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美国当陪审员（上）

互联杂谈按：

这篇文章，互联杂谈消失了几次，就重发了几次，每次看都会被感动。

唯愿这个世界上，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人类几千年文明难道不就是追求基本的正义与公平吗？

最开始，以为我们很幸运，中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随着阅历的增加，发现我们其实离他越来越远了，甚至开始怀疑，天下乌鸦一片黑，人类社会也许根本就无法实现公平正义，然而随着互联网打破了封闭的信息，越来越觉得，公平与正义离人类社会并不遥远！

本文原载2016年10月23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在美国当陪审员》

洛杉矶高等法院

失去了一切的“为打死”先生

“各位陪审员，请你们看看这个人——他二十岁时，从萨尔瓦多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KBM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不做任何努力来帮助他保住工作，反而从此剥夺他的工作权利，不给薪水，不回他电话，让他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没人理他……”

黑头发、棕色皮肤的美丽女律师，站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庭中央，抚着原告“为打死”先生（Mr. Vds）的肩膀，哀切地凝视着我们这些陪审员，说：

“由于KBM公司的错误和歧视，原告‘为打死’先生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失去了车子，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自尊，最后失去了内心的希望……陪审团，你们，也只有你们，能为他伸张正义！”

黑发女律师用铿锵语气结束了她的开场白。

“陪审团，请不要被原告律师愚弄！”

被告方的金发律师，冷静反击，

“‘为打死’先生受伤之后，医生限制他弯腰、屈膝，他亦不能持续站立、行走……请问，你们听说过哪一个清洁工，可以不做这些动作，还能完成工作？所以，并非公司罔顾员工，而是实在无法配合……”

我们十二个新鲜出炉的陪审员，端端正正地坐在陪审席上。好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压力好大！双方听上去都很有理！怎么办？” 的表情。

好在身着黑袍、须眉皆白的法官及时开口了：

“陪审团，刚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两造律师的开场白。请注意，开场白是双方律师的‘声明’, 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你们会聆听到证人证词，看到资料，这将是你们断案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你、我皆是法官。我是法律上的法官，你们是这个案件的法官。我告诉你们法律框架，你们找出事实，判断对错。你们不需要懂得法律，只要根据证据、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判断即可。”

法官马可思温和地看着陪审员，如此给出了第一个法官指令。

你是否愿意聆听证据？

这是一个炎热的午后。一排排参天的棕榈树在热烈的加州阳光下摇曳。洛杉矶市中心的高等法院里，我正和十一个美国人一起，在一桩“工伤歧视案件”中，履行公民责任——当陪审员。

在美国，并非所有案件都需要陪审团，选择权在被告手里，被告可以选择法官判案，也可以选择陪审团判案——陪审团好歹由十二个人组成，总有个把人同情我这个被告的吧？所以许多被告都选择陪审团。如果是刑事案件，裁定被告罪名成立，需全体陪审员一致通过。所以，只要有一个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被告就赢了。民事案件各州要求不同。在加州，需要四分之三的陪审员裁定被告败诉，或者说，只要四个人同情被告，被告就赢了。

陪审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是从当地公民里随机抽取。然后到法庭上，由原告和被告双方律师共同筛选。此案选陪审员就足足选了两天。凡警察、警察家属、和当事人认识的人、对移民（尤其是不懂英文的移民）抱偏见的人、生活中有过任何事情会影响此案判断的人……都被剔了出去。

最后选出的十四个陪审员（两个候补），有医生、教师、帮佣、机械师、编辑、商人、退休人员、电脑程序员……头发，有各种金色、各种棕色，有白色、银色、黑色，还有秃头。眼睛有黑色、蓝色、绿色、褐色……头部有耳环、鼻环、唇环，往下看，还有一个人有脐环。

说实话，我不太愿意当这个陪审员。要丢下工作三个星期，还要每天朝九晚五到交通最拥挤的市中心法院报到。所以，当被告律师问我：

“假如本案最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KBM公司有错，但是你心里对原告有好感，那么，你能不能直视原告的眼睛，对他说‘我不能投票裁定KBM公司赔偿你’？” 

我回答：“我不能！”

这样，被告律师就会把我踢出去了吧？我暗暗期望。

可是，法官插手了，他问我：

“你愿不愿意敞开心胸，聆听证据？”

