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我收到吉林大学教授王同策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张伯驹先生写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读过《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于是，复印了这份材料，或许将来再写张伯驹时多少会有些用途。

　　材料看后心情复杂，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更不易理解关在牛棚、交代“问题”的张伯驹。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那么多的人物呢？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文革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谓民国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傻，傻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1946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共产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象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罗隆基字）已死。

　　说到与父亲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1957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来吉林省工作。62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作者注——陈铭德、邓季惺），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63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次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瑯嬛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高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数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

原载于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年轻时的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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