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军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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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建军
冯建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材委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标修订组核心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育工作专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理事长、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中所形成的重要理论见解、判断和主张。其源头是马克思教育理论，经过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毛泽东教育思想，定型于邓小平教育理论，发展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结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教育理论；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正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科学论断，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也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关于教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基本判断和基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不等同于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它通常表现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加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思想核心，中国特色教育学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学科化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产生了不同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逻辑，它旨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哪里来，经过了什么，到哪里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源头是马克思教育理论。严格说来，马克思教育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不完全等同。马克思教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的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教育学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的教育理论论述，教育理论蕴含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中。马克思教育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对马克思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教育理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源头是马克思教育理论，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酝酿，成型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创新发展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一、马克思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源泉
(一) 马克思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源头
马克思经典作家没有专门的教育理论，马克思对教育的论述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出现的。这就使我们对马克思教育思想的理解和认识，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不能简单地摘编、罗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的论述，或者按照教育学的框架体系剪裁这些论述，而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将马克思关于教育的论述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加以系统考察。
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共产党人的目标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最近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的目的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目的，决定了他们对教育的认识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资产阶级教育家着眼于人的发展及对教育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眼于社会结构变革，关注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社会政治的关系。西方教育家对人的认识，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是抽象的，不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更看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希望。马克思从劳动考察人的异化、人的片面发展，进而提出了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
劳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过程，反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社会过程，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构成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它从社会变迁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迁考察教育的问题。
1. 生产力与教育关系的历史变迁
现代教育学教科书对生产力与教育关系的考察，是一种横向的静态考察，缺少纵向的历史考察。从历史的维度看，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不同。古代社会，生产劳动以手工工具为主，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的手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原始地结合在一起，劳动本身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学校”。学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和接受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子女依然通过生产劳动接受非学校的教育。近代以来，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工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都转移到机器上”，“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机器劳动自然具有排斥教育的倾向，教育则保护人的劳动能力不受损害，成为对抗机器劳动“最必要的抗毒素”。而大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为工人的全面发展客观上提出了要求。教育不是教某一局部的、单一的劳动技能，而是要培养“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虽然古代社会的生产不需要教育造就劳动力，但大工业社会“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使潜在的劳动力“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教育对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当然，这一素质不只是劳动技能，而是全面发展的素质。
2. 生产关系与教育关系的历史变迁
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劳动中结成的关系，生产关系合起来构成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结构化，形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于西方教育家，马克思从来不掩盖教育的社会性，明确认为教育受社会政治制度决定。古代社会，学校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资本主义瓦解了“人的依赖关系”，打破了古代社会的身份等级制，个人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本主义虽然打破了身份等级，使人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受教育是以占有物质财富为前提的，“阶级学校不同于等级学校，其实质就在有产者这三个字上面”，“阶级学校对任何有钱读书的人都不加以限制”，导致了贵族化私立学校、“学店式”私立学校的出现。因此，大工业生产要求和市场经济使个人可能平等受教育，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又造成了个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形成了可能平等受教育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悖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公有制，目的就是“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这是共产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成为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目标。
3. 人的发展与教育关系的历史变迁
人的发展与教育的关系，是教育学的经典问题，西方教育家为此提出了诸如宗教人、自然人、政治人、理性人等观点，赋予不同的教育思想。但他们对人的认识都是抽象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抽象的人性观，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变化的，因此，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也是变化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可以视为不同历史阶段人的社会本质。第一是“人的依赖关系”，个人没有独立性。第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建立在物质财富占有的基础上。第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教育培养的人，不是脱离社会的纯而又纯的人，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人。古代社会，教育培养的是依附性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培养的是占有性的个人主体，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都源于人的占有性个人主体性。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就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培养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人，实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
4. 人的全面发展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一个理想，这一理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人的异化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认识社会的钥匙，也从劳动中认识人的发展。在原始手工劳动阶段，每个人都体脑并用，人的发展是原始的丰富和原始的全面。机器劳动出现之后，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劳动失去了乐趣和创造，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导致了体脑分离和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从大工业生产的革命性中，看到了“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这种发展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他是“能够适应极其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只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因为马克思是从劳动考察工人的片面发展的，所以，他的全面发展没有道德的元素。这不是说，马克思不重视道德发展，而是说，以劳动考察人的发展，客观上只与人的劳动能力有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指向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因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被看作培养全面发展人的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为从事劳动的童工争取受教育权，使工厂法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促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马克思还从罗伯特·欧文的工厂制度中看到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求取消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为列宁所继承，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命题。