整个法庭肃穆无声。正中央高高的法官席上须眉洁白的老法官，审判席上的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听证席上的五十多位候选陪审员，都在安静等待我回答。

我知道，如果我回答“不，我做不到”，大概就可以如愿回家了。

可是，望着宽阔墙壁上那架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审判”、带着绿色铜锈的古老天平，再环视法庭——这代表着人世间尚存正义和公理的地方，我忽然说不出“不”字来了——那实在超过了我的底线。

于是我说：“我愿意！”

就这样，自从我二十岁出头来美国，这么多年，第一次当选了陪审员。从这天起，朋友开始很开心地称我“蔡青天”！

我笑着回应：若指望包青天以一人之勇气和能力惩恶扬善，海晏河清恐怕永远只是梦想。不如你们陪着我，一起体验一下，看能用制度保障多少公正吧！

洛杉矶高等法院里的警卫

看看你在跟谁打交道！

每次开庭，原告、被告及律师都站立在法庭中央，面向门口，面带微笑，双手垂直，恭恭敬敬地迎接陪审员进入法庭，然后进入陪审席。

这个案子，根据原告律师描述，是这样的：

1990年，一个二十岁的萨尔瓦多青年来到美国。同年，他在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之一KBM（员工逾十万）成为全职清洁工。

到2008年，他的薪水是每小时十三点五美元，也就是年薪接近三万。

由于他工作了十八年，每年有一个月带薪休假及一周带薪病假。

如果他再工作两年，也就是工作满二十年，就可以终身享受公司的退休金等福利了。

然而很不幸，就在这时，他因长年背吸尘器，背部严重受伤。

医生要求他：不要背负十磅以上重物，不要持续站立、行走，亦限制他弯腰、扭腰、屈膝、举左手过头、伸展手臂，或推、拉、攀爬等动作。

他把医生的证明递交给了公司，也报告了工会。过了几天，他的部门经理C先生告诉他：按照他现在的健康状况，给他换了一个清洁地点，去清洁某街道的444号大楼第十层。于是他去了。到了那儿才发现，那儿的负责人根本没有收到公司指示，完全不知道此事。他回到原来部门，C经理告诉他，已经把他转出去了，现在他不归那里管啦。

接下来几年，他一直试图找出他到底归谁管。他成了公司雇员名单中的“幽灵”——没有被开除，但也没有任何部门分配工作给他（即使后来他的工伤已经好转），当然也拿不到一分钱薪水。

他给所有的部门打电话留言，在会议室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他的身体状况很难找到新工作。又因为公司没有真正开除他（不敢开除，他受工会保护），他也拿不到失业救济金。最后，他的车子、房子被贷款公司收回，女朋友也跟别人跑了……

他得了抑郁症，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至今还在遵医嘱吃抑郁症的药……

在法庭上，原告律师就此质询了清洁公司的七八个部门经理。大部分人都不否认，只有两个经理，自始至终都用“我不记得了”来回答。其中一个是公司副总经理，这位B副总经理，曾对着“为打死”先生大发雷霆——“为打死”先生因为不懂英语，拒绝签署两份英文文件，B就摘下自己胸前的铭牌，扔到他面前，怒吼道：“你看看你在跟谁打交道！”然后叫来了公司警卫，把他押出了公司。被押出去之前，他捡起铭牌，放进口袋，最后交给了律师（保留证据啊保留证据）！

原告律师向陪审团出示了清洁公司经理之间的信件，这是公司按照法官命令，必须向原告律师提供的。其中法律顾问部门的经理写信给其他部门经理说：如果我们再不理睬此事，我们要吃官司啦（很不幸，还是没人理睬）！

当然，这是原告方的叙述。被告方同意吗？答案当然是：不！

我弯腰了吗？我屈膝了吗？

被告律师抗辩的重点在于：原告受伤后，根本不能再胜任清洁工作。

“在清洁工的世界里，拿重东西、伸长胳膊擦洗东西、站立、行走、弯腰、屈膝、蹲下……是最基本动作。”

