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决的高考状元
来源:德国优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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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都会涌出一大批“高考状元”,
他们先后步入政界、商界、学界,
成为社会精英,民族栋梁。
他也曾是高考状元,
以全国文科第一名考入北大,
一个妥妥的学霸,青年史学权威,
在全中国的研究领域曾掀起过不小的风浪。
郭沫若、周予同、黎澍等著名学者,
都对他不吝赞叹之词。
他所发表的论文被称赞过国学大师王国维,
他在《人民日报》上创下整版被摘录的记录。
倘若他还活着,
日后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史学界的,
泰斗、大师级人物。
遗憾的是,他生错了时代,
年仅32岁时,就陨落于政治运动中,
不幸地被错误地枪决。
他就是:沈元。
1938年,他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
父亲沈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南京政府成立后,曾任镇江县县长,
后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
因“涉历巨险,忧劳至疾”而病逝。
母亲何天予,
毕业于早期南京女子师范学校,
是一位汉语言学家,书法家。
姑母是协和医院医学博士,
姑父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
医学系主任、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父亲沈昌
从小他的功课就好,
刚上初中时,他是班上第一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
加入了少年儿童团,
(少年先锋队的前身)。
进入高中后,他文理各科,
均为全班第一,近乎满分。
毕业后参加高考,以当年全国文史类,
总分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大历史系,
致力于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学习期间,他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一般,
每日早出晚归,除了上课就是自修,
终日埋头于学校的图书馆,在这里,
他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
他不仅学习勤奋,
还心系天下,关心时政要闻,
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
曾志向远大地对同窗说:
“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
在当时提倡做“螺丝钉”的社会背景下,
谁出头,谁遭殃,一切壮志凌云,
都被视为“狂妄”、“无知”、“自大”,
他出众的才华,高调的言论,
招来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1956年,国际形势动荡,
赫鲁晓夫发表长篇“秘密报告”,
揭露斯大林问题,
国际上也对斯大林议论纷纷,
引起强烈反响。
年仅20岁的他十分关心政治形势,
有一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
看到一份英国《工人报纸》,
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他读后大为吃惊。
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
不能阅读英语报纸,
因为他在中学学过英语,
便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私下供同学们传阅,
其中特别惊人的是,
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
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那时候,宿舍每晚都在议论斯大林问题,
他政治敏锐、颇有胆识,
发表了很多独特见解,让人叹为观止。
而当时意识形态尚存,
信息的管制比今天更加严格,
很多资料国内绝对保密,
只供高级干部查看。
醉心于学术和世界形势的他,
只要看到类似的报纸,
便会翻译出来供人传阅,
这无疑犯了当时的大忌。
1957年,
凡是翻译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
都被打成右派,他也自然被定义为“极右”,
被开除学籍发配到了北京西郊劳动改造,
那一年,他才19岁,
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三年后,他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
因为才华横溢,领导爱才,
加上三年困难的特殊时期,
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
这位三年级就被北大开除的历史系学生,
被破格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一入社科院,满腹诗书的他如鱼得水,
先是在《历是研究》上发表《<急就篇>研究》,
以当代人的眼光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
凭借在史学、文学,和音韵学上的,
深厚功底和独特视角,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
连郭沫若和范文澜读后,也不由得拍手叫好,
郭沫若甚至还称赞他为“神童”。
25岁时,他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文章,
被《人民日报》整版刊载。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一时间,他的文彩博得满堂喝彩,
祖国各地的学者,都在争相谈论他。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中国,
知识分子相继被打倒,
专注学术但治学惹祸的他,
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竟也会有这么一天。
年仅28岁的他,被列入,
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
除他以外,其余九人,
都是历史届大师级人物。
他和家人走到哪里,
红卫兵就追到哪里。
曾经接纳过他的研究所,
也将他扫地出门。
他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
姐姐也早已自顾不暇,
哪里还敢收留他?
一年多来,
不仅被摘去学术研究的权利,
还要承受连续的批斗和陪斗,
他亲身体验了人格的侮辱,
和肉体的折磨。
他看到心爱的学术研究戛然而止,
传统文化被批判、破坏,扭曲。
他想争取多停留一天,
一小时,哪怕一分钟,
在别人已经绝望之时,
他还在苦苦死里求生。
因为他脑海中所储存的历史学研究课题,
一次次在绝望中鼓舞着他求生的信念。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批斗和躲藏了,
走投无路的他选择用竟鞋油涂满皮肤,
乔装成黑人闯入,
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
寻求政治避难,结果大使不敢收留,
通报中国政府逮捕了他。
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
经历了何等痛苦的内心挣扎,
竟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这一条路!
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曾写道:
我们祖国艺术的伟大特点,
不仅在于其通体之雄浑壮丽,
而且在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常人视为无关紧要的地方,
都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的。
我就是这样体念:
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
正是这一种精神。
在狱中,即使他身患重病,
还会将自己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
昔日的狱友们透露:
“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
他多想有人喊一声“刀下留人”,
却没有等到。
1970年4月18日,他在北京被枪决。
和他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
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
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
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
就这样湮没在时代的洪流中。
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备注:关于其兄的内容后来在第二次布告中被删除)。
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执行枪决的两年后,
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
竟是因为执行枪决的人,
来家中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
文革结束后,许多人获得平反,
姐姐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奔赴北京,
多次为他上访洗冤,1980年春天,
他们终于收到一张平反通知书:
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坚强的母亲再也无法承受,
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
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
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
可是,她却再也要不来儿子了。
他曾留下过一部读过的《汉书》,
满篇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
用以补充前人的注解,
这部书因无人识宝,
才得以在那场文化浩劫中幸存。
后来家人奔波数年,
出资数十万元,将其出版。
一,为文化遗产得以幸存,
二,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他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生涯才刚刚开始,
便画上了句号,
如今距他被枪决已经过去了47年。
在和平安定的年代里,
每年高考放榜,举国欢庆,
受万众瞩目的状元们,
未名湖畔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
还有谁知道,记得,
这位一心关注国际形势,
潜心治学,不为功名利禄,
却因才华而被处决的无辜学长呢?!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堆高于岸,流必湍之,
人处于众,谗必随之。
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
一位试图改变历史书写方法的陨落者,
他纵身一跃跳进历史的长河,
惨痛的灭顶之灾,
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泪湿衣襟,
今日中国,
我们该用什么来缅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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