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高尔泰（1935— ），美学家、画家、作家，江苏师范学院毕业，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押送劳改教养。六二年解除劳改，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六六年再次被打成右派，到五七干校劳动。七八年“平反”，先后到兰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出版《论美》。八三年《论美》被禁售毁版。八四年到四川师大，八六年出版《美是自由的象征》，登上畅销书榜，国家科学委原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八八~八九年与王元化、王若水编辑出版《新启蒙》创刊，至第四期被禁，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南京大学教授任上被捕。出狱后流亡海外至今。二00四年，《寻找家园》前两卷审查删节本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上畅销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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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干校领导照顾，给了我一个单间，有台子板凳，还有一个炉子。用你的话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简陋，我们在里面制作玩具，讲童话故事，画彩色连环画，倒也快乐。可惜墙是土墙，那些画不能上墙。可惜早出晚归，能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
有一次，小秋收回来的路上，我们捉到一只小刺猬，只有拳头那么大，脸和脚都是粉红色的，眼睛大而亮，鼻子能动，一耸一耸的。给什么都爱吃，可爱极了。它长得很快，养了两个月，忽然不见了。门窗没破坏，地上和墙上也没打洞，不知道怎么地就没了。你猜是屋里有个无形的东西把它吃了，从此不敢单独在家。
那年年底，干校排歌舞，出墙报，布置会场，准备庆祝元旦。没个会画画的不行，我也得去帮忙，跟着熬夜。我不睡你就不睡，在那里添乱。夜深了，我送你回家，你直到我答应了不再回去才上床。我和衣躺着拍你，你问我为什么不脱衣服，是不是等你睡着了还要出去？我说不会不会，等你睡着了我就睡。你相信我，不久就睡着了。我轻轻地起来，轻轻地封上炉子，灭了灯，穿过两个大院，又回到会议室。会议室的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花。虽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又烧着两个红红的大煤炉，烟囱呼隆隆吼叫，大家还是觉得，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夜风，像剃刀片一般地锋利。突然大门洞开，涌进团团白雾，你大哭着冲进来，浑身上下光溜溜连鞋都没穿。满屋子人声顿息。我大吃一惊，疯狂暴怒，抓住你狠打屁股，狂叫着问为什么找死。你哭得张大嘴巴，好半天出不来气。
几个阿姨上来开交，批评我脾气太坏。我不答，用大衣包起你，抱着在炉边烤。你坚持把手伸出来，捉着我的一个手指。透过老厚的羊皮，感觉到你在一阵阵颤抖。后来你睡着了，小手仍捉着我的手指。望着你冻得青紫的小脸，和微微地一动一动的手指，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深夜里一个小女孩赤身露体光着脚丫在冰天雪地里奔跑的景象，即使天上的星星见了，也定会骇然惊心。
好在那一次你没感冒生病，也是大幸。
第二天一觉醒来，你又说又笑，把这事忘了。我仍然感到惭愧和痛心，自称坏爸爸。你回答说，不，不是，爸爸好，爸爸好得很。
那时的我，好像有点儿神经兮兮，不知怎么地，眼睛里就有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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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出生的。正逢灾难的高峰。口口的原则已经推行到了极端，似乎隧道已到尽头。你的名字高林，取自陆游《残冬》诗中的一句：“已见微绿生高林”。是祝福，也是判断。历史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无法预测。主观愿望影响客观判断，无异自欺。
我不知道，你在母腹之中，是否能感受到母亲的焦虑和惊恐？是否能听见外面的吼叫和呻吟？我不知道，在你新来乍到混沌未开的心灵中，那些噩梦般的镜头，那些狰狞的笑，快乐的围殴，黑夜里在手电光下一闪一现的鲜红的血，以及每次试爆原子弹以后，那些戴防毒面具穿密封服、在大街上测量放射性微粒浓度的防化兵，会留下怎样的意象？你的几张婴幼儿时期的照片，我们T亡时都带到海外来了。每当我凝视它们，都要注意到你那不像是儿童的眼神：那么严肃，那么忧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意象集合的折光反映？
原以为把你送回江南故乡，有祖母和二姑妈照顾，有表哥表姐作伴，你会过得舒适快乐一些。不料你一去就生病。疥疮、肾炎、肾盂肾炎、鼻炎，鼻窦炎，囊肿、头疼，接连不断。祖母和二姑妈一趟趟赶长途汽车，带你上南京鼓楼医院。每天背你进背你出，为你另做无盐而又营养的饭菜。由于有病，你比表哥表姐得到更多的关心。也由于有病，你不能像他们那么快乐。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回到高淳，带你们到野外去玩儿，看到他们奔跑叫喊而你在后面慢慢地走，心里很难过。
