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学报、审稿，以及年轻学者发表的未来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新京报书评周刊 Author 李永博
本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原文来自《新京报》对仲伟民教授的专访，采写为李永博，执笔者为李永博。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
在专访中，仲伟民回顾了国内学报的历史，以他所在的《清华大学学报》为例谈学报的工作日常，并探讨了当下青年学者的学术发表。
✤ 大学学报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继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学术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的讨论都由学报发起或有学报的重要参与。
✤ 论文审稿大致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各专业的编辑分头初审稿件，通过初审的稿件，由副主编复审。复审通过的稿件，由主编终审。最后一关，是安排外审，请学科的专家给出最后意见。
✤ 高水平论文向高水平期刊集中，是学术界的正常生态，需要承认，学术期刊在客观上水平参差不齐，学术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导致了这种现象。
✤ 一本学术期刊想要获得持续的影响力，还是要依靠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不能仅仅依靠几篇创造数据的文章。因为从长远来看，个别文章对期刊整体影响力的提升还是非常有限的。
✤ 总体看，尽管我国研究从业人群非常庞大，但就整体的学术水平而言，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 同行评议或“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是需要学术规范的规训以及良好学术风气的养成。
采写 | 李永博
01
从学报的历史说起
新京报：高校学报占据了中国学术期刊界的半壁江山，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实际上，国外学术界并不存在如此规模的学报体系。你之前曾对此做过研究，可以简单地介绍学报这种学术期刊的由来和历史吗？
仲伟民：大学学报是由高等院校主办的定期出版的学术性期刊。中国现代学术发端于20世纪初，之后逐渐取代传统学术，而学报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学报中，有三种特别值得一提。东吴大学主办的《东吴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1915年创办的《清华学报》是中国第一本冠名“学报”的学术期刊，对“学报”的功能和宗旨作了最早的定义，明确了高校主办以及学术性这两个核心要素。而创刊于1919年的《北京大学月刊》，文章学术性强，除研究古典学术外，还是推广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基地，最具有大学学报的形态和特征。
早期学报比较注重校际交流，后来学报逐渐倾向于为本校服务，比较而言，前者更具备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另外，早期学报办刊的主力都是本校学人，比如《清华学报》，教师可担任主笔、编辑，学生亦可兼任编辑和经理，这看上去不可思议，效果有时却非常之好。
到“抗战”爆发前，学报增加到近百种，并逐渐从文理综合发展为文理分刊，编辑出版渐趋规范化。但“抗战”爆发后，学报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大多数学报停刊，至1949年前夕，全国仅存学报不足30种。1950年代初，中国陆续创建和恢复了一批学报，但随后很快受到政治运动影响，直到1978年之后才陆续回到正轨。
近四十年的学报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大学学报主要集中在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科研实力较强的名校。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基本上还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还是以精英教育为主。到80年代末，综合性学报的问题开始显现，大学学报学术交流的传统功能开始萎缩，一批专业期刊的创设加速了部分中小学报与学者的疏离。
从1999年开始，学报突然大幅度扩容，至2001年居然达到1130种，占全国社科期刊总量的2/3以上。1999年开始的学报大扩容，基本确立了“一校一综合性学报”的建制，只有名校才拥有学报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名校学报的数量几未增加，而一般院校均拥有了自己的学报。
期刊《文史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封面。
一方面，大学学报在当代学术发展中继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学术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的讨论都由学报发起或有学报的重要参与，比如《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起点就开始于《文史哲》发表的“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而198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大辩论，则是缘起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另一方面，1999年以来新创刊的近千家大学学报中相当一部分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由于定位为综合性学术期刊，因此始终缺少优质稿源和稳定读者，结果是学报数量虽然激增，学术声誉却大大下降，学术界对学报批评的声音也就变多了。
02
以《清华大学学报》为例的
审稿流程、时间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封面。