总之，马克思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源头。如何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也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按照这一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亦是如此。
(二)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播
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有学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传入中国的三条途径：一是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翻译了一批日本学者的社会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从日本导入中国。二是五四运动前后，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直接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革命青年。三是由苏俄导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的中国点燃了希望之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点亮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光。”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由于马克思教育理论是蕴含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因此，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认识马克思教育理论。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中指出，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精神上的构造都是表层的构造，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教育受社会经济结构制约，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点。陈独秀也认为，教育是经济的“儿子”，而不是他的“兄弟”，“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受经济基础的制约。
杨贤江是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家，他在《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教育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如在《新教育大纲》中，杨贤江根据唯物史观社会经济结构决定观念形态的原理，开宗明义提出，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是上层建筑之一。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批判教育的神圣说、清高说、中正说、独立说，批判了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论，“把教育视为革命力量的一个方面军，在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肃清封建势力的革命任务之下，向着公民胜利的方向走去”
钱亦石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他在《现代教育原理》中也批判教育的神圣说、清高说、独立说，认为教育是帮助人们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他也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家抽象地谈论教育目的，结合中国社会面临的任务，提出中国现阶段教育目的是“养成为民族独立与民族政治而奋斗的公民。只有民族独立和民族政治两大要求实现之后，才可谈到‘自立的个人’，才可谈到‘互助的社会’，才可谈到‘个人与社会相调和’。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开始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教育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教育，描绘了共产主义教育的理想。毛泽东把马克思教育理想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逐步变为现实，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和发展。
毛泽东教育思想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有研究者按照历史时期把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分为萌发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这一历史分期基本反映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比其他思想家对教育有着更多的情怀，大到教育制度、学制改革，小到课堂教学、学生考试，他都有着自己的见解。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创办民众夜学、湖南自修大学等，亲自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也可以说，毛泽东是地道的有理论有实践的教育家一般教育家的思想，但毛泽东教育思想不是作为，它是政治家实现其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教育思想比一般教育家思想更具有政治性、战略性、时代性，其思想作为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教育发展和实践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教育定位在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大众教育。1940年，他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5年发表《论联合政府》，指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与新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一论断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定位，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合。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教育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使他们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鲜明体现。
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我们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启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教育也从新民主主义教育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明确指出以“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去正确地解释“全面发展”的涵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就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毛泽东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即便在“文革”时期，这一方针也没有变。但“文革”歪曲了党的教育方针，对社会主义教育建设造成了巨大破坏。
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其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强调教育必须由党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工作要走群众路线，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毛泽东教育思想不仅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行动指南，引导社会主义教育建设的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需要，党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政治上，忽视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进行再思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为目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总结，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它形成于邓小平教育理论，经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理论，实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一) 邓小平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教育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提出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教育思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
1. 教育具有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落后。邓小平意识到这一问题，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在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如何发展生产力？它不是靠资源、物力和财力，而是靠科学技术、靠人力。邓小平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邓小平通俗易懂的几句话，改变了我们以往对教育的认识，教育不只是上层建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必须靠教育。教育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
邓小平从教育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教育的战略地位，这一思想体现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报告之中，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落实为“科教兴国”战略，通过服务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进而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这不仅确立了教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也赋予了教育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物质文明建设，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及时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管理经验，但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人的现代化，必须提高中国人的精神素质，实现思想、意识、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人的现代化，基础在教育，教育要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教育现代化被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方向。
2. 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教育发展策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也反映了邓小平教育思想的远见卓识。
改革开放后，我们把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就要面向现代化，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教育面向世界，就是教育向世界开放，引进世界先进的教育资源，吸收世界先进的教育成果，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邓小平反思这段发展道路：“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流合作的条件，但我们自己孤立自己”，“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所以，邓小平提出面向世界，向世界开放中国，是一个大胆的创新。面向世界，不是全盘西化，是要借助于他国的力量，发展中国。这就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发展中国。
