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十大关系

本文原载于《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原标题为《在两难之间：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十大关系》，作者为刘京希教授。

其一，期刊职能定位：在“学”还是在“术”？

学术之谓学术，既在于其学与术的有机统一，更在于这一有机统一体担负着人类至高精神追求——追求真知，去伪存真，酿就创见，形塑理念。

其二，学刊角色定位：被动性自在还是主体性存在？

怎样认识和看待学术期刊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在编辑实践之中如何塑造学术期刊。

其三，学术期刊之于现实生活：究当如何观照？

要通过学术的方式、通过思想理念提供者的方式去观照和审视现实，建设性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更加合宜地处理好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

其四，学刊选题之策划：跟从时潮还是发掘潜在热点？

站在学术前沿，通过不乏现实情怀的专题策划，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下学术界，由学刊视角对学术之思潮予以“预流”，自觉充当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

其五，学刊影响力追求：趋“硬”还是就“软”？

读者的评价是学术期刊每一期的编选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

其六，“扶植新人”与“延揽名家”：一身二任还是各有取舍？

宜将培养学术新人和延揽大学者的双重使命与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七，学刊编辑之角色定位：“专精”还是“杂博”？

做一名符合编辑实践的内在角色要求和学术期刊编辑规律“杂家”。

其八，综合性学刊：“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影响力取决于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

其九，学刊评价：在定量与定性之间

学术评价应是多维、多元复合式评价，回归学刊的本来面目和本真使命，保护、保守、光大期刊得之不易的自身既有传统与风格，鼓励一众期刊之间各擅胜场的差异化、特色化竞争。

刊际关系认知：“同构化自在”还是“差异化竞争”？

对于期刊性质及其功能的不同认知，决定了期刊人之于刊际关系认知的殊异。

结语

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学术期刊，理想的办刊方式，也许是在厘清上述诸般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基于自身独有风格的、可持续的专题性选题策划和组织，形成内容上的适度集中和栏目上的集束效应，以期实现某一点位的集约式突破；进而通过这一浓墨重彩的光点与亮色，吸引读者注目，形成眼球效应，带动期刊的整体性发展。 

在两难之间：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十大关系

刘京希

对于业界中人来说，言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办刊体验，可谓酸甜苦辣咸，任谁都会有一番苦衷想要倾诉。基于笔者多年编辑实践的体认以及同业的启发，本文梳理和讨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办刊实践之中约略带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十个不同侧面的关系问题。当然，由于观察和思考之角度的不同以及主观判断的差异，在从业者的心目中，自有其为之所思所虑的不尽相同的“十大关系”，拙文实难予以精当概括与抽象。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教正。

一、期刊职能定位：在“学”还是在“术”？

业界对于学术期刊的性质与职能的认知，向有歧见。学刊乃学术成果发表之园地的“园地说”，因其流布甚广而在刊界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近期“引领说”趋于多见。该说认为，学刊在“园地”之基本职能而外，更被赋予引导学术风尚乃至“预流”之职能，从而具有学术发展之能动属性。

此二说涉及学刊的本质和使命，或谓学刊存在的价值论意义。理念决定进路，不同的办刊理念造就了期刊绝然相异的精神气质和外在样态。“园地说”主张期刊满足于“从动”的工具属性与定位，以反映、转化和传播学术成果为其职守；“引领说”则倡导期刊主动承担“使动”与能动角色，一方面担负反映、转化和传播学术成果之基本职能，一方面又以能动的姿态介入学术研究领域，通过主动发掘和设置议题的方式，引导学术论争的进程。

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学术期刊之存在，即在于繁荣和推进学术事业，由此助益于对真理的寻求，以加快人类观念文明的演化进程。换言之，学刊的存在价值，端在于通过编、作、读的多元互动，致力于学术探索、发现与交流，以繁荣学术，寻求真知，进而助推人类文明进程。丢掉这一宗旨和根本追求，学刊即失去其存在的终极依据。

而所谓学术，是对于对象事物及其发展变化之规律与本质的学科论证。尤其是之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想乃学术的灵魂。因此从理论上说，学术期刊不应仅仅满足于基本的学术载体职能，更应通过对于“精神之学问”的观照，成为思想引领、承载与转化的物化形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业者应把期刊办成既富学术性同时又不乏思想性的物化存在，以达成学术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理想状态。学术研究讲求系统、整体与创新，但限于学科规范，难免古板而拘谨。当我们转而尝试把思想性代入学术研究之中，学术便有了灵魂，从而直击人性，打动人心，也就在灵动之中见出深沉，如陈寅恪所谓，透见精深远大之思。相应地，作为学术成果呈现之载体，学术期刊也就不再总是那般死板，而是变得更加立体与鲜活，让人备感亲切，其传播效果自然也如装载了“功放器”一般，顿显倍增之效。

概而言之，学术之谓学术，既在于其学与术的有机统一，更在于这一有机统一体担负着人类至高精神追求——追求真知，去伪存真，酿就创见，形塑理念。此即王元化先生所倡导之“学术的思想与思想的学术”的浑然一体。而在“学”与“术”之应然关系层面，又以着意于参透义理的“学”为本，以注重于考据笺注的“术”为辅。换言之，所谓学术，可分为二重境界：“术”与“学”。学乃术的源泉，术乃学的功用；学乃形上论理，术乃形下归纳。满足于诠释与阐释他人学理与学说的工作，或拘泥于数据整理、量化研究与经验总括，是为“术”，属于技能层次的研究。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应当是术中有学，由术而学。司马迁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在概念范畴与理论建构上有所创发，则属“学”的境界，当然要高于术。“有道无术术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只有将术与学相结合，有理有据地进行学理创发，成就一家之言，方为至高境界，你的作品因此也才有“嚼劲儿”，从而耐人寻味。如何达致此一境界，端看你如何尽快找到快捷方式了。此一话题所及，实则是学术生产的机制和逻辑问题。