新京报：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大学学报的论文审稿的大致流程吗？
仲伟民：普通读者以及很多作者，都不太了解具体的论文编辑以及发表制度。就《清华大学学报》来说，我们采用“三审三校制”，同时设立了一个专门投稿的平台。作者投稿之后，就会进入这个系统流程。
论文审稿大致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各专业的编辑分头初审稿件，比如历史学的编辑，专门看历史学的论文。因为学报人员编制少，因此编辑分为全职和兼职两种，一般都有博士学位。在初审阶段，我们给编辑的要求是适当放宽尺度，编辑只要认为文章的选题比较有价值，论点和论证基本能成立，就可以提交二审或复审。通过初审的稿件，由副主编复审。复审通过的稿件，由主编终审。最后一关，是安排外审，请学科的专家给出最后意见。为了避免人情关系以及身份性歧视，我们采取是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新京报：作者在学报的平台上投稿，直到论文正式发表，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仲伟民：就《清华大学学报》来说，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因为来稿量非常大，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有限；另外，我们也无法约束外审专家的时间，只能建议他们在某个时限内返回。但是有些专家可能实在太忙了，比如我们要求20天返回，但可能40天、50天也没有返回，编辑只好不断催促。
我们每年的来稿量非常大，编辑部积压的稿件很多，决定发表的文章往往要等较长时间，某些学科的文章可能要等两年以上。我们努力解决好这些问题，经常和作者联系，只能延后发表的文章，我们会通知作者，希望能取得作者的谅解。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作者也会选择继续等待，因为如果撤稿，选择其他期刊重新投稿，那就需要再走一遍编辑部的流程，耽搁的时间可能更长。客观情况也是权威期刊待发表的文章等候时间普遍较长，因为好期刊学界认同度高，作者愿意等，而且越好的刊物返修的次数和时间越长。
对于绝大多数的核心期刊来说，从审稿到发表的周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原先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任职，这类顶级的专业性期刊的审稿周期往往要一年以上，发表出来往往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封面。
以我自己为例，2020年我和学生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论文，实际上这篇论文是2012年开始写作，期间反复修改，历经6年时间才写完。《中国社会科学》的审稿制度非常严格，我们投稿之后，编辑部至少请了三位外审专家，前后修改了五六次，其间又花费了两年时间。好文章的确是要花很长时间打磨，你自己认为写得已经很完善，但可能与审稿专家的实际判断有距离，或在写作范式等方面不一定和投稿期刊相符，因此文章需要反复修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朋友对此需要有心理准备。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整体而言国内高水平的论文太少，大多数学术期刊往往没有好稿件可以发。但另一方面，全国最好的论文又全扎堆在高水平的核心期刊，像你主持的《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常常遇到大量稿件堆积的情况，你怎么看待学术成果与发表的严重不均衡？
仲伟民：高水平论文向高水平期刊集中，是学术界的正常生态，而不能看作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我们需要承认，学术期刊在客观上水平参差不齐，学术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导致了这种现象。
对于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目前学术界及管理部门在破四唯、五唯的政策主导下，对“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争议比较多。但我认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准才得以提高。当然，期刊评价的确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期刊片面地追求数据，甚至个别期刊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而故意制造一些假数据。但我们还是需要对目前学术期刊的整体情况给出客观评价，即如果与20年前的学术期刊相比较，学术期刊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的整体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而现行各种学术评价及期刊评价机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
03
学报会更倾向于采纳本校稿件吗？
新京报：你曾经撰文指出，有些学报偏向于采纳本校作者的稿件，甚至只接受本校作者投稿，实际上违背了促进校际学术交流的初衷，也不利于真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种现象还存在吗？给你们的平台投稿需要满足什么样的资格或条件吗？
仲伟民：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过。上世纪80年代，教育部恢复一大批学报，之后又扩容了一大批学报，当时的确有文件指出，每个学报应该成为自己学校的窗口，主要反映本校师生的学术成果。在学报恢复和创立的初期，很多学校都有这种导向，包括现在的一些地方性学报，可能还是发本校老师的文章比较多。
但最近十几年，因为整个学术期刊的竞争加剧，这种情况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你当然可以多发本校的文章，但核心期刊评定只看论文影响力，你的数据不好就进不了核心。因此现行期刊评价制度倒逼学报，促使很多学报逐渐走出了原先“主要展示本校学术成果”的种种限制。现在越是办得好的学报，它的开放度就越高，校外作者越多。
新京报：在采纳本校与外校稿件的比例上，不同水平的高校学报存在差异吗？
