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苏明：科技犹有尽时，审判无处不在——《定制时代》设下的诱引

苏明，1989年7月生在甘肃陇中。青年学者、诗人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著有诗集、诗论、哲思随笔、经学通解若干。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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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犹有尽时，审判无处不在

——《定制时代》设下的诱引

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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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作家邱华栋在余松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乡》的读者见面会上说过，“我在想余松在乡土题材的《故乡》之后会写些什么？他会不会就此放飞自我，探索写作的更多可能。”时隔一年，一部与前作迥异的科幻文学《定制时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如果说《故乡》是献给父母，献给当下的，《定制时代》则是写给孩子，写给未来的。

定制“物”在当今时代已经全面普及，但是定制“人”的时代真的会到来吗？余松在这部作品中讨论了定制时代“智能人与人”在共生状态下的存在关系，尤对人性之死发出诘问。

智性的飞跃会导致人性的死亡吗？近代以来，在西方科技思想的摆置下，人类走向全面的科技化生活。但科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人类存在。科技是科学的产物，科学来自物理学和数学，准确地说，它们均源自哲学。希腊逻格斯中心的形而上学是它们的根部。逻格斯中心自身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走向现代科技的潜在力量。为这一潜在力量深埋地基的人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西方思想界习惯将亚里士多德称为“最冷静的世界人”（在中国，和亚里士多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人是墨翟，可惜墨学并未得到延续发展）。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是形而上学的世界。《形而上学》证明他是把形而上学的逻格斯经验转变成逻辑的经验的人。但他自己不是乏味的逻辑学家和枯燥的思想家，他同时是个温柔敦厚和洁净精微的诗人。他的诗性意志是由于对神的意志的敬畏而涌现出的人性的卑微。神是赋赐生命的，生命是思想的现实道场。神性就是最杰出的现实性。由于神不断地创生着，现实性就是永恒的。又由于神就是爱，给人以无限自由意志，在人的自由意志中诞生罪和死，审判于是就无所不在。

在人命名的逻格斯中心的巨链中，亚里士多德“生”普诺提诺，普诺提诺“生”牛顿，牛顿“生”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生”霍金。这是一条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共识共生的元物理学—后物理学道路。然而这一条道路无时不刻地受神的祝福。但同时这一条道路自身又延异出直接关涉人类现实情感生活的分叉，后物理学的科技成为满足人的爱欲的工具——量子物理。这个后物理过程中，人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对于神的敬畏心。诗、哲学、艺术之思的固有力量也随之退却。科技化的量子世界几乎要主宰人的精神命运。量子的智能已是目前人类科技最前沿的，量子智能人所拥有的波粒二象性、量子纠缠、量子叠加、量子吸引、量子干扰等特性，将会在人类智能进程中全部呈现成人类所能认知感知的形态，指导人类走向量子智能时代。于是，可以将智能人理解为量子物理空前绝后的发达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以亚里士多德为源头的精神脉络中，就藏匿着作为量子物理的智能人的隐患。然而，人造物毕竟有其自身的人造性命运存在，这一人造性命运是神的现实性的影子的影子。越来越虚无。人性企图以人性终结论模仿神性创生来制造智能人，以达到人的神性的绝对完满，这件事只好发生在科幻文学中。

把物理学带入文学写作就叫科幻文学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当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写下他的煌煌巨著《万有引力之虹》的时候（这部作品乍一看上去很有宇宙诱惑性，实则是只不过取了个宇宙化倾向的好书名），品钦难以想象地球另一端的欧洲心脏波兰还住着一位伟大的宇宙巨脑斯塔尼斯瓦夫·莱姆。在我看来，品钦输给莱姆的，恐怕不只是对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崇拜和宇宙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宇宙的绝对诗性。正是有了宇宙绝对诗性，莱姆才是近代科幻文学的鼻祖。他的《索拉里斯星》和《机器人大师》就已足够让长期致力于思考宇宙诗学问题的作家们喝两壶了，更何况他还为文学批评家们发射了一颗“完美的真空号”原子弹。从莱姆的写作可以辨识出，科幻文学处理的不只是超现实问题，而是超宇宙超现实。这是神性的另一法门。而困在地球磁场里的人性在超宇宙超现实面前是悖谬的。

《定制时代》看起来像是就这一挑战性悖论而击发出来的科幻想象。主人公马科一家生活在智能人诞生之初的时代——定制时代。这里的定制已不单是物的定制，竟是由于能够定制“人”而被干脆命名为“定制时代”。“某某时代”是以人为基础进行命名的。作者没有将此一想象作品命名为“智能人时代”或“智能人的诉讼”或“新希望智能制造公司”，对“智能人”的真正态度已足见端倪。

然而，作者还是尽可能地避开结论控，保持了文本的足够开放性：在小说结尾透露出，《定制时代》的叙事结构乃是元叙事结构，马科一家发生的一切似乎是在电影中进行的，马科自己也是自己不幸命运的观看者。这种效果就把阅读文字小说转化为电影阅读：将《定制时代》读作一部电影剧本，人物对话和画面情节皆已自足完备，达到了对人和智能人共生的可能状态的想象：这种共生状态有马科一家的积极性的一面，亦有庆吉一家的消极性的一面。智能人之于家庭和之于社会，则处在完全不同的待遇和命运中，然而这待遇和命运是截然相反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先是以两种人共同生活于一个世界然而却频频遭到“仅限人类”以阻拦智能人为体现，到后期直接发展为公共空间讨论智能人的合法性，再到智能人诉讼和法庭审判，再到社会集体打压智能人。作品的重心是关于人与智能人界限问题的界定，因此第24章是小说最出彩的部分——那个类似于查拉图斯特拉的三十岁的年轻人在以圣训的口吻向民众宣讲科技界限论和人性终结论：“它激发了出了人性的懒惰，贪婪，欲望，享乐，激发出人性之恶，那些被上帝明示的罪，人类终将失去前进的动力，失去对高尚道德的追求，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对上帝之爱的追求。最后，当人类失去了这些使人类成为人类的追求的时候，毫无疑问，我们会慢慢失去人类很多器官的功能，最后，可能会退化成一只胖乎乎，只有生殖器的虫子！”不难觉察，作者是想借此对技术拜物教予以深刻批判。

《定制时代》是一种时代隐喻。从人性角度讲，今天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全都是“定制时代”。人性的恶和人性的善不是进化论的结果。作者把生物进化论、民主自由论、无神论者的上帝学说、犹太历史观、后现代伦理学、微观人类学和司法杂糅在一个立体的二元对立中：人与智能人的对立。可以看出来，他对托马斯·霍布斯、以赛亚·柏林、列奥·斯特劳斯、古斯塔夫·勒庞、汉娜·阿伦特等近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的涉猎，以及与这些灵知们所共性的小说家的叙事作品的熟悉。《定制时代》用节制清澈的描述性叙事语言把所有小叙事带向最后的审判这个大叙事。然而审判结果是以智能人的最后发言为终结：我爱人类，希望人类与智能人和谐共处。这或许正是作者要传达的真实意图：爱才是技术和审判之父。

在观澜《定制时代》这部准电影剧本意犹未尽之时，可以细思追踪：智能人与历史在何处对照？处处被歧视的智能人在历史的镜像中似乎颇为熟悉，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是否有独特的意指？这些来源可疑却异常重要的问题，是交给余松续写《定制时代2》，还是交给观众费解、猜测，或许已是2177年的事情了。遗憾的是，关于未来的时间罅隙，人们注定无法拔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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