我的第二次婚姻，带来无数矛盾冲突。原以为这只是大人们的悲剧，没想到也是你的。我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地，那些争吵都听不见。到高淳卷进去，一个月都受不了。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受多少！封闭小城，没有隐私，街头巷尾流言蜚语不知凡几，更没有人想到要回避小孩子。我一句都听不得，而你一年到头，不知要听多少！记得那年回去，祖母姑妈为了息事宁人，要你改叫我舅舅，你不肯，坚持叫我爸爸，我很感动。但是这一切会使你多么伤心，却没好好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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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姑妈万不得已，带着你们离开淳溪镇搬到乡下。又是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好在到你能上学的年龄。除了有时头疼，病都好了。能每天带着午饭到城里上学。来回十几里地，大风大雨都不怕。
那年我回淳探亲，在城里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到乡下。你们正放寒假，个个争着学骑。大人的车，小孩骑不上去。抱上坐位，两脚悬空，没法教。你们天天把车子拖到稻场上，同几个邻居的孩子一起折腾。回来时别的孩子都好好的，只有你跌得皮青肉肿浑身土，脸上手上一条条擦痕透着血丝。叫你别去了，不听，赖着要去。旧伤刚好又有了新伤，这里那里涂着红汞像个大花脸。过年穿的新衣，也撕了几个破口。
五六天后你能骑了。我到稻场去，见你握着把手站在踏板上，一只脚从车杠底下斜伸过去蹬另一个踏板，一扭一扭蹬着飞转。别的孩子都没练会，只能看着你骑。我想这就是不怕痛不怕跌的结果。有一天你离开稻场越骑越远，在田间小路上冲进一个池塘。回家来浑身湿透冷得直抖，坚决不许你再骑，你还是要骑。我和祖母都很欣赏你的勇敢顽强，但是祖母嘱咐，不要称赞你，免得你越加没个遮拦。
我嘴上没说，心里为你骄傲。更为你骄傲的是，你在学校里，虽然有时头疼，总在班上名列前茅。祖母逝世后，你跟着我东奔西跑，进出陌生的城市和人群。北京十一学校，兰州大学附中，甘肃师大附中，四川师大附中，都是名牌重点中学，进度大于一般，中途插班很难，你都能很快赶上，并挤入前三名去。我真为你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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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仍然有时头疼，四处求治，找不到原因。北京天坛医院，据说是国内脑科最好的医院，×××大夫，据说是国内最权威的脑科专家，他们没查出器质性病变，诊断为神经性头疼。但久治无效，也令人生疑。后来你精神分裂症发作，头疼就好了。不知道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闷热的黄昏，果果来帮我们修理电炉。你一直在旁边看，同他又说又笑。他走后，你叫我到三楼窗口，指着他肩膀宽阔的高高背影，说你看他，好英俊哦。我吃了一惊，好像是突然地发现，你长大了。
那年你十八岁，在川师附中上高二。
果果的父亲苏恒教授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全家都喜欢你。就问你是不是喜欢他，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气？你说别别别，我不爱他。我要是爱他，我自己会说。我说我也觉得他很英俊，你说男人的价值不在英俊，而在头脑。我又吃了一惊：完全没想到你会说出男人的价值之类的话。
你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简·爱》，介绍你看了一篇评论它们的文章。文章写得非常好，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社科院研究马斯洛，年逾四十，头顶微秃，既矮且胖。以前来访，你从没在意。因为这篇文章你爱上了他，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他在北京有女朋友。我说即使他没有，而且也爱你，文章如何也不等于人就如何。“千古高情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样的事多得很。这不是说他也那样，而是说他是不是那样你得先弄清楚。你不听，一封又一封写信，直到他同别人结了婚，仍然失魂落魄伤痛欲绝。我很心疼，但帮不上忙。幸好那时你高中毕业，即将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明朗的前景冲淡了灾难的阴影。随着行期的临近，你洗补衣被添置用品收拾行李，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很高兴。
我完全不知道，在“反ZY化”运动中，有人整理了我的材料，向国家教委告状。开学前夕，南开组织部长王堃和中文系办公室主任刘福友先生先后告诉我，南开由于录取你，受到国家教委的批评，不得不取消了你的名额。你拒绝接受事实，坚持要去上学。几天后突然失踪。在车站找到你时，目光呆滞，言语异常，送医院检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6
第一次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你时，你已清醒。脸有些浮肿，眼神忧郁，反应迟钝。两个脚后跟都破了，血肉模糊。
问你脚怎么破了，你说你不知道。
去问医生，说是你要冲出院门，他们抓住你打了一针，拖你回病房时，在地上和楼梯上磨的。
我咬紧牙关，没有出声。
记起那年你母亲下放去世，我带你离开敦煌农村，公社干部不给转粮户关系，说小孩子长大了是个劳动力。我据理力争，才办成了。“迁移证”上的“原因”栏里，用褪了色的墨水，潦草地写着“投父”两个字。虽是公文词汇，仍使我感动莫名。
想不到“投父”的结果，竟然如此。
“投父”以来，我一直没能好好照顾你。“平反”后虽把你带在身边，但基本上是你上学，我写作和教书，各自努力。我日夜写呀写，招来一连串新的迫害，离婚官司一打几年，生活一团糟，让你也跟着受罪。
你是个好孩子，刻苦用功，成绩优异，我为你骄傲。但是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愿，我都没想到应该知道。生活上更是马虎。我不会做饭从不做饭，等你放学来，就一起到学校食堂吃大锅饭。从来都没问过，你爱不爱吃这个。有一次你告诉我吃馒头吃腻了，我都没往心里去。
记得那年在兰大，听说师大附中的升学率比兰大附中要高，你坚持要我找关系给你转了学。师大很远，临走前夕，你一件一件检查我的衣服。把所有的破口都缝合了，所有缺失的钮扣都钉上了，所有肘、膝、领口、袖口磨烂之处，也都补上了颜色近似的布。看到你薄暮时分坐在开着的窗前一针一针缝补，我竟然没有想到，说一句感谢的话。
