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美国当陪审员（下）

当人民认可一个体制的时候

案件审到第二个星期，二号陪审员的丈夫因疝气动腹部手术。我以为她会请求退出陪审团，回家服侍丈夫，但是没有。其实，她可以回去的。在十二个正式陪审员之外，还有两个候补陪审员。但是她认为，她家情况没有那么紧急，不必动用候补陪审员。她真的一路坚持到底。

陪审员规则也很有意思：只要有一个陪审员缺席，就不能开庭，所有人都得等。规定很有效。如果迟到要罚款，或许还有人迟到。但如果迟到会导致所有人等待，这样的惩罚其实更严厉。所以，三个星期下来，从没有一个人迟到，更没人缺席。有一个陪审员因害怕交通堵塞，每天提前四十分钟到。开庭后，陪审员也有权随时要求到法庭外休息或上洗手间。不过同样，只要缺席一人，整个法庭就要停顿。所以没有一个人动用过这样的权利。大家都很克制，尽量少喝水。腰酸背疼也忍着。

其实好多人不愿意当陪审员，因为影响正常工作，有的人还会损失工资（政府机关和大公司会照旧支付薪水，但也有很多公司不付）。可大家明白，这是公民责任。大家都不当陪审员，美国的法律体系就崩溃了。

当人民认可和尊重一个体制时，他们是愿意付出代价来维护它的。

法院是公共建筑

午餐时间，我去九楼的法院餐厅，恰巧和原告律师及原告一同进电梯。原告律师挡住电梯门，让后面的人进入。我笑着问她：

“我被允许跟你说声谢谢吗？”

按照法律，在庭外，陪审员不能和原告、被告及双方律师，还有法官等，说话、打招呼，甚至不能眼神接触。原告律师听了我的问话，赶紧把头低垂到胸口，避免眼神接触，但是吃吃笑着，迅速摇了一下头。

陪审员是随机抽取的，既不知道电话，也不知道地址，而且根本不准陪审员和原告、被告、律师、法官有任何接触。一般很难发生贿赂，贿赂陪审员是刑事重罪，发现会被严惩。

早晨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排着队，在法院门里面等待安检。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位男士。他端着咖啡，笑容满面地侧身，请我站到他前面，还说：“女士优先啊。”我觉得他的语气、动作的协调程度不太正常，仔细一看，原来是流浪汉。进安检门时，门卫伸出右拳，和他轻轻相击：“嘿，伙计，今天怎么样啊？” 显然很熟。

我问了才知道，这个流浪汉每天早晨到法院大楼来梳洗。

难怪他整整齐齐，身上没什么味道。

流浪汉可以自由进出法院吗？门卫回答：

“法院是公共建筑，我们不能禁止任何人进入，不管他是谁。” 

今天准时啦！

当陪审员几天后，我学了一个词——Jury Nullification，陪审团的拒绝，就是陪审团故意拒绝接受证据或拒绝适用法律。这有各种原因：

一、陪审员集体任性。据说曾经早年有一个美得倾国倾城的女人，谋杀了丈夫，证据确凿。可是十二个男性陪审员（当时陪审员全是男的，女性无权担任），啥理由也没有，硬是判她无罪。后来，案件上诉，法官命令将这个女人的脸蒙起来受审，才最终判以绞刑。

二、陪审团认为，相关法律本身不公正，违反了自然正义，是为“恶法”，陪审员可以按照良知拒绝。“陪审员不需要懂得法律，只需要按照常识和内心的良知来断案。”所以陪审员可以听从良知召唤，拒绝恶法。

三、陪审团要对某些超出案件本身的社会问题传达某一信息。

四、歧视和偏见等等。

有一天傍晚闭庭时，我对法官说：

“法官大人，如果法庭每次能准时开庭，律师能不重复问问题，我们陪审员会很感激。”