以之观照当下学术期刊界的办刊现状，就思、学、术三者关系而论，受整个社会所弥漫的功利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深重影响，对“术”的偏好远甚于对“学”的沉思，对“学”的追求又远超于对“思”的终极追问；因此，呈现出术、学、思三个层级逐级递减的态势。其典型表现即在于，办刊实践多徘徊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看天吃饭”情形，满足于“饭来张口”的“自在”状态，而缺乏编辑主体意识介入和理念灌注之“自觉”、“自为”精神，以及深沉的社会关怀和执着的人文情怀。当然还表现于，以刊文为呈现形态的学术成果，缘于数媒时代的多重便利，近些年虽呈倍增态势，却多限于术策之论，看似欣欣然，实则类于高脂“快餐”，缺乏思想的凝重、锐度与耐人寻味，以及对于超验性普遍价值的不懈追寻。由此来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如欲有所突破，在办刊理念上如何实现价值与追求的层级“升维”，以超越功利之用；在内容建设上如何走出轻飘与浮泛，转向沉静与凝重，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所必须面对的亟待突破的严峻课题！

二、学刊角色定位：被动性自在还是主体性存在？

如上所述，对于学术期刊从业者而言，我们有怎样的编辑理念，也就是我们怎样认识和看待学术期刊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在编辑实践之中如何塑造学术期刊。从对于事物的认知也即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学术期刊，它应当是有生命、有性格的鲜活存在，是一种不乏主体性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说，它应当有主格、有品格、有刊格，它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力图成为个性化的物质和精神之双重存在，以完成推进学术事业之繁荣的使命。因此，就其存在价值和使命而言，学术期刊所最不应当成为的，是从业者藉以追求功利性外在目标的工具性客体——学术期刊这一事物自打出现以来，就未曾被赋予这样一种被动性角色。

就此意义而言，从业者只有以上述的眼界来看待、认知进而经营和建设一本学术期刊，才有可能使之成为富有其本源价值的精神与物质呈现；进而，从业者的存在价值和职业使命才可得到更深层次的发掘与呈现。在这里，从业者的存在价值已然与期刊的学术价值合二为一。

借用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的“古层论”，也许可以更加充分地说明学刊之主体性存在及其价值自觉。“古层论”认为，本土思想既不是域外思想、理论的复制品，亦不是绝对“自发”的产物，而是外来文化的绝对影响和“古层”的执拗性生存之矛盾的统一。换言之，文化的发展呈现层层堆积的形态，就像地质学中不同岩层的堆栈一样。位于顶层的是抽象理论和学说，它们总是伴随着对外来思想的吸收而逐渐下移至更为古老的古层。“文化古层所象征的传统思想，就像贯穿整个交响乐的一个不和谐的‘低音’，它总是在调和、修正和吸纳其他声音。传统文化就是丸山真男所谓的‘执拗的低音’。”易言之，“古层论”的意思是说，任何一种文化若保持和维系其主体性存在而不至于湮灭，必须在其存续过程中做好对于原发“古层文化”的代际传承、发扬与时代性转化。之于一本期刊而言，其自身生命进程中的“古层文化”也即自身传统，是其在众刊之林卓然而立的无形精神资本和支柱，须臾不可离。原因在于，“古层文化”是一本学刊的独特文化符号和身份标识，由之使得一刊之“本我”得以呈现，以区别于他刊，进而在平等而自由的竞争中，成为自身主体性自觉与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而言，学刊之主体性自觉需要具备两个逻辑前提。一方面，期刊自其诞生之日起，即要着意培育和逐渐养成自身的原发“古层文化”；另一方面，不同辈分的期刊人之间，更需要做好传承与光大期刊“古层文化”的代际接力工作，使之在与不同时代之现实文化的层累性互动中，由孱弱的幼苗而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以作为一本学刊富有底蕴的精神命脉和软性标识，最终为同业与外界所广泛认可。当然，作为这两个逻辑理路的先决前提，是有意识地打造期刊的独特个性和独有风格。原因在于，你的“古层文化”就隐含于期刊的独特个性与独有风格。如无独特个性和独有风格的形塑，一刊的“古层文化”也就与他刊的“古层文化”别无二致；也因此，一本期刊的存在也就因其雷同于人而失去其根本依据和独有文化价值。

当然，刊界也不乏此类期刊，或者自创刊以来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传统即“古层文化”，但由于后续承接者对此“古层文化”及其价值缺乏自觉认知，自然就谈不上赓续与传承，作为这本学刊的“古层文化”，便逐渐失去其活力而成为“遗迹”；或者是，自创刊以来，一刊就未曾形成自身特色或独特个性，更谈不上着意培育与形塑以个性为基础和前提的“古层文化”，抑或未曾自发演进出独特期刊文化进而形成自觉并予以扩展，以致于使得一刊的内质和样貌，始终处于变幻不定、跃动不居的状态。而上述两种办刊样态所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因缺乏自身“古层文化”的精神积淀与锚定，总是处于某种轻飘无魂的“失重”状态；尽管办刊历史已然长久，却总是难以形成为读者所认可的期刊独有风格和品牌效应。

就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其主办单位的学术位势的差异，天然地赋予其以不同的外在品牌位格。但就软实力层面来看，对于大多数期刊而言，其在读者和作者心目中的品牌化地位的确立，无疑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自然演化的历程。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就是一本学刊为读者所认可的形象化表达。当然，此间少不了办刊人对于期刊风格的凝练、个性的养成、传统的光大所付出的代际努力，以及必要的历史机遇。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品牌地位的确立，便是期刊人代际努力与期刊传统承续的自然逻辑结果。

