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

本文转自“哲学动态杂志”，原文来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7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专栏，作者为徐俊忠教授。

◉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两大重要特质，其一是面向世界而致力于改变世界；其二是关注千百万人的实践，接脉于时代的精神。

◉ 哲学知识的体系分为两个不同层面：一是作为提供思维方法功能的哲学，一是在某种思维方法指导下的、以获得认识世界不同对象的具体内容为目的的实证科学。

◉ 一种哲学的学术方式，是由这种哲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只能是面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问题性学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方式，一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研究发展着的世界和历史过程的学术方式。

◉ 哲学的学科建设不应该拘泥于既有的学术形态。走出学科规制，面向社会发展中的真实问题，应该是值得鼓励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维度。

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

徐俊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并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明显的反思性和建构性意义。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不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和建构就有可能会荒腔走板。

一

不论人们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何种理解，它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都应具有并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特质体现在它植根于人类文明之中，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同时又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形成起便具有了不同于古典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鲜明特质。

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是马克思对于当时哲学家们的工作的评析和批评，也是他对于新哲学应有功能的一种明确主张。从思想的流变来看，这一主张既是他关于哲学与世界关系阐述的延续和升华，也是他不再以“市民社会”、而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以追求人类解放为使命的无产阶级新哲学的立场宣示。在这里，不论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哲学的基本面向都是世界。由此可以说，面向世界而致力于改变世界，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质。这一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可以具有丰富的功能，但它基本不是也不应该是关于道德情感和心灵慰藉的哲学，更不能被归结为安顿人们灵魂的哲学。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即一种主张通过“改变”而让社会不断摆脱“市民社会”的狭隘利益竞争，并不断生成和走向守望相助，进而逐渐步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境界的崭新哲学。这一过程与境界的实现虽然不可能依靠新哲学自身独立完成，但新哲学必须具有趋向实践的自觉，具有面向世界并成为改变世界之积极因素的自觉。我们常常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但时代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时代本质上就是人的实践，千百万人的实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唯有关注人的实践，关注千百万人的实践，哲学才能接脉于时代的精神，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质所在。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重要变革。古典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古典哲学，其重要的根据之一就在于它不仅以特定的哲学视界去观察世界，而且还常常以特定的哲学视界去构建起哲学家视界中的世界，例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以及《法哲学原理》等，都是黑格尔在其哲学视界中所建构起的自然模式、历史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体系。这种体系的建构，当然会借助某些具体科学的成果，但也会包含着大量“从头脑中想出联系”[3]的情况，甚至大量的“唯心主义怪想”[4]。尤其是黑格尔在对自然、历史和法律制度进行解释时，都把它们看作绝对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衍生物。因此之故，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这种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思辨”哲学。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变革，主要是通过清算德国古典哲学而实现的。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颠倒了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为新哲学确定了一个现实的出发点。他们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

其次，新哲学彻底告别了古典哲学那种热衷于以哲学家的视界去建构哲学视界中的世界体系的学术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6]在这里，理论的谱系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它提供的是所谓“真正的知识”，照罗素的说法，是所谓“确定性的知识”；一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显然，前者不是也不属于哲学的范畴，后者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属于哲学的范畴。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一再强调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哲学”，也不能“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7]，相反地，它“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实际上就宣告了以哲学和哲学家的视界去建构普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体系的做法，根本就不是新哲学的学术方式的应有选项。

最后，新哲学既然并非“独立的哲学”，也无法提供普遍适用的药方、公式，那么，它有何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意义上的哲学提供的是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本质上是对人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证成果的抽象，但它一经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指导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为人们“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8]。这就是说，它的作用不在于自身，而在于为历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反杜林论》