B副总经理，在征得法官许可后，用力拉过一个半人多高的大垃圾桶，拿出里面的拖把，弯腰示范清洁工如何拖地。他又拔出一个鸡毛掸子，伸长了手臂，去掸法庭墙上的巨幅油画框上的灰尘，以及法庭文件柜的顶部。他又指着墙和地板的接缝，说：

“这样的地方，绝对需要蹲下或弯腰，才能擦抹。”

最后，他说：“我自己是清洁工出身，我父母是清洁工，我叔叔、婶婶是清洁工，我兄弟、姐妹是清洁工。清洁工的一切，我都知道！没有人能够不做那些基本动作，就能完成清洁工作。”

“真的吗？”

原告律师哼了一声，也拿过一个拖把来。她直着腰，双手握住拖把，按照“8”字轨迹，摆动手臂，拖起地来，就像小蜜蜂跳8字舞。她一边拖一边问：

“我弯腰了吗？”

“没有。”

B先生不太情愿地回答——没办法，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弯腰，她直直站着呢！

“我屈膝了吗？”

“没有，但是……”

B先生还想争辩一下。

“这是一个只能回答‘是’或‘否’的问题！”

律师毫不客气地打断他。

“没有。”

B先生只好回答。

“我下蹲了吗？”

“没有。”

“我扭腰了吗？”

“没有。”……

十几个“没有”回答下来，B先生开始头上冒汗，因为他意识到，医生不准做的那些动作，原告律师确实没有做。也就是说，“为打死”先生并非“什么清洁工作都不能做”。

难道不是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吗？

原告黑发律师抽出了一个加长版的掸子，轻轻松松地掸着地板和墙壁的接缝，把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

“我弯腰了吗？” 

“没有。”

“我下蹲了吗？”

“没有！……但是，你干得不对！” 

B先生火了。他不顾这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开始反击。

“我哪儿不对？”

“你哪儿都不对！清洁工的活儿不是这么干的！” 

B先生带着点怒气说。

陪审团中发出了笑声。我估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觉得B先生清洁工世家出身，肯定比律师更懂清洁工作。然而意外地，律师接下来的话，使我改变了想法。

“有全世界公认的清洁工标准动作吗？不是打扫干净就可以了吗？”

说得也对呀！

B先生答不上来了。

那叫一个满园春色啊！

一晃，一个星期过去了。每逢原告律师慷慨陈词，被告律师就激昂反驳。两个律师之间，总是拼命地互相干扰。一个律师刚问了证人两句话，另一个就大喊

“objection”（抗议）。

法官随即会说

sustained（抗议有效）

或者

overruled（抗议无效）。

有个陪审员不明白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就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书记员。书记员再递给法官——按照法律，陪审员不能和法官、律师、原告、被告等所有人有任何私下的接触。

法官当庭读了纸条。他首先感谢陪审员的认真态度，然后解释：

当一方律师质询证人，另一方律师提出抗议后，法官会有两种裁决：

一是sustained，等于Stop，法官不允许证人回答刚才的问题；

二是overruled，等于follow the question，证人必须回答问题。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整个法庭天天都在“objection”、“sustained”、“overruled”中度过。

在激烈的硝烟炮火中，我偶尔也会走神。比如我发现：

美国女士在法庭穿正装，不知为何，全都酥胸半露。尤其是整条事业线，一定露在外面。加上白人、西裔女人本身就个个波涛汹涌，结果法庭里那叫一个满园春色啊！

金色头发的灭绝师太

不得不说，被告律师也是很厉害的——能被一个超过十万员工的大公司雇为律师，肯定得有两把刷子！她告诉陪审团：清洁公司不让“为打死”先生工作，是为了避免他伤病恶化。因为当时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几步路都走不了，有如下证明……

原告律师抗辩说，原告的家庭医生证明，“为打死”先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工作的。

于是法庭传唤了原告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到庭后，被告律师连续质问了他三个多小时。我发现被告律师有一个特点：

每次面对敌方证人，会有意地使用一连串不歇气的排比句提问。

结果是，一般问到第三个问题，证人的汗就下来了。问到第五个，证人已经完全结巴了。半个小时之后，证人基本上崩溃了。

从第一次听过她的质询，我就开始在心里称她为“金发灭绝师太”了。

这次，她把可怜的医生问得几乎嘴歪眼斜，简直是一副中风模样。医生嘟嘟囔囔地说：“我下次给病人开证明时，一定更谨慎些。”

