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在不同的际遇里求最大的发展

本文转自“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 ，原标题为《在不同的际遇里求最大的发展——在“八〇后教育学人”第三次沙龙上的总结发言》，作者为邓友超。

导 读

2022年7月22日，“八〇后教育学人”第三次学术沙龙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东北师范大学以双线混合方式举行。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友超研究员，在沙龙上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发言。

◉ 学术性格最好的释放，就是自我最大化、发展最大化。

◉ 多样化、多元化，才是学术本来的样子。

◉ “唯论文”的真实含义，是唯“独”，轻视教学；唯“洋”，忽略本土；唯“空”，缺少思想。破“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而是要好论文。

◉ 怎么写好论文？

  一是“利害”。首先是选题要利害攸关。

  二是“论事”。不管哪种论证，逻辑应该自洽，层次应该清晰。

  三是“理性”。首先应该是善于提问。其次要善于概念供给。还有要善于理论建构。

  四是“志趣正当”。到现实中去凝练理论问题。

  五是“体面”。语言应该简洁有力，活泼流畅。

今天坐得最久，说得最少。终于轮到说话了。这是一个有坚持的沙龙。我们在第一、第二次基础上举办本次沙龙，本身就是在坚持；尤其是这次沙龙因为疫情的原因，一推再推，光通知就发了好几次，今天在坚持中如愿举行。这是一个有内容的沙龙。40位80后教育学人和14位特邀专家，还有特邀的70后代表，都作了精彩的发言和点评，互动也很好。特别是双方的主官与会，作了很深刻的致辞，体现了对青年学人发展的高度重视。这是一个有特点的沙龙。会务组在议程设计上动了一些心思，设计了传承环节，还邀请了7位前辈学者拍摄视频寄语80后，邀请了特邀专家作指导报告和80后代表作呼应发言。这样做，试图体现传承，也体现青年沙龙的活力。

首先我把感谢的话先说了，免得后面忘了。感谢主角也就是80后学人的积极参与，感谢特邀专家的指导引领，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及其教育学部、社科处的大力支持，感谢我院有关部门和同事的热心帮助，感谢技术团队的保障让两地双线混合开会顺畅。

说完感谢，接下来说一些感受。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故事。黑格尔生于1770年8月，1801年1月也就是差点30岁去了耶拿，到1807年3月离开，在耶拿一共呆了6年。黑格尔当时任耶拿大学助理教授。那时候的耶拿很辉煌，按歌德的话说，是“知识和科学的集散地”。但那个时候的黑格尔很痛苦。首先是没有钱，继承的钱花光了，在耶拿有工作但没有薪水。然后工作还不顺。遇到了一个同事弗里斯，两人互相不顺眼。黑格尔开的第一门课叫《逻辑和形而上学》，本来就没有几个人听（好像是11个人）。弗里斯偏要跟他开一样的课程，明摆着分庭抗礼。要命的是，这个弗里斯和黑格尔一样雄心勃勃。黑格尔想去别的大学，弗里斯也想去，而且还捷足先登了。眼见弗里斯要晋升，黑格尔认为自己这一下被深度冒犯。于是到处找关系，好不容易两人一同晋升，但没有给黑格尔涨钱。黑格尔想离开耶拿，去新组建的海德堡大学。想到抱大腿。抱谁呢？《荷马史诗》的译者福斯，当时绝对的大牛。黑格尔吹捧福斯翻译的《荷马史诗》和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一样好。福斯只是礼节性地回复祝他好运。让黑格尔绝望的是，他没有去成海德堡大学，去的正是那个弗里斯。这让他痛苦得要死，自己都抑郁了。为了摆脱困境，他迫切需要出书。出版社让他包销1000 册，他完不成。出版社说书稿交一半，才开始付稿酬，结果黑格尔同志一写就不可收拾，不知道要写多厚，不知道一半在哪里，所以稿酬也拿不到。后来还是一个朋友出面给出版社承诺，才拿到稿费。不久拿破仑打进来了，黑格尔在炮声中写完了《精神现象学》。刚刚重新写完序言两个星期，他和女房东的私生子出生了。看看，耶拿时期黑格尔的处境，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

这是黑格尔30-36岁时的故事。今天与会的多数人应该在这阶段。黑格尔经历的事情，我们一些人正在经历。大家有理想、有激情，但也有困惑。“80后”这个词出现在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往后就成为你们这一代人的符号。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你们，有的已经“不惑”，小一点的也已“而立”。岁月让符号的意义逐渐褪去，理想裹挟着焦虑一齐涌来。

我们是否明白：大家同有一个符号，却有不同的际遇。

人之为人，是一种本质存在，但存在的方式不尽然。我们每一个人被抛入世界以后，就各有各的际遇。成为学人，有相同的一面，如韦伯说的“精神贵族”，但也有好多不同：不同的学术禀赋、不同的学术起点、不同的学术训练、不同的学术平台、不同的学术视野、不同的学术感觉……这些不同，不是认知错位的归因，不是看轻自己的借口，不是放逐自己的理由，不是为学所困的无奈。培根曾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学术性格最好的释放，就是自我最大化、发展最大化。

