的仪式。”我走近时，他的话音渐渐变小。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可是一时间，他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仿佛正逐渐散作雾气。哪怕只是一点点这样的征兆，都会让我因渴望而感到痛苦。他正在窃取我的生命，但在那样的时刻，在那掠夺的过程中，我却感觉完整无比。即使知道若以更合乎美德的方式行事可能会活得更长久，谁又会拒绝时不时的去做当下感觉不错的事呢？“玛丽。”他说。只有名字，再无他话。挂在他身后的那幅画是《斜倚的女人（玛丽）》。我熟悉他的其余画作，知道我的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在标题中（略写，还加了括号），并非由于他觉得我的名字对这幅作品有任何重要的意义，而仅仅是因为他还有许多别的画作也是以《斜倚的女人》为题。我端详着贵妃椅上的那个女人，冬日明媚的天光透窗而入，将她照亮。这幅画捕捉到了我身上某些被其他艺术家所忽略的东西。我脸上有种揶揄的表情，眼中流露出大胆的邀请。他对房间里的装饰作了更改。将浮世绘版画与新古典主义肖像画兼收并蓄的混搭风格不复存在了，对于像我这种血统的女性而言，那样的装饰风格本可成为完美的背景。而他倒将其改成了过去几十年间，他自身画作的微缩演绎。整个构图成了他的作品集锦，而我的形体只不过是集锦中的一件作品而已。“你觉得如何？”他问道。我耸了耸肩，心里很清楚，他这个问题是希望得到我的认可，而我的漠然会将他激怒。“我用这么美好的形式捕捉到了你的风采，而你的反应只是耸耸肩？”他知道我这是在引他上钩，虽然声音不大，却还是忍不住垮下了脸。“是啊，能出现在这沙龙里，我该感到十分荣幸才是。”我说，我的声音比不上他那样轻，“依旧光着身子。”“啊，原来如此，”他说，“你的另一幅画被拒绝了。这是第三回了吧？”“第四回。”那件不愉快的事我本想瞒着他的，但他是个敏锐的观察者，一如既往，“为了取悦评审，我用的并不是那么死板的传统风格。而且我……”“——有很多伙伴。”我们正在交谈间的某一刻，路易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加入了我们的对话。他察觉到了我沮丧的表情，急忙又道：“可是，你的作品当然比其他被拒的作品要好得多……”“这位是路易。”在他开始大谈其余画家的缺点之前，我打断了他，为他做了介绍，“他为《喧嚣》[6]杂志撰稿，你刚才已经听见了，他欣赏的是我的画技，而不仅是我的容貌。”[6] 又译《逗闹》，19世纪的法国刊物。“好啊。”就这么淡淡两个字，这一次，是他的漠然将我激怒了。“我最近一次试图取悦评审的作品描绘的是丰收的景象：两个女人在田里干活，正全神贯注地谈话……”“你没有听我的劝告，只签了玛丽这个名字。”路易忽然插口道，“如果你想让评审认真对待你，就该把你的姓给签上。”“我父亲对这种艺术完全不赞成，他的姓名在这种艺术品上是没有一席之地的。何况这样跟卡米尔的签名也太像了，你也看到了，人人都会把马奈和莫奈搞混。”路易张嘴要辩驳，然后转念一想，又作罢了，转而开始夸夸其谈地讲起了莫奈。无论是他，还是我那位永生的艺术家，都没有注意到我是何时离开的。我邀请路易到这里来，本来有一半是为了让不死的艺术家吃醋，而他似乎并不在乎。即便我一丝不挂的胴体就悬在墙上，我仍然无法被人留意。作为模特，我只是艺术家故事里的一个脚注；而作为画家，我又无法争取到沙龙评审的支持。我最希望的是受人铭记，却连被人留意都做不到。
朱红“他肯定会回心转意，重新在画里用你的吧？”我与维多琳坐在盖布瓦咖啡馆里，她抿着苦艾酒，我则悠然饮着咖啡。今日是周四，马奈也在这里，主持着他的巴迪侬画室小组[7]的谈话——这当然不是巧合，因为我熟知他们平时的日程安排……而且，我已经和路易分道扬镳了，这份工作对我有用。咖啡馆里的空气中烟雾弥漫，仍然带着白昼的炎热，从各种迹象来看，马奈那张桌上的讨论也同样热烈。[7] 巴迪侬画室是马奈作画的工作室，距离盖布瓦咖啡馆不远。拉图尔的同名画作中，描绘了马奈作在此画的场景，其中还有作家左拉、画家莫奈、雷诺阿等人。维多琳略微耸了耸肩：“也许吧。你那位吸血鬼朋友呢？”我张大了眼睛：“维多琳！你绝不能那样称呼他。人们会以为他喝血呢。”“随你的便吧，”维多琳回答，“但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当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品。不用说，你比谁都明白。”我啜了一小口咖啡，试图克制住由于她在朱利安学院[8]上美术课而心生的嫉妒。“无论你我，”她说，“都不具备有财有势的女性所享有的有利条件。莫里索和卡萨特[9]用不着给别人上音乐课，也不用光着身子摆姿势来换取买颜料的钱。不用说，这一点你比谁都明白。”[8] 当时巴黎最受欢迎的美术学校之一，许多在沙龙上获得成功或广受欢迎的女画家都曾在此接受教育。[9] 分别来自法国和美国的两位著名女画家。她的语气令我恼火，但她这段评论再真实不过了。更不幸的是，咖啡馆里走进了一位面容姣好的少女，她头戴醒目的翠色帽子，引起了巴迪侬画室小组的注意。尤其雷诺阿似乎颇受吸引，她看起来绝不超过十五岁。“你需要的，”维多琳几乎没有在意这个新来的姑娘，接着说道，“就是跟艺术品经销商建立人脉。你虽然没有成功进入沙龙，但保罗·杜兰德-鲁埃尔在美国卖掉了一些画，他们的品味没那么高雅。”“这么说太可怕了！”庸俗吗，我的画？我本应留下来的，期盼着能找到工作，可是在她身旁多呆一分钟，我都受不了。我火冒三丈地冲出咖啡馆，经受的重重侮辱堆积在我脑海中，搅得我心烦意乱。维多琳的冷嘲热讽，我本来希望打动的那些画家的无动于衷，那个戴翠色帽子的少女令人愤慨的青春妙龄。鹅卵石散发出的热气让整个世界闪烁着微光，仿佛空气本身正在融化似的。让我回想起每次永生的艺术家化作雾气、我们周遭的一切尽皆消融时的情形。我渴望第一个冬季冰冷的白雪，渴望在他怀中的喜不自胜。我还未当真下定决心要去见他，就已经来到了他所在的那条街，在丧失勇气之前，我飞快地敲了敲他的门。他在，而苏泽特不在，感谢上帝。“我想要……”我的声音渐渐小下去，因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更确定不了他就是能满足我心愿的那个人。认可？尊重？抑或是找到某种方式，让自己不仅被视为给画家的画布增色的异国花魁。“时间，”他说。他凝视着我，不是在将我解构成形状、角度或光影，而是在解析我的抱负和梦想，他看见了一个我看不见的图形，因为千百年前，曾经的他也并非与我完全不同。一个肉体凡胎的艺术家，努力追求着某种更伟大的东西，不知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就这样牢牢抓住。“时间？”我无力地重复道。“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在盖布瓦咖啡馆，”我承认。“不消说，肯定是想从马奈和他的爪牙手里弄到工作。”