陪审员不能私下和法官交谈，所以我是在法庭上当众说的。法官有点尴尬，回答：“我尽量。”走出法庭，陪审员都围过来，哈哈大笑。有人说：“真勇敢啊！”还有人说：“干得好！我喜欢！”原来，每个人都对法庭连续几天不按时开庭、傍晚又拖堂，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早晨，时间一到，法庭的书记员就开门，出来迎接陪审员。大家一阵欢呼：“今天准时啦！”刚坐下，法官就把脸转向我，笑着说：“谢谢一号陪审员昨天提出要准时。开庭前，我有时候要和律师讨论问题，所以导致延误。以后会尽量准时开庭。下周三是结辩！”我笑着向法官敬了个礼。大家听到法官给出了结辩日期，高兴得几乎要欢呼。

那天下午质询证人，没有激情四射的场面，陪审员昏昏欲睡。为了保持清醒（如果有一个陪审员睡着，那段审判过程就得重来一遍），大家各出奇招。我前面的男士开始在笔记本上画小人，然后给小人加上眼镜、胡子、皱纹。大家还记得小时候上政治课吗？小朋友无聊，于是在政治人物的头像上画胡子、眼镜，然后被老师骂。

休息的时候，边上的陪审员问我：“你怎么样啊？”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挺着呢！”他回答：“我也是！”

幸福来得太突然啦！

一天上午，毫无预兆地，案件进入了结辩，就是律师做最后陈述。

一开庭，就“子弹”横飞，尸横遍野，中弹的有被告、原告、双方律师、原告的护士、清洁公司的经理……全都被律师“骂”得惨不忍睹。法官曾经告诫过陪审团，结辩是“声明”, 而不是“证据”。所以双方律师可以不讲求证据，随意发挥。

果然，原告律师说：

“你看原告公司的副总经理B，他得意洋洋地走进法庭，声称自己是专家。结果你们看到了，他什么都不懂……你们再看看地区经理S，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要问四遍，他才回答‘是的’。这样的人品，能信任吗？……再看看部门经理M，没有任何理由，他就给员工捏造罪名……”

被告律师：

“你们看看这个原告，他一面要医生开证明，说他不能工作，另一方面却要求公司赔偿他，因为公司不给他工作。这样的人有信用吗？你们能相信他吗？……”

挨骂的人就坐在法庭里，被骂得脸色发白，但是一声不敢吭，免得被赶出法庭。

结辩之前，法官首先给出了法律引导说明，分两部分。

第一是普遍性的法律知识，比如什么叫做“观点”，什么叫做“证据”，什么叫做“直接证据”，什么叫做“间接证据”——证人看见飞机坠落到地上，就叫做直接证据；看见飞机坠落时划过天空的白烟， 那叫做间接证据。

第二部分则和本案直接相关：在本案中，原告需要证明什么，被告需要做到什么……法官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十六个问题，我们必须逐项讨论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结辩的程序是：原告律师先讲，被告律师后讲，最后是原告律师做简短回应。

原告律师在大屏幕上展示了法官即将给陪审团讨论的十六个问题。像老师讲解题目一样，她逐项给出“正确答案”（其实就是她希望陪审团选择的）：

“问题一，你们应当选择‘是’，因为……

问题二，你们也应当选择‘是’，因为……

问题三，很明显的，应该是‘大大的是’！”

她以非常夸张的表情，连说带表演，加强陪审员印象。

法官则提醒我们：

“律师所讲的，是她的观点。既不代表事实，也不代表证据。”

讲解到最后一道题，原告律师眼中流出了泪水，她走到原告身后，扶着他肩膀，哽咽着说：

“你们看看这个可怜的男人，他自年轻时候起，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十八年！他什么也没做错，只因为受了工伤，公司就毫无怜悯心地把他踢走，甚至对他说：你可以换一份工作；也许，你可以去上学进修……多么可怕的说法啊！……”

灭绝师太在一旁大叫：“抗议！”

法官裁决：“抗议有效！”

原告律师收起眼泪，用力擤了擤鼻涕，面对陪审席说：

“陪审团，接下来，被告律师会力图证明清洁公司是对的。请不要被她愚弄。我相信你们的智慧。我把当事人交在你们手中，只有你们能给他伸张正义！”