教育面向未来，就是要面向一个新的世界培养人才，培养创造这个世界的人才。以往的教育多是适应社会，按照现实社会的要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适应社会，但少有主动性、创造性。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学会生存》，提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面向未来，“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自己探索、自己创造。但面向未来，要立足现实，否则，未来就是一种空想。立足现实，超越现实，走向未来。
3. 培养“四有新人”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以此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劳动者”的定位，带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特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定位。1980年，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辅导员》题词，使用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后来在一系列讲话中把“有体力”换为“有纪律”。“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对应的是毛泽东提出的“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发展”。但是，针对改革开放后全社会的思想政治状况，也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有了理想，必须有纪律，纪律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保障。所以，“四有新人”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邓小平在多个场合都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重要性，一定要经常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有理想。学校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特别教育下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4. 赋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内涵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被认为是培养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党的教育方针，吸收苏俄综合技术教育的经验，开设劳动教育，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文革”时期，把教育与生产劳动对立起来，只劳动不学习，降低了教学质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提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除了要研究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么劳动，怎样与教学密切结合外，“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这里，邓小平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涵义，从微观的学生参加劳动、劳动教育，拓展为“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
此外，邓小平主抓教育期间，要求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教育，各级党政领导必须以战略眼光抓教育；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恢复高考制度，推动教育体制改革。这些都有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建设，使中国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沿着邓小平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更加突出强调教育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更加强化教育为人民服务，重视创新教育，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为21世纪初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指针。
1. 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1992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4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条，就是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因此，在党和国家事业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
2. 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为选拔人才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了为选拔而教育的“应试教育”，严重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有效遏制“应试教育”，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素质教育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在素质教育实施中，针对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同时，根据社会创新发展的要求和我国学生素质发展的缺失，提出素质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标志着素质教育进入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3. 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之一就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贯彻落实这一思想，教育不仅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要为人民服务。2002年，十六大把“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列入党的教育方针，并在后期教育法修改中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为人民服务，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不仅要普及教育，解决人民群众“有学上”的问题，更要发展优质教育，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需要。在教育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教育公平，“各级政府要为受教育者提供尽可能公平的教育机会，尤其要重视解决处境不利地区和人群的教育问题，增加对贫困地区和贫穷家庭的教育资助。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4. 提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拓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外延
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江泽民也非常关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在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充分肯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学生适当参加一些物质生产劳动，应成为一门必修课”，“事实证明，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参加劳动，不接触社会实践，不了解工人农民是怎样辛勤创造社会财富的，不培养劳动人民感情，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在这里，江泽民提到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事情。2000年2月，他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再次指出：“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谈话中，他第一次把“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为教育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一表述中，教育“为人民服务”，“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都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对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三) 科学发展观教育理论：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理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1. 教育是国计民生，强国必先强教
邓小平教育理论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明确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2010年7月，胡锦涛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这将教育地位的认识提高到“国家和民族发展最根本的事业”的高度。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更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教育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
2.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落实到教育上，就是“育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教育本质的体现。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基本问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德为魂。因此，育人为本，德育是关键。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坚持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事业发展全局，是新世纪教育发展的重要策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教育发展的策略，体现在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就宏观而言，就是要全面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协调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规模，协调城乡教育、区域教育发展；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着力推进教育内涵式发展，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统筹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数量、质量，尤其要重视薄弱环节，重视发展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关注薄弱地区教育，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教育公平，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教育公平，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保证每个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4.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生活待遇，营造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是重视教师的地位，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尊重教师是重视教育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具体体现。”随着对教师的重视和教师地位的提高，教师职业越来越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党和国家对教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提出教师专业化，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指导，站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战略高度，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以“九个坚持”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守正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源泉和起点，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体现了不同阶段的时代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本文原刊于2022年第4期，已略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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