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界最早的“右派”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与潘素的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与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对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娓娓道来。
后海南沿26号 张伯驹,潘素故居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3万元。对这3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中共建政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但在1955年以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部长沈雁冰自报买5000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4000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1957年8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线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父亲会原谅别人。他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心里就可以坦然。”
批判会源于张伯驹对戏剧艺术的纯真热爱。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撰文解释说：“《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武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没有功力的演员也无法登台演出。这个时候的张伯驹满脑子是纯艺术，他根本不去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是……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是犯忌的。”
此外，张伯驹尤其关注《马思远》的解禁复演。
《马思远》一剧是老演员于连泉（1900～1967，花旦演员，艺名筱翠花）的拿手戏。据《文汇报》驻北京记者谢蔚明回忆：“内部公演的那天晚上，文艺界人士都请到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也入座观摩。开幕前，张伯驹以晚会组织者的身份站在大幕前致词，讲话内容和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差不多。戏开场后，扮演马思远老婆赵玉的筱翠花，在这出戏中完全是个淫荡妇人的形象，杀夫情节又给人恐怖感，从开戏到散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始终表情严肃，直至退席。当时我预感到《马思远》正式公演不可能。”
很快，“反右”开始。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联名发表文章，倡议戏曲界不演“坏戏”，因《海慧寺》剧中有淫杀恐怖成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被指为始作俑者。张伯驹等几个人被牵连进去，成为戏曲界最早的“右派”。《马思远》作为“坏戏”也开始受到批判，积极为《马思远》宣传的谢蔚明，《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及一位新华社记者，也都成了右派。谢蔚明被判刑10年，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
“右派”张伯驹的“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被取消。“其他的这个协会、那个学会的兼职虽然没听说取消，不过人家也不找他了”。在批判会上，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一天，荀慧生奉命参加批判张伯驹的大会。回去后，荀慧生对夫人张伟君说：“看来张先生禁受得住，不要紧。”
据楼宇栋分析，给张伯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完全是《马思远》，还有他的“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6年11月18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1956年12月31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话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1957年10月1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竑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楼宇栋在《张伯驹》一书中推测：据说，这个材料曾送到康生手上，是康生在上面批了“极右”两个字。还有一说，张伯驹捐献十多件国宝，康生看后极为恼火，认为张伯驹“玩”了他，这么多晋唐名迹不给看，只给看几件明清的东西，这不是明显对自己的蔑视吗？此说的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
在被批判的时候，张伯驹很恼火，曾说：“我把这样多书画捐给国家，你们这样做，怕对共产党的影响不好吧。”但这招致更严厉的批判：“你的财产本来就是官僚资本，是早就该没收为国有的。”
张伯驹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在山西宁武关誓死抵抗李自成的明末名将--编者注）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
由于回击很犀利，张伯驹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京剧界的老艺人开始上阵：“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很不高兴，说：“乱弹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捐给国家，就是砍了我的脑壳，也不会相信他反党、反社会主义！”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和于毅夫谈起张伯驹：“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否给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当即答应下来。于毅夫遂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谈及此事，而宋振庭原是陈毅的部下。
1961年，“摘帽右派”张伯驹接到来自吉林的一封信：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翘盼赐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并不知道这是陈毅的安排。来信虽然诚恳热情，但他顾虑重重地回了一封信：
捧读来书，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为国家工作，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几天后，宋振庭复函：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能尽速来吉。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自此开始了在吉林的生活。此后那么长时间里，人们几乎忘却了这位“民国公子”曾经的传奇与风度。
1962年张伯驹（立者）在吉林省博物馆首届学术讨论会上
“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
张传彩说：“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但他什么都不说。”天长日久，朋友们给了张伯驹一个雅号“张大怪”。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朴素得令人难以想象。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即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计较谁的吃穿住行更豪华。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张伯驹料理的丧事。张传彩回忆：“父亲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父亲叫余叔岩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还有，他出身官宦，却远离政治，与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和别人借了给他。京昆名票包丹庭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张伯驹喜欢字画，看什么东西都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