幸亏“灭绝师太”最后刹车了，她大声宣告结论：“这医生根本不可靠！”如果她再问下去，连我们陪审员都要崩溃了。

撑不起猪一样的队友

可惜，狼一样的律师，撑不起猪一样的队友。

在洛杉矶，清洁公司是西语裔（墨西哥人为主）的地盘。KBM公司也不例外，从底层清洁工到各级经理，基本上都是说话带口音的西语裔。这些经理，或许教育程度不高，常在法庭上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不在意底层员工的生活。

有一次，原告律师质询了KBM公司的四五个主管：

“当你看到‘为打死’先生的工伤证明时，你或你们公司的任何主管有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去问医生：‘为打死’先生还能不能工作？能不能由全职改为半职？你们有没有一个人问过医生：‘不能弯腰’是指多少度的弯腰，‘不能连续行走’是指不能连续行走多久？”

所有的主管都回答：“没有！”

然后律师告诉陪审员：“我问了医生。他说，‘为打死’先生可以连续行走十五分钟，也就是说，他可以每小时坐下休息四次，就可以继续工作。”

对此，一个经理反驳：“清洁工时间很紧张。在别人下班后开始清洁，在第二天早晨别人回来上班前做完所有清洁工作。他们没有时间不断休息。”

律师问他：“那么你们公司提供半职的清洁工作吗？我知道你们有的。而且，你们后来业务扩展，还增加了看守仓库、停车场等工作。你们为什么不调整‘为打死’先生的工作呢？”

对方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原告律师问B副总经理（他天天被传唤）：“B先生，你可以星期一、三、五让为打死先生清理三楼，二、四让他清理四楼吗？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跪地擦洗（按规定，某处地板两天擦一次）。”

“不能！我们不能让清洁工今天清理这层，明天清理那层！” 

B先生猛烈摇头。

“是吗？” 

甜蜜律师带着甜蜜微笑，露出鲨鱼般的尖齿：

“三天前我问过你，为了公司的需要，一个清洁工能不能今天清理这层，明天清理那层？你回答：‘可以！’ 这是不是表示，你们可以为了公司利益随时调整员工的工作，却不能为了员工的身体调整他的工作？”

B先生脸色都白了。

人其实靠别人的爱和怜悯活着

每天，陪审员要在法庭上坐七八个小时，只能听，不能动，不能说一句话……人人精疲力竭，腿和脚都肿了。还有一个胖子，干脆拄上了拐杖。

好在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午餐时间。我通常会走到法院对面的市中心，找一家餐厅吃饭。等红绿灯时，看到陪审员之一的金发碧眼女郎，问一起过马路的英俊男人：

“不好意思，能把你的名字再告诉我一遍吗？”

他愉快地报出名字：David。然后开始交换电话号码。看来，官司谁输谁赢还不知道，陪审员之间发生浪漫故事，是肯定的了。

很巧，这个David是第一天就帮助过我的人。法院对面是巨大的迪士尼音乐厅停车楼，免费提供给陪审员。第一天我停好车，根本不知道从哪个口出去。David刚好停在我边上，于是带我从地下六层坐电梯出来，又送我到路口，告诉我：对面就是，你从这里过马路最近。他仔细交待后，又转身回停车楼。原来，他中途发现手机落在车里。但怕我不认路，特意先带我出来，确定我能找到了，他才回去拿手机。

看着David和女孩子走向对面迪士尼音乐厅的空中花园，祝福你，David！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约会！

在迪士尼音乐厅顶楼约会的陪审员

其实那天，我三次靠人好心指路。第一次是早晨David帮忙。第二次是傍晚回家时，忘记车停在哪一层，有位陪审员看到了，就开车带着我转圈找。第三次是找到车后，却发现原先的出口关闭了，只好随便找了一个出口出去。到陌生的街上，导航器又一时没信号。幸好路边上有个开敞篷车的人，很仔细地告诉我怎么上高速公路，还告诉我那条路又破又挤，车速又快，再三嘱咐我小心……

我想起托尔斯泰在小说《人靠什么活着》的话：

人活着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别人的爱和怜悯。

我在美国这二十多年，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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