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不“智慧”：疫情刺激下的换代机会 | 甲子光年

Original 王与桐甲子光年 202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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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G管理，给B赚钱，为C服务。

作者 | 王与桐

编辑 | 火柴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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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市天通苑社区出现了“高仿版出入证”。

李逵和李鬼

有点可笑，也有点可悲。作为常住人口近50万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在疫情中依旧采用与非典时期无异的纯人工管理模式，进而带来隐患。

这是我国千千万万个尚未信息化的社区在防疫过程中的缩影。不智慧的社区都是相似的：

一些政府部门想要掌握病患数字的变化情况，依然要靠打电话；居民需要亲自到居委会/物业办公室领取纸质通行证；虽然小区封闭，但测温靠人，登记靠纸笔，并且是所有居民共用几支笔；部分小区虽安排了守门人，但是不测体温不问来处，形同虚设；为了“外防输入”，小区进出门要对暗号，这件事还上了微博热搜。

小区暗号上热搜

“靠嘴、靠腿、靠经验”的纯人工管理模式，不仅人力成本高、管理难度高，或许还会增加感染风险。

按理说，“智慧社区”本该是中国各地近年来大力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疫情之前，高额智慧城市订单已屡见不鲜：

2019年7月，腾讯云以5.2亿元成功中标湖南长沙市城市超级大脑项目；2019年9月，阿里4022万中标雄安BIM管理平台，这只是阿里从2017年开始为雄安构造城市大脑的一部分。不止大城市和新区，三四线城市也在向智慧城市靠拢，如广西省玉林市于2018年招标的智慧城市（一期）项目，总投资约8.9亿，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作为县一级行政单位也在2017年公布了总投资10亿元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截至2018年10月，全国100%的副省级城市、89%的地级以上城市和49%的县级城市已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参与的地市级城市数量累计超300，规划投资达3万亿元，建设投资达6000亿元。

在这些总额惊人的新基建项目中，智慧社区向来是重要议题之一。

以北上广深杭为例，其智慧社区在智慧城市的总发展指数中占比约为10%~20%。

从以往的报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很漂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19年我国大部分省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超过0.5，其中湖北省智慧城市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十。

但猝不及防的疫情给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泼了“卸妆水”：

一边是建设上的大手笔投入，一边是执行上的捉襟见肘——且不说AI辅助决策等“高端智慧”，连口罩预定、体温检测、信息上报和审批文件等可以信息化、在线化的行政事务，都仍以线下人工处理为主。

几年的巨大投入下来，社区依然不够智慧，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严格来说，社区是公共管理概念，小区是商业概念，为方便描述，本篇将公共管理概念的社区和商业概念的小区统称为“社区”；由于我国智慧城市边界模糊，智慧社区归口不同，为方便描述，本篇将信息化、智能化的社区统称为“智慧社区”。

1.谁是局中人

社区为什么要走向智慧？目的有三个——帮G（政府）管理，给B（企业）赚钱，为C（民众）服务。

政府想要既高效又能与物业、业主沟通的监管平台；物业公司想要移动化的智慧物业管理平台，降本、增效和创收；科技公司等建设者想要落地场景，以打磨技术和带来收入；业主和居民想要全新的移动化社区生活服务平台。

疫情中的诸多实践案例，其实可以帮我们很好地梳理智慧社区各参与方的角色和作用。

首先是政府，它是智慧城市的“客户”，同时也是主导者，掌握着政策、规划和资金。

不同层级政府的决策权不同，中央是统一决策者，负责我国整体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和总的规划；市/区是主要负责的层级，各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自主权极高；街道办事处是城市最小的政府层级，主要功能是承上启下。

社区是与居民生活最相关的“智慧城市”应用场景的主体。社区虽属于居民自治范畴，但是实际上受街道办管辖。

智慧社区的设备和系统，可以由区/市政府统一采购，再落实到社区执行；也可以由社区自主决定采购事宜，但需要向街道办审批获得财政拨款。

以有1.6万户家庭，约5万人口的上海浦东联洋社区为例，其基层工作人员每天需要通知200户领口罩，接受超过2000人口罩预约的需求，工作量超负荷。在2020年1月底，该社区开始求购外呼机器人，最终使用了小i机器人的一款防疫外呼机器人产品。这次“采购”是免费的，所以不涉及财政申报及审批程序，但仍与上级签署了相关协议。

在这次疫情中，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使用了辰安科技提供的应急数据平台，服务于辖属的47个社区和487个小区，以自动收集信息并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分析结果会流转到区/市政府系统。此时，政府是决策方，社区是执行角色。