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下午两点半，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法庭一侧墙壁上，像魔法一样，突然开了一扇门——门上挂了一个牌子，陪审团室。我们十二个正式陪审员，走了进去（可怜两位候补陪审员，不能进入，只能坐到法院的过道里等待）。

陪审团室有一条长方桌，十二把椅子，有男、女洗手间，有饮水器。居然还有一张床，供躺下休息……

总之，满足陪审员一切生理需要，就是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送我们进去的法庭书记员一向搞笑，她说：

“在你们开始讨论之前，需要吃心脏病药的，赶快吃。曾经有陪审员因为争论太激烈了，心绞痛和脑溢血发作。医院离这儿可远。你们要出点什么事儿，我会先来急救，做点儿人工呼吸、心脏挤压什么的……”

陪审员们看着她貌似四百磅的体重，想象着她来给自己做心脏挤压术，那画面太美不敢看……

于是大家纷纷表决心：

“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她离开房间、把房门关上后，陪审员开始了闭门研议。

我们每人有一叠文件，是法官给我们的十六道题，就像是一份考卷，要我们按顺序回答。另外，桌上有一本法官给出的指导，以及两大本被法庭确认为证据的资料。每位陪审员自己还有一个笔记本，是法庭笔记。陪审员要藉着这些材料，凭着“证据、常识和良心”，做出最后判决。

法官给的第一道问题是：

以原告的身体状态，当时他能否完成基本的工作？

陪审员斯哥特首先表达意见：

“医生认定原告不能屈膝、不能弯腰……他怎么可能完成清洁工作？答案当然是‘不能’了！”

另一位陪审员马修马上反对：

“医生已经在法庭上证明他不是不能做这些动作，而是要有限度地做。”

第三位陪审员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说：

“伙计们，咱们先看看法官的指导是什么。”

翻到第一题，说明是：

原告求偿的是2010到2015年，所以陪审员要考虑的是原告在这段期间的身体状况。

于是大家赶快翻开“证据”，找到了医生在2010年开的证明，说被告健康状况有好转，可以回清洁公司试试，看能否继续担任清洁工作。

斯哥特马上又发表意见：

“按照医生的证明，即使到了2010年，原告的身体状况还是百分之五十二残疾。怎么可能继续当清洁工？”

马修皱眉说：

“的确，如果当时KBM公司允许他回去再试试，大概也是会发现他做不了清洁工了。问题是，KBM根本没有给他机会！”

我也发言：

“重点在于，我非常不喜欢清洁公司对待他的方式。他二十岁来到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清洁公司里当清洁工。十八年后，他受了工伤，公司却一心想把他踢出去，不在乎他能不能生活下去，甚至还羞辱他！”

我右边的陪审员马上赞同说：

“是的！任何公司这样对待自己多年的员工，都是可耻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直到法庭下班时间，陪审团中的“Yes”派，仍然没能完全说服“No”派（主要就是斯哥特老兄），还有几位是中间派。

根据本州法律，民事案需要九位陪审员同意，才能达成决议。刑事案则需要十二位陪审员一致同意。如果达不到要求的人数，陪审团就得日复一日地讨论下去。如果最后实在达不成一致，就变成了Hung Jury（失审），那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这算啥理由啊？

第二天，一进入陪审团室，就对前一天讨论过的第一题，进行了举手表决。以十一比一的绝对多数，决定答案为“能”。

这第一题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此题答案为“不能”，就表明陪审员认为原告身体状况不适合当清洁工，原告就输了，后面的问题也不用讨论了。陪审员会直接到文件底部签字，然后法庭宣布原告败诉。

既然第一题答案是Yes，那么接下来当然要讨论第二题。

第二题举手表决的时候，斯哥特老兄突然声明：“我不必投票！因为第一题下面写着：如果你第一题回答No，你不用再回答下面的任何问题。”

大家都怔住了，是这样的吗？好在有一个人以前当过陪审员，赶快解释：“哥们，这个you（你），不是指你一人，指的是投票时的多数人（英语中you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你们’）。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投了No，那就不用回答下面的问题了。”

