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错觉
作者 | Chris Frith
翻译 | 林晓彤
审校 | 酷炫脑
编辑 | Mandy
图源网络
当我正聚精会神地写这篇文章时，我的两个孙子正在隔壁折纸飞机，折着折着，他们却突然吵了起来。“你踢到我了”，妹妹 Freya 大叫道。而她的哥哥 Ben 声称这只是个意外。他哭着解释：“我不是故意的。”
“ Ben 说的是借口吗？”，我不禁好奇道。但不管 Ben 说的是不是实话，Freya 所感受到的疼痛都是一样的。
但显然，Freya 更关心的是 Ben 的意图，而并非他给她带来的伤害。“你就是故意的”，Freya 说。Ben 真的是故意踢她的吗？我们该如何搞清楚真相？“是不是故意的”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很难从行为背后的大脑活动出发来回答上述问题。毕竟，对于神经是如何放电的，或神经递质是如何在大脑和血液中流动的等电化学知识，我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不过，人们往往会根据粗略的感官数据来推断行为背后的动机，而我们的“能动感（或者说，主体感）”似乎就来源于这些推断。
就像是任何一种基于推论的感知一样，我们的感觉经常出错。请看下面这张多米诺骨牌：
尽管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张 2D 平面图，但我们仍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5 个凸起的按钮和 3 个凹陷的按钮。我们的大脑会产生错觉，这是因为我们默认为光线来自上方。
在此假设前提下，我们于是便能根据阴影来进一步推断出 3D 形状。如果阴影在圆形的顶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凹陷的按钮；如果阴影在底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凸起的按钮。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你将图片颠倒过来，你看到的就是 3 个凸起的按钮和 5 个凹陷的按钮了。
我们关于“能动性”的体会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推理很可能出错。当我“确信”是“我”在行动时，实际上可能是他人在行动；或当我觉得“别人”正在做出某些举动时，实际上可能是我自己做的。
这种错觉并不仅见于人为设计的实验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常常采取协助式文字沟通法（又称为辅助式沟通法）这种教学策略来帮助自闭症患者与外界交流。孩子把手指放在键盘上，而协助人员则通过判断孩子们的动作及意图来帮助他们打字。
然而，许多证据表明，教学过程中的“交流”全部都来自协助者而非孩子。因此，人们最终否定了这种方法。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协助人员深信自己并非这项活动的能动者。与其说自由意志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倒不如说它是我们感觉到的东西。
拥有还是感觉自由意志？
上述发现指出了关于意识的一个基本悖论。我们深信自己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做某事，什么时候不去做某事。因此，我们也总是要求他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我们对世界做出的许多反应其实无需意识的参与。此外，我们的“能动感”极具误导性。
如果我们对于行动的体验不会影响我们做什么的话，那“能动性”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能动性”？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看法，我认为真正与“能动性”相关的其实是我们在完成某件事之后的反应，比如，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向他人解释。
不少现象都能支持我的这一观点，比如，我们的主观体验是流畅的：对于你来说，某件事越容易，你就越有可能认为这件事尽在掌控之中。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学会解释这种感受，同时他人的建议也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表现。当我们在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自身所作的努力。而这种感受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接下来是会陷入疲惫、开始休息？还是会保持活力、继续努力呢？如果某人告诉我们，你很快就会筋疲力尽，那我的表现可能就不会太好。但如果我被告知我的精力还很充沛，那我也许就能展现出色的表现。
同样地，我们正是这样学会把“主观能动性”与某些经历联系到一起的。当我们在经历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要为这些事负责。
能动性和相互问责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 年。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和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一方面认为宇宙是由自然法则预先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自由意志理论”的捍卫者。他们说，自由意志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人们有掌控感——“是我促成了这件事。”第二个特征是人们能够理解与事实相反的情形——“我本来可以这样做。” 我们都有过遗憾和悔恨，而这其实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除非我们可以改变过去。
此外，伊壁鸠鲁认为，他人的赞扬和责备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责任感。通过倾听同龄人和长辈的意见，我们逐渐认清自己的能力与影响力。
伊壁鸠鲁（Epicurus）和斯多葛学派（the Stoics）创始人芝诺（Zeno）| Audible
意识体验促使我们不断吸取经验教训。
大多数行为并不需要意识的参与，但是当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并与他人讨论时，我们显然是有意识的。例如，我们会告诫孩子三思而后行，以免日后后悔。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发现，“不小心”这个借口比“故意的”更容易获得大人的原谅。因此，我的孙子 Ben 可能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不小心踢到 Freya 的，但他知道，如果他声称自己是无心的，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不用受处罚了。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逐渐搞清楚在做某一件事之前为何要深思熟虑，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最终会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大人。
责任是意识体验的货币
从能动性的社会层面上来看，“责任”的标准在不同的情况下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Ben 可能必须要为他“踢了 Freya ”的行为付出代价。例如，某些太平洋岛民文化认为其他人的思想“难以捉摸”——他们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或者说很难了解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因此，就算一个人受到了其他意外或错误的牵连，他/她也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由于一个人无法了解另一个人的意图，所以人们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
除此之外，伯利兹和危地马拉的莫潘河玛雅人也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不论孩子还是大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经验反思和经验分享还可以帮助我们就世界和人类的真实面貌达成共识。当然，共识并不一定得准确才能够吸引人或产生作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主观能动性”也是类似的骗局：它不是“真的”，但它可以通过为道德打下基础，来保持社会凝聚力。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原因。我们于是便能更轻易地预测他人的行为。
责任是意识体验的真实货币。反过来，它也是文化的基石。
人类是群居动物，如果我们不能就我们是什么样的生物和我们身处的是怎样的世界达成一致，我们将无法展开合作或相处。我们只有不断反思、分享和解释我们的体验，才能找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达成共识。而迄今为止，人类为了提高共识的准确性而开发出来的最先进的认知技术是科学——这种方法包括重复实验、探讨和复制等手段。
Ben 和 Freya 关于行为的意义的辩论还仅仅是个开始。
-End-
原文链接：
https://knowingneurons.com/2017/09/29/illusory_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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