恩格斯晚年有一段论述，谈及他和马克思在历史观上所实现的变革的意义。他指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9]显然，这里的思路依然是强调新哲学不应该采用所谓“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这样的形态，这两个领域所能留下的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历史观”和“辩证的自然观”。它的意义依然在于引导人们去“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而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联系到恩格斯其他地方的论述我们便会发现，对于实现变革后的哲学，也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主要就是以“观”去进行标定的，如“新世界观”“马克思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自然观”等。“观”由人们对于特定领域中的知识的抽象概括而形成，它不能代替对于特定领域的知识本身的认知，但可以为人们认识特定领域的知识提供便利与帮助。人们要达成对于特定领域的认识，需要或是参与特定领域的具体实践，或是诉诸具体的、类似于实证科学般的研究过程。至于说哲学“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其中的要义也在于强调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哲学如果有存在的意义的话，并不在于提供哲学家视野中的世界图景，提供所谓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而仅仅在于提供一种思维的方法。这种思维的方法，可以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但绝不能代替人们的具体认识。相反地，它只能是对于人们具体认识的一种抽象。这样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哲学所实现的革命，就在于把哲学从自恃为“科学的科学”这一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这也等于告诫哲学家们，应该抑制要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发展图景的自负行为，进而为哲学在参与知识的创造和生产中，划定一个合适的范围。没有哲学，人们的思维寸步难行，不懂辩证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但哲学能够提供的也仅仅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要真实地认识世界，包括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社会，“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任务”[10]。这样，知识的体系实际上也就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作为提供思维方法功能的哲学，一是在某种思维方法指导下的、以获得认识世界不同对象的具体内容为目的的实证科学。在这里，哲学并没有被取消，但它应该走下作为科学的科学的“神坛”，放弃致命的“自负”，回归于服务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动实践。

上述论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特质，是它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我们必须自觉地认识到：不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向世界；不论是“世界观”，还是“自然观”和“历史观”，它们都只能是从具体的“实证科学”成果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们可以有助于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但人们要获取对于世界、自然和社会历史等的具体认识，还必须诉诸对外部世界广泛领域的复杂、艰辛和持续的研究。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反复强调“新哲学是方法”的真实意义。这一强调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把这种哲学变成精神贵族们的沙龙谈资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大特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前提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必须诉诸对世界的具体的、深入的研究。通过认识世界而达成对于世界的正确解释，进而推动世界不断朝着合人类目的性的方向发生改变，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自然观”和“历史观”等要素对于人类认识与实践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功能，应该在致力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二

一种哲学的学术方式，是由这种哲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方式作了具体的诠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是在哲学与非哲学的领域不断交叉、转场中实现的。以马克思为例。当马克思身处哲学的领地时，他常常会陷入应有与现有间的深刻矛盾之中。帮助他从这个矛盾之中解困的，不是哲学，而是历史，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于是我们看到，他离开《莱茵报》后，就在克罗茨纳赫开始大量研究历史和政治的文献，并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研究政治经济学等。由此，他的思想逐渐地接近从而最终达到唯物史观。后来，马克思的每一次思想上的进步，都可以说是在哲学与非哲学的领域变换中实现的，包括在参与工人运动，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社会、经济与历史的广泛内容后实现的。人们特别关注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完善的意义，然而，这个进展也主要不是在哲学领域里实现的。由于研究地租问题的需要，马克思大量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文献，接触了俄国民粹派等的思想家，从中发现了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状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谁要是把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理论，当作某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而套用于所有国家，从而断定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像西欧国家的发展逻辑那样演变，那么，这就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工作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可以说，如果马克思像我们今天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那样，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学生的工作，都局限于所谓哲学领域中，而不接触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内容，那世界上一定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种理论。

所以，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当我们追问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时，对于问题的肯定回答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深化思考和言说的；但否定的回答却很明确。这里需要特别提出两点。

第一，把学术固守于所谓哲学的领域，不是也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恩格斯指出，“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11]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告别德国古典哲学，就在于他在思想深陷于应有与现有的矛盾冲突时，选择了走出黑格尔哲学这个幽暗的哲学领地，朝气蓬勃地走向历史的深处，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走向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重要指向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学术的方式就要与这个指向相适应。因此，唯有能够提供对于世界的科学解释，唯有能够为实践提供改变世界的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所真正要求的学术。要达成这种学术，即使在今天，也唯有向马克思学习，走出哲学学科规制的狭小天地，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这里还要指出，由于我们许多人长期以哲学为业的学术取向，在所谓“学科建设”的强势引导下，习惯于把自己的学术与学科联系起来，形成了非常鲜明和强势的“学科性学术”，从而忽视了学术的基本价值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热衷于“学科性学术”而忽视“问题性学术”，实际上已经成为时下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业人员的一种职业习惯。然而，这种习惯从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特质相背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具有强烈实践取向的方法论，它要求哲学应该直面世界而指导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进而成为改造世界的积极因素。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不能也不应该是一种“学科性学术”，而只能是面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问题性学术”。但问题在于，当目前哲学界的许多人都已经习惯于、也津津乐道于哲学这个学科自身的学术，甚至把它变成了一个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独立学术狭小天地时，通向“问题性学术”之路往往就处于基本被堵塞的状态。最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以“学科性学术”为依据，追求自身形成一整套严整的、独特的话语系统，并以此为基本依据，形成自身的学术制度、规范和所谓理所当然的学术评价系统。最常见的典型方式就是各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学科性评审”，例如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评审者基于制度、规范和习惯，基本就可以把突破“学科性学术”的“问题性学术”成果，以不符合哲学学科规范，甚至以缺乏哲学学科应有的思辨性而把它否定了之。实际上，这种“学科性学术”在有些地方已经成为一种扼杀“问题性学术”的专制性势力了。所以，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并非一个仅仅有理念性意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现在与未来，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走向的重大问题。我们呼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从业人员和学习者，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术方式。判断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方式，从肯定性意义上看，主要不在于学术表达方式的理论包装和自我标榜，而在于是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研究问题，从而获得对于世界的新的认识，尤其是获得对支持人们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活动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只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认真研究问题、获得新知的，就都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的杰出成果。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方式，一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研究发展着的世界和历史过程的学术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种脱离实际的玄学，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