《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新视域》

三、学术期刊之于现实生活：究当如何观照？

其实，此一论题与前述话题不乏密切联系。它所涉及的是学术期刊的定性与定位也即“刊格”这一基本问题。人有“人之为人”的人格，刊也应有“刊之为刊”的刊格。人格即人之为人的尊严、价值及其意义，刊格也即刊之为刊的本体论意义。

学刊的追求究竟为何？其主体性地位如何方可得以体现和践行？这无疑涉及办刊人的办刊理念、境界及其赓续与传承问题，即如何看待学刊的性质、价值及其意义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是实行超乎经验现实的形上思维和超验主义办刊理路，以学理探讨为路径，致力于对真知和真理的不懈追寻；还是拘泥于经验现实，以经验主义为办刊路径，急功近利地为经验现实作注？换言之，是视期刊为探求真知的目的论存在，还是基于现实需要的工具论存在？

学术期刊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究竟如何定位？其实，学术期刊之存在，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呈现方式。换言之，学术期刊本就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无论如何也脱离不开时代背景的映衬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约束。就此而言，那种以追求纯然的学术为名，试图割断学术期刊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的做法，似不足取。问题在于，学术期刊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关系，究当如何定位与呈现？窃以为，学刊作为学术事业之有机构成，必须遵从学术的主体性原则，遵循学术研究之本然规律，进而以之为准则和前提去观照现实，响应现实之所问。即是说，学术期刊必须以学术的方式、方法和准则，客观地关注和研究现实生活世界，进而给出基于学术准则和学术伦理的独有见解。在这里，与现实生活世界保持必要的间距，“跳出现实看现实”，就成为求得之于现实生活的客观性与本真性识见的必要条件。

在辩证法看来，前一阶段事物的本质总是在历史发展过程的后一阶段才能显露出来。就学术研究而言，对于事物之本质与规律，必须是在经历一定的时空沉淀，待到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经历冷静的“回观”与沉静的省思过程，方可予以更为充分的揭示。常言道：“距离产生美。”借之于办刊实践，我们可以说：“距离产生真。”人之于事物本质的认知与求解，自然也与“距离”有关。只是，不同于日常生活世界之“距离”，在这里，“距离”至少有三重意涵：空间距离、时间距离与利益距离。易言之，学刊之谓学刊，必得保持其独有品格和纯然趣尚，进而与现实生活世界保持三重距离。“空间距离”，自不必解释；“时间距离”，即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冷静地回观进而评判现实生活在诸领域的实践；“利益距离”，即尽可能地脱开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利益纠缠，以普遍性价值规则为指导，以便更为客观和忠实地作出之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解释与评价。在这里，所谓“距离”，无疑是主客观二重距离的有机统一。1931年清华大学创办《政治学报》，其发刊词如是说：“宇宙须有动的思想，来鞭策时代的前进，同时要有一种静的智识，作退一步的参考。”这一关涉办刊理念的思想表达，即是主张在办刊实践中秉持“动静结合，以静制动”的原则。显然，之于思想的竞争，当下所呈现的只是思想互动的过程；思想竞争的结果，必有待于长时段学术史与生活史的检验。

进一步而言，深感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当然应以繁荣学术事业为本，因此不能逾越界限而办成时政类期刊或宣教类期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就不应关注现实，就不应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而是说，学刊之为学刊，要通过学术的方式、通过思想理念提供者的方式去观照和审视现实，而不应满足于做现实生活的诠释者、批注者。换言之，应当以知识者的担当精神，处处顾及当前的问题。在这里，重点无疑在“问题”——建设性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以“问题”为出发点，学术期刊无疑即失去其存在之意义。此即学术期刊之于社会生活的“无用之用”。这个问题涉及学术的独立性——对现实生活世界抱持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态度，且秉持衡平、持中的客观理念。如前述，距离产生真。只有保持适度的距离，才可窥得事物的全貌，也才更有可能探知事物的本质。如果说，知识分子乃保健社会肌体的“啄木鸟”，那么，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就是啄木鸟那韧中含锐的喙。

就其特性而言，学术是具有独立追求的目的性存在，而非附属于其他诸般存在的工具或手段。然而，在当下时代，学术期刊的本有功能面临异化之虞，有必要重新赋予学刊以“意义”。常见的现象，是学术期刊违背学术为本的准则，喜好实时性、跟随性地参与现实，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多变性则无所准备，缺乏前瞻与预见。其典型表现在于，编者对于稿件的择取缺乏一定之“学规”，从而不时陷于尴尬之境地。如前些年某些期刊实时性刊发的对于“模式”的研究成果，即因违背“沉淀性”或者“时滞性”原则，而不免难堪；甚而至于，是对自身“刊格”的解构。在某种意义上，秉持“沉淀性”或者“时滞性”之“以静制动”的理念与原则，也许正是学术期刊区别于时政类期刊的奥义所在。

客观地看，关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学术性的尺度把握，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于编者而言，通常难以拿捏。在笔者看来，遵循“沉淀性”或者是“时滞性”原则，为学术研究提供“沉静的阵地”，以静制动，静中观动，可能会更加合宜地处理好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从学术观照的角度言之，只有给事物的发展演进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让某一事物的发展过程比较充分地完成和展现，并且经历一个由喧嚣到冷却的必要沉淀期，再予观察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将更富纵深感，方可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才愈加具有体现事物深层结构意蕴的普遍性价值。