然后是科技公司，它是智慧社区的具体建设者——其中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集成商和新集成商，包括神州数码等系统集成商，中国电信等运营商以及平安、阿里、腾讯和华为在内的巨头型解决方案商；他们负责拿下整个大单，其中的许多工作会分给合作伙伴。

另一类是从细分赛道入手的科技公司，如爱物管、城云科技、竹间智能、辰安科技和的卢深视等。他们可以被集成，也可以选择独自服务政府和社区。

最后是物业公司，它们是智慧社区建设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既可以做甲方，也可以做乙方。

政府希望本地的大地产商及物业公司担起责任，用科技手段管理社区，即智慧物业、物业科技，从这个角度，小区的物业公司是“政府的乙方”，需服从街道办管理；但物业公司一般缺乏自主科技能力，所以也是购买信息化、智能化设备和系统的主体，是科技公司的甲方。

参与者众，且各方目的、能力和配合度各不相同，这让在萌芽状态的智慧社区建设难上加难。

当疫情来临，缺陷便暴露了出来。

2. 孤岛丛生与青黄不接

智慧社区仍不智慧的症结，就在产业链各方角色的行为逻辑中。

首先从智慧社区最大的主导方和买单方——政府角度看，智慧社区发展不足首先与中国的政府信息化本身起步晚，且作为政府末梢的社区未得到足够资源有关。

AI物业管理平台爱物管CEO滕一帆告诉「甲子光年」：“我国可能仅有不到1%的社区完成了基础的信息化。”

社区信息化渗透率低，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侧重有关。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包括交通、治安、消防、健康和环保等等方面，各地政府会根据本地发展状况，在智慧城市建设上有所侧重，相应预算也各不相同。

比如山东济南，投入很多资源做“交通大脑”，第一期建设投资超过2亿元，给超过334个路口上线了智慧信号灯；三亚市则与华为、商汤和平安等多家科技公司合作，重点打造智慧旅游项目。这些城市的策略是根据自身特点优先解决重点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许欢告诉「甲子光年」：“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才有余力服务民生、加强应急体系建设。”财政实力较差的地区，会将精力用在发展经济上，对于服务民生则是有心无力。

其次，除信息化基础薄弱外，中国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还受数据孤岛的困扰。

导致数据孤岛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各职能系统之间本身的部门隔阂；二是先地方试点再全国推广的中国政府创新模式；三是受规划者思维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IT建设容易在长年累月的叠屋架床过程中形成孤岛。

先说各系统之前的部门隔阂，它造成了“条状孤岛”。

在中国，部分职能系统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统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卫生、税务和法院等等部门也各自有系统，纵向信息或许能实现共享，但横向数据流通却有阻碍。

而先地方应用再由中央牵引规范的创新模式则造成了“块状孤岛”。

智慧城市建设目前正在探索期，多以各地方政府为主导；中央的角色多是在有成功经验后引导推广，而非强硬决策。比如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雪亮工程”，就是在山东临沂首先尝试并取得成功后，于2017年6月由中央向全国推广。但由此会带来“各扫门前雪”的问题，造成以地域为划分的数据孤岛，各地数据不互通。

以上两个原因又都可以归纳为“缺乏顶层设计”——目前，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设的权责划分还不够明晰。

一些智慧城市先行者，如上海、深圳和重庆等地，已建成智慧城市规划院，但更多地区仍是一片混沌——以智慧社区为例，有归口综治办管理的，有属于政法委负责的，同时还和公安部门有关——不同部门之间谁听谁的？

重庆市智慧城市规划研究设计院院长何野向「甲子光年」讲述了重庆市政府在智慧城市领域的职权变化：2013年重庆市被国家批准为智慧城市试点，相关项目当时由市政府牵头，国土规划、经济委和科委等部门共同领导，但进度不尽人意。2015年，重庆市建立了从属于市规划局的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院，从医疗、交通、政务等几个领域击破，智慧城市建设逐渐走向正轨。

可以看出，要建设好包括智慧社区在内的智慧城市，首先要设计好顶层架构，这也是各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

最后，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早期，各地喜欢叠加大量硬件和技术，导致很多地方在孤岛之上再建孤岛。延伸到了社区小单位，这种芜杂的现象更为明显。

“做了很多系统搭了很多应用，却不互通。”爱物管滕一帆认为，包括这次疫情当中，某些地区紧急开发了很多系统、衔接了很多数据，但这些系统和数据是独立于原有系统之外的，依旧不能相容，相当于建了一批新的孤岛。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疫情突然来临时，已有的建设并未快速显示出足够的应对能力——因为防控疫情需要的综合数据事实上无法有效流转，也很难快速共享到其他基层系统。