仅仅是一想到马奈，他便露出了怒容，这让我感到相当振奋，因为即便是他，我这位永生的艺术家，也在嫉妒他的对手。“我需要钱来买颜料，”我告诉他。“啊，现在我们说回时间，”他说，“很明显，永生纯粹是关乎时间。当你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时间是每一个人最珍视的东西，虽然你们凡人拥有的时间微不足道。你们只是简单地加以转换，而不是直接用它来交易。工作三小时，挣五法郎，然后就可以拿这笔钱来买颜料了。“艺术收藏家囤积的是时间。没错，艺术家往画布上涂抹颜料的时间。但还不止于此。每一幅后续的画作中都包含了先前所有的画布耗费的一些时间，更不用说用来学习和练习的时间了。而艺术品中同样包含了别的时间——模特坐在那里任人描绘，连续几小时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或许还有她为了保持身材、或者弄出一个迷人的发型所奉献的时间。”我露出了怒色：“还有模特对画家怒目而视的时候，眼里燃烧着怨恨的火焰，她为了培养这种怨恨所耗费的时间。”他歪了歪脑袋，若有所思：“也许吧。”“别的姑娘说，你从来没转化过任何人。”我还没来得及住口，这些话便脱口而出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我知道，谈话现在已经进入了危险的范围，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一地带，“她们说，你榨干了模特的生命，让她们一无所有。你关心的只有光线和颜料。”“光线和颜料。遗产和时间。”他靠得极近，当他说话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吹拂在我耳边，“你对光线的鉴赏力不错，假以时日，你就能精通别的事了。”“谁也没有对让或者儒勒说，他们还没有精通别的事。人们称赞他们的作品，可他们还远没有达到我的水平。”我朝着他的墙壁做了个手势，墙上挂着的主要是他法国同胞们的作品，其中有的技法高超，也有的平庸无奇。我手背上有一粒雀斑，这颗黑色的斑点我以前从未留意过。“时间。”我喃喃自语。“我给不了你想要的一切，”他承认，“但我可以给你时间。”就是这话。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的对话。我早就知道，他会主动提出，而我会甘愿接受。“好。”他散作雾气，渗入我的皮肤。这一次跟从前的每次都不相同。他对世界的印象变成了我的印象，不仅是存在于我感知边缘的微光，而是他整个存在的清晰图景，犹如闯入了一张照片，其中保存着他千百年的经历，在一瞬间度过了一生。自从我们初见以来，我所渴求的一切——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莫不存在于这彼此相连的一刻。只有当他与我同在时，我才达到了所能达到的完整，我尽情吸收着所有可以吸收的东西，尽量鼓起勇气深吸着他的血，将他纳入我体内，脉动中带着那纯粹的力量。只余几缕白雾残留时，我意识到，我必须让他走了。抽身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以往每次那样窃取我的一部分，而是留下了我夺走的东西。他赠予了我时间为礼。能量在我体内流动，如同一团朱红的火焰。我不单是他汲取灵感的模特了，而是一位艺术家，成了不死之身。时间在我面前向外延展，我渴望着将他带到床上，让我们二人迸发出炽热的激情。可他却不见了踪影，恰似最初的那个夜晚，在白茫茫的寒冬。每当我最渴望他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消失无踪。我等了一整夜，他却没有回来。
钴蓝日出后不久，我在埃特尔塔[10]画英吉利海峡。太阳是炽热的朱红，海水闪耀着钴蓝的光辉。这大概是我第一百次日出印象了，这样的日子分散在一年之中，只要某天我能聚起精力，带着画架，在岸边迎接黎明。[10] 法国海滨小城。我画过多云与无云的天空，画过海水的各种色泽。潮水还没涌上来时，我在海滩上作画，将白色的悬崖也收入画中；涨潮时，比如今天，我就在崖顶描绘海峡宽阔的水面。有时，黑色船影会划破地平线，有时会起雾，一层薄薄的白雾让我战栗，这不能完全归结于清晨的凉气。在距此不远的南方，莫奈画出了《日出印象》，借此掀起了一场运动。莫奈及在他之前的马奈永远改变了艺术世界。或者说，历史学家们喜欢像这样编故事，将秩序强加于杂乱无章的过去，从时间之布上抽出一根单一叙事线。要提供一个焦点，比如悬在水面上方那橙黄的明亮旭日。当然了，他们的焦点必定永远是个男人。“你本来可以为我画上百幅肖像，结果你画的却是日出。”维多琳顺着我身后的小径走来，她扛着自己的画架，在我旁边摆好。她的头发如同水面上倒映的朝阳，朱红中夹杂着银丝。她是上周应我的邀请到这里来的。“马奈多年前就画出了你最好的肖像，”我揶揄道。“而莫奈画出了最好的印象派日出，”维多琳答道，“但你画那些东西似乎没什么问题。何况，我的肖像画得最好的人是我，在沙龙里展出来着。你可以长生不老，我却不行，说实话，这不公平。很明显，我才是所有才华集于一身的那个人。”说这话的时候，她声音里流露出一丝怨恨，犹如正午明亮的阳光下波浪的阴暗底面，钴蓝中泛着绿意。“要是能办到的话，我愿意让你转化。”我原先并不知道永生的艺术家赠予我的礼物有多珍贵，或者有多稀缺——他在世的千百年来一直在积攒时间，即便如此，也才勉强刚够与我分享。转化的过程险些将他摧毁，让他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凝聚成形，只能以雾气的形式现身。“那就画一画我，”她说，“至少可以给我这个吧。”只要我为她作画，就不得不窃取她宝贵的时间，失去相交最久的老友令我无法忍受。她的光阴溜走的速度已经过快。“拜托了，”她说，“就画这一回。”我任由她说服了我，因为在我内心深处，也渴望为她画像。我将她引向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让她远眺水面，她的面容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她淡蓝的裙子与点缀着道道橙辉的天空形成了完美的对比，当然了，还有她的头发。风吹散了她的一缕发丝，我走过去，想把它别回发间，就在此时，我双手的边缘散作了淡淡的薄雾，我能感受到她的活力，感受到勉强被皮肤包裹住的野性。我那永生的艺术家是冰冷的洁白，而她是如火的朱红，这幅构图整洁的画完全不对。“在风中散开头发，摘掉帽子。”我对她说，手指依然轻抚着她的脸，手上极微极细的碎片依然停留在她体内，我们的能量一同搏动着，她的激情引诱着我向更深处啜饮，接受更多她在不知不觉间献出的东西。这种把她从体内拽出的感觉极其甜美，令人沉醉。我迫使自己抽身，她喘息起来。她凝视着远方，一时间，我说不清她是否听见了我的要求。“总是这样吗？”她问道，“先是狂喜，然后是失落。”“没错。”