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角色博弈到合作共生：境外建筑事务所在中国的实践观察

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029辑特辑：

国际设计机构在中国

从角色博弈到合作共生：

境外建筑事务所在中国的实践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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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侠

AI Xia

CCDI集团总部研究总监

田婧慧

TIAN Jinghui

CCDI集团深圳区域公司总经理

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明星事务所开始在中国开展设计业务。如果从与境外公司的合作角度反向观察这些实践，CCDI作为与国际大师合作最积极、态度最诚恳、业绩最丰富的中国本土公司之一，在多年工作过程中的最大体悟，除了形态各异的建筑美学和技术手段，亦有这些境外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搏击发展所呈现的差异化策略。

总得来说，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成功，从最初自带明星光环，到不断探索在地化的互融合作，呈现出越来越理解中国的态势。本文简要回顾了CCDI二十年来最有代表性、最有标识感的9次境外合作的故事，它们对更多的境外设计公司可以起到不同维度的参考意义。

01

中外合作，是一个时代的透镜

最近几年，经常有境外建筑事务所的伙伴和我们聊起：中国的市场这么大，但做起项目来，为何总有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国外建筑师如何才能让中国的客户接受和喜爱自己的设计风格，如鱼得水地开展业务？ 

这些问题，我们很难概括和回答，可谓各家生意，冷暖自知。出于中国国情对工程资质和建筑师职能体系的限制，中国的工程项目往往要求境外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必须由中国本土具备资质的设计公司合作完成，方可进入深化实施的环节。几十年来国有大院、境外公司、民营机构在中国设计市场“三足鼎立”的现象，还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延续。

实际上，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没有一座不是与中国本地设计机构合作完成的。合作，是一个时代的透镜，可以观察出境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心态。而成功的项目，往往来自于成功的合作。

面对市场上纷繁复杂的项目类型和不同项目面临的具体条件，将方案与实施二元分离的视角，完全不能描述出境外公司在中国丰富多样的生存面貌。本文站在行业观察的角度，挑选出CCDI与境外建筑师最有话题的9次合作，它们是9个故事，也是9次不可多得的启示。

国家游泳中心

02

9次合作，9个故事

2.1 国家游泳中心

    （PTW + CCDI + ARUP）

2003年合作，2008年建成

作为奥运会工程项目，水立方在建筑学意义上的成功无需多言，其中的故事也很多：水利万物而不争、海外华人捐资兴建、与国家体育场鸟巢的阴阳关系、独特的泡沫空间理论、独特的ETFE膜结构……都给这座前所未有的游泳馆增添了光彩。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项目的出炉颇有不顺。直到竞赛交标前的一个多月，PTW主持建筑师还在执着于一个“波浪形态”的方案，并且几近定案。就在决策设计方向的关键时刻，中方建筑师才以简洁而更有逻辑感的方形平面，以与鸟巢互补的文化关系，勉强说服PTW改变策略，才有了后来的水立方。在这个关键的过程中，PTW也表现出极大的职业精神，与ARUP的结构工程师共同对复杂的表皮和材料进行研究。若非这两方面加持，单凭一介方盒子很难最终胜出。

水立方对PTW的中国业务并没有起到猛烈的催化作用，反而推动了CCDI快速扩张而成为国内知名大型民营设计集团，最终全资收购了PTW。不过，在被中国公司收购后的PTW不仅保留了品牌国际身份，也拓展了中国业务，连续在西安、咸阳、南京等城市拿下重要的项目。

对境外公司而言，划时代意义的地标项目成为国际并购融合的机缘，也算业界一段佳话。

国家游泳中心

2.2 深圳大梅沙万科总部 

    （Steven Holl Architects + CCDI）

2006年设计，2011年建成

当年，斯蒂文·霍尔在完成北京MOMA二期的设计后，接到了万科集团位于深圳东郊的巨型总部的设计委托。关于这个项目的话题标签也很多：水平的摩天楼、中国第一座LEED白金认证的集团总部、建筑形态整体抬起形成的开放环境……而其结构上的难度不言而喻，CCDI颇费周折，派出了最强的专家团队，才让项目得以落地实现。

