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为青年学者提供环境友好型的期刊生态

本文是作者2022年12月3日在“新时代湖北省高校文科学报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发言，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范军，著有《出版文化散论》、《文化软实力“力”从何来》等。

观点概述

△学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的未来，还是要靠年轻人，要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舞台和机会。

△办学术刊物，做学术出版，都要有长远眼光。以上说的学术期刊编辑，其实学术图书的编辑出版，道理也是相通的。

△我们的期刊，尤其是综合性社科期刊想在每个学科、每个领域都大有作为是很难的，但依据自身如所在大学的优势、特色，办好专栏，致力于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的人才发掘与培育，还是可行的。

△如何建构有利于青年学人成长的环境友好型期刊生态，需要学术界、期刊界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共同努力。

“环境”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是这样解释的：1.周围的地方：环境优美；环境卫生。2.周围的情况和条件：客观环境；工作环境。

这里，我想借用“环境友好”这个词来谈谈青年学者与学术期刊的关系，其核心观点一如标题所示：为青年学者提供环境友好型的期刊生态。所谈期刊重点是学术期刊，尤其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出版既包括学术期刊，也包括学术著作，二者的编辑出版有相似相通之处，因此在举例和论述时，以期刊为主，也兼及著作。人们说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而本文所谈主要是社会环境，尤其是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环境。常言说，你是他人的环境，他人也是你的环境。在学术出版中，编辑（主编、副主编）与作者构成了“互为环境”的特殊关系。在卖方市场下，学术编辑往往处于主导方、强势方，特别是本文要重点讲的期刊之于青年学者或作者。

下面先来看一篇网文——《国内的文科学术期刊，对青年学者的成长非常不友好！》我是从“齐鲁博士论坛”（2022年11月10日）上看到的，有些人转发，但影响似乎并不很大。作者徐开彬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主校区博士、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他在文章中开头这样写道：

 众所周知，国内的文科学术期刊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已经成了顽疾。尽管有些期刊在尝试着变革，但多数期刊还在墨守陈规，存在一些不规范。这既损害了广大青年学者的学术积极性，也不利于中国学术的进步。

笔者作为新闻传播学学者，在20来家英文期刊、10余家中文期刊投稿发表过，其中既有中等普通的刊物，也有本学科的顶尖期刊（如Communication Monographs、《新闻与传播研究》 ），还有传播学各分支学科的代表性期刊（如组织传播的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健康传播的Health Communication）。此外，笔者也曾给十多家英文期刊和几家中文期刊审稿过，可以说对文科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的中英文期刊有较全面的了解。

接下来，作者专门谈了“英文期刊的审稿流程”。他先谈了主编的遴选、职责及权限等，与国内完全不一样，有兴趣者可以进一步了解。主要是严格的匿名评审制度，通过后主编会将论文转给出版社，约1个月后出版社的编辑会联系作者校对清样，接着很快网络首发（Online First），最后主编会根据期刊的发表进度安排到具体的某期。作者强调：“网络首发特别值得国内学习，它不仅能让最新的研究成果尽早发表，增加文章的引用，也有助于解决稿件积压的问题，并解决博士生的资格论文被期刊录用不算、只有发表了才算的矛盾。”现在国内也在尝试这样做，但还不够广泛。国内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徐教授结合实际谈了几点：

第一，投稿如石沉大海，没有反馈。很多期刊根本不给作者提供任何审稿意见。

向这些期刊投稿，无法像向英文期刊投稿那样体验到学习和收获。有些期刊至今没有投稿系统，还在用邮箱投稿，作者投稿后无法及时了解稿件的状态，只会收到类似“如果您在3-4个月内没有收到消息，请自行处理”的自动回复邮件。因此，众多作者往往希望通过熟人找编辑打听，有地位的更会直接请编辑或主编副主编帮忙发表。徐教授说：“有的期刊即使用了投稿系统，也多是摆设。笔者曾投过一家中文期刊，系统里显示计划3天该完成的分稿，整整2个月了也没有完成，笔者在系统给编辑留言后也没见任何进展。”