四、学刊选题之策划：跟从时潮还是发掘潜在热点？

如上所谓，我们执着于期刊的学术性，强调期刊应办得厚重深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学术期刊办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学术期刊作为超验思想与理论的园地甚至“助产婆”，天然具有“出世”之情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生活于“真空”而不食人间烟火，它终究还是要与现实生活实践发生密切关联。就笔者的视角来看，一个深切的办刊体会是，期刊人似应以其“出世”与“入世”有机统一的人文情怀，运思于经验生活与超验世界之间；进而将其浓厚的入世情结，与干预学术走向的强烈愿望，升华并转化为超验理念，作用于期刊的内容建设。因此，作为刊界中人的另一个体会，就是在办刊实践中，力图站在学术前沿，通过不乏现实情怀的专题策划，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下学术界，由学刊视角对学术之思潮予以“预流”，自觉充当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

不言自明的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予现实生活世界以学理观照——这是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和必然担当；问题在于以怎样的方式予以观照。1988年，本人曾就治学方法问题专访政治学研究资深专家高放先生。访谈过程之中，话题涉及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高先生给笔者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见解，就是“理论研究一定要超前，要有预见性”。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切入和观照，应当采取的是前瞻式的创造性介入方式，以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理论眼光，对社会发展进程予以分析，进而形成学术成果，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服务于现实生活实践；而不是如“马后炮”一般，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寡淡无味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诠释者”和跟从者。老子有言：“无之以为用。”从政治生活的角度看，学术之于政治生活的“用”，不在于其直接、现实之“用”，而在于其“无用之用”——所谓大道无形，大音希声。易言之，即在之于诸般现实生活领域的超越性和超前性之“用”。

更为理想的办刊方式，是进行可持续的专题性选题策划与组织，形成内容上的适度集中和栏目上的集群效应，以实现某一个点位的突破；由之，通过此一亮点，吸引读者注目，形成眼球效应，进而带动期刊的整体性发展。所谓集群效应，就是期刊内容的集中度。只有提高办刊内容的集中度，才能形成集群效应，也才能引人注目。换种说法，这就是在明确风格特色定位前提下的“归核化经营”。

只是，将“归核化经营”之理念具体落实到选题策划以及与之相关的栏目设置，似应遵循和坚持“以学为体”的本体论原则，以之观察与分析现实生活，找寻与发掘“热点”之所在。即是说，以学人所应具备的敏锐而又不乏历史感的眼光和超验之形上认知能力，预见现实生活之未来走向，测知人所未识的社会生活潜流，进而作出学理性分析，最终凝练而成选题策划方案，此之谓“预知潮流”和“发掘热点”。随之要做的，是通过专题栏目设置，完成针对现实预期热点的提前“埋伏”。由此而成的潜在热点及其选题，因其属于预知判断而极富前瞻性，而不乏超越时空的长时段的“当下”意义，得以长存于相关学科或领域之学术史，而深具学术史价值和意义，因之也便间接延展着期刊自身的学术生命周期。否则，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世界，在选题策划过程中，如果期刊人失却之于“以学为体”的本体论原则的坚持与笃定，丢掉了对个刊自身独有个性与风格的坚持，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世界，所作出的选题策划浮光掠影，亦步亦趋，甚至心猿意马，如此便被变动不居的时潮所淹没，从而迷失了自我，甚至丢却了期刊“我之为我”的独有存在价值，而难逃被淹没于众刊之林的宿命。

《社会场域中的政治——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五、学刊影响力追求：趋“硬”还是就“软”？

有人说：“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这句话是作者之于读者共鸣的重要性的极为深刻的感慨和认知。其实，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者而言，又何尝不如此？一位深富学术情怀与社会担当的学刊编者，即在于以自身的学养与职业操守，与作者一起，共同完善并成就着一篇文章，共同促进着学术的繁荣，进而接受读者的评鉴。同理，编者将一本期刊编辑完成并如期出版，并不等于这一期的完成；这一期的最终完成者，实则是期刊的读者。读者的评价，是学术期刊每一期的编选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只是，对于学术期刊而言，不同于休闲类期刊，其读者往往一身二任，既为读者，又是作者。不论是在既往的纸媒时代，还是在当下的数媒时代，读者占有的多寡表征和决定着期刊影响力的强弱。进一步，当读者身份转换，由读者而作者之时，他的学术写作是否通过呼应、商榷或引注来响应一本期刊及其所刊文章，更是深层次地折射着一本学刊之学术影响力的大小。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拟就一篇学术文章，并不等于其作品的最终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非读者莫属。

就学术期刊影响力而言，不可一概而论，更宜把它区分为两个类别：“硬影响力”与“软影响力”。且编者之于二者的追逐，也应保持大致平衡，不可有所偏废。所谓“硬影响力”，就是指以二次文献转载比率和影响因子为主要量化指标所体现的学术影响力。此种指标式硬影响力所及，主要限于学术圈层，属于圈内影响力。而所谓“软影响力”，主要指源于期刊的品牌建设和内容经营而产生的口碑式或史载式影响力。此种影响力不完全能够通过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来衡量与体现，而是由学术共同体甚至学术圈层之外的知识化社会公众来衡量和品评。由于它不是通过硬性数据来衡量，而是通过读者口碑来体现，因而是为软性存在。上述两种评价方式所映像出的期刊影响力，无所谓高下优劣，所以，应兼而顾之，不可偏于一端。否则，就有可能走向绝对，从而伤及学术期刊，甚至危及学术事业的总体发展与繁荣。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较而言，从时空延展性的角度予以分析，以被二次文献转载比率和即年影响因子、两年影响因子等为指标的硬影响力，在时间意义上只具有当下性，在空间意义上只具有业内性；与之相反，以加载学术史和超长半衰期为主要标志的软影响力，在时间意义上则更具历时性和延展性，在空间意义上超越业界范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换言之，比起“硬影响力”的时空限定性，深具时空穿透力的“软影响力”更具超时空属性，因而更为持久和广泛。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硬影响力”就像美味快餐，口味极佳但并非耐人寻味；“软影响力”则类于纯粮佳酿，历久而弥香。之于“瞬时主义”与“长期主义”两种影响力，究当如何择取，决定于办刊人的不同价值理念追求。