“But it says you!”（“但是题里面说的是‘你’！”）斯哥特老兄坚持。大家纷纷劝他：“这个你不是指你一个人啦，是大家啦。你必须投票啊！不然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可说的是‘你’!”他老兄就坚持。大家劝他劝得口干舌燥。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按了墙上的铃，把书记员叫了进来，请她解释，这个you到底是谁。

书记员像一座巍峨大山（大家没忘记她的体重吧），矗立在斯哥特面前，对他说：“这个you是指majority（多数人）。如果第一题多数人投了Yes，你就必须继续投票。”斯哥特屈服了。

第二题其实是一道很明显、很容易回答的题，大家都选择了“是”。但是，但是，斯科特老兄又选择了否定的No。“斯哥特，为啥呀？”大家纷纷叫起来。他回答：“我第一题选了no，第二题我也得选no。我不能一会儿选yes，一会选no。”这算啥理由啊？

要说人家斯哥特老兄，还真有骨气。后来在整个讨论和投票过程中，他坚定地和所有人作对，以每次一比十一的勇气，坚持到结束。

幸亏这是民事案，假如是需要全票的刑事案呢！？

怎么下手计算赔偿啊？

一路“是”、“否”地做下来，碰到了一个指示：如果你第一题和第二题选了“是”，并且第五题或第八题选了“是”，接下来请跳去回答第十二题。

大家翻到第十二题一看，原来是要陪审员计算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多少钱。大家面面相觑：这怎么算呀？

仔细一看，这题目下面，又分了四道小题，要陪审员决定：

一，原告过去的金钱损失；

二，原告过去的精神损失；

三，原告未来的金钱损失；

四，原告未来的精神损失。

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我问那个当过陪审员的人：

“如果我们随便填一个赔偿额上去，法官会问我们这个数额是怎么来的吗？”

他回答：

“不会。陪审团决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个陪审员弱弱地说：

“要不我们凭感觉填一个数额上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确实，三个星期下来，陪审员每天直挺挺地坐七八个小时，早就腰酸背疼，腿也肿了。坐在我前排的陪审员，脚背肿得像馒头一样，一按一个坑。

然而，就是她，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对大家说：

“We've come so far, we got to make it right”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我们得把事情做对，善始善终）

大家都同意了。

看看面如苦瓜的美国同胞，身为理科生出身的我，认命地翻开了自己的法庭笔记，看了看当初做的记录，向大家建议：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2010到2014年底，原告由于没有工作，损失了多少工资。再减去他打零工赚来的钱，应该就是他这五年的金钱损失了。”

大部分人都表示同意。

我掏出手机，转到“计算器”一档，边说边计算：

“他最初的时薪是每小时十三点五五美元，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因此每周的薪水为五百四十二美元。每年五十二个星期，因此年薪为两万八千一百八十四美元。再乘以五，就是他的五年工资损失了……”

“等一下，”

有一位陪审员突然叫停，“

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公司通常每年都会给员工涨点薪水。我们应该把这部分考虑进去。就按每年薪资增长百分之三，如何？”

大家都回答：“Fair！”

于是我们算出了2010年到2014年每一年的工资。把这五个数字加起来，再减去原告这两年打零工赚的钱, 等于十四万九千八百八十六美元。

我们把这个数额填进了第十二题的第一小题。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原告的金钱损失。

第二小题是精神赔偿问题。精神损失值多少钱呢？

有一位陪审员，是菲律宾移民，说：“哪有精神损失这种东西啊！”

陪审员亚伯拉罕则说：“应该按年薪的百分之五十计算精神损失。”

我说：“百分之五十太少。百分之百才比较合理。”

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陪审员，对我的话表示反对，说：“我虽然同情原告，我不会把全世界给他（意即我不会给他太多）。我认为应该给他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五。”

亚伯拉罕问我：“你同意吗？”

我想了想回答：“我随大流。”

大部分人都同意络腮胡子的意见。于是我开始计算。结果为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一点五美元。我们把这个数字填入第二题。这就是原告能得到的精神损失赔偿。