维多琳摘下帽子，解散头发，然后把头发弄乱，动作很小心，结果却看似随意。她任凭那顶帽子从手中垂下。这幅画面无处不精致，我忙不迭地涂抹着颜色，好赶在错过这样的光线之前将其定格。维多琳的姿势摆得完美无缺，根据经验，我知道，要站那么久有多难，尤其还是在阳光下。我用亮色强调了她优美的肩线和坚定的下颏。我总是在自己的画上签玛丽的名字，但这幅维多琳的画像却如此真切地展现了她的风采，于是，我一时冲动，在这幅画上签了“真理子”，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就再也没用过这名字。用红色是表示对传统的尊重，但拼写用的是法语字母，因为我不信自己能写得出汉字，哪怕是自己的名字也不行。这也是一种坦诚——承认我既不属于这两个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又同属于这二者。“这是你至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了，”维多琳欣赏着这幅画，说道，“我们可以轮流为对方画像——你给我画，我给你画。会变成上百幅肖像的系列作品，历史学家们会猜测……”“不，我不能这么做。下不为例。”我了解她心中的那种渴望。我为她画像实在残忍。我邀请她来到此地，来缓解世界不断向前、我却固定在不变的时间中的孤独感，这实在残忍。实际上，我也渴望着她、渴望着她的人味，与她对我的渴望同样深切。我能感觉到指尖渐渐变成薄雾，向她伸去……但是不行。她的生命已经流逝得太快了，我不会为了我的艺术而加速将她送进坟墓。我会找到其他办法的。“既然知道我得不到什么，我就不能留下来了。”“你要是愿意，就把这幅画像拿去吧。”我转过身，远眺着英吉利海峡，假装对她的选择毫不在意。她一个字都没说就走了，也没有拿走那幅画。水面在我眼前铺展开去，一道无际的蓝渊。
镉黄我的作品正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展出，展览场地固然激动人心，展品却令人失望——卡萨特有资格完全用她自己的作品举办展览，而我的画却隐藏在欧洲与东方艺术展品间。尽管如此，我还是受邀参加了开幕式，也尽力打扮入时——虽然我穿不了本季十分流行的各种黄色，直筒低腰连衣裙[11]棱角分明的线条又更适合直线形身材，而我体态圆润。我从不曾为这么点布料掏过这么多钱，但我不得不承认，上面的珠饰很可爱，与我年轻时穿的裙子相比，这种活动自如的感觉绝妙之极。[11] 二十年代标新立异的代表性设计。由于展览的布局使然，我必须先穿过欧洲艺术家的展品，才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偶然间，我竟看到了一幅非常熟稔的画作——《斜倚的女人（玛丽）》，让我吓了一跳。令我惊讶的是，这幅画与印象中沙龙里的样子毫无二致。时至今日，清漆本应已经变暗才是，画中的黄色应该变成了棕色，因为在那一时期，他更喜欢用价格更低廉的铬黄。“我让人修复过了。”他凭空出现在我眼前。如同这幅画一样，他的外貌也与我们上次见面时毫无差别——只是衣服变了，“考虑到画中的主题，这样处理似乎很合适。一幅不变的画，画的是一位不变的模特。”他这番话意在赞美，但距离为他画布添彩的那个女人，我已然活过了人类的半生，也不再是肉体凡胎。仅仅因为我的身体没有变老，就暗示我保持着静止不变……我原本以为他应该有比这更深刻的见解。“在这里见到你，我很惊讶。”他说。“我见到你也是。”我心中涌动着各种情绪。惊喜，不错，还有我自以为早已抛诸脑后的渴望，昔日那种熟悉的想与他联结的向往，让我们的能量共同流淌、感受时间本身脉动的向往。但我也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他虽是位成功的画家，却跟不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他的人气正在下滑。假如拿不出什么新的创想，他就会作为历史的脚注被扫入过去，或者也可能被世人彻底遗忘，“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作品最终同场展出的几率有多大？”他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是芝加哥？为什么不选旧金山，或者西雅图？你在那儿可以融入其中。”“住在芝加哥的少数日本人就像百货商店里陈列的和服，成了稀罕物。这儿的人不像西海岸的人那样，对我怀有敌意，因为他们并不把我看成威胁。我跟那边的一位年轻艺术家小圃千浦[12]保持着联系，他正在做一些很有前途的工作，他说，对日裔社群的怨恨正在增强。再说了，我也不打算融入人群。我想要被人铭记。”[12] 1885-1975，将日本艺术风格如烟灰墨和浮世绘等引入美国的先驱，二战期间曾被关入集中营。他有三幅画正在展出，另外两幅都是以苏泽特为主题。岁月对这两幅画并不仁慈。一笔笔厚重的颜料开裂了，某些地方由于尘垢而变暗，另一些地方又在光线的作用下褪了色。“是啊，但你希望的是因为自己的艺术作品而被人铭记。这样格格不入地生活只会分散人们对你画作的注意……”“可你不也在这儿吗，比其余每一个人都老了差不多有三百岁。”我看苏泽特看厌了，其实，我根本就是看他的画看厌了。我一边继续与他交谈，一边慢慢向场地的更深处走去，寻觅着自己的作品。这里更安静，远离了越来越多的艺术赞助人，他们尚未走到这么远的地方，“为什么我就非得融入人群，而你却不用？为什么对他们来说，接受你的故事比接受我的要容易这么多？”“他们在我身上可以看到自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不死之身。我是他们想要变成的人。而你是他们害怕的外国人，是外人。”“而且还是个女人，”我嘟囔道，“如果我不替自己开拓空间，他们就会从我的文化和艺术中窃取他们喜欢的灵感，把我从对话中彻底抹去。”我的画展出的只有一幅，在知道他们收入了他三幅画作之前，我还一直为此激动不已呢。我唯一参展的这幅作品是维多琳的画像，她站在岩石嶙峋的海岸上，被钴蓝的天空和海水所包围，看到这幅画，我心中充满哀伤。“你最近见过她吗？”他问道，“我是说维多琳。”“她偶尔会写信给我，可是有很多年没见过面了。”“她现在肯定已经很老了，对吧？”他说，“在你那拨凡人伙伴里，她和莫奈活到了最后。从此以后，就会更容易忍受我们身边的生命转瞬即逝的本质。”他的表情很难过，我琢磨起了他当年肉体凡胎的同伴、他在世时曾经相识的那些人。他从未提起过他们，我原本以为，这是因为他不记得了，不过，他或许是在回避失去他们的悲痛。我将一只手搭在他肩头，他肩膀冰凉，我的手也是。这个话题他没有再深入，我便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展品上来。策展人选择把我的画挂在了过渡之处，位于欧洲艺术家展品的边缘，因为我虽是法国人——或者说，在画这幅画的时候还是——但他们显然并未把我视为真正的欧洲人。