第二，青年学者尤其是博士生发文章难。

（1）导师与学生联合发文问题。徐开彬教授讲过这样的事例。他与一位博士生合作的论文，投稿到一家期刊，并让学生当一作（选题由导师提供，几稿论文帮学生看并亲自改，但论文的工作量很大，学生的贡献比老师大）。编辑在发表前联系徐教授，说编审会上大家提议他一作、学生二作。既然是大家的集体意见，教授只有同意，并把编辑的留言转给学生；学生也能理解，说论文本来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并由老师修改的，按国内习惯应该老师一作。这种情况在国内很普遍，我本人也经常遇到。在我坚持下，也有少数刊物尊重我的意见，让博士生当一作的。徐教授认为不让博士生当一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过于看重二次文献的作用或价值。他说：“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文摘期刊回避学生的论文，一些期刊很在乎这些，因此不愿发学生一作的论文。其实，严肃的学者都会凭自己的判断去看相关期刊及其论文原文，谁会去看别人挑选的这种文摘期刊呢？国内却把这个看得很重。”

（2）严格控制合作署名文章。现在不少刊物严控甚至完全不发两个人（或更多）一起署名的文章，只发独撰的论文。这样，年轻学者、博士生发文章更加困难。因为不少刊物明确规定不发博士生文章，更有个别刊物要求所有文章的作者（含二作等）都必须具有正高职称，更多的刊物讲师、博士生为一作的文章基本不刊发。

（3）与上述两点相关，很多刊物主要采用向名家约稿的方式办刊。徐老师也说了这个问题，有些期刊为了增加引用量，靠高昂的稿酬邀请一些领导和知名学者发表论文，如新疆某C刊主编曾公开表示，其刊物所发表的论文90%都来自约稿。这种做法虽然保住了期刊的引用量，但不利于发掘和鼓励学术新人。

第三，国内核心期刊、C刊总体偏少，特别是分支学科的核心期刊偏少，也使得年轻学人发文章难度加大。

徐开彬教授讲了新闻传播学期刊情况，其他学科也有类似问题。他指出，在新闻传播学科中，有些英文期刊接受本学科各方向的所有论文，同时，每个分支学科也都有专门的期刊，比如跨文化传播、健康传播、组织传播、新媒体研究、新闻与大众传播、公共关系学、修辞学、视觉传播、环境传播等都有各自的期刊，而且办刊时间都很长了。反观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十多家C刊里，有一半是以“编辑”和“出版”命名的，只有8家是刊名带“新闻”或“传播”的。分支学科的期刊要么没有，要么刚建立起来，还很不成熟。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的论文集中投稿到几家期刊，编辑部工作量大，审稿周期拖延，形成恶性循环。

如此种种，现在的出版环境、期刊生态对年轻人来说，确实远谈不上“友好”。怎么办呢？我觉得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思想观念问题。学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的未来，还是要靠年轻人，要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舞台和机会。

笔者曾在“出版六家”推出过一篇文章，写华岗当年如何办《文史哲》，标题就用了他本人的一句话《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他这个“新作者”就是指青年作者，甚至包括在读的大学本科生。该刊在五六十年代影响极大，除了主动策划学术争鸣，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推出学术新人。刊物创办之时，就确立了坚持“严肃认真，求是求实，繁荣学术，扶植新人”的办刊方针，力求在推出成果的同时，也发现和培育人才。杂志社社长华岗认为，对待青年人的文章，不要求全责备，只要文章有一得之见，有好的苗头，就要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扶植。历任社长、主编和编辑们将这种编辑理念、办刊方针切实贯彻到了实际工作中，精心培育学界幼苗，不遗余力地将青年才俊推到学术前沿。许多当年籍籍无名的小辈因为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走入学术殿堂，多年后中间的许多人都成了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如庞朴、汤志钧、张传玺、钟肇鹏、郦纯等人都是，而最为典型的要数李希凡、李泽厚几位。笔者曾任职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也有这样的好传统、好经验，最经典的案例就是1957年刚30出头的章开沅先生在第1期、第3期发表了两篇长文。章先生在《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一文中写道：“陶军作为副教务长，协助书记、院长统筹调度，工作极为出色。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特别关注，鼓励我们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并且在1955年创刊的《华中师范学院学报》连续刊登了我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若干问题》，对我真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这两篇文章分别是2.7万字和4.2万字。章先生在其他回忆文章及口述自传中，也多次提及他早年这两篇论文。