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年霍尔派驻该项目上的“左右手”——两位中国建筑师董功和李虎，对项目的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项目完工之后，他们成立了各自的事务所（直向建筑、Open建筑事务所），通过一些体量不大、周期不长的作品，成长为中国独立事务所的中流砥柱，逐渐被世界建筑界所感知。可惜的是，除了成都来福士广场和南京四方美术馆外，他们的老师霍尔在中国的作品屈指可数。其中一个原因是，2010年世博会后，被吸引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大师的数量令人叹为观止，这使得早先一些明星建筑师的“先入效应”不再突出。直到万科中心方案出炉15年后，CCDI与霍尔才有了第二次的合作——“深圳碳云大厦”。

而国际建筑大师的中国员工，创业成为下一时代中国明星建筑师，也算一种跨越国界的传承。

深圳大梅沙万科总部

2.3 望京SOHO

    （Zaha Hadid Architects + CCDI）

2011年设计，2015年建成

严格地说，除了2004年设计的广州歌剧院，扎哈女士并没有亲自主持过其他中国项目的设计工作。但是她的美学风格和技术手段通过公司化的运作，直接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10年之内，扎哈事务所拿下银河、望京、临空、丽泽这4个SOHO中国的大型商业项目，靠的绝不是“手法惯性”，而是每一次都在城市形态学上有着突破性的思考，并且出色地整合了技术手段，最终在国际竞赛淘汰掉几十个国际大师而胜出。仅以其中与CCDI合作的望京SOHO而言，这个项目要解决的是在高容积率的场地条件下塑造都市副中心的城市景观，同时将尽可能多的场地边界还给城市作为公共空间。回顾起项目过程都是非常精彩的，包括塔楼的形态历经了从“两片”到“三片”的演变，如何将立面上的横向“丝带”做出丰富的收分变化的技术细节。扎哈事务所一个非常巧妙的构思是将原本平面形态的四边形板材通过4个角部构件的定位微微翘折，加以拼接，在整体上呈现出饱满、连续的流畅感。

另外一个重要观察，就是大师级的事务所在中国发展业务，必须有稳定的、长期的、前沿意识的合伙人。扎哈在中国的总负责人是Satoshi（大桥喻），大桥先生1989年就和扎哈相识，对于扎哈在中国的业务，完全是出于相互的信任和“帮帮忙”的心态。但随着中国接踵而至的机会，大桥也关闭了日本的境外工作室，完全投入到扎哈的中国事业之中。2016年3月31日，扎哈女士逝世后，大桥先生继续掌舵整个事务所在中国的项目至今，成为扎哈事务所在全球至关重要的几位国际董事之一。

望京SOHO

2.4 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KPF + CCDI）

2008年设计，2017年落成

除了已经退休或去世的3位创始人（Kohn、Pedersen、Fox），我们很难准确说出KPF的大师名单。但这确是一家“真材实料”的明星公司，在超高层领域建树颇丰，在世界建筑界首屈一指。

KPF的中国事业极大地加强了它在国际舞台上与另一家顶级事务所SOM竞争的筹码。仅以平安金融中心项目而言，此项目奠定了深圳在这个时代的城市地位，毕竟中国建有 600m量级的超级高层建筑的城市只有上海和深圳。而相比于上海中心，深圳平安的形态无疑是保守的。KPF在设计这座超级大厦时，从一开始就判断出业主对于经典形态的偏好，但如果完全采用古典形式，就会丧失建筑学意义的领先性。最后在谨慎地研究了塔身比例和幕墙节点后，他们完成了既经典又现代的出色方案。

其实KPF这家公司也面临“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平安项目才进行了一半，项目建筑师David Malott等人就独立开业。所以，境外明星建筑师在中国，需要特别谨慎地面对自身的团队分裂。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同时具有不可限量的超大市场和来自各大建筑院校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

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2.5 杭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NBBJ + CCDI）

2008年设计，2021年落成

这个建筑可能是境外设计公司在中国最“难产”的项目。2008年的竞赛方案，历时13年才完全落地，这个漫长的过程与偏离这座建筑最初的目标有很大关联。一开始这是一座全国运动会的主场馆，但是工程因杭州在与福州争夺主办权的过程中失去先机，而有所暂缓，直到后来决定在杭州举办亚运会。但在全球疫情之下，这座建筑的命运依然扑朔。