许多年就这么过来了。甚至你出院归来，我痛心疾首之余，也还常要忘记，督促你遵医嘱按时服药。
医生嘱咐，闲在家里不行，得做点工作分心。川师人事处瞒着我以照顾你的名义，向劳动局要了一个工作名额给了别人。这事我到南大以后才知道。南大答应给你安排工作，由于我被捕入狱，他们也没有兑现。这事我出狱以后才知道。
知道了也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无能。只能抱着深深的歉意，说一声：孩子，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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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度有过，你完全康复的希望。
一九八七年夏天，法院在拖了七年之后，终于判决，许我离婚。那年年底我和小雨在成都结婚，她也从北京调到了成都。在你母亲去世十七年之后，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你阅历浅，但直觉非常好，评论我的朋友很准。在北京第一次见了小雨，你就我说宝姑姑这个人信得过。那时我和她，还仅仅只是朋友。你在玉泉路十一学校上学，我在建国门社科院哲学所上班，她在国子监街首都博物馆上班，三地相距遥远。你有什么困难，总是给她打电话，而不是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你能识人。
你发病时她在北京，一直想给你找个心理医生。华夏研究院有个郭桦，自称专业心理医生并答应到成都给你治病，要了她很多钱。临走还把她的皮大衣、呢子大衣和毛衣毛裤全借走了。天冷起来她没有寒衣，只好穿她母亲的。但那人没来成都，不知去向。找到该院负责人谢滔，说人已失踪，他们也在找。
你出院后，靠药物控制，倒也能维持清醒。药是抗忧郁剂和镇静剂，有副作用。久服伤肝，也使智力迟钝。你怕，常自动减药，病情难得稳定。我也怕你变笨，不知何去何从，任由你以身试药。甚至有时候，事情一多家里一乱就烦得不行，批评你这个那个，而不体谅你是个病人。
知道小雨要来，你也非常高兴。那天我去车站接她，到家一进门，就看到原先空白的墙上，贴着“热烈欢迎宝姑姑”七个大字。一个字一种色，热烈而欢乐。我意外惊讶，小雨则高兴得直跳。
一天三次，她要你遵医嘱服药。你的情绪稳定下来。家里也收拾整齐，窗明几净像个家了。我回来有热饭吃，你也有个人可以谈谈心。你爱谈心，她在艺术系教课，回来就同你一起，边做家务边聊天。同她说那些给谁也没有说过的心里话，你好像有一块郁积多年的堵塞物在胸中逐渐消散。那个由黑色闪电般的忆象，凝固的意识流，来自世外的呼唤，形而上的痛苦，颠倒的梦和绝望的深渊之类组成的心灵的地狱，由于曝光淡化而失去深邃，变成了一个个模糊的斑点。
逐渐地，你愿意重新开始学习了。你仍然异常聪明。英语，电脑、绘画、钢琴，都学得很快。虽然烦躁难以持久，常要更换课程，但既已学过的都不会忘记。隔了一段时间，仍可从中止处继续。随着时日的推栘，中止期越来短，学习也渐渐有了兴趣，我们都很高兴。
一次，我们谈到你将来想做什么，你的回答，石破天惊。你说你病好了要学医，将来当一个心理医生，专治精神分裂症。你说你病了才知道，这个病有多痛苦多可怕，好了才知道怎么出来。你说你立志要帮助别的病人，少受痛苦和早些出来。你说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都了不起，但又都缺少切身体验，读他们的书，总觉隔着一层。你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补充他们留下的不足。
再一次为你骄傲，这次是我们两个。
那是快乐的日子。每天傍晚，我们出去散步。在校外的山野里，三个人齐步走踏着拍子，边走边唱歌。有些歌是我们临时胡编的，自己喜欢，就天天唱。记得吗：
走过了东山坡
走过了西山坡
东山个西山
咱们哪三个
笑那么笑呵呵
笑那么笑呵呵
很可惜，到南京大学以后，校外就没有这样的山野了。
8
一九八九年“口口”以后，口口口浪潮席卷全国，大学校园里人人自危。怕你受惊吓，送你到高淳二姑妈家暂住。我被捕后，JC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小雨为了探监，也从南京赶到成都。我的罪名，叫“反GM宣传煽动”。第二年把我放了，但无结论。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了，收回了我那套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能重回四川暂住，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那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得力于师大的照顾。
想不到命运又来敲门。
两位被通缉的作家一一B明、Z义不期而至。他们被JC追捕，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郑还有病，必须开刀。帮助他们的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着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碰了不少钉子。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已失去了安全。
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JC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小雨和我一同“作案”。她的健康状况，断不能经受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
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生存能力差， 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两位作家逃到HK，把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带我们走地下通道，才下了走的决心。