还有更糟糕的呢：他们把我的画与另外两幅挂在了一起，并非我本人的三幅画作，而是另外两幅用了同一位模特的作品——维多琳的自画像……以及马奈的《奥林匹亚》，画得与其说像维多琳，倒不如说更像《斜倚的女人（玛丽）》。“在你们三个人当中，”永生的艺术家说，“马奈对她的呈现最逼真。”他当然会这么想，因为他就像爱德华[13]从前那样，用男性的眼光来看世界，那样的眼光过时而狭隘，对女性不屑一顾。对他而言，维多琳就是个模特兼妓女，只有当她在马奈的画中出现时，她的形象才获得了提升。在他眼里，我同样毫无改变，就是个待画的物件。[13] 此处应指爱德华·马奈。“这三幅画都包含了真实和虚假的元素，”我反驳道，“因为每个艺术家在画布上作画的时候，都带有自己的艺术构想和个人偏好。我们希望观众如何来看待这个题材、我们工作时所处的环境、我们选择要收入画中的细节。到底什么才是真实？我们无法在一块扁平的画布上体现出一个人生活的全貌。无论画家的技巧有多高超，画中也只有暗示——这幅画的观众会把自己相信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填进这些暗示里去……”我无法明确表达出心中想说的话，或许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隐含的真理，只有无穷的感知，每一种感知都与其余的略有不同。“是啊，”他表示赞同，“这恰恰就是你所欠缺的东西，就是有能力利用观者的视角，赋予他们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体验，唤起他们心中的共同体验。你必须得学会这个——描绘普遍真理。”“你的真理是普遍的，我的却不是。”我说，他点点头，仿佛我是在对他的说法表示赞同似的，“我曾经在两个不把我看成自己人的国家生活过，我从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必须适应，我必须学会像别人那样做事。我还是个小姑娘那会儿，在法国乡下就曾经这么做过；来到这里以后又是这样。他们是不会像体谅你一样体谅我的——我身上不容许有你那样的怪癖。我必须表现得符合他们的期望，永远无可挑剔。”“你说的话没错，但你并不信这些，”他说，“你是在跟必然抗争，世界就是世界，你就是你。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世界可以改变，它已经变了。我也变了，在跟必然抗争的那个人是你，不是我。”“你做的事并没有受众，这种风格、灵感和……视角的混合体，”他相信，只要能找到合适的词语、恰当的论点，就能左右我，让我接受他的看法，“过于复杂，又太凌乱——就像混合了太多的颜色，颜料用过了头。”“其他印象派画家受到日本艺术影响的时候，是有受众的。就算是现在，莫奈也还在一座受和风启发的花园里，为他心爱的睡莲画一幅宏伟的壁画。”“莫奈的画让人产生共鸣。”产生共鸣。莫奈通过这些艺术赞助人能理解的背景来对世界加以过滤。欧洲人，男性。他让人产生共鸣的方式我永远也做不到。单单是我的存在本身就需要作出解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会到法国来？为什么我会在芝加哥，而不在旧金山？假如我的人生故事聚焦于艺术之上，就会因为难以置信而遭到排斥，但我若是停下来解释自身存在的真相，这个故事就不再具有普遍性了。赞助人和捐赠者列队而过，其中有许多人停下脚步，凝视着从卢浮宫借来的这幅马奈画作。即使时至今日，这幅画仍然带着挑衅，不过在我听到的只言片语中，态度少了些轻蔑，多了些赞赏。无论是维多琳的自画像，还是我自己的画，他们都几乎不曾一顾。这些凡人谁也没见过维多琳，所以，描绘的真实性对他们来说几乎无所谓。他们只是在体验艺术，而不管它要传达的是什么，吸引他们关注的是一具赤裸的形体、一个挑衅的眼神，还有一位知名艺术家的大名。我需要的不是呈现出题材的真实面目，而是吸引更多观众的注意，传达出更深层的隐含真理……而我不知该如何实现。
群青1927年三月，一个寒冷的下午，西联公司的信使交给我一个小小的黄信封，里面装着一封电报。发电报的是个我素未谋面的女人，不过维多琳在信中经常提到她。电报带来了我早就知道会来的坏消息。我原本打算今天去密歇根湖边画日落的，所以我逼迫自己带着画架出了门，但是颜色却不对。湖面上的天空中缀着一缕缕玫红的彩霞。倘若换作别的夜晚，我或许会觉得很美，然而今夜，我心中唯独念着朱红，我甚至连一管颜料都没有拧开，任凭霞光淡去，天空变成了极深的蓝色。世上没有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星期，但直至电报送到，她的亡故对我而言才成为事实。她是走得最晚的一个了。就连莫奈也不再无休无止地画他的睡莲，于十二月撒手人寰。我已有数十年未曾见过他们二人了，可是今夜，我感受到的失落仍旧深切至极，仿佛昨日仍与他们共坐，众人齐聚在盖布瓦咖啡馆，我和维多琳吸引着男人们热烈讨论起了艺术的目的、模特的作用，以及激愤的批评是否构成对画家荣誉的攻击，最后这个话题总是会让马奈大发雷霆。他们是我的同伴——爱德华、埃米尔、克劳德、保罗和卡米尔，当然还有维多琳。与他们相遇之际，我并不知道自己会比他们活得更久，也尚未产生这样的认识带来的距离。永生的艺术家说得对——如今我不会那样亲近凡人了，也不再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但我习惯了在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世界里穿行，在这个地方，我与其余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我的真实情况始终如此。我在画布旁坐了一整晚，孤独地为我最后一位同伴守夜。晨曦映照在城市天际线四四方方的窗户上。这样的致敬很恰当。我对她生命的记忆支离破碎，仿佛被钢铁和混凝土所割裂，除了窗玻璃变成火红的那些时刻，一切都在时间的流逝中不见了踪影。我画不了日出。朱红是她的颜色，而她已不在。倘若永生的艺术家说的话可信，这样的事我慢慢会习惯的。我胸膛里熊熊燃烧的灼痛将会消退，变成隐痛，不仅是对维多琳，而是对所有凡人莫不如此。既然他们的寿命只相当于我自身生命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段，他们的离去就更容易接受了。与永生的艺术家同享的漫长历史，我永远不会与他们同享，相形之下，这种肤浅关系的损失就会显得微不足道。或者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了，他是个蠢货，在为自己无法与周围的人沟通寻找借口。但他是蠢货并不代表他总是错的。他在艺术学院说过的那些话万一都是真的呢？也许我的视角在过多影响的作用下变得乱七八糟，也许我没能把这些迥然不同的部分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也许失败在于我执行的过程。我比朋友和同事都活得久，这所为何来？