而疫情之后，一些应急的系统和设施未来也可能被闲置，造成资源浪费。

再看智慧社区中另一方重要角色——具体项目的建设者，科技公司。

总体而言，从供给侧来看，目前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效果并不理想，和两代建设者还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

第一代建设者是神州数码、东华软件、浪潮软件等集成商和中国电信等运营商，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兄弟”——大量软件外包公司。

这一阶段的时间大概是2013年到2016年，主题是信息化，其目的也不是实现城市真正的智慧化和精细管理，而是实现在线化。

但是由于上文提及的各地政府资源和执政重点的差异，这一步工作的质量在中国各城市之间参差不齐，导致很多城市的政务管理在线化程度也不高。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武汉市与微软签订的1.75亿元的智慧城市烂尾项目。

该项目的正式签约时间是2013年12月，当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微软及其授权的华胜天成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商定开展智慧城市项目等6个方面的战略合作。这其中涉及9个角色，各方关系如下图：

整整3年后的2016年底，武汉方对项目进行了评估，认为最终实际效果与微软之前的承诺落差巨大，属于“不合格产品”，该项目连微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Azure公有云的使用率也仅为12%，信息化几乎没实现。

也是在2016年，杭州推出“城市大脑”设想，标志着中国城市建设进入第二阶段，特点是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使用。

也是从这一阶段开始，阿里云、腾讯云、金山云和华为等具有较强科技实力的“跨界玩家”开始进入智慧城市的to G大市场，并逐渐成长为新的解决方案商和新集成商的角色。

客观来说，第二阶段智慧城市发蒙不过3年，尚处于起步阶段，且由于智慧城市本身建设周期较长，又综合了各种仍在成熟中的新技术方案，其投资和建设效果还未充分显现。

不过，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前一半”即数据的采集和智能分析有了长足进步：如从2010年到2017年，我国视频监控市场规模从242亿元增长到1142亿元，复合增长率超过24%，这也使海康、大华、宇视等安防企业体量进一步扩大，最早一批视觉人工智能企业获得了高企的估值。

但是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并不能完全解决“后一半”的执行问题，当进行管理时，仍需要大量人力做线下工作。

某二线城市的某街道办在疫情中的一个案例就鲜活地展示了这个特点。

该街道办工作人员张雨告诉「甲子光年」，他们的某下辖社区有一个大广场，平时多有老人聚集。2月13日，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从监控摄像头上发现广场上聚集了20多位老人。当时该市累计新冠病例为525例，当天新增7例，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期。虽然这一信息被及时传到了社区，但社区并没有配套的有效通知手段和无人化管理手段，只能派两人守在广场上专门负责劝返老人。

有裂隙的地方就有光照进来的可能，to G信息化、智能化市场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

3.疫情刺激玩家换代

疫情暴露出的智慧城市方面的问题，或将推进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迭代，投射在to G的大市场上，一个可能的趋势是加速包括智慧社区在内的智慧城市相关玩家的更新换代。

传统集成商或是有国资背景，或是国际巨头，或是已成立几十年，他们在智慧城市建设初期是更值得政府信任的合作对象。

然而时代更迭，要服务智慧城市的建设，集成商需要满足政府信任之外更多的条件：AI和云计算等高科技能力、作为核心资产的数据、海量场景、资本优势、生态能力——这些给了“新集成商“上场的机会。

“在政策和市场的催生下，以平安、阿里、腾讯、华为为代表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开启了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之路。”平安国际智慧城市商务管理部总经理曹晓兵这样评价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格局。

科技巨头之外，包括商汤、依图、特斯联和云天励飞等乘AI浪潮崛起的成长期科技公司也获得了机会。

近年来，新集成商的to G订单数量大增，并带来了产业生态的急速扩张。

截止2019年，在智慧城市领域，阿里和超过2000家企业保持合作关系，为全球23个城市引入城市大脑；华为有1100多家合作伙伴，为全球200多个城市提供智慧城市服务；腾讯与150多个城市建立合作，其中智慧交通已经在全国300多个城市落地；平安智慧城市建设覆盖了全国110个城市……“新”玩家们势头迅猛，快速做起更大的蛋糕并开始瓜分。

老玩家们，要么被取代，要么主动变革。

而本次疫情，可能会加速这个进程。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和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教育”在疫情推动下或将前进一大步。智慧社区3D视觉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卢深视CEO户磊告诉「甲子光年」，有多种信息预兆，疫情深刻教训下，不少省市的相关部门已开始做智能化的规划设计。

而无法实现智能化管理的各地政府，会对合作的集成商提出新的要求，甚至会考虑与其他大公司合作。这是新型智慧城市发展的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