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放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只能嘱你注意保重，只能希望，到那边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9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行期行程都由Y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着。来不及收拾家里，慌忙就上了路一一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你抢着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着走。
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
走着走着，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但愿是那样吧。
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
我说是。
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似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
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
你说：我等着。
“我等着”，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着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土忧虑：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10
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HK。船靠岸处，不是码头。Y救行动的负责人朱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外界联系。因为Y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能暴露身份。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律程序，朱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了HK北郊的新屋岭盐狱。
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异，丰富经验不少。
十几天后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
朱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HK地接大陆，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M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城，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小雨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望着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年你二十五岁，和你母亲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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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M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着一帧你的照片。小雨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为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谨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小雨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牺牲者与受害者。记着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苟能如此，我们已感激命运。倘大家地下有知，也都会比较放心。
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在现在物理学所描述的多维度宏观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象。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至少，我们可以，存着这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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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泰与夫人小雨
证人高尔泰丨北岛
某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一般来说，这种人不大招人喜欢，特别是政治家，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派，都会因为他们难以归类，不便管理，而把他们看作天生的敌人。高尔泰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到纽约就跟他们联系。高尔泰耳聋，一般总是他的夫人浦小雨接电话。在小雨柔弱的声音中，突然听见高尔泰的大嗓门："北岛，欢迎你来!"随即就消失了。他只使用电话的话筒部分，因听筒部分对他毫无用处。