我所有的画作加在一起，也没有获得像《奥林匹亚》或《日出印象》那样的名气。我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斜倚的女人（玛丽）》中的模特，或许，我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像我一直告诉自己的那样，在于我是个女人、是个外人，而是因为缺乏天分。即使是当个永生者——本来够简单的了——这样的任务我也办不到，因为从生命本已短暂如蜉蝣的凡人身上窃取时间，这样的念头让我无法忍受。我只在各处从模特身上抽取恰好足够的份量——总会征得本人同意——借此维持人形，不过，假如我创造不出美、不能在艺术世界里留下我的印记，那他们的时间就成了虚掷，再也没有比时间更宝贵的东西了。我从未画过自画像，但我决心要荡除这些可悲的事实。我画了这幅肖像，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我的指尖化作了薄雾，在颜色最深处的群青色暗影中留下了自身形象的一丝踪迹。我创作这幅肖像用的是深深浅浅的蓝，抽象而幽暗，影胜于光。我将此画题为《徒劳》，没有留下签名，因为绝望永无止境，源源不断，也永远无法完成。毫无疑问，评论家们会将其看作对毕加索的拙劣模仿，但我并不在意。
暗红大约十五年后，在德利萨俱乐部与约书亚相遇时，我仍在与群青色的绝望蓝渊相抗。我们开始聊天，一段支离破碎的谈话，填补了乐曲之间的空白。他是个歌手，以前在一支摇摆乐队里吹小号，直到因为战时旅行限制而困在了芝加哥。今晚有小弟蒙哥马利和红桑德斯乐队的演出，还有一名喜剧演员和几个舞蹈演员。“我很喜欢这些音乐，但真正吸引我到这儿来的还是活力。让我想起了盖布瓦咖啡馆——在巴黎。从前，我经常跟一些艺术家朋友到那里去，那些画家想要突破边界、创作出新的东西。”不知是他身上的某种特质，还是俱乐部里今晚的音乐或活力，促使我说个不停，“音乐家们在彼此的基础上进行构建、改变着音乐的本质，给我带来了满腔怀旧之情。他们身上有一种我已经丧失了很久的激情。”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原来你跟波普斯一样，也属于不死之身。”“是啊。”我曾听他演奏过一次，那还是在二十年代，他还没有搬去纽约。我原先并未发觉他是不死之身，不过这样一来，当他谈及自己的童年时，所有那些荒诞不经和前后矛盾之处就都变得合理了。我忍不住琢磨着是谁把他给转化的。“那你肯定很特别，”约书亚说，“给我看看你的画，好吗？”“除非你唱歌给我听。”我在不经意间调起了情，因为我们是在俱乐部的嘈杂声中交谈，我靠得很近。他具有与这里的表演者相同的活力，我渴望着领略一下他的风味，在更深的层次上与他相连。我们逗留到很晚，几乎一直待到黎明，喝着啤酒，讨论的内容天南海北，既有乔治娅·道格拉斯·约翰逊的《秋日爱情循环》[14]里华美的诗句，也有阿奇博尔德·莫特利[15]生气勃勃的画作——描绘的是巴黎与布朗兹维尔此地的夜生活。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战争，他谈到了一边支持战争、同时又为国内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曼妙舞步；《匹兹堡信使》称其为“双V运动”[16]。不知何时，他提到了日本俘虏营，我们两人都沉默了半晌。[14] 美国黑人女诗人，《秋日爱情循环》是她1928年的一首代表作。[15] 1891~1981，非裔美国画家，有画作以《夜生活》为题。[16] 《匹兹堡信使》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黑人报纸，在其推动下，美国黑人发起了“双V运动”，目的是在国外赢得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国内赢得对种族主义的胜利。“在交战的两国都有家人，”他说，“肯定很难熬吧。”“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自己更像法国人。可是，界定我的是别人眼里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我本身。我跟日本几乎没什么联系了——对我来说，日本就是浮世绘里的花魁、是巴黎的商店里色彩鲜艳的和服、是很久很久以前母亲为我哼唱过的童谣，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可就算是这样，我仍然是敌人。”“跟我说说吧，”他说，我们两人都喝了酒。约书亚送我回家，我请他进了门。我这里多少年都没人来过了，到处堆满了杂物。除了当服务员以外，我还在做各种各样缝缝补补的工作，从中捞些零碎布料，干这些活是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好支付高得离谱的房租——在租金管制下，这么贵的租金是非法的，但我有什么资格向房东挑战呢？这他也明白，他知道自己可以把价格抬高到什么地步，还能逍遥法外。在埃莉诺俱乐部寄住的价格更便宜，而且那里的公用浴室也比较干净……但我就不能带男人回家了。我叹了口气。凡事总得权衡利弊。“家里这么乱，真不好意思。”他笑了：“你用不着……”“我确实抱歉。”不完全是因为这一片狼藉，而是因为我需要转移注意力，暂且不理会他令人愉悦的活力。他太诱人了，但我无法说服自己请他离开。在我设法收拾屋子的时候，他研究起了墙上的艺术品。年代最早的作品是一幅木刻版画《吉原夜景》，作者是葛饰应为[17]，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几件为数不多的实物之一。我等着他猜错，说那是我的作品，但他却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件年代晚得多的作品。[17] 葛饰北斋之女。“这是？”他的问题没有说完。“坦福兰集会中心。”我放下一把空颜料管，“这幅画是小圃千浦跟他最后一封信一起寄出来的。纸上用的是烟灰墨。我说不准他是怎么通过审查的，说不定是让给他送美术用品的哪一位快递员偷运出来的。他要办一所艺术学校。我不知道在那样的地方，他怎么还能创作艺术。”“也可能是艺术拯救了他，让他没有崩溃。更何况，你要是等这个世界变得完美，就得一直等下去了。”他说得当然没错。总是会出事的——战争、瘟疫、类似大萧条之类影响广泛的灾难，或是像朋友逝世这样更个体化的悲剧。既是不死之身，很容易就会拖延工作，漫无目的地流浪，因为没有最终的死期，也就没了紧迫感。“让人灰心的是，千浦可以进行艺术创作，而我却不行；虽然我才是永生的那一个，他却比我更强大。集中营让我很气愤，可我不会被逼着住进去。我跟日本的关系特别淡。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37年，妈妈去世以后，我没办法……”约书亚挥了挥手，寻觅着合适的词，“我就是什么也做不了。我张开嘴想唱歌，却什么也唱不出来。