这座可容纳8万人的体育场，在建筑设计上的隐喻是鲜明的：它是江南文化的当代演绎，具有流畅动感的造型特征，同时也成为在城市意义上奠定杭州从西湖时代迈向钱江时代的空间标识。从方案竞赛初始，NBBJ就与CCDI紧密合作，有赖于本土设计机构的工程实现和落地能力，而利于把关键精力投入到关键技术（形态语言、参数化表皮等）中。而CCDI则需要在设计的大方向上把控客户意图，推动项目的实质性进展，坚持了十多年让这座建筑落地完成。

可见，境外事务所巧妙设定与中国合作建筑师的关系和分工边界，可以主动提升设计服务的成功概率和有效性。

杭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2.6 丽江金茂君悦酒店

    （Denniston + CCDI）

2011年设计，2015年建成

来自马来西亚的Denniston事务所也许不像本文提及的其他建筑师事务所那么国际知名，但它的确是在顶级度假酒店领域享有声誉的设计公司之一。2011年，金茂地产委托他们设计世界上第一家位于自然景区的君悦酒店。

这个项目的决策意图，是要做出丽江纳西族的村落感，可是，又有谁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民居呢？Denniston在这个项目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使客房紧密围绕雪山景观的规划来组织空间。在“中国风格问题”上，Denniston与业主产生了一定的意见分歧，并且无法保障高频次的深化研究，而在完成基本的规划布局的概念方案后离开。CCDI派出年轻的设计团队接替全部的建筑方案和工程设计，跌跌撞撞地完成了兜底工作。

其实早在1845年，RIBA（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就制定了建筑设计收费为项目总投资6%的行业比例，以保障业主需要的工作深度和建筑师体面的收入水准。然而，中国的很多项目是达不到这个比例的，境外建筑师的服务也会因此“缩水”。相反，收费昂贵的境外事务所如果不能设法实现在地服务的延续性，可能在项目进程中面临提前解聘风险。这是所有境外公司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丽江金茂君悦酒店

2.7 深圳龙岗文化中心

    （Mecanoo + CCDI）

2011年设计，2019年建成

这个项目的合作极有戏剧性。在最初的国际竞赛中，CCDI也报了名，主持建筑师是东西影工作室的朱雄毅先生，而且是第一轮专家评审的第一名。然而在业主的研判中，CCDI的方案虽然立意超群，但总感觉深度不够，颇有争议，而荷兰事务所Mecanoo的方案被认为是更符合这个时期的城市塑造需求。也就是说，这个充满“变量体质”的方案更直白、更刺激、更完整地表达出了业主的期望，CCDI无奈惜败。随后，在征集国内合作设计院时，CCDI中标成为国内设计单位，不知是出于补偿心态还是出自技术实力的保障。数年之后，这个项目终于建成，对于CCDI而言有着说不出的复杂滋味。

看到建成的4座场馆的外立面没有一处是垂直墙面之时，便能理解这组建筑希望跳出既有的静态环境、建立属于自身的文化秩序、同时又表达某种动态张力的美学意图。

从来自欧洲的创意型建筑师身上可以看到，境外事务所在中国新旧交替的复杂城市环境中进行文化地标的创作，所体现的大胆的想象力和直觉上的灵活性，值得中国建筑师学习。

深圳龙岗文化中心

2.8 汕头大学医学院新楼

    （Herzog & De Meuron + CCDI）

2012年设计，2017年建成

可能是协议约束或者费用预算限制的原因，自概念方案完成之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几乎没有来过现场，完全依赖CCDI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坚持了五六年，“不走样”地完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医学院大楼。

虽不太广为人知，这座建筑还是颠覆了人们对于医学建筑的想象，对学院派的医疗科研建筑原型产生了冲击。建筑主体由港商李嘉诚先生出资赞助，这决定了这座建筑的社会基因，它会被放置在更加公众化的语境下去被关注和监督，建筑形态与广东民俗中“升棺”的隐喻，也让它受到颇多的文化争议。而项目真正的难度在于将复杂的功能空间竖向环绕着一个中央开放的巨型中庭进行堆叠，创造性地解决分区与组合、流程与流线的问题。对于专业特征明显的建筑类型，境外建筑师选对一个负责任、技术综合能力较强的本土合作伙伴，是项目完成的必要条件。