人类个体的成长，必然经历从自然生理成熟到人格逐步成熟的漫长演化进程。一本学刊的成长亦复如是，同样要经历从创刊起步到青葱岁月再到成熟持重直至刊格养成的漫长历程。只是由于办刊人之办刊理念和境界的差异，而使得同类期刊的不同个体，从创刊伊始的青涩到形成稳定可持续刊格所需要的时间进程大为不同，更不要说形成“软”、“硬”两种业内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时间成本了。

观察学术期刊界不同期刊成长发育的客观进程，即会发现期刊成长的三重样态：多数期刊不乏外在“自然生理”从青涩到成熟的过程，但缺乏刊格养成、形塑到成熟的内在“精神生理”自觉，因而此类刊人的办刊实践也许并非缺乏情感投入，但总是难免给人以“西西弗斯式努力”的感觉；与之相对，少数期刊外在“自然生理”与内在“精神生理”同步共进，最终成长为不乏“软”、“硬”影响力的名刊大刊；还有一小部分期刊不免令人惋叹，此类期刊内在“精神生理”本已趋于成熟，且已渐成自身风格，因此业已形成一定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但由于未能经受住主客观因素变动的考验，轻率地否弃了难得形成的“自我”，“精神生理”重回青涩，一代代刊人辛苦塑就的良好刊誉随即归零，着实令人惋惜！

六、“扶植新人”与“延揽名家”：一身二任还是各有取舍？

学术期刊宜将培养学术新人和延揽大学者的双重使命与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作为编者，既要盯紧名家，以组约优质稿件，但又不应患“名人效应”综合症，过于在乎作者的名号；而是应适度择优发表学术新秀的作品，为其提供赖以成长的园地。否则，学术期刊“扶植新人”的社会责任便无以承担。扩而言之，失却学术期刊之于学术新人的扶植，学术事业的接续与传承便会面临停滞之虞。退一步说，一本期刊及其编者如果只是注目于名家，那是否也要扪心自问：名家究竟缘何而来？名家自非天外飞仙，亦非一夜间所能速成，而是学者主观努力与客观造就的逻辑结果。一本学刊的编者，如果双眼只是注目于名家，岂不是别人栽树，你来乘凉，甚至不劳而获，轻易摘取他人的“胜利果实”？而且，一本学刊如果不能通过“扶植新人”的方式，代际性地培育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使之即使成名成家，无论在情感还是理性上仍然自觉地亲近你、靠拢你，成为一本学刊赖以形塑自身风格的基干力量，那么，某种意义上便意味着期刊经营的失败。

“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二者有机统一，相得益彰，是笔者所参编《文史哲》赖以立足刊界乃至学界的一大传统法宝，也是其引领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更是《文史哲》七十余年来赓续不变的办刊传统。

在《文史哲》的作者队伍中，固然不乏执学界牛耳的大方之家，但《文史哲》从来不因此而轻视“小人物”。创刊伊始，《文史哲》就把“扶植小人物”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着意发掘和推举富有潜质的学术新秀。华岗社长特别作出规定，每一期的作者之中必须有一名“小人物”。在《文史哲》的识拔和鼓励之下，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由此走上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李希凡、蓝翎、李泽厚、汝信、庞朴、汤志钧、韦森等著名学者或在《文史哲》发表了其处女作，或在《文史哲》发表了其成名作。20世纪50年代，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因为重评“红楼梦研究”而横空出世，以及毛泽东因此写给政治局部分同志的公开信，就是因为《文史哲》扶植小人物、倡导新的研究范式而引发。李泽厚先生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发表于《文史哲》1955年第2期。2005年李泽厚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你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很有名了。我第一篇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4月发表。一些老教授很吃惊，不知道这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外国朋友来信，称李泽厚‘教授’，其实我只是个实习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韦森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其处女作，即被分为上下篇连载于《文史哲》杂志。

而今，《文史哲》编辑部正在通过系统性地举办“《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的方式，以及“只认稿件不认人”的“双向匿名三盲审稿制度”，制度化地发现和扶植“小人物”，以光大“培育学术新人、扶植‘小人物’”这一优良传统。

七、学刊编辑之角色定位：“专精”还是“杂博”？

关于编辑角色定位，是走职业型专家之路，还是走编学兼修的“杂家”之路？结合业界同仁的编辑实践，在笔者来看，做一名“杂家”，可能更符合编辑实践的内在角色要求和学术期刊编辑规律。尤其是类似笔者这类从事人文类“小综合”或“大专业”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虽然面对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科稿件，但由于这三门学科传统上的合一性与交互性，即对责任编辑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素养提出了更严苛的会通性要求。社科“小综合”或人文社科“大综合”期刊的编辑角色定位亦同此理。作为一名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编辑，如果学科出身单一，所受专业训练过于狭窄，知识结构受限，总会时时感觉到对于本职日常工作的力所不逮。故而，每逢年度选题策划等编学互动活动，也就难以发现和提出超越学科的形上问题或话题；当然，也就不能满足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于编者的角色要求。

尤其是，当我们把学术期刊视作一种神圣的精神产品，而不是简单的“无机拼盘”，进而试图把编辑的职守发挥到极致，使之成为深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高层次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修理匠”的时候，学刊编辑活动之于编者宽口径的学科背景以及相应的学术训练的高标准要求，自然也便顺理成章。

由此可见，所谓“杂家办刊”，隐含双重内涵。一是就编辑主体而言，须确立编研结合、编研相长的学科自觉，进而实现“编”与“学”的对象性互助、互补、互长与互成；一是通过一定的人事制度改革和相应的约束激励机制建构，打通编、研、学之间的人为壁垒，实现学者身份与编辑身份的一身二任和有机统一，从而将富有专业学养的专家型学者吸纳、充实到编辑队伍。

