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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书房变迁史:“书房是我的资产阶级幻想”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2021-06-03

2019年在书房(葛剑雄先生供图)


葛剑雄从小喜欢看书,但早年并不优渥的生活条件,让他的买书、藏书事业都充满了“坎坷”。关于自己的“书房梦”和书房,葛剑雄写下了不少文字。本文仅摘录葛剑雄教授关于不同时期的书房记录文字,以窥这位爱书者的书房变迁史。

文中部分照片由葛剑雄教授提供给学人君,谨致谢意,转载须取得授权


我的书数量既不多,质量也一般,只能大致满足专业研究的需要,离藏书家相差甚远,也从来没有指望能当藏书家。但这些书连着我近40年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梦想,已经成为我的历史的一部分。

——葛剑雄 《我的书和书房》


葛剑雄现在的书房全局(葛剑雄先生供图)


书房局部1


书房局部2


书桌局部


01

1960年:钉在墙上的书架


葛剑雄很小的时候便喜欢看书,但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一直很差,他的书多是从图书馆借阅,至于自己买书,则是“想也不敢想的”。等到1958年大跃进时,因学校附近办了街道食堂,初期还带有“共产主义”性质,饭菜相当便宜,家里便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在食堂吃饭,“只要吃饭时不买菜,打一碗不收菜票的汤,就可以省下5分钱或一毛钱,可以在书摊上借一本书看上几天。一年下来,附近书摊上的书差不多全看完了,就开始动买书的脑筋”。


第一本被我看中的是有光纸石印的《唐诗三百首》,在书摊上见到时已经散了架,我理了一下发现并无缺页,就花了几毛钱买下了。1960年暑假回到南浔镇外婆家,发现了几本舅父留在家里的旧书,有《四书集注》、《书经》、《古文观止》、《涌潼小品》、《郑板桥诗》、《孤山集》等,我如获至宝,全部接收了。回家后没有地方放,好在我家住的是棚户板屋,就找了一块旧木板,钉在壁上,栏出一格放书的地方。

(《我的书和书房》)


在读高中时,葛剑雄便有了拥有一间小书房的梦想,“哪怕很小,能让我关起门来读自己爱读的书”。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这个梦想成为了一种“资产阶级幻想”。


02

1982年:书房梦实现了一半


1982年左右摄于复旦大学第六舍葛剑雄的第一个书房(葛剑雄先生供图)


1982年搬家到复旦大学宿舍后,葛剑雄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书房。


搬家后最大的变化,是我有了一间小书房,尽管不满6个平方,朝北的窗使房内永远是冬冷夏热,但毕竟容下了我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让一道板壁构成了我的小天地,虽然它没有一点隔音作用。更使我感概的是,一度被批判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愿望居然成了现实。还在高中读书时,我曾经梦想将来能有一间小书房,哪怕很小,让我能关起门来读自己爱读的书。到1964年“面上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暴露“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在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翻出来作为批判的内容,在此后十多年已经不敢再想了。


初期的陶醉以后,新居的特殊性使我逐渐回到现实:蚊子密度高、品种多、生命力强,从仲春到初冬不绝,耐各类蚊香,善于突破窗纱。老鼠数世同堂,无处不在,机动灵活,意志坚强。我曾用鼠夹鼠夹住一头硕鼠,也曾用胶粘住两只幼鼠,但丝毫起不到警告作用。生物多样性表现充分,不知名的虫子不仅视厨房为乐土,而且可以沿墙壁爬上楼来。房屋抗震性强,马路上每有车驶过,楼板、墙壁都有剧烈震动,窗户会嘎嘎作声,但不必担心房子会震坏。住在这里还能充分感受经济繁荣,墙外就是自由市场,并且紧靠家禽摊,每晚我开始工作时就能听到摊主往鸡鸭肠胃中强行灌食的声音,鸡鸭的挣扎和惨叫声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而午夜或凌晨我要睡觉时,公鸡啼鸣不绝于耳,鸡鸭气味自然不可抗拒。

(《1982年的记忆:搬家》)



2019年葛剑雄于现今的书房(葛剑雄先生供图)


此后直到1992年,葛剑雄拥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但我永远不会忘记1982年的搬家,毕竟那是我改善住房的开始。我也经常会想,要是我早一点能有一间真正的书房该多好!”


