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中产的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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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视为拉动经济内需的关