第二，把学术工作停留于文献耕耘的功夫上，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学术必须耕耘文献。尤其在浮躁之风盛行于学界，专业人员专业阅读严重不足的今天，强调这个问题，意义更为突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不是也不能被归结为类似于哲学史研究那样，主要的功夫在于耕耘文献上。主要面向前人留下的哲学著作，作文字、文献的考据功夫，就多数人而言，这基本上属于一种“哲学史”作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研究。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忽视甚至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面向世界、研究世界的哲学，将哲学学术研究停留于书本，仅于“解经注经”下功夫，那就不仅是一般性的不足了，而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学术方式缺乏近代化转型的一种时代性缺陷。不久前，曾有杂志发表文章谈论所谓“我注六经”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启发，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根本上走错了路的学术迷思。因为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属于中国传统经学的学术方式。它们的共同局限是把知识生产局限于“我”和“经”之间。如果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知识生产都被禁锢于这样的狭小天地里，思想和知识生产就是这个圈子中的“经”“我”之间的反复“内卷”，这个民族还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吗？从这一意义上看，近代“新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引入，就是一种在知识观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解放。因为它一方面向国人展示了一个涵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教育科学等丰富内容的庞大的全新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知识生产打破了“经”“我”之间的狭隘循环，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知识生产除了“经”“我”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因素参与其中。因此，也就有了实验、科考、观察、田野、社会调查等学术方式的出现，也有了关于走入实践与生活的要求和自觉。这是知识观上的历史性进步，是学术与学术方式的历史性解放。在这种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导到“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选择中，实在是一种时代性的迷思。今天，中国大学大致上已有87个培养哲学本科学生的单位，112个培养哲学硕士的单位，53个培养哲学博士的单位。由此每年既会产生大量的哲学从业人员，也会有大量的接受各层次哲学教育的学生。他们都是属于时下学科规制里的学术人和学习做学术的人，究竟是将他们继续按照学科规制，局限在哲学的“神圣领地”里，去做那些主要面向文献的功夫，还是让其懂得和习得丰富的学术方式，在认真读好“有字之书”的同时，读好“无字之书”，进而能够把理论与实际勾连起来，走进真实的社会与丰富多彩的生活，走进火热的实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68年，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12]。前不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六十周年所举办的系史展览结束语里，我们着重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哲学如何与时代同行同向？时代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时代就是人的实践，就是千百万人的实践，只有关注实践，关注千百万人的实践，哲学才能接脉时代精神之精华，因而才有资格宣称它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二是哲学的学科建设不应该拘泥于既有的学术形态。走出学科规制，面向社会发展中的真实问题，应该是值得鼓励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维度。我们尤其要警觉，千万不要建设了学科，却疏远了社会，远离了实践。

《毛泽东年谱》

结语

任何否定同时也就是一种肯定。本文所进行的讨论，否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变成一种“学科性学术”和单纯的“文献考据”的哲学史式的作业方式，所呼吁的是一种回归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初心”的学术方式。这就是脱离“学科性学术”的束缚，转而面向世界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问题性学术”。正如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所进行的多次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接地气不行”，“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13]。我认为，这是政治上的号召，也是学术上的警醒！总之，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应该成为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性问题，而最为基本的要求是认真学习、借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术方式！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2页；第297页。

[5][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第526页；第526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2页。

[10]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8，第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6页。

[12]《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76页。

[1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第368—369页。

作者简介

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著有《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认知性研究的视角》、《历史·价值·人权——重读马克思》（合著）、《道德理想的解构与重建——自由、人权与价值观念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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