汕头大学医学院新楼

2.9 上海迪斯尼明日世界

    （Grimshaw + CCDI）

2012年设计，2016年建成

主题公园类的建筑，出于其世俗特征，通常是被建筑学术界排斥的，但是上海迪斯尼明日世界绝对是个例外。这座由格里姆肖事务所设计的大型游乐设施是典型意义的娱乐综合体，在空间结构和ETFE材料的应用上独树一帜，多曲面流线造型的天幕自然覆盖在蜿蜒变化的天桥上方。但可能是迪斯尼的IP影响力实在太大，人们直接把它当成迪斯尼的作品，而忽略了它背后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这个项目可以理解为境外业主在中国的项目，从很多方面延续着发达国家的工程规范和标准，费用预算也非常充足（主要体现在高额的深化设计和现场服务费）。境外事务所对这类项目得心应手，而作为中方施工图设计单位的CCDI，也开始尝试用一个国际标准在中国本土完成服务，锻炼了中国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职业水准。

可见，高标准的境外引进项目会使得中国本土偶尔出现完整的国际语境，在这种情境下，境外建筑师和国内设计院需要把握充分交织的工作边界，实现更多的技术探索和更大的业务盈利。

上海迪斯尼明日世界

03

竞争加剧，合作加深

未来的中国建筑市场依然蕴藏着不可限量的巨大机会。从普利兹克奖得主、商业型的国际大牌公司、新锐的明星事务所、甚至外国建筑师直接在中国注册成立的设计公司，都可能在市场上彼此角逐，一分高下。从最近三年中国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的国际设计竞赛报名情况，可以清晰的预测到未来的“竞争加剧性”。

从前文的研讨中可以观察到，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境外事务所，基本具备以下特质中的一种或多种：

（1）境外建筑师需要有一两个明显的“产品优势”，而不是简单的拼名气。比如，Zaha Hadid事务所在中国的成功，出人意料地是从办公建筑起步的，因为从市场现状而言，这类建筑的提升空间巨大；PTW虽然被中国的设计公司收购，但依然延续了体育建筑的优势；KPF的超高层建筑则是其出色标签。

（2）境外建筑师需要一位扎根在中国市场长期耕耘的设计代理人，而不是简单的派驻管理者。德国GMP的中国负责人吴蔚先生、美国Gensler的中国合伙人李晓梅女士、日建设计的陆钟晓先生、英国SPARK的中国总经理闵薇女士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他们不仅出现在客户面前，也出现在建筑媒体面前，全方位地为公司代言，确保重大项目的进展和传播。

（3）境外建筑师需要根据项目的现状，敏锐地判断出关键需求和决策走势，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比如KPF在平安金融中心上对客户美学期望和城市未来面貌的微妙平衡；再比如Mecanoo在深圳龙岗的大规模文化建筑集群设计，极大地刺激了深圳的城市图景，而这正是转型期的特区社会面貌的写照。Herzog & de Meuron的医学院大楼尽管富有争议，却也是一击必中。

（4）境外建筑师需要一种开放的合作态度，而不是简单确保自身利益的优先权。所谓合作意识，也就是精准衡量自身的条件与合作伙伴的互补性，共同赢得项目。很多时候，境外公司的“吃亏”并不是与合作伙伴的分账比例出了问题，而是合作的边界意识比较模糊。中方外方扎堆干了同一件事，重叠、反复、磨合，消耗了巨大的成本。其实合作的弹性是巨大的。最近CCDI与OMA在深圳的一个地标项目中就开拓出更精准的协同性，比如OMA只接受邮件沟通，反馈草图，而所有的“即时响应”和“图纸定案”全部依赖CCDI的项目管理和多专业工种，既要把业主意见集中分析后再与OMA交互，也要协调十多家不同顾问单位的意见，的确非常考验团队。而作为结果，境外公司虽然在分账比例上有所降低，但是工作的有效性和性价比却极大提升。

从经济学和管理学意义上说，境外公司是中方执行落地的设计公司的“第二客户”，中方建筑师在某些语境上也是境外建筑师的“第二客户”，用客户意识来“成就彼此”，才是最智慧、最可持续的工作策略。

最成功的项目往往来自于最成功的合作。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 /  朱倩云、罗靖琳

新媒体编辑 /  张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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