《教育解释学》

我们是否明白：大家同在一个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空间。

学术界是一个界也不是一个界。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它是一个界；回到学术内部，它不是统一的界，更像一个折叠的空间，可通约又不完全可通约。人们对学术的理解也跟万花筒一样。有人主张为现世服务，有人偏要死心塌地为学术而学术；有人要高冷，有人不管风里雨里天天往现场跑。学术的段位有高低之分，文章的水平有霄壤之别。这都是学术的一部分。多样化、多元化，才是学术本来的样子。不必挤兑与自己不一样的学术。没有他人，哪能衬托自己；没有多样性，哪有大繁荣。

我们是否明白：大家同在一个评价制度下，却有不同的发展。

听说要破“唯论文”了，有人可高兴了，手舞足蹈，终于可以不用拼论文了。“唯论文”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唯“独”，轻视教学；唯“洋”，忽略本土；唯“空”，缺少思想。破“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而是要好论文。大家熟悉杜威，杜教授活了93岁，1952年离世，从23岁到93岁70年间，一共发表了766篇文章，发表在151个期刊上，每年差不多11篇。1952年6月4日杜威的葬礼上，哲学家奥托致悼词时说：“杜威的哲学就像一个登山者在攀登时总是望得更远，一旦他登上一座山峰后，又会期望着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永无止境。”挚友的这段话，可以解释杜威何以成为杜威。

在灵魂的黑夜之时，唯有潜心学术才能救赎。怎么写好论文？我们得找一个榜样。明人李绍说，苏东坡“为⼈英杰奇伟，善议论，有⽓节。其为⽂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据李方云讲，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疏，学论事；读《庄子》，学论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要志趣正当；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李方云即李廌，“苏门六君子”之一。我们当然很难成为苏东坡，但他的这一套方法论还是受用的。

《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

一是“利害”。我理解，首先是选题要利害攸关。这次沙龙主题是学生发展与评价。何以利害攸关？一是党的教育方针调整后，“劳”进来，变为五育并举全面发展，人才培养规格发生重大变化。二是我国教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质量或高质量成为主题，学生发展是质量最根本的指标。UNESCO 从环境、学习者、可行的投入、教与学、学习效果五个维度来定义质量；UNICEF 从学习者、环境、内容、过程、产出，也是五个角度定义质量。国际上讨论质量无一例外都聚焦到了学习者身上。三是教育转向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之后，面向未来的人才素质结构发生变化。知识和能力之争，几百年没有答案。但对于东亚教育和中国学生而言，素养和能力转向尤其重要。我们每年都会出一个征稿选题要点，上面都是重大的主题，旨在引领大家在其中选题。

二是“论事”。借此说一下论证的问题。一种论证是用自己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自证。这要么是高手，要么是低手，多数是后者。一种论证是用别人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个很常见，也是现今学术规范的重要方面，要有引文，要有权威文献。风格有点类似乾嘉学派，重证据罗列，轻理论发挥。这种论证走向极端，就是没有自己的观点。还有一种论证是用人类沉淀下来的公共知识证明自己的观点。与第二种不同的是，公共知识是经过检验的证据。这种论证难度较大，但有一个好处，就是思想性和知识性俱佳。不管哪种论证，逻辑应该自洽，层次应该清晰。

三是“理性”。首先应该是善于提问。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出一个好问题。福山提了一个好问，历史有终点吗？尽管答案不一定对，但问题却是一个好问。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科学知识迎来了春天。阿普尔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客观知识背后可能是主观的选择。迈克·扬最近提出“什么知识最有力量”，为社会实在论转向追问。

其次要善于概念供给。没有概念供给，就不会有理论供给，理论供给从概念供给开始。雅斯贝尔斯有一个概念，尽管还不是他的理论的核心概念，但这个概念已经足以让他留在历史上了，这个概念就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的“轴心时代”。他发现在公元前800-公元前200 之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

还有要善于理论建构。举法兰克福学派来说，这个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横空出世，到今天依然很有活力。我读书的时候，就熟悉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现在研究公平的人，一般会提到罗尔斯，当然也会提到霍耐特的承认正义。霍耐特是哈贝马斯的助手，36岁发表了《为承认而斗争》。罗萨是霍耐特的学生，建构了“社会加速理论”。这一代代传承，是思想和创新的传承，也是理性能力的传承。

四是“志趣正当”。特别希望大家到现实中去凝练理论问题。大家不必纠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入世的。全球史观大咖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对于学教育学的人来说，这种取向更是应该。看胡德海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胡先生讲到，他当学生上“教育概论”这门课程时，授课老师董渭川说过这样一番话：“学教育的人应该学习教育理论，应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应该懂得一些民情民意，知识面要宽，眼界要大。并且还要注意向教育家学习，读读他们的著作，看看他们的传记。每个学教育的人， 心中总要装几个鲜活的教育家的形象……可以说，对我们学教育的人来说，没有这后一方面的学习，总是不够的、不完整的。”

五是“体面”。该说一下语言问题了。要想笔墨翻澜，飞沙走石，还是要多读书。黄庭坚说，“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青年学者读了很多书，可能容易把文字写得很深，自己觉得很深。对读者来说，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都不懂。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把书读进去了，没有读出来。文学有个读者反应理论。伊瑟尔始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本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对读者具有意义？通俗地说，就是作者写东西的时候，心里始终有一个读者在和你对话；所写的东西，必须在读者那里能够产生反应，其意义在于作者和读者对话生成的。语言应该简洁有力，活泼流畅。

作者简介

邓友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育研究》总编。著有《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教育解释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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