快活的歌太欢快，伤感的歌又太悲伤。妈妈唱的蓝调谁也比不上，我会的一切都是她教的。她去世那会儿才四十三岁，我特别生气，气这个世界把她带走了。”“我很抱歉。”“是啊。嗯，这不是力量的事。是音乐拯救了我，我躲到了音乐里头。可是，妈妈走了以后，不管我试着做什么事，都会让我想起她，那种痛苦仍然特别强烈。”“那你是怎么做的？”他笑着说：“进了国民警卫队服役，通过基本的战斗训练获取力量。真理子，对你来说，这多半没什么用。但我最需要的是时间。我找到了重新通向音乐的路，而你会重返绘画的，那是你的心之所在。”“你怎么知道，你连我的画都没见过……”然后我注意到了他正盯着的东西：是《徒劳》。我连试都没试过要把它卖掉，自从把抑郁的心情用蓝颜料倾吐到画布上之后，这十五年来，我没有完成过一幅画。它画的是我的心，而我心已碎。这幅画没有悬挂起来，甚至没有装进画框，只是倚放在我公寓里最阴暗的那个角落的墙壁上。“真了不起，”他说，“很有力量。”当他心无旁骛地端详这幅画时，我能感觉到一种联结发出的浅浅微光，这种细微的迹象表明了从他生命中掠走一个片段会是怎样的感觉，我就像为了水中的一滴血如痴如狂的鲨鱼，心中的欲望变得无法抵挡。我将他拉近，与他深吻，身体紧贴在一起。欲望和剧痛令我战栗，因为我下定了决心，绝不去吞噬他。“不，这样不对，我必须远离凡人。你燃烧得这么耀眼，又这么短暂。”“你到底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保护自己，免得因为失去这么短暂的东西而痛苦？要是你不肯活着，那你还怎么画画？”“我不能，”我承认。“没事的，”他低声呢喃，气息吹拂在我皮肤上，火焰般灼热，“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你是什么感觉。跟我一起活着吧。一切都在这一刻。”我的身体从裙里滑出：“我们可以只拥有其一，而没有其二。我听人议论过永生的人，议论过用性爱偷走人们的生机。其实不是这样的。”“从来也不是？”他解开了衬衫的扣子。“几乎从来也不是。”我们的欢好是如火的朱红宽阔的笔触，渐渐化作绯红，构建起一种深切的联结，超越了我们的生理激情原始的强度。在他达到高潮的那一刻，我化作了一团雾气，沉浸在他的激情、活力、健康与生命中。当我抽身时，我尽量什么也没有带走，不过是否完全成功地做到了，我并没有把握。我不像那位永生的艺术家，没有消失在夜色里。我恢复了人形，在约书亚怀中睡去。早晨，我开始画一幅新画。一个黑人男子正在与一个背对观众的女子交谈，两人都站在德利萨俱乐部前方的一盏路灯下。除了这一对以外，街上空空荡荡，我在画布的中心位置以现实主义的风格作画，这风格让人联想起爱德华·霍珀；然而，当我的笔触由光入影，超现实主义便悄然渗入了画面中，背景里的建筑变形成了铁丝网，空中悬着绯红的满月。我将这幅画题为《夜总会》，签上了真理子的名字。它既阴郁又美丽。千浦见了定会得意的。在约书亚的鼓励下，我把《夜总会》与《徒劳》一起卖给了芝加哥艺术学院。再次充满了生机，终于又开始画画了，成为不死之身以来，这三个月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然后，约书亚被召入第370步兵团服役。他去了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训练营。在乘船去意大利之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求婚了。我应允了。 锌白约书亚从意大利归国时，给我带了件礼物。那是他的战友抢救出的一顶敌军降落伞。他用我寄给他的爱心包裹里的几包香烟和一双羊毛袜换来的。我将烧焦的部分丢弃之后，伞盖上还剩下不少可用的丝绸，相当于二十面画板的大小。这料子又薄又滑溜，缝起来很不容易，但我还是设法用它给自己做了件婚纱。颜色是柔和的浅黄，这是一种漂亮的暖色调——锌白混合了镉黄，还带着极淡的暗红。八月里一个温暖的下午，天上下着雨，据说这会给婚礼带来好运。我们的仪式在周日下午安静地举行。出席的有我们的几位音乐家和艺术家朋友，还有他们连队里的三名士兵。没有家人参加，因为我的家人在约书亚出生之前就都去世了，而他住在芝加哥附近的亲戚没有一个人赞成我们的关系。他穿着军队制服，我穿着华丽的降落伞婚纱。看见我们的模样，没人会猜到我的年龄相当于新郎的三倍。蛋糕是用硬纸板剪成的图形，但约书亚打开“蛋糕”时，却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里面藏着他从口粮中省下来的好时热带巧克力棒，足够我们每位客人都吃上一块了。巧克力棒与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嚼起来很费劲，也远不如我印象中战前尝过的巧克力那么甜。我肯定是做了个鬼脸，因为约书亚笑了起来：“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还剩下这么多？”他压低了声音，装出阴险的语气跟我耳语，“这些都是经过改良的新品种。”我们无力承担蜜月的花费，但我们两人都设法在周一放了个假，一整天都猫在公寓里，在分离了这么久以后，新婚夫妇沉浸在相聚的喜悦中。直到周二早晨，我出门去上班，才看见出了什么事，街角报摊的《芝加哥论坛报》头版头条上赫然印着：原子弹报道！这则新闻白得鲜明，白得令人不寒而栗——那是武器本身闪烁的寒光，是新闻标题中包含的冰冷，说的不是被杀害的人，而是美国如今拥有的武力。我任凭这白色将我吞噬。我化身薄雾，从芝加哥的街道上猛冲而过，然后出了城，飞到密歇根湖深处浩瀚的群青色水面上。然而，即便是在这里，我也无法逃脱战争，因为我发现，与我共享天空的是来自海军航空站的战斗机，飞行员正在接受编队飞行和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训练。这些飞行员与驾着飞机投下炸弹的飞行员并没有什么两样。我相隔如此遥远，有什么资格去感受这种痛苦？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由于享受着自由，而没有被埋葬；是由于身为美国人，而非日本人；是由于未能与母亲的祖国紧密相连。那是她的国，从来都不是我的。之后是长崎。我母亲出生的城市。这样的恐惧无法用言语形容。唯有当我化身薄雾、与城市上空的云朵混在一起，我才感到平静。保持这样的状态太轻松了，在大气中消散，化为虚无。不错，我是不死之身，但这只是在我选择忍受的时候。若非因为约书亚，我或许再也不会回归人类的生活。他是我在无涯的时间之海中的船锚，是我躲避噩梦般的蘑菇云风暴的庇护所。反之，我是他在往事重现时宁静的港湾，是他在痛苦中的慰藉。我们并肩抗击面对的战争恶魔，因为可以相互依靠而变得更强大。我把长崎描绘得很抽象，是个绯红夹着白色的可怕怪物。它是没有形体的激情和愤怒，这样的风格我还没有掌握，结果画出来的东西成了垃圾。我毁掉了一幅又一幅的作品，虽然画不出来，但仍然决心要试一试。“聊聊这事会有用吗？”约书亚问。