03

1992年:真正有了一间书房


1992年葛剑雄搬入复旦大学第二宿舍,一个二室半居室,在那套建筑面积不足70平米的二室半居室,他将一间12平米的房间作为自己的书房,从而终于真正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书房一角(葛剑雄先生供图)

1992年底我才真正实现了有一间书房的梦想,为此新买了一只1米70的大写字台,配了一只皮转椅,写字台旁是一张电脑桌,有电脑和打印机。我将一面墙壁做成顶天立地的书架,多年来被冷落在床底下的书得以重见天日。我的书房配有空调、煤气取暖器、电话、传真机、一套带CD机的音响设备和一对沙发,还有一盆硕大的龟背竹,偶尔放上一束鲜花。有一二知己,可以谈至尽兴;听一段音乐,足以心旷神怡;面对两壁图书,浮想漫笔,临“机”而作,无论寒暑,不舍昼夜,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朋辈到过的无不称羡,我也沾沾自得。这书房超过我当年的梦想已不知多少,要是再搞“文化革命”,批判时恐怕不会再是“资产阶级思想”,大概得称为“官僚地主”或“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生活”了。


可是好景不常,不时涌来的书籍刊物很快就填满了书架底下一点空地,堆起一座小山,桌上的三四叠书使桌面也显得狭小了。另有一个书橱已经侵占了女儿的房间。尽管我已非常克制,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再买与专业无关的书,但还是得买些书,师友们也不断有新著寄来,所以常常对着一大堆书发愁,不知如何安置它们。另一个烦恼是,这么多好书没有时间看,不仅对不起朋友,也造成了浪费。当年没有能力买书时,借了一本书总是认真读完的,如今却往往只翻了几页就搁下了,以后就没有再看的机会。有时下决心要将一本书看完,但催稿的电话一来,又不得不放下了。

(《我的书和书房》)


04

2003年:更大的书房


2003年经友人介绍,葛剑雄以比市区公寓还低的价格买下了郊区一幢三层别墅,因为空间足够大,他的书房也因之“更上层楼”。


近年房价飞涨,这幢别墅的市价至少已经翻了一番。但我从来不想作为投资,并不在乎它值多少钱,最高兴的还是有了一间真正归属于自己的书房。


按设计,三楼一般是作主卧室,我认为卧室不必那么大,作书房恰到好处。朝北一个小间被我用作书库,听说江晓原的书房中用上了移动式金属书架,容量很大,我也想安装。联系了宁波一家专门生产和安装这类书架的工厂,却被告知房屋的承重不够,除非装在底层。于是只能充分利用墙壁,将大间的一堵墙和小间的三面墙都装上固定式书架,终于容纳了我的大部分藏书。为了便利工作,我自己设计、定制了家具。在北窗下做了一个长桌,兼作电脑操作台,并安放各种附属设备。我设计了一个底下装万向轮,每层都有万向转轴的移动书架,可以将临时要用的书籍、地图等分层放在上面,移在写字桌、电脑桌或躺椅旁。


书房宽敞后,原来一直无处安放的纪念品、工艺品也有了容身之地。墙上挂了几幅我在外出时拍的照片,书桌上一个小玻璃盒中是从南极带回的企鹅头骨,咖啡桌上有几件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小工艺品,以后还可不断更换。


《中国移民史要》原稿,这是葛剑雄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赠送给他的,书名是周一良先生题的,稿中的红色批注是潘光旦先生的。“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两册先师的手稿,这是他1929-30年写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上面贴着几条用红笔写的批语,是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手迹。”(葛剑雄:《我的书和书房》)

葛剑雄2001年从南极乔治王岛捡回的企鹅头骨(图源:外滩画报)


朝南有一个大阳台,我没有像一些邻居那样将它用玻璃封闭,毕竟新鲜空气、阳光、雨露是人居不可缺少的。透过玻璃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却无法代替直接感受。迁入虽才数月,夏夜的清风、中秋的明月、绵绵的秋雨、灿烂的阳光都已光临过这阳台。


葛剑雄位于浦东的独栋别墅,虽然够大,但书也渐渐地要满出来了(图源:外滩画报)


由于地处小区深处,书房中极其宁静。唯一的缺点是坐在朝北的窗前还是听得到外环线上不断的车声。或许等路旁和小区中的树长得高些密些,噪音会有所降低。


从十几岁做书房的梦,到近六十岁时终于如愿,并且已经超出了当年和前些年的梦想,该心满意足了。但人生往往如此,真正梦想成真了,却未必能享受。现在我能坐在书房的时间越来越少,大批新书没有时间翻阅,桌上总是堆着看不完的报刊杂志和材料,记录待办事项的单子上圈了旧的又加了新的。于是我有了新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倒上一杯茶,坐在书房的阳台上,在和风丽日中以绿树鸣鸟为伴,翻翻朱墨套印的《六朝文絜》,纵情于山阴道上、富春江畔。

(《我的新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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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965年-1978年在上海当中学教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历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主编,第一卷作者)《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西汉人口地理》、《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未来生存空间  自然空间》《往事和近事》《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黄河与中华文明》《唯有人文足千秋》等数十种和相关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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