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是什么在塑造中国慈善？

CFF2008 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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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第三部门过去十年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何显著特征？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塑造中国的第三部门？中国第三部门未来将走向哪里？具体到慈善，如何理解和展示一个国家的慈善？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所著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出版的第十本报告，本年度报告旨在回顾十年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关心、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者、实务者、捐方和社会公众，提供一幅概要性全景图和未来发展趋势判断。

本文摘取报告中的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

Observation Report on the Third Sector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

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康晓光冯利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捐赠给基金会档案馆。基金会档案馆现收藏有全部十个年度《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本书目录

上篇：如何描述与解释一个国家的慈善
一何谓“慈善”
（一）慈善的本质
（二）古今之辩
（三）本书的慈善定义
二民族国家慈善的描述—解释框架
（一）描述框架
（二）解释框架
（三）补充说明

中篇：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
三历史
（一）中华慈善传统
（二）现代慈善传统
（三）社会主义慈善传统
四文化
（一）历史与文化
（二）民族国家文化动力学
（三）中国慈善文化格局的演变
五技术、经济、社会结构
（一）经济—社会结构：中产阶层的影响
（二）IT技术革影响
六政治制度、法律与政策、态度与行为
七格局
（一）中性视角看到的格局
（二）市民社会视角看到的格局
（三）格局的影响

下篇：中国慈善概览
八慈善文化
（一）经验证据——新慈善文化
（二）理论——文化要素取舍规则
（三）经验发现的理论解释
九活动领域
（一）二维矩阵中的分布
（二）高关注度活动领域
（三）低关注度活动领域
（四）评述
十受益对象
（一）人
（二）生态环境
（三）慈善体系
（四）评述
十一行动主体
（一）个体行动者
（二）民间组织
（三）官方组织

（四）境外行动主体
（五）评述
十二实施方式
（一）传统慈善
（二）现代慈善
（三）互联网传统慈善
（四）互联网现代慈善
（五）评述
十三资源及其动员
（一）慈善资源
（二）资源的动员（募款）
（三）评述
十四系统结构
（一）自然形成的结构
（二）民间建构的协作结构
（三）塑造的统合结构
（四）系统结构的基本特征
十五空间格局
（一）区域格局
（二）跨区慈善
（三）跨国慈善
（四）评述
结语
附录
大事记

本书系列精彩内容摘录参见：

想了解更多内容，请锁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年度力作《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本文中我们与大家分享《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中篇“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的部分精彩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理解影响和塑造中国第三部门的因素，让大家对中国慈善现状有更深入的了解。

塑造中国慈善的力量

要点速读

1、中华慈善传统、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初始条件”的历史变量。

2、一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之中，某种慈善文化的地位与其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地位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文化格局与其慈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同构的。

3、现代世界的慈善领域的参与者，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志愿者，中产阶级都是主力军；中产阶级的属性、规模，他们的价值观、偏好、行动力，对慈善具有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4、互联网对慈善系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择其要者言之：其一，创造了全新的基础设施。腾讯、阿里、新浪等IT企业本身就是慈善基础设施。其二，复活了传统慈善的行动主体和实施方式。其三，改变了慈善主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其四，扩大了公众参与，拓展了资源空间。

5、政府作为慈善系统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其首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规范慈善系统的法律框架。

6、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双重管理、行政分割、限制竞争等。

7、中国慈善正在“走出去”，但仍然是资金、理念、知识、技术、行动方式、组织模式的“净输入国”。

8、社会组织影响一国政治生态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影响政府管理境外组织和境外资源的严厉程度，也直接影响政府对待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

以下为正文

历史

要讨论历史对当代的影响，首先要说明历史与当代的边界。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慈善”，不是有史以来的中国慈善，而是特定空间范围和时间区间之内的中国慈善，其空间范围为当下的“中国大陆”、时间区间为1976年至今，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慈善。所以，对于本书来说，“历史”就是那些在1976年之前已经存在的、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又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

从古自今，有三种可以辨识的慈善传统在中国大地上行云施雨。清代之前，中华慈善传统是中国土地上唯一的慈善模式。晚清之际，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开始进入中国，并获得稳步发展。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在中国开花结果，并凭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力量的支持，扫除了本土慈善传统和外来的资本主义慈善传统，赢得独尊地位。但是，好景不长，1976年之后，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卷土重来，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华慈善传统逐渐复兴，并且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社会主义慈善传统则日益边缘化，丧失了主导地位，影响力日薄西山。由此看来，符合“在1976年前已经存在的、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大陆慈善具有重大影响的慈善传统”条件的，就是中华慈善传统、资本主义慈善传统和社会主义慈善传统，所以，它们构成了作为当代中国慈善的“初始条件”的历史变量。

1、中华慈善传统

中华传统慈善属于前现代慈善，具备前现代慈善的一般特征。例如，以个体、家族、村社、宗教机构为行动主体，由地方精英主导；项目运作上，主要由施助者与受助者直接对接，临时性、地方性、小规模特征明显；以非正式组织为主，缺乏专业分工，参与者的业余性、兼职性突出；稳定、清晰、单一的传统道德、习俗、惯例规范着慈善行为；政府对慈善介入较少，也没有专门性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