仲伟民：重点高校学报尤其是名校学报发表本校老师文章的比例较高，应该一直是正常现象，《清华大学学报》采用本校教师文章的比例大概在30%左右。因为这些学校整体的学术基础力量非常雄厚，本校老师的研究成果常常已经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因此适当多采纳本校教师的稿件，也并不会拉低学报整体的质量。当然，不排除某些高校的自稿率过高，不少名校学报的自稿率在5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70%，我认为比例过高就不合适了，有“内卷”的嫌疑。
有些高校自身学术研究水平相对有限，但这些高校的学报又想在学术期刊评价中赢得比较好的声誉，或者要争取进入核心期刊，这就必然要采取一些措施。所以，现在有一批高校学报越来越多地发表外来文章。比如，今年进入核心期刊的《济南大学学报》，采纳本校文章的比例非常低，每一期大概就一两篇，大量发表的都是外校约稿，尤其是来自名校和著名研究机构学者的文章。正是因为此做法，所以近几年《济南大学学报》的数据就比较好，5年前第一次进入 C刊扩展版，之后连着两级跳，今年又进入了 C刊正版，在全国范围内是非常显眼的一家学报。这样的学报能进C刊是件好事，说明只要努力，对提高中国整体的学术期刊水平，也是一件好事。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封面。
新京报：关于学报大量约外稿，此前就有一则新闻引起学术圈的关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6月2日在《光明日报》上发文，介绍办刊的成功经验，其中透露专家约稿量占年度发稿总数的90%以上。有些网友评论，大量C刊都向“头部作者”约稿，年轻学者的研究著述却面临无人问津的现状。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仲伟民：先谈一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这家学报原来在全国高校学报中的影响力比较有限，但是最近这些年的确进步非常大，数据上升非常快。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学报从原来主要发内稿转而主要发外稿，而且主要是靠约外稿，尤其是约名家的稿件。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抓住了几个学术热点并发表了几篇影响力非常大的文章。在当初组织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文章会起这么大的作用。就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该刊主编及编辑有一定的眼光。后来证明，这几篇文章不仅是学术热点，更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契合，因此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一本学术期刊想要获得持续的影响力，还是要依靠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不能仅仅依靠几篇创造数据的文章。因为从长远来看，个别文章对期刊整体影响力的提升还是非常有限的。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封面。
我也注意到网络上的评论非常多，其中批评最多的，是指责如果都这么办期刊，年轻学者还有什么机会发表文章？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家原来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期刊，编辑部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包括通过约外稿，发表一些有影响力的稿件，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做法，他们的办刊态度是认真的。
当然，学报以外稿为主也会引起年轻学者以及本校老师的不满。学报原来可能是本校老师发表论文的重要阵地，可是因为学报为了进入核心期刊而提高门槛，削减了本校老师及年轻老师的份额。所以，本校老师、年轻老师会有意见，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就看各个高校如何掌握尺度了。我觉得随着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各学报也会适当地关注更多的年轻人和本校老师。
如果你看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报，比如《复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以及《清华大学学报》，发稿的主力军其实都是40岁左右或以下的年轻学者，并非如外界所说只发名家的文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己说主要靠约外稿，可能是起步阶段，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做法比较特殊，《清华大学学报》从来不约外稿，所发文章几乎都是从作者投稿中选取的。
新京报：近年来，各类论文发表时的学术不端事件时常成为舆论的焦点。比如《冰川冻土》的“导师崇高论”，前段时间的“熟蛋返生孵小鸡”等，这类“奇葩”论文以及背后的学术不端现象为什么会屡次发生呢？
仲伟民：我认为这是极个别现象，是编辑部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造成的。另外，期刊的主管单位对编辑部的管理可能也存在问题。
最近几年，社会各界对“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的批评比较多，但很多批评泛泛而谈，似是而非，有些批评者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学术评价，什么是期刊评价。就我认识的一些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来说，他们都非常努力，想方设法要办好自己的学术期刊。在制度建设方面，总体而言现在也比以前更加健全，学术发表的程序越来越透明化。所以，实际情况是，最近这几年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水平是大幅度提升了，比如南大“来源期刊”收录了613种学术期刊（含台湾30种，报纸理论版2种），尤其是国家社科规划办资助的173家学术期刊，其学术水平、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都提升非常快。