其次是重视期刊的长远效果。上面举的例证已经说明了发现、培养年轻学者意义重大。

我1988年到1999年担任学报编辑时，兼管教育板块的文章。那时候很注意刊登年轻学者的成果，其中我的一些骨干作者如周洪宇、杨晓微、扈中平、余子侠、王坤庆、涂艳国、杜时忠、郭元祥、周宗奎、左斌、郭永玉等等，那时三十出头，或二十多岁，现在早已是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的知名学者。我和他们中间一些人成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好朋友。办学术刊物，做学术出版，都要有长远眼光。以上说的学术期刊编辑，其实学术图书的编辑出版，道理也是相通的。最近读陈昕先生的《总编辑叙谈》，更加深了对学术编辑职责的认识。陈昕老总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等重要职务。但他出版事业的起步是在上海三联书店，第一个岗位是经济学编辑。他把经济学编辑干得风生水起，可以说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个贡献主要在发现和培养经济学人才方面。陈总说：“一般来说，名家的选题在各家出版社都是最容易通过的。我和许多新编辑一样，一开始也把组稿的对象放在名家身上。”但发出很多约稿信，都是“石沉大海”，登门约稿，“也几乎全无效果”。后来他意识到，老一辈名家无疑是各出版社“争夺”的对象，而他们的新作总是有限的。“如果眼睛只盯着他们，出版社的路会越走越窄”。他接着写道：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遂把眼光瞄准甚至锁定经济学家的新生代，倾心于那些未来十年、二十年后可能的学术大师。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学术发育机制推动我这样做的。

陈总把握住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乃至整个学术界“代际更替”和“理论大转轨”的机遇，明确了以青年学人为目标的组稿方向。他穿梭于大学校园，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沙龙，阅读经济学最新书刊，不久就拟出了新的著译书单。他回忆说：“整个80年代，我先后策划了十多套丛书，涉及选题数百种，在经济学领域作了大胆的探索。他说：

我参与编辑的“青年学者丛书”和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系统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聚集了一批“中国问题”，创生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案例”，尤其是团结了一群有学术抱负和使命感的青年学人，使他们脱颖而出，凸显出经济学的世代交替特征。

上面提及的两套丛书记录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许多个“第一”（陈总列了8个“第一”），无疑极具创造性和开拓性。学术出版在出成果的同时，关键还在于出人才。陈总说：“今天活跃在经济学舞台上的一线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张维迎、樊纲、蔡昉、李扬、刘世锦、江小涓、张军、袁志刚等，他们年轻时的第一本著作都是在这两套丛书中出版的，我是他们书稿的第一个责任编辑。”

陈昕能够做到社长、总裁绝非偶然，我想与他的格局、眼光和策划运作能力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期刊，尤其是综合性社科期刊想在每个学科、每个领域都大有作为是很难的，但依据自身如所在大学的优势、特色，办好专栏，致力于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的人才发掘与培育，还是可行的。就我所知，《河南大学学报》的“编辑学研究”这个教育部名栏，坚持了三十多年，发现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编辑出版领域的优秀人才，我本人尤其是我的博士生不少是直接受益者。这个栏目也成了河大学报的一个品牌，同时有力地支持了该校的编辑出版学科建设。我们华师学报的三农问题专栏坚持了二十多年，也发现和培养了不少学术新人。此外，像《武汉大学学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栏、《湖北大学学报》的“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专栏、《长江大学学报》的“神话学与神话资源转化研究”专栏等品牌栏目，也都在推出成果的同时发现、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再次，就是要适当增加核心期刊和C刊数量，让期刊的学科分布更加合理。