人才是事业的基础，学术期刊事业同样如此。创刊伊始，《文史哲》就奠定了“学者办刊”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赓续七十余载而不断。也正是得益于“学者办刊”这一“编统”，《文史哲》才真正成为学术的园地，学者赖以成长的摇篮。20世纪80年代《文史哲》时任主编丁冠之先生，就是“编辑要当杂家”理念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主张“编辑学者化”，做学者型编辑。对此主张笔者深以为然。当然，这是专就职业编辑而言。职业编辑虽然有自己的专业职守，因此也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但具体到邀约与编辑稿件，则应打破学科限制，具备跨学科组稿和编稿的技能。初时，责编可能不太适应此种高标准要求，久而久之，随着在编辑实践过程中的不断学习与磨砺，以及与不同门类专家学者的交往，眼界变得日渐开阔起来，之于相近学科逐渐熟稔起来，自然也便游刃有余。所以，《文史哲》杂志的责编，往往都是跨学科组编稿件，这由文末责编落款便可明了。

在编辑队伍建设方面，《文史哲》杂志一直以来的做法，即在于编辑人员编辑职能与学者职责的一肩双挑，形成编研结合、编学相长、编学互成的有机生态结构。在编辑之余，责编尽可能地挤出时间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编研相长，互为帮助。也正是得益于“编研结合、编研相长、编学互成”的编辑理念，《文史哲》厚重、扎实的办刊风格，才得以不断发扬光大。作为配套措施，一直以来，编辑队伍的职称评定都是归于科研教学系列。而今，编研结合、编研互长、以研促编，已然成为《文史哲》编辑部的“编统”与“学统”。

八、综合性学刊：“学科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缘于工业革命以来知识分工步频的日益加速，当下时代，学科划分更趋细密、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甚至陷于碎片化窘境。其社会后果便是，专擅解决部门性技术问题因而“以术为本”的专业匠人如雨后春笋；而以深挚的学养为基础，从人类整体命运和未来出发，全局性地供给形上理念的“以学为本”的思想大师日渐稀缺，以至于有海外学者发出如此慨叹：“我们没有思想了！”尤其是，在细分的学科范式下，探讨现代人的时代困境，大多聚焦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专业领域。但是在学科化的限阈里，生命的意义，历史的厚度，种种支撑我们的“真实性”也同样被消解。在学术日益专业化、人的视野日益狭窄的今天，要看到宏观趋势反而更加不易。

人文社科学界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分工的日趋细密，必然映现于学术期刊界，其典型表现即在于专业期刊的大量涌现，以及综合性期刊的普遍萎缩。物极而必反，“反者，道之动”。与学科越分越细的趋势相反，我们感觉到一个以学科融合为内质的综合的时代即将到来，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本身已越来越带有综合的性质。也正是学科划分的日趋细密专精所造成的学术研究的技术化以及相应的视野窄化，使得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新文科”走上前台。在此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审视与评价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性质与地位，也就恰逢其时。只是，对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界之办刊实践的实然状态及其应然取向，也需要重新思量与定位，方可真正消解学界乃至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已然形成的对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负面认知。

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现状，呈现出如下几种不同样态：其一是以一二级学科为栏目题名的无机化大拼盘，各学科平均用力，互相之间缺乏以主题凝练为线索的内在逻辑关联，走的是编辑方针趋同、编辑模式趋同、栏目设置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的“泛综合化路子”；其二是“软硬菜”大拼盘，即由一两个主打学科栏目带动多个附属学科栏目，勉强见出些微学刊特色的办刊模式；其三是半专业化有机组合，即有意识地向专业化靠拢，但限于所在主办单位的科研力量以及刊名的约束，尚在半综合、半专业之间犹疑徘徊；其四是专题化有机组合，即以专题统领学科、以专题融合学科、以专题打通学科藩篱的专题式办刊模式。上述四种办刊模式或样态，既是对目下办刊实践与模式的大略归类，内中无疑又潜含着一条由低到高、渐次递进的“升维”路线图，反映着办刊人的办刊理念从不自觉到半自觉再到自觉的线性进程。其中最后一种办刊模式，代表着综合性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与新欲求，体现着办刊人最为充分的主体自觉意识；同时，它也更有可能满足学界希图“看到宏观趋势”的心理要求。概而言之，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成长与发展，既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又面临着新的机遇。

其挑战在于，“拼盘式”无机组合办刊模式，所造成的期刊特色不彰；而其机遇在于，转而以问题为导向，调动多学科的集群优势，实现学科交叉，凝练创新性学术话题或研究方向。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不足，而忽略其为专业性学术期刊所无法比拟的超学科优势。当然，这一优势只不过是一种有待发掘的潜在状态，而非信手拈来；是否能够将其发掘与释放出来，要视乎办刊人的学术境界和办刊水平而定。等而上者，能够以前瞻性眼光，通过专题性话题的创意、策划和组织，把综合刊的不同学科捏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之展现办刊人的学术追求与情怀；等而下者，则囿于大拼盘的无机层次勉力生存，维持而已。作为试图有所作为的编者，当以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紧密地参与和融入到学术生产环节，以便更加直接地发掘学术话题，发现潜在作者。《读书》2017年第5期发表一篇题为《如何把握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的文章。文章认为，当下人文学科存在总体性危机，而总体性危机一定需要相异学科的协同研究，以求得恰切的化解之策。“由于目前的学科壁垒，在进入各自学科之前，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前学科的描述。对现实的把握是最容易产生对话的地方。较一致的前学科描述或可弥补各学科间的差异。”这一有关人文学科危机的解决办法的考虑，所给予综合性人文学术期刊办刊人的启发，是必须处理好具体学科与超学科之间的关系，既不能陷于具体学科、纠缠于琐细问题不能自拔，也不能脱离开具体学科、盲目求大而变得空疏无根。适宜的操作思路，应当是沿着“前学科—学科—后学科”的路径，策划与组织综合性人文学术期刊的谋篇布局，如此方可找到综合刊的恰切定位。

