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亏欠的中国农民工
作者 | 甘露顺
编辑 | 太喜
年关将至，拖欠农民工的钱该结算了。人社部要求各地政府在2017年底前清偿工程款拖欠，但山西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由于环环拖欠工程款7000多万，农民工的工资仍然无法按时结算，而这样的例子每年都在重复。
崔健《假行僧》里唱到：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逐年增多的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们不知不觉成了现实版的“假行僧”。从南到北，他们用将近40年的时间流动，每一步都充满艰难，每一处都难以停下来真正扎根。
很多人把这场人口流动的开端放在1978年，但其实早有伏笔：1953年，城市居民的粮食供给已经出现困难，一些地方出现粮食抢购潮。在当时，城市作为中国工业建设的中心地，饭都吃不饱，工业化也就无从谈起，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农村对城市的“大支援”。
1953年底，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业生产的所得，包括粮食及后期的棉花、食用油等，除了留一部分给农民自足外，全部由国家统购，再统一销售分配给城市居民。即使这样，那个时候的农村人还是能吃上饱饭。
这一状况到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难时期就被打破了。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显示全国总人口数达6.02亿，而196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23亿，也就是说，短短11年间，中国增加了将近一亿两千万人口。农村由此陷入了越穷越要生娃，越生娃越穷的怪圈。
在农村，一面是饥饿的肚皮，一面是人口噌噌往上涨，迫于生活压力，无数人开始“流浪”，这些人也成了第一批建国后大规模流动的人口。当时的安徽省就产生了大量外迁流民，凤阳讨饭花鼓也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后来安徽奔富裕之后也有人谈到“将凤阳讨饭花鼓丢到太平洋里去”。
同样生活水深火热的福建、广东人则把眼光瞅准了香港和日本，偷渡外逃的浪潮开始出现。就拿逃港潮来说，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港媒还曾用“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来形容当时的情形。宝安县委的一份文件《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里面就把这一股股流民形容为如同“大军南下”。
即使政府大力控制，仍有人冒险逃港
逃港者主要是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当时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就限制了大批人口流动，现在一些地方实行的积分落户制度和它谈起来算是小巫见大巫，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管控甚至严格到了不提供口粮（当时口粮凭票供应）。
哪怕到了1983年，国务院在出台《国务院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若干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中仍只是明确认可“农村户口的人员可以申请在城镇从事合作经营，但不得改变其农村户籍，国家不供应口粮”。
所有被制度堵在外迁当口的人们都在等着闸门打开，而改革开放就是开闸的门阀。
20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下子改革开放的闸门就打开了，各类新兴事物开始出现。珠三角地区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众多乡镇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兴起，用工需求一下子扩大了。
而国家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出现松动，这也成为了最好的开闸器。农民工这股洪流顺着涌入了珠江区域，出现了百万民工下珠江的浪潮。刚打开的闸口，被很多人视之为黄金宝地，去广东就等于发财成了扎根在很多农村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想法。
2012-2016年全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2012年之后农民工的增速开始趋缓，这似乎成了人们富裕起来的一大信号
1992年,粮票制度取消，积压多年的农民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迁徙浪潮，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高潮期。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2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达到2200万人，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1.07倍和2.14倍。之后热潮开始冷却下来，但是北上广深仍然是无数农民工们寻求财富和梦想的地方，一直到现在。
中西部省份经济上比不上东部一线城市，也历来是农民工流出大省，其中单四川、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六省就有2400万人，从而形成了以中西部省份作为劳动力输出地，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格局。
深圳玩具厂，生产玩具的工人