我正在一块毁却的画布上作画，为下一次的尝试做准备。我中途停了下来，在宽阔的白色条纹间留下了一道道色彩。“只有他们才从空白的画页上开始。他们的故事是默认的，是看不见的，是一块崭新的画布。而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痛苦——那些是已经落在画页上的颜色，我们必须绕着那些地方作画，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人民流血的地方会忽然渗进一片绯红，为什么在平静的白色表面下会藏着朱红的愤怒。”“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并不想要你的解释，因为这会把故事变得复杂，让艺术受到玷污。他们总是在抹掉过去——他们喜欢从新鲜的空白页面开始，他们就是这样获得空白画页的。”“就像白雪覆盖了巴黎污浊的街道，”我回想起了很久以前，当时，我正从永生的艺术家工作室的窗口向外眺望。我想知道如今他身在何方，他在哪里避战，因为他总是这样，当凡人的世界变得过于紧张或是危险，他就会抽身离去。“现在，从前的记忆更不容易显现了，记忆太多，都混成了一团。或许我本就不该记住超过一生的事。”“你应该把它写下来，”约书亚说，“把你的故事讲出来。”“我觉得他们不想听我的解释。”我端详着画布，有些部分重新涂抹了颜料。“你几时在乎他们想要什么了？”他答道。“从来不在乎。一直都在乎。”我任凭画布晾干，在缝隙间仍然可以看出之前失败的尝试。不知为何，这样倒是更好，用白色遮盖住那些可怕得无法忍受的东西。避免和消除痛苦。在我们隐藏的东西、忽略的东西、甚至不想包含在内的东西里，自有真实。没有写下的字句。我将这幅画题为《历史》，在白色颜料上用白色签了名字，这样就几乎看不见了，在被别人抹去之前，先把自己抹去吧。 鲜绿有三十年的时间，我过着近似于人的生活。我受不了孩子，可是，战后有那么多孤儿，混血孩子尤其没有人要，这些孩子也最像我。我们收养了米多丽[18]，那一年她四岁，约书亚四十岁，我一百零六岁。[18] 日语意为“绿色”。他们会长大，会改变，会衰老，而我——唔，我不会衰老，但与他们同为家人永远地改变了我。我对日本有了更多的认识，激发我兴趣的不是我的过往，而是米多丽的未来。她看起来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我想让她与她生母的祖国有所联系，这是我始终欠缺的。我企图让她觉得两国都是祖国，而非都是异邦——而这也巩固了我自己的联系。或许，一直以来，我需要的只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好去探究一种始终感觉不属于我的文化。但不知为何，这似乎很合适。当树生长时，树根也在生长。它一点点渗进了我的画作之中，一切总是莫不如此。艺术自有一种方式，可以吸纳我所是的一切——既在于内容和技巧中，但也有更真切的一面，因为自从失去维多琳的那个群青色夜晚以来，我总会在绘画中留下自身的一个碎片。在每一幅画中，用一种颜色作为重点，营造出一个焦点。描绘我的家人时，我用的是绯红，这是爱恋与激情的颜色。我周围的凡人开始在我的画中看见真理了。这是最神奇的事，因为当我把自身倾注到画中时，他们便开始维系我的存在，从审视我画作的观众身上窃取短暂的瞬间，从每个人身上窃得的不过一弹指，但随着我越来越受欢迎，这些瞬间便累积成了永恒。这宝贵的三十年啊，如春天般生机勃勃，如夏日般温暖，即使到了秋季也仍美好而炽热，此时我知道，约书亚永恒的冬天即将来临。他安葬在雅园公墓。无论永生的艺术家会怎么说，约书亚虽只是我的许多恋人之一，但他的地位并未因此而降低；我们的婚姻在我生命中占据的比例虽然比对他要小，但对我的意义也并不亚于他。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我去约书亚的坟茔祭拜。永生的艺术家找到我时，我正坐在一棵樱桃树的树荫下，读着约翰·勒卡雷[19]的最新小说——约书亚晚年喜欢上了间谍小说，与他共读一本书似乎比留下一束枯萎的花更合适。[19] 译者注：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间谍作家。“我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循环，”他开门见山地说，“还有这世界不断的动荡。”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处一直会偶尔书信交流，但自从在艺术学院同场展出之后，我就再也不曾听过他的声音，因为他浪迹天涯，有时在尘世中一隐遁就是数年。他忍受不了像电话或无处不在的汽车这样新奇的科技，更不用说乘飞机从一地飞到另一地了。不，他旅行的方式是化身为雾，他只通过信件与人交流，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重新听到他的声音，我深感震惊，他的声音有气无力，甚至有些空洞，就像我曾经认识的那位永生的艺术家声音的回响。“你好啊，老朋友。”他很讨厌我说他老，而我很喜欢逗弄他。和往常一样，他没有上钩。“凡人在匆匆度过转眼成空的短暂生命，现在他们有点缺乏耐心了，我的愿望只是有一段和平的日子来画画。兴许是隐遁到一座花园里，就像莫奈晚年那样。”“那就找一座花园，或者自己建一座。”我想起了约书亚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你要是等待完美的时刻，就会永远等下去。就算我们这些永生者也是在偷来的零碎时间里画画，因为无论时间有多浩瀚，世界的需求都会膨胀到把它填满。就算我们的生命没有尽头，我们也必须为此奋斗。为了艺术，为了时间。”“我厌倦了奋斗。”我这才发觉，我已经想不起他上次有新画参展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最近的信中没有提到过模特，甚至也没提过情人，只有旅行，“你不再画画了。”“你终于赢得了他们，让他们接受了你看待事物的方式、你各种影响混在一起的杂烩、新想法和新技术汇成的复杂源流。”他凝视着远处的一座陵墓，我不知墓上的柱子是否让他想起了古希腊的遗迹。“我很执着，”我告诉他。“固执。”“是啊。我也学会了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想法。”我的手指划过约书亚的墓碑，字母和数字深深蚀刻在花岗岩上，笼罩在群青色的阴影中。“这就是你嫁的那男人？”“约书亚，”我说，“他几年前去世了。我很想念他。但我很庆幸他葬在这里，而没有葬在拥挤的城市墓地，比如巴黎的那些，那儿的坟墓几乎是一个挨着一个堆砌在一起。他很喜欢植物，喜欢树。为了逃脱可怕的战争经历，园艺是他作过的众多尝试之一。我们宅子后面有座漂亮的花园，现在看着已经成了一团糟，因为除了用颜料以外，我还从来不会用别的东西来创造植物。”“他也是画家？”我摇头道：“不是。