头一次见到高尔泰是一九八七年，在成都的一个画展上。我们握手时，他的手大而有力。我从手注意到他的体魄，健壮、敏捷，且不善言辞，和著名的美学家、大教授身份极不相称。我们闲扯几句，我记住了他那略显阴郁的眼睛。其实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顺的日子……暴风雨短暂的间隙。
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一九八三年高尔泰在兰州大学教书，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被定为全省批判的重点。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省委书记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高尔泰，江苏高淳生人。五七年因发表《论美》一文而被打成右派。大概是高家天生的反骨，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劳改营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
五九年他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死亡线上挑出来，送到甘肃省博物馆画十年大庆的宣传画，逃过一劫，使他有一天作为证人，记下那远比古拉格群岛残酷十倍的苦难。他离开劳改营的当天，头一次和押送他的警察共进晚餐，他嚼都不嚼，大口吞下太多的肉块，以致到今天还常常胃疼。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洛杉矶。八九年夏天，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在南京被捕入狱，被关押了半年多。出狱后他和小雨通过地下通道逃到海外。我们的舞台由于一次事件转动了。亲朋好友，天各一方，甚至永远不再想见。没想到事隔八年，我和高尔泰竟在地球的另一端重逢，真是又惊又喜。他变化不大，原来眼睛中的阴郁竟然消失了，代之以明朗，像洛杉矶的天空。他耳背，跟他交流很困难。每次我说话，都是由小雨大声重复一变，有点儿像通过口译，只不过是从中文到中文。好在我们都不认为谈话是重要的，大家在一起坐坐，共享那温暖的时刻。小雨是高尔泰的学生，曾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搞美术工作。她性情温和，心甘情愿地跟老师浪迹天涯。他们当年靠给西来寺画画维生，日子简朴而充实。告别时，我有一种冲动，想搂住他那厚实的肩膀。不，我想不是哀怜，而是骄傲，为他而骄傲。
以后陆陆续续读到他的回忆录《寻找家园》，让我记起那一瞬间的骄傲。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他告诉我，他是压着极大的火气写的。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可见他功力之深，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
我们去看望高尔泰夫妇。从曼哈顿出发，穿过荷兰隧道，进入新泽西。我的朋友学良开车。车是跟他弟弟借的，又破又小，新装上的轮胎还有问题，车身发飘。我们离开都市，穿过人烟稀少的旷野，春风吹绿了大片的树林。
他们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老人住宅区花五万美元买了个小房子，这笔钱在曼哈顿最多只能买间厕所。我是建筑工人出身，房子一看就是低成本的。两室一厅，一间卧室，一间是高尔泰的书房，还有间相当敞亮的花房，作小雨的画室。这里太安静了，静得耳朵嗡嗡响。他们生活简朴，很少与别人来往，除了画画写作，唯一的乐趣就是到附近森林里散步。
高尔泰和我所见过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一样。他外表更像农民，眼睛眯逢着，脸色红润，总是带着敦厚的笑容，好象望到了一年的好收成。我和高尔泰聊天，小雨继续充当"口译"。 后来发现我坐的位置不对，正好对着他那只聋了的左耳，我调整了一下，靠近他的右耳，谈话畅顺多了。我突然想到，他不戴助听器，显然是有意切断和世界的联系。当他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通向内心之门。我夸他的散文写得好，这回可让他听见了，他乐得像个孩子，接着问我别人还有什么看法。又连忙从书房取出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他告诉我，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他在牢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化革命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晚饭前，他带我看看他和小雨的画。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去年他们给庙里画了三十幅画。六十年代高尔泰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多年，老天再次成全他，这本事成了他在海外谋生的手段。他告诉我，有时写作会突然想到挣钱糊口，只好忍痛放下笔。
客厅墙角有一副做俯卧撑的木架，是他自制的。我常去健身房锻练，连撑二十下，不免有些得意。没想到他连撑五十下，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毕竟今年六十二岁了。五十年代，他凭天生的体质，平过百米短跑的全国记录。也许老天给了他这副好身子骨，就是为了让他熬到别人熬不到的那一天，为人间的苦难作证。他告诉我，当年他在狱中，狱霸像对待所有新来的犯人那样对待他，忍无可忍，他三拳两脚就把那家伙摆平了。
同行的朋友咪咪反客为主，转眼间做了一桌好饭菜。高尔泰端出坛上等黄酒。席间，小雨又成了客人们的回声。上路时，高尔泰握着我们的手，大声说，“很高兴你们来!”这句客套话，被他还原其本来的含义：他真的很高兴。
夜色深了，我们的车走错了方向，又绕回来。他们还站在那里，大概要去散步。我似乎看见他们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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