在古代中国，慈善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亲人、邻里、朋友之间的人际救助，也有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外乡人的救助。但是，人际救助主要发生于宗族和村庄内部。在城镇，既有一般的人际救助，也有专门的慈善会社，宗教组织也发挥慈善功能。但总的来看，慈善的主导模式是人际救助，由专门的慈善组织实施的慈善行为并非主流。中国传统慈善的实施方式丰富多彩，包括个体慈善行为、家族互助救济、宗教团体赈济、善会善堂的慈善行为等。

*图片来自网络

2、西方现代慈善传统

所谓“现代慈善”就是科技革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产物。亚当·斯密的“分工”与“专业化”逻辑，同样适用于慈善，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慈善，其结果可以概括为：专业化、组织化、中介化、职业化。

分工与专业化原理支配了慈善领域。社会分化出一类专业机构（慈善组织），其职能是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筹集资源、实施救助。公益组织是将助人者和受助者连接起来的“中介”。慈善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不是业余的、兼职的、不计报酬的“义工”或“志愿者”，而是以此为职业并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的“从业者”。现代慈善也不再是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而是常规性的、持续性的、大范围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政府深度介入慈善领域，规定慈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制定慈善组织的运行规则，对慈善组织的运行实施监管，为慈善组织提供各种实际支持。

3、社会主义慈善传统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慈善，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从掠夺的赃物中拿出一点零头，以换取工人阶级的苟安。显然，这种慈善不是“善”，而是“伪善”，而且是“包藏祸心”的伪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因此，1949至1976年间，在中国大陆，“慈善”遭到严厉批判，以“慈善”为名的行动销声匿迹，“慈善组织”亦不复存在。

1976年之前否定资产阶级的“慈善”，不等于不存在利他行为，实际上，利他行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广泛存在，最典型的就是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否定资产阶级慈善的同时，中国创造了自己的“慈善模式”。

*图片来自网络

文化

一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之中，某种慈善文化的地位与其背后的社会支持力量的地位是一致的。在经济—政治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他们所中意的慈善文化也会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慈善文化。实际上，塑造一国的文化格局的力量和机制，也在塑造该国的慈善文化的格局。正是由于同样的力量塑造了文化格局和慈善文化格局，一个国家的文化格局与其慈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同构的。因此，当下中国的慈善文化与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慈善模式高度吻合，即前者认可、肯定、支持后者。

四十多年来，中国的慈善文化格局与文化格局同步变化，经历了由“一元”而“二元”再“三元”的演变。改革开放之前，得到统治集团支持的社会主义利他文化一统天下。这是典型的“一元格局”。伴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资产阶级崛起并日益壮大，统治同盟发生了更替。慈善文化格局也因此得到重塑，社会主义利他主义文化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符合其要求的西方现代慈善文化长驱直入，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的慈善文化一元格局被打破了，“二元格局”形成了。改革也改变了民间和政府对待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态度，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政治精英与本土传统慈善文化没有利益冲突，反而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因此，他们不但不打压传统慈善文化，反而大力弘扬，于是，本土慈善文化复兴，慈善文化领域增加了新成员，其结果便是“三元格局”出现了。当下中国大陆，中华传统慈善文化、西方现代慈善文化、社会主义利他文化并存，三者的碰撞、融合一直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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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社会结构

慈善植根于市民社会之中。慈善是市民社会自我解决自身问题的机制。市民社会培育慈善，市民社会的状态决定慈善的状态，市民社会变迁带来慈善变迁。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慈善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最近十几年，IT技术革命、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中产阶级崛起、国际交流深化，推动了现代慈善迅猛发展，也为后现代慈善的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还开发出一系列前现代慈善的新形式。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十几年中国慈善系统的变化，可以从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完满的解释。

1、经济—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影响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整个社会越来越富裕。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步发生的还有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表现在就业结构上就是中产阶级的比重提高和素质提升。这样的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其一，中产阶级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二，中产阶级成为慈善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是“中间派”，既对权贵不满，所以对现实有批判，又不会完全彻底否定现实，毕竟属于“小”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它奉行改良主义路线，而慈善就是一个合适的行动领域。

中产阶级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专业知识，有组织能力，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温饱有余，能够使用现代技术，也能够与世界交流，既有行动的意愿，又有行动的能力，因此，现代世界的慈善领域的参与者，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志愿者，中产阶级都是主力军；中产阶级的属性、规模，他们的价值观、偏好、行动力，对慈善具有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2、IT技术革命的影响

科学、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互联网成为新型的公共基础设施。互联网以其强大的“连接”能力，使得所有的人、事、物都能被瞬间触及，便捷、高效而且成本低廉；广泛而频繁的“互动”则使这种“连接”变得开放、高效且富有活力。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打破了自然和人为的种种限制，并使个体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集体行动广泛发生，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变，并深远的影响着人们的理念和行为方式。