04
年轻学者发表论文困难
是很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青年学者发论文难”是近年来一直被关注的话题，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仲伟民：有些人说中国学术期刊太少，在国内发表论文很难，这样的说法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年来国内研究人群的确越来越大，面对很多的竞争压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也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层。
我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多年，体会很深。总体看，尽管我国研究从业人群非常庞大，但就整体的学术水平而言，比较复杂，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有2000多种，但高水平的期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所收录的期刊数量，不超过期刊总数的1/3。其中“来源期刊”收录最少，不超过期刊总数的1/4。即使是这些“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也很难保证每一期发表的论文都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他众多非核心或非来源期刊不仅较难争取到高水平的文章，甚至经常面临无米下锅的局面。好文章永远都是稀缺资源，而大量的垃圾文章则根本没有发表的价值。因此，笼统说发表论文难是不科学的。
很多年轻学者的确需要发论文通过考核、评聘职称或取得学位。但从期刊主编和编辑的角度来讲，他们也非常希望高水平的论文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可是好文章每年的产量是有限的，大多数好文章都被高水平专业期刊吸收了，还有一部分去了高水平的综合性期刊，比如部分“985“高校学报，以及部分社科院和社科联系统主办的期刊。此外，全国还有很多的学报也需要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而它们为了应对期刊检查、评估，以及同行之间的竞争，也希望能有高水平的论文。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青年学者发表论文难，也要看到当下的学术市场实际上很难提供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年轻学者发表论文困难，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从硕博生到初步进入研究阶段，每个人的学术研究都会经历一个逐渐成熟的阶段。在初期写作过程中，论文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观点比较片面，对学术前沿了解不够，资料不够丰富，文字表达不够凝练等。而在比较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因此，在初步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论文被经常退，在我看来，这是很多学者都要经历的阶段，不要无故夸大。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专业期刊与综合性期刊的区别，前者总体水平更高，但竞争也更激烈。硕博士生和青年学者选择投稿平台发表论文，你有什么建议吗？
仲伟民：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尽管中国的学术期刊分布不均匀，综合性期刊数量上居多，高质量的专业期刊比较少，但我还是鼓励学生把能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论文发表在本专业领域内的专业期刊上。因为学术论文是给同行看的，同行最关注的还是本专业内的高水平专业期刊。比如我本人研究经济史，最关注的还是《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等专业期刊。想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可能难度太高，所以我鼓励学生多给其他专业期刊投稿，如果不行再选择其他期刊。如果你有志于学术，打算到高校就职，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得到同行的认可。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5期封面。
05
学术评价体系与学术共同体
新京报：去年教育部发文，指出破除SCI至上，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称评聘、学生评价的直接依据等。你觉得这对国内学术评价体系造成影响了吗？
仲伟民：高校职称评定在推行“破五唯”（即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倾向）的时候，不应该把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全部推翻，这样可能得不偿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期刊的分级就和商品分级一样，本质上是不可避免的。
“破五唯”忽视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发表有其自身特点。国内学者很少会追求在SSCI或AHCI上发论文。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水平的中文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人文社科领域内的SSCI崇拜现象，实际并不突出，国内学者也看不上。真实情况是，国外需要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需要查阅中国的研究情况，其中通过中国知网收录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中国知网的国外市场销售，90%的销售额都是来自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二，中国缺乏高水平的自然科学期刊。正因为如此，理工科的学者一般会选择在国外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现在鼓励学者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SCI论文，但实际情况是，国内并没有高水平的自然科学期刊可供发表；而国内期刊不能吸引高水平论文，又无法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从而陷入一个怪圈。