观乎全中国，农民工是中西部向东部流动；而观乎省内，农民工也开始往省城集聚，下海去、进城去成了新时代下的口号。例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贵州西部就有一些边远县的农民工，进入了省城贵阳，这些农民工进入省城也主要是承担着环卫工、工厂职工等角色，有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只能成为城市里的拾荒者。这种格局随着后来我国建筑行业市场的放开得到了改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01年出台《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及相关文件，指出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企业三个不同层面，建筑劳务分包企业的概念第一次被正式地提出来，这为包工头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最起初，农民工因为并不熟悉建筑领域，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在各地风风火火的城市化建设当中，也只能做些搬运的简单活计。改革开放初将近有886万人做着这些活，到了2010年就变成了4160.4万人，30年中增加了近4倍多。
农民工担下了城市建设的脏活累活
与此同时，国营建筑施工企业的专业工人慢慢都从工作岗位退休下来，骨干人员不断减少，国家还限制国营建筑产业公司“子营父业”，不允许建筑企业招收固定工，强调着市场化运作，如此一来这样的苦差事开始由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担起。在广、深等一线城市快速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们攒下了“金刚钻”，担起了这份“瓷器活”。
靠着学来的专业技术，农民工们也开始做起了包工头，而且还出现了拉同乡人一起入伙的现象。所以普遍可见的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们大多操着一个地方的口音。
相比一线城市建筑市场的趋于饱和，二三线城市刚刚兴起的城市建设热潮就成了包工头们的“香饽饽”，在这一背景之下，农民工人潮有所回流，广东等地的包工头纷纷跑到中西部省份承包工程建设，于是就有了“浙江人入川”、“广东人入川”的说法，瞄准的就是这后发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民工已经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约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也就是说农民工的主体年龄已经在38岁及以下了。最早一批投入到国家建设潮流中的老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渐大已经开始了回乡之旅。
在城市里奋斗了十几年，如今他们的归宿大部分还是家乡，这也和城市里容不下他们有关。数据显示，进城农民工的日常朋友仍然是他们的同乡，当地朋友少之又少。大部分农民工没办法和当地的居民融入，百般权衡之下只能回乡。但回乡并不意味着安闲下来，往先的病痛开始奔袭而来。
农民工大多从事着重体力劳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超乎了人体的可承受范围，部分人为了生计也不得再多兼几份工。数据显示，2016年外出农民工日工作超过了8小时的比重仍然占到了37.7%，比重虽不及一半，但这却意味着将近1亿农民工仍然处在高劳动强度之下。
如此强劲的劳动在他们年迈之后会留下后患，农村尚不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招架之力不足以构成坚盾，护他们晚年安详。
即使是知道在城市里安定下来难上加难，老来归乡还不得不带着一身病痛，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是催促着他们的后代接续下他们的工作，第二代农民工就这样带着他们的父辈踏进城里。
较之于他们的父辈，现在第二代农民工已经幸运得多。民工能接受的技能培训比较多，有了一门技术，不仅工资见长，做的活也能更有技术含量。
数据显示，2016年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明显，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6.7%，比2015年提高了2.2个百分点。
更轻松的劳动、更高的工资，也让第二代农民工留在城市里的可能性比他们父辈更大。
但生活并没有就此一路顺畅，拖欠工资问题仍旧存在。
建筑业领域似乎就是“死性难改”一般，有着占比1.8%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拖欠11433元，比2015年增加了1645元，辛苦一年的高强度劳动却没办法拿到工资回家，这成了每年春节都会出现的新闻，背后却意味着将近200多万农民工、200多万个家庭春节难度。
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北方的北京、天津，城市成了农民工们争相追逐的实现财富梦的舞台，但农民工的工资直到近十年来才有了稍大一点的起色。改革开放早期，大量的农民工只能赚得微薄的工资。
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大体上可分为“两慢两快”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两个阶段增长较慢，90年代前期和近十几年两个阶段增速较快。从80年代的月工资不到100块，到2016年的3000多块，农民工工资很晚才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
当你坐在窗明几亮的办公大楼里办公，在快速穿梭的地铁出行时，那群建设了这个城市的人，过年前可能还在为工资款急得焦头烂额。40年来，他们被亏欠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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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农民工不仅希望能实现财富梦，更想在城市里立足，他们父辈用了几十年都还没能实现的梦想，他们带着继续出发，对于他们来说又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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