互联网对慈善系统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择其要者言之：其一，创造了全新的基础设施。腾讯、阿里、新浪等IT企业本身就是慈善基础设施。其二，复活了传统慈善的行动主体和实施方式。其三，改变了慈善主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其四，扩大了公众参与，拓展了资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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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法律政策、政府态度与行为

政府作为慈善系统最重要的环境要素之一，其首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规范慈善系统的法律框架。法律对于慈善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法律慈善系统将陷入无序、混乱的境地。

1、中国慈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

慈善“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构成内容包括，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口头指示和不成文规则等。具体而言，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体系的构成内容包括：对“非营利法人”做出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部调整、规范慈善事业的总体性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与《慈善法》相配套的一系列配套性规章、政策相继出台，如针对慈善组织定义的《慈善组织认定办法》，针对公开募捐活动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针对募捐平台管理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针对慈善信托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针对信息公开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针对慈善财产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对于社会组织中相对特殊的8大人民团体和25家免登记社团，政府专门设立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与社会组织和慈善部门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也是调整慈善事业的重要法律；还有除正式法律、法规、条例外的众多决定、意见等，它们也是慈善法律和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2、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

中国慈善法律与政策框架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双重管理、行政分割、限制竞争等。所谓政府主导是指，无论从社会组织在参与相关立法上所拥有的权利来看，还是从法律框架所体现出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来看，其特征都体现为政府主导。所谓双重管理是指，政府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社会组织要同时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或指导。所谓行政分割是指，民政部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属地登记，把社会组织限定在一个个由行政界线分割而成的大大小小的格子里。政府通过设立业务主管单位，建立了针对社会组织的“条条化”管理，通过设立属地登记制度，建立了针对社会组织的“块块化”管理。所谓限制竞争是指，在绝大多数重要的领域，政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官办社会组织，并通过法律限制民间再成立类似组织与官办社会组织形成竞争，以进一步巩固官办社会组织的垄断地位。

*图片来自网络

国际格局

本书从两个视角观察慈善的国际格局：其一，将慈善视为政治中立的事业，主要关注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的国际流动，即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在国与国之间的输入、输出，称之为“中性视角”；其二，摆脱“不涉及政治”的限制，进入社会政治领域的“深水区”，将慈善视为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力量，这样的视角不妨称之为“市民社会视角”。两个视角呈现出的慈善世界是不一样的，中性视角让我们看到的是乐善好施、温情脉脉的人类世界，市民社会视角呈现出来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既有温情的一面，也有凶险的一面，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1、中性视角看到的国际格局

经历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交往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慈善事业也有了长足进展。中国慈善正在“走出去”，但仍然是资金、理念、知识、技术、行动方式、组织模式的“净输入国”。

慈善全球化正在席卷全球。慈善需要全球化的视野和心态。具有全球思维的慈善，不能满足于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而要把目光投向普天之下。所以，中国应拥有更广阔的心胸，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贫困、性别歧视、种族冲突、流行性疾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问题，不局限于任何地域，也无法依靠单方面力量解决，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各方力量，融合多种方式，进行跨国界的合作，才能最终获得解决。中国需要在慈善领域扮演更为积极、主动、创新的角色，为世界慈善做出应有的贡献。当今世界，为慈善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赋予慈善更大的责任。国际合作是未来中国慈善的必经之路。

2、市民社会视角看到的国际格局

境外势力基于国家利益进行资本扩张和民主营销，其实现路径之一就是透过社会组织影响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态，从而促成非民主政体向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转变。对境外势力来讲，建立全球性的霸权地位，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明确而恒久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境外势力可以综合运用思想、经济、军事力量和公民社会等多种武器，通过社会组织来影响一国政治生态，成本低、收效大，而且渗透性和持久性强。

社会组织影响一国政治生态可能性的大小，直接影响政府管理境外组织和境外资源的严厉程度，也直接影响政府对待国内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和管理方式。近年来中国政府收紧了对境外社会组织的管理，严格审查和过滤境外输入资源，严厉限制境外组织在国内的活动，加大对有挑衅行为的国际组织的打击力度，同时严格管控境外组织与国内组织的接触与合作。

3、国际格局的影响

全球化与国际格局会对一国慈善系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慈善资源与慈善行动的跨国流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慈善事业主要依赖于境外“输血”，慈善组织大多也是“喝洋奶”长大的。近十年来，境外资金在中国慈善事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在价值观、方法论、专业知识等无形资源方面，中国仍扮演着“净输入国”的角色。来自境外的无形资源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慈善运作的全过程。过去四十年间，“公民社会”“新公共管理”以及“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思潮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这一整套词汇、理论以及相应的行动模式的产生与流行，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与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以及商业和资本渗透全球慈善的过程相伴而生。

慈善根植于人心，慈善是引领人类与世界向善的事业，但慈善从来都不是政治无涉的。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慈善既可以承担患难相恤、增进友谊的功能，也可能充当对外殖民、和平演变的国际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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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内容，请锁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年度力作《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20）》

END

排版 |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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