具体言之，无论是选题、话题还是栏目的组织策划，都应基于综合刊的跨学科属性，从超越具体学科的“前学科”层面，即中观或宏观视阈出发、切入与考虑；一旦进入稿件的组约环节，则宜从具体学科入手，微中知著，小中见大，寻求专业化的解决方案与答案；而最终的目标，则又是从具体学科中游离出来，进入“后学科”的宽广视界，寻求超学科的普遍性学术价值和意义。这一过程，也可以用“抽象—具体—抽象”三部曲来表达。如此，即找寻到了综合性人文学术期刊不同于专业性期刊的独特定位，从而形成与专业刊之间清晰的区分度。

在此背景下，人文综合刊的特色和风格，则靠其历史沿革、传统优势、学科或专题侧重的差异来体现。一个公理性的办刊原则就是：影响力取决于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

在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理念上，本人主张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形成围绕同心圆之圆点的“集束簇”及其向心力，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而在概念范畴上，则可将“同心多元体系”、“归核化经营”以及“专题设计集束簇”，视作衡量综合性学术期刊有机办刊程度的概念性工具。

由于“同心（有机）多元化经营”以主打栏目为轴心，因此，它比“无机多元化经营”——毫无特色与个性的一二级学科命名之栏目拼盘——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它主张期刊依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于他刊的特色优势栏目，进而形成个性化的核心竞争优势。此正谓：“不做第一做唯一。”

九、学刊评价：在定量与定性之间

无疑，有关学术期刊究当如何评价，是业界近些年来“高烧不退”的热门话题。是走定性评价之路，还是走定量评价之路，抑或走定性与定量双结合之路？显然远非办刊人所能自主抉择。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下的学刊评价，量化为主、定性为辅的基本格局已然形成。且由于此种评价方式与结果为业务主管部门所照搬，上升为行政性判定标准，走向规格统一化、格式化和定型化，因此对于业界的导向作用更是日加显明。

行政性量化评价导致期刊界功利主义办刊思维盛行，甚至出现刊界生态危机。行政性外部评价体系对于刊界办刊主体性思维的束缚，导致功利主义与策略主义办刊思维盛行，而以长周期、长时段学术史建构为主导的战略性办刊思维严重缺失。

与战略性思维缺席相应，策略主义思维在刊界大行其道。所谓策略主义，是市场主体基于自己的功利性判断而作出的效用最大化市场选择。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作为一个“类市场”，自其进入计量时代始，尤其是当量化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与结果被业务主管部门“挪用”而升格为行政性量化评价标准之后，同业之间的高度竞争态势，用“惨烈”来形容，似也不为过。为了实现对于影响因子的最大化追逐，进入或保住来源期刊，某些业者难免急功近利，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采用一切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和手段，而不论其公平、正当与否。表现为或大幅度减少其刊文篇次，或组织“互引联盟”，或与作者建立有偿引用关系，不一而足，形成事实上的“虚假引用”和因此而生的“扭曲评价”，从而严重恶化了行业心理与业界生态。

行政性量化评价不分学科属性，以影响因子“一把尺子量天下”，导致综合性期刊一窝蜂扑向应用学科，争相抢占影响因子“高地”，以至于“零被引”论文被戏称为“殭尸论文”。此一趣好进一步传导至学界，影响所及，冷僻小众学科乃至独门绝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难以见刊，相关研究人才流失，传统学科遭致严重削弱。反映在绩效评估上，就是迫于严峻的定量排序压力，业者极端关注与追逐短时态影响因子指标，甚至出现“影响因子崇拜”症候群。诸多综合性学术期刊甚至不惜变更办刊宗旨与方向，置期刊的既有学科与专业特色于不顾，计不旋踵地向应用型高被引学科变移。行政性“量化剃刀”的“一刀切效应”，消灭的是事物的自然演化规律与差异化发展格局，尤其不利于只具有“无用之用”、并无现实功利之用的人文学术期刊的生存。此种“反生态”做法，使得有些名刊为几代期刊人层累而成的独有期刊风格这一无形资产，一夕之间坍塌而荡然无存。

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的量化评价，尤其是“两年影响因子”偏好，过于看重期刊的当下影响力，而不太注重考察期刊的历时性学术贡献即学术史价值（量化评价体系所谓“半衰期”），导致刊界唯影响因子是从，一味趋新、媚时，追逐焦点和热点话题，造成对学术研究发展规律的无视甚至阉割。如此，便在客观上弱化了期刊的纯然学术追求和学术史价值的锚定，更是限制了期刊人对于长远办刊思路的谋划与布局，进而导致战略性思维大面积缺席。

基于行政性量化评价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我们认为，学术评价应当遵循学术研究自身的逻辑与规律，以及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则性共识。