是个音乐家、作曲家、民权活动家，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兵。是他建议我掌控自己的叙述，用文字把我的记忆保存下来。当然了，我不像埃米尔那么擅长写散文，但我还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过去。”“你一直与凡人保持着联系，”他的话音里充满神往，“你们是最后一代真正打动我的人，是最后一代吸引我的。”他说的虽是我们这整整一代人，可是现在，我更善于看到阴性空间、听出没有宣之于口的言语。从我以后，再也没人打动过他，这么多年来，他心里唯有我一人……而我确实已经在继续前行了。我不禁想到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已有多大。他代表着传统、孤立、停滞不前——这一切我在自己心里也都看到了，但我却在努力与之抗争。这让我思索起了二元性，我们往往把思想截然划分成对立的组对。艺术家与题材，西方与东方，生与死。回到工作室以后，我在一幅画布的两面作画：一面是伯纳姆公园热闹的野餐，另一面是雅园公墓的葬礼。两面的草都绿得生机盎然，我并没有将相反的元素放置在画布相反的两面，而是将一切混到了一起。公园里有死亡的迹象，墓地里有生命的征兆。甚至就连这幅画的风格也是印象派与现实主义、浮世绘与抽象表现主义的杂乱混合。我将这幅画题为《两世》，有人认为，这是我最伟大的杰作。
钛白巴黎的最新时尚风格宽松而飘逸，衣兜隐蔽，带有连帽斗篷。十年前，流行的还是线条流畅的极简主义剪裁，图案让人想起罗斯科[20]。看时尚消失又回归、复古又更新，观察新的组合方式和视角，这很让人着迷。[20] 译者注：或指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1903-1970）。这座城市本身也遵循着类似的循环，不过速度要缓慢得多，因为改变建筑不像改变女装那样轻易。身为凡人的我年轻时居住的那个行政区经过重新打造，成为了历史保护区，又变得容易辨认了。他们设法保留了这个区的某些隐含特色，只是街道实在太干净了些，而且，千禧年中期那些高耸的密集建筑遮挡住了早晨的阳光，让光线变得完全不对劲了。盖布瓦咖啡馆成了一座博物馆，以静态的方式重现了过去艺术家的喧闹场景，不过，拐角处有个名为“落选者沙龙”[21]的廉价酒吧，各个群体的艺术家们在此汇集一堂，围绕着艺术的本质展开激烈的讨论。[21] 落选者沙龙，自1863年起，经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批准成立，是对当时由学院艺术占主流的官方艺术的一次对抗。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曾在此展出，引发了19世纪艺术史上最大的争议。周四我有时会去。新一代没有被千百年的历史所拖累，没有被我们一路走来的经历所压倒。他们参照的是自身的童年时代，而不是我的童年。他们既让人耳目一新，又令人勃然大怒，激励着我在绘画和生活这两方面不断前进。我那位曾经永生的艺术家应当会喜欢这家酒吧——若非因为这里现代的谈话，也会因为其中怀旧的氛围。想像一个他不存在的世界，这种感觉很奇怪。橘园美术馆[22]里保留着他最后残留的痕迹——《斜倚的女人（玛丽）》。若干世纪以来，博物馆一直在持续对这幅画进行复原，他们用了最上乘的技术和最熟练的修复师。从表面上看，虽然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但这幅画与我记忆中十分相似。然而，他已经不在其中，他亲自涂抹的颜料被一点点地替换掉了，直到原作所剩无几，犹如一艘色彩的忒修斯之船[23]。他的其余画作都已散佚，很可能早已被碾作尘土。可怜的苏泽特啊。她以为自己至少可以在画中永垂不朽，但这样的致敬转瞬即逝。历史已经将她遗忘了，即便只是作为一个脚注也罢。难以想象，很久以前，我曾经嫉妒过他给予她的关注，那仿佛已是不知几生几世之前的事了。我当模特的时候，曾经妒忌过他的艺术家身份。如今，他的画作之所以得到保存，并非因为这是他的画作，而是因为这是已知最早的描绘我的画像。[22] 坐落在巴黎中心地带的杜伊勒里花园，莫奈的《睡莲》是橘园美术馆的招牌展示品。[23] 亦称忒修斯悖论，是有关身份更替的悖论。假定某物体的构成要素被置换后，它依旧是原来的物体吗？时间终会吞噬一切。熵让万物重归于白茫茫一片——若你用光作画，那就是所有颜色混合到一起形成的无序混乱。现在，即使是我那位曾经永生的艺术家也已屈服于无边无际的白。艺术家必须奋力寻求意义、理清混乱——而他再也不想奋斗了。他就像一团过于稀薄的雾气，再也无法重新凝聚；他残留下的最强烈的想法便是存在于我体内的碎片。作为他的模特、他的学生，我散发的光彩如此耀眼，再也不会被人置于他的阴影下。为了纪念他的去世，我用自己调配出的调色板画出了《熵》这幅作品，我应用了古代和现代的法则，谨慎地使用颜色，好让这幅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会在变暗后化成棕色的铬黄、会很快褪色的红色色淀颜料，还有一种在几百年间颜色会逐渐变深的绿色，先是变成鲜绿，然后化作深蓝。我把自身融入了钛白，将雾气掺进了颜料，为清晰明亮的色调平添了细微的差别。这是一幅自画像，不过其中并没有出现我肉身的形象。这是一幅历史画作，却没有描绘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可以辨认的时刻。甚至就连签名也会变化，因为数百年来，我的签名一直在变——在我名字的其余部分出现之前，会简短地读作“玛丽”。“真理子”意为真理，所以在概念上对我很有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终会得以揭示。然后，这些字母终将逐渐褪色，直至仅余下字母“M”。假以时日，历史的细节大多会被遗忘。我让橘园美术馆在严格规定的光线值下展出这幅画，并严令绝不移动、绝不修复，也绝不改变这幅画或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一样东西。它真正的成就在凡人的一生中是欣赏不了的，即便如此，凡人还是成群结队地前来观看。即使到了如今，怀疑依旧存在，我会被遗忘的恐惧依旧挥之不去。或许，终于是时候分享一下我的故事了。自从约书亚提出此事以后，我就一直在零零碎碎地书写，这些文字越积越多，就像画布上的点点色彩。有些时刻我决定加以描述，有些时刻我则有意无意地省略了。当你的生命比认识的所有人都长，就无人会提醒你已经遗忘的事，也无人会反驳你的说法。我发现自己总是重归于白。初始，周而复始。
白色这并不是结尾。我要在历史空白的画页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我要用极其无畏和鲜艳的色彩来描绘这世界，这样的色彩让人无法忽视。我的真理中蕴含着美，我还有如此众多的事物要分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