接下来“未来的损失”，大家都认为，既然官司打完了，原告应该重新开始生活嘛。于是在未来的“金钱”和“精神”损失两个空格里，都填入了零。

把以上四个数字加起来，总额为十八万七千三百五十七点五美元。这就是我们陪审团认为被告应该给予原告的全部赔偿。

我提出了异议：“我觉得赔偿数额有点少。”

“你觉得接近二十万美金还不够多吗？”亚伯拉罕问我。

“是的。我觉得这个数额不足以惩罚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万员工的大公司。”

一位陪审员说：“那么我们来看看法官怎么说吧。”

他打开“法官指导”，翻到这一道题的说明，写着：

“陪审员只要考虑原告的实际损失即可，不用考虑惩罚被告。”

我接受了。

案子判完了吗？没呢！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计算了原告应该得到多少赔偿之后，陪审团开始讨论下一道题，也是争论得情绪最激烈的一道题：KBM公司是否有意歧视原告？

激辩了半个小时之后，一位陪审员说：“我内心认为KBM是有意歧视原告。可惜，没有证据！假如有人能证明，B副总经理告诉各部门：嘿，伙计们，咱们一起把那家伙踢出公司去！那就证明了那个副总经理真是asshole……然而，原告未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所以，这道问题的答案，我认为应该是‘否’。”证据至上！于是陪审团以十二比零的票数，认定该公司不是有意歧视（斯哥特老兄终于和大家同步了一回）。

填上答案后，看下面的说明：“如果你选择了no，不需要再回答任何问题。请到本文件的底部签字，交还法庭。”天哪，案件就这样审完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每个陪审员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当初书记员把我们送入陪审团室，告诉过我们：

“如果你们有事情找我，就轻轻按一下墙上的铃；如果你们达成了判决, 那就死命按铃。”

我们指定的首席陪审员，就是那位以前当过陪审员的，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到墙边，死命地按铃。

两分钟后，我们十二位陪审员排着队，在双方律师团队、原告、被告和法庭工作人员的站立迎接下，庄重地走入久违的陪审席。

穿着黑袍的法官，转向我们，温和地问：

“陪审团，你们达成判决了吗？”

首席陪审员回答：“是的，法官大人。”

“那么请把判决书交给法庭。”

书记员走过来，接过判决书，大声逐项读出问题和回答。听到那一连串的yes，原告的律师简直喜不自禁。而被告律师，很遗憾，居然还没有到庭，在座的只有她的三个助理，脸色凝重。快要读完时，被告律师才姗姗来迟。她一进法庭，听到的就是赔偿数额，脸顿时黑了。

审判书读完，应双方律师要求，法官又读了一遍判决书上的所有问题，并在每一道问题之后，问陪审员：“这道问题，谁投了‘否’？” 每次都是斯哥特老兄咬紧牙关举手，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坚持到底。

我要说：我愿意！

最后，法官转脸，面问两位律师：

“律师们，你们满意了吗？” 

两位律师同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放下手里的判决书，把脸转向陪审团：

“非常感谢陪审团这段时间的辛苦，你们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特权……不像太阳每日东升，不是每一个社会都有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始于公元前九世纪（以下省略五千字的陪审团历史介绍）……”

最后，法官以这样一段话结尾：

“并不是国会把权力赋予人民，而是权力从来属于人民。陪审团制度，使权力保持在人民手里。”

结案后，两造律师及助理在交流。

我和其他的陪审员列队走出法庭。一个不懂英文的萨尔瓦多移民，一个清洁工，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最大的清洁公司，而且赢了。虽然我们纳税人为此付出了大约十万美元的代价（据我后来的一位律师朋友估计），但我要说：

我愿意！

回想着法官提到的

“我赞同托马斯•潘恩的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我下了火车，回到我住的城市。正遇到火车站旁每周一次的农夫市场。黑人歌手在大树下弹着吉他，人们随意地坐在草地上吃烤肉、烤玉米……

我买了一只西瓜，抱着，走在回家的路上，带着微笑，内心默默地祈祷：

“God！ Please hear my prayer！唯愿这个世界上，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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