新京报：不少高等教育研究学者指出，要摆脱学术评价过于依赖量化指标的局面，需要尽快引进和建立同行评议（peer review）的体系，你觉得这是可行的做法吗？
仲伟民：同行评议，或“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二是需要学术规范的规训以及良好学术风气的养成。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
现在在一些专业研究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正在推进，学术期刊也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最近几年大力推动分学科组织学术活动，以历史学科为例，学报的历史学编辑联合《史学月刊》《中国经济史研究》等专业期刊编辑，并邀请社科院和社科联系统期刊的史学编辑，还邀请知名学者，召开了多次“全国史学编辑会议”，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其他如文学、经管等学科也多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正是通过这些活动，逐渐打破了期刊与期刊、期刊与学者之间的隔阂。当然，从整体来看，国内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适当的学术评价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避免在反五唯的时候走极端。
06
把Tenure-Track简化为“非升即走”
过于简单了
新京报：今年热议的“非升即走”制度，是不是你所指的需要避免的极端倾向呢？
仲伟民：目前高校引入Tenure-Track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这种制度简化为“非升即走”，就过于简单化了。研究性大学追求高水平研究成果，就需要高水平的老师。我特别反对在学校上课照本宣科的老师，尤其反对一门课的讲义一用就是5年、10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不随时修改补充教学讲义，一是说明他没有进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二是说明他没有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最新观点。我认为这样的教学是不合格的，这种老师也不适合高校教书。因此，在“985”等学术性研究性高校推行Tenure-Track制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高校也不应该走偏，更不应该变成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比如有些高校在未来5-10年内只有20个教研人员的编制，但对外却聘请了100、200人，这就导致这些被招聘的年轻学者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留任。显然，这并非是因为学术能力的原因，而是学院里根本没这么多的指标。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做法，对应聘人员极端不公平。听说南方某些高校采取这种做法，这是在高校中出现恶性竞争，甚至引发恶性事故的原因之一。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我们需要管理，不能任由学校滥用职权。
新京报：“非升即走”让很多青年教师面临沉重的考核压力。你有接触了解类似的青年教师吗？清华教师有遇到过论文发表的困境吗？
仲伟民：年轻人在论文发表这一块，普遍都有这种压力。清华的规定比较宽，每个学院自己定标准，总体上不讲究论文数量，职称评定采用代表作制。比如人文学院评正高、副高职称，要求提供5篇代表作，这是最主要的条件。
现在大学教师的事业编制和原来不同，也不是“铁饭碗”。清华已经实行Tenure-Track制度，比如正常情况下副教授经过两个聘期后，要么升为教授，要么聘为“常聘副教授”，都要经过严格考核。如果没有达到学校要求，就只能离开或转岗。
新京报：在正式编制之外，你是否还了解另一些比较特殊的研究群体，他们一般被称为“师资博士后”、“青年研究员”、“特聘研究员”之类。他们面临怎样的处境呢？
仲伟民：实际上性质差不多。这些在研究机构工作的老师，包括你说的合同制的研究人员都有事先约定好的工作量，比如必须完成几个项目，发表几篇文章等。任期满了以后，要进行重新考核。如果没有完成约定的工作量，可能就不能留任。有时合同到期之后，因为原来依托的研究机构变动，也可能导致工作的不稳定。
从每年高校增招的硕博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工作岗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于准备或正在读博、希望进入高校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努力还是最重要的。清华大学虽然已经取消了博士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但我还是经常给学生讲，如果你将来要走学术道路，还是应该争取多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同时，年轻人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即自己将来最适合做哪一方面的工作。现在的工作机会很多，不要都挤在一条路上。如果你真的对学术特别感兴趣，打算从事科研教学，有一定天资，也愿意努力，就不要过多受到外面各种说法和政策的干扰，始终保持一种平和开放的心态。机会总是留给有心人，努力不会白费。
封面图素材来自电视剧《围城》（1990）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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