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地方文化研究与中国底蕴学术体系建设

本文内容来源于“羊城晚报•羊城派”，节选自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先生在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的致辞。

▶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要用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畴、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有效、平等对话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的发展产生影响。

▶ 从“局部”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

局部就是整体，现代的研究者完全有可能从潮州文化的“局部”，全息地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从而有助于中国底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 建立并发展有特色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

蒐集研究“民间文书”，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只是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化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 “数字人文”背景下“出思想”的重要性

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数字人文”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

地方文化研究与中国底蕴学术体系建设

陈春声

原编者按

3月19日，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举行，这是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在典礼上的致辞。

百余年来，已有许多学者论述过地方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结合多年从事与潮州历史文化相关研究的体会，就地方文化研究与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经这样说过：“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

他还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不强，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这些问题，既是制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也是话语体系建设水平不高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新的期望与要求，特别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就是说，要用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畴、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有效、平等对话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主流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深入思考的。

毋须讳言，源于欧美的学术观念、问题意识、研究规范和表述方式长期占据国际学术的主导地位，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学术已在一些领域具有对等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中国建设经验以及中国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日益引起欧美学术界的重视。

但理论思维与体系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使得我们即便讲述中国故事，也常常局限于经验事实陈述而未能建构相应的学术范畴，或者只是将中国的经验与实践置于西方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中进行表述。

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涉及文化传统、问题意识、研究规范、概念范畴、表述方式等方面，我们的学术自觉与学术积累均远远不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松岗听涛——在校园与乡土之间》

从“局部”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

我想指出的是，在具有中国底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文化研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多年从事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经验，让我们越来越明晰地认识到，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性和各地域间永无休止的矛盾及其调适，正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且长期存在的逻辑起点。

多年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潮州地域的历史文化发展，为以上这个带有某种历史辩证法的学术判断，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生动例证。

例如，以往的研究者都关注潮州文化发展与海上活动的关系，我们也知道，潮州沿海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海上活动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传统和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变迁，这些从事海上活动的人群的社会身份和公共形象也随着发生变化。

要理解历史时期潮州百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不仅要关注商品、交通、市场、利润等等更多地属于经济层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对朝廷典章制度和地域社会变迁的整体面貌有更多的理解，更加富于同情心地去解读历史资料和地方文献，理解当时人的生活与情感。

多年在韩江流域从事田野工作的经验是，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识形态，不在于这个地方根据朝廷的法度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做了多少实质性改变，而在于当地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在多大的程度能够自觉地、自圆其说地将本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解释得符合朝廷的“礼法”。

只有培育出这样的辩证思维，才算是对潮州文化研究的要旨有比较透彻的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局部就是整体，现代的研究者完全有可能从潮州文化的“局部”，全息地加深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从而有助于中国底蕴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

建立并发展有特色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

要深刻理解潮州地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就要尽量全面地蒐集、整理和研读千百年间积累下来的地方文献。从饶锷和饶宗颐先生的《潮州艺文志》开始，已经有许多学者和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嘉惠后人，真的令人感佩。

潮州地方文献中，不但有儒学著作、正史、政书、方志等常见的历史文献，还包括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私人手稿、笔记等可以称为“民间文书”的著述。

蒐集研究“民间文书”，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只是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化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许多民间文书的形成，不是出自其作者想“藏诸名山”或“传诸后代”的动机，而是由于当事人处理其日常事务所必须，或是因为各种偶然的因素而存留，基本上属于所谓“无意识史料”的范畴。

经过几代中国地方文献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地方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这种或许可被称为“地方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这些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即使是面对着欧美最好的研究，也仍一直保持有学术自信心和创造力的最重要基础之一。

这些年来，我们也力图通过必要的训练，让更多的专业工作者熟悉这些学问和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基础，我们才有足够的学术自信，相信到了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解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理论的今天，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入，是非常有助于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

《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

“数字人文”背景下“出思想”的重要性

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特别想强调的还有，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在“数字人文”背景之下“出思想”的重要性。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我想说的，不仅仅是指因个人生命周期之类的缘故所引致的学术从业者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学术世代正在人工智能、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传统时代的人文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

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包括侨批在内的各种以行书、草书记录下来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人工智能识读为规范的电子文本；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

这样一来，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数字人文”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如果我们的学术目标真的是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那么研究地方文化时，“出思想”就更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要相信地方文化研究对于理解中华文化整体的学术价值，感恩诸多前辈学者的辛劳与贡献，同时要充满信心地面对“出思想”的要求和“数字人文”时代到来，对下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提出的空前挑战。这也就是学术发展的魅力或魔力所在。

也许我们真的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展望新时代潮州文化研究的意义。

作者简介

陈春声，1959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松岗听涛——在校园与乡土之间》《信仰与秩序——明清粤东与台湾民间神明崇拜研究》《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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