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乃至学术进步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起码应当具备这样的特点：内容评价而不单是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建构性评价（扩大评价主体基数，实行较大范围的自发性读者民主评价）而不单是建构性评价；中长时段评价（着眼于学术史积淀与贡献）而非短时段评价（以致盲目逐追时潮热点、谀世媚时）。其中，最为紧要的一环是：评价方式宜实行同行多元定性评价（“代表作制”及“抽查制”并行）与量化评价相结合、专家（精英）评价与读者（民主）评价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换言之，超越浅表性、“一刀切”的行政性量化评价。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多维、多元复合式评价，取代一维、一元简单化评价，目的在于回归学刊的本来面目和本真使命，保护、保守、光大期刊得之不易的自身既有传统与风格，鼓励一众期刊之间各擅胜场的差异化、特色化竞争——合作之中有竞争、竞争之中有合作的互补式竞合关系，此之谓合乎生态法则的良性竞争，而非采用不当手段操作数据的恶性竞争。换言之，它所鼓励的，应是各个期刊在保有自身既定风格与特色基础之上的竞合格局；它所推动和探寻的，应是整个期刊界的个性化、多样态发展格局与路向，以最终服务于学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如此，方可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兼而得之的评价正义。

十、刊际关系认知：“同构化自在”还是“差异化竞争”？

作为期刊的编辑者，其看待与认知期刊的视角自然不同于界外之人。换言之，界外之人尤其是学术工作者对于期刊的认知，一般会抱持“工具论”或“园地论”态度，只是把它视为服务于学术研究甚至是某种宏大理论叙事的载体即附属工具，因而并不关心具体某份期刊的生存论价值或本体论意义——这与业务主管部门通常持有的看法大同小异。在作者眼中，期刊之间的差异，只在于权威程度的高低、特色的有无和学术影响力的大小。

而在学术期刊界，之于期刊的定性和功能定位已如前述，大致有“被动性自在”与“主体性存在”两种认知或态度。“被动性自在”观点的持有者，一般而言也是抱持“工具论”或“园地论”态度，仅仅把学术期刊视为服务于学术研究甚至是某种宏大理论叙事的得力工具，因而觉得无需刻意塑造与凸显表征期刊独特生命价值的刊风与刊格，只要按部就班地做好服务于学术研究的本职工作，就算万事大吉。以此办刊理念为指导的办刊实践，体现于编作关系，便是看天吃饭、等米下锅，并不谋求“走出去”了解学界动向，更不会去积极联络作者。与之相反，富有主体性编辑理念自觉的期刊人，则首先把期刊视作一个有机生命体，一种自有其刊风、刊格与学术意志的主体性存在。易言之，在富有主体性编辑理念自觉的期刊人眼中，学刊首先是一种应当按照一定的编辑理念予以形塑、因而具有自身位格的个性化存在，它应当充分体现和反映期刊人的建构性编辑理念与学术自觉，而非局限于自然成长与演化、因而缺乏主导理念、将“自我”消弭于无形的被动性自在。如是，在此类期刊人视野中的学刊，便具有了某种独特而鲜活的生命意义，自有其刊风、刊格与尊严，因而必须赋予其存在的独有生命价值和存在论意义。以此办刊理念为指导的办刊实践，体现于编作关系，便是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积极进行自我营销，致力于“编作共同体”建构，以培育与期刊风格同声相应的基干作者队伍。

期刊人对于期刊性质及其功能的不同认知，决定了期刊人之于刊际关系认知的殊异。在视期刊为“被动性自在”的期刊人眼中，刊际关系自然就是“同构化自在”，不同期刊只不过是芸芸众刊中的一员，同类期刊阵营中期刊的增减，不过是数量的变动，并不具有质变的意义。以此认知为主导，学术期刊的所谓追求，便是作为芸芸众刊之一员，只须以期刊界的“同构化自在”为基础，因应学术研究的共同趋向与潮流，而不必去刻意追求自身独有风格与气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性价值。学刊群体“同构化存在”的客观实态呈现，便是期刊群体的共性淹没个性，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呈现出“同质化死磕”的样态。其典型表现即在于，A刊与B刊所设主要栏目与主打选题几近雷同，二者之间在内容上的区别度和辨识度极低，读者只能通过装帧设计样态的差异甚至刊名来辨别。而在视期刊“主动性存在”的期刊人眼中，刊际关系应呈现为以多样性和多样态存在为前提的“差异化竞争”关系。个刊应在契合自身实际的编辑理念的指导下，通过系列化和可持续的选题策划，刻意凸显自身的个性化特征或主体性存在，以实现同业之间在差异化竞争中共生的良好生态。借用亨廷顿的说法，它不是“马赛克”式的同质化拼装，而是“大熔炉”或“西红柿汤”式的异质间融会。此种竞争以内容的差异化及其互补为前提，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因此，它在性质上属于合乎生态法则的良性竞争，它所呈现的必将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有机办刊生态。

结语

由上述十对关系或十个两难问题的简要梳理与分析，或许可以约略性地抽象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理想样态。即是说，它应当是有血有肉、有其刊风刊格和鲜明个性的主体性精神生命存在，而非仅仅是满足于学术成果机械搬运与转化的无机化存在。与之相应，办刊人也自当有其鲜明的主体精神与刊格意识。正是办刊人主体精神与刊格意识的有无，决定着一本学刊之刊格与个性的有无与高下。甚而至于，由编学关系而言，办刊人主体精神与刊格意识的有无以及期刊刊格的丰薄，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学术思想界整体“研格”之高下。

无论是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学术期刊，理想的办刊方式，也许是在厘清上述诸般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基于自身独有风格的、可持续的专题性选题策划和组织，形成内容上的适度集中和栏目上的集束效应，以期实现某一点位的集约式突破；进而通过这一浓墨重彩的光点与亮色，吸引读者注目，形成眼球效应，带动期刊的整体性发展。只有提高期刊选题与内容的集中度，形成集束簇，才能产生集群效应，塑就独特优势和独有风格。而所谓独特优势与独有风格，即是“不可取代性”。如果能够把一本期刊办到“不可取代”的高度与境界，作为刊界中人，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再忧戚会罹患心理焦虑症了。

作者简介

刘京希，1961年生，《文史哲》杂志副主编，教授。著有《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新视域》《社会场域中的政治——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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