有人认为如果核心期刊或C刊太多就不值钱了，要严格控制。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需求，尤其是学科发展和学术繁荣的需要而定。这方面也可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与做法。关于新闻传播类的核心期刊或C刊，徐开彬教授专门谈到过。他指出新闻传播学科，有些相对综合性的英文期刊接受本学科各方向的所有论文，同时每个分支学科也都有专门的期刊，如健康传播等。 他进而比较说，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的十多家C刊里，有一半是以“编辑”和“出版”命名的，只有8家是刊名带“新闻”或“传播”的。分支学科的期刊要么没有，要么刚建立起来，还很不成熟。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的论文集中投稿到几家期刊，编辑部工作量大，审稿周期拖延，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C刊的数量，特别是将分支学科的期刊纳入一部分进来，让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早日面世。

这里还涉及大学文科学报、社科院系统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如何办的问题。给青年学人机会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人为地追求影响因子，文章越发越长，篇数越来越少。这样一些问题都需要专门进行深入讨论，一言难尽。刚才仲伟民主编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

最后，还是要进一步完善学术评价包括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

早在2014年6月9日，河南洛阳师范学院教师估计是青年教师刘月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一篇文章——《学术期刊要厚待青年学人》，他认为期刊以身份取文，对青年学人有歧视现象，已到“按资历取舍文章”的嫌“平”爱“贵”程度。而原因有三：一是大幅度地减少审稿工作量；二是提升学术媒体档次；三是明码标价（收费），按身份高低看人下单。文章写得有些激愤，后来有学术期刊（《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陈秋红写了《学术期刊如何厚待青年学人》的文章，在同一报纸2015年1月21日登出，作者认为刘文所说并非普遍现象，指出现在一些青年学人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还介绍了包括作者所在刊物在内的三农研究期刊群扶持青年学人的做法。这个问题确实还值得深入探讨下去。就笔者所知，青年学人包括博士生发文章难，尤其是在较重要有影响的期刊上发文章难，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学术评价体系问题，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影响因子是个重要指标，二次文献的作用确实权重也不小，学术期刊编辑不可能完全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但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标准与体系（由行政权力主导）显然是有问题的，需要改进和完善。笔者八九十年代进入学术期刊工作，同时也是一个坚持做科研的青年学人。那时候，作为学术编辑我尽可能善待、厚待青年人，甚至给本科生发表过论文。另一方面，作为学术青椒的我，在给一些学术期刊投稿中也得到刊物编辑、主编的善待和厚爱，不存在发文章难的问题。就是二次文献，那时候也对年轻人很友好。那几年我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了七八篇文章，都是古代文论和古代美学方面的，第一篇转载于《美学》上的一篇书评，是我发在本校《研究生学报》上的，那还是一个内刊。当时没有歧视。其他如《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文摘报》《教育文摘》等，对年轻学者也很友好，重点看文章质量和创新价值。到90年代初期才有北大核心期刊，当时办刊人和学术界都没有把核心期刊看得那么重。C刊是很多年以后才有的。学术评价、学术期刊评价的量化、项目化等，是后来才有的，且愈演愈烈。对此，学术界、期刊界都在反复研讨，朱剑、张耀铭、仲伟民、王文军、何云峰、李频专家等都有相关文章，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现在学术刊物对青年学人不够友好，大多数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如何建构有利于青年学人成长的环境友好型期刊生态，需要学术界、期刊界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共同努力。

知名学者、老辈学人主动给刊物腾出版面，让出空间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徐开彬教授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文科学者平均每年发表2-3篇期刊论文（偏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学者平均每年发表2.5－3篇左右，偏人文质化研究的学者则是每年1.5－2篇左右）。随着资历加深，他们发表的期刊论文往往还会减少。这些大学者往往去写专著或与一些有着共同兴趣的学者们编专题方面的书（一般是十几位学者各写一篇文章组成一本书），这些专著和专题性书籍对青年学者和硕、博学生的培养非常重要，往往是博士生课程的必读材料。他们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保持自身学术活跃度的同时，把宝贵的期刊版面留给了中青年学者。“这样的经验我们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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