红学家周汝昌曾回忆：“我到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对于流失的珍贵文物，张伯驹想办法借钱也要买回中国。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张伯驹认为，这样珍贵的书画，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找到故宫博物院，建议将此卷买下，还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而故宫博物院既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最后，张伯驹决定自己出钱购买。由于钱不够，只得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换得220两黄金，夫人潘素又当卖首饰换来20两黄金，凑在一起，才将《游春图》收下。真乃倾家荡产。
1941年初春，张伯驹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张伯驹说，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后来，潘素四处筹措了40根金条，才将张伯驹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
现在，《平复帖》和《游春图》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张传彩说：“在解放军到北平之前，谣言很多，社会上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到来有点恐惧。我们全家也曾打算去美国，父亲为此找好了翻译，做好了衣服。最后要去的时候，父亲想，‘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他们让我去，但我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能干什么？’那时候父亲50岁了，他其实怀疑人们对共产党不信任的说法。最后，父亲决定，‘我不能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父亲觉得干脆把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画被偷、被卖了，流落国外，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遗产，子孙后代还要跑到国外去看吗？母亲很赞同父亲这样的想法。当时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对文化人很尊重，父亲觉得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总共拿出100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
在“文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康生向张伯驹借了好多字画，但再没归还，“父亲又不好说什么，父亲和陈毅经常下围棋，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就和康生谈话。1957年，康生就把父亲打成了右派”。
被打成右派后，张家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挤住进张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了，张伯驹一家人也要交房钱。张伯驹的很多书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反右”结束后，陈毅还替党向张伯驹道歉，说没想到他那么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出来。后来也有人问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
张伯驹时常教育女儿：“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钱财被视为身外之物，张伯驹的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秦陇实业公司”，1949年后即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张伯驹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张伯驹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那时人人自危，也只好自伪以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父亲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张传彩回忆：有一次，父亲要到沈裕君(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的表兄)家中去下围棋，刚要出门，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母亲的画，想请父亲题字，并表示愿意多加五百元。不料，父亲不听钱犹可，一听要多付五百，便气冲冲地回答说：“不写，我现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凯之孙袁家骝来华探亲，预定日程中有看望父亲的一项。国务院办公室因为他的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准备给他另外安排一处比较像样的住处，以壮门面。父亲却答道：“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何必换地方？”
还有一次，父亲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受其上级委托，请父亲吃饭。这位老先生关请张牧石，转请父亲为他在其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张牧石不好拒绝，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却冷冷地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弄得张牧石惭愧不已。
父亲作为一代高士，时时感到了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画上题诗道：
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生命中的最后一年，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见张伯驹，“只见父亲点了一客红菜汤，几片面包，草草食毕，将剩余的面包、黄油用小毛巾裹好，带走”。一生热爱美食的张伯驹，千金散尽捐出藏品，晚年自品清贫。
1982年2月初，张伯驹患了感冒，高烧不退，只好于2月9日住进“北大医院”。他住的病房是八人间的，夫人潘素见这里的几个病人病情都比较严重，遂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的病房。院方的答复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着要回家。潘素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医院还是说张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张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发展成肺炎。
这之后，张伯驹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月15日是他的生日，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病榻上的父亲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合影留下最后一幅照片。下午，父亲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阕《鹧鸪天》：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敢赋》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张伯驹去世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名士张伯驹除了收藏，也爱诗词，在一首《浣溪沙》中，他曾抒怀：
不是天生故与痴，秋痕春梦总成悲，此情欲诉少人知。
心痛有时非病酒，愁来无处可吟诗，南鸿却更到来迟。
似醉如醒过一春，残莺归去雁离群，浮云白日乱山昏。
味尽始知甘是苦，情真宁视耽如醇，待含眼泪问谁人？
若能活到如今这个年代，张伯驹恐怕更是“此情欲诉少人知”了。但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黄永玉语），即使面对种种怪象，又有什么他不能淡然处之的呢。
【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 张传彩/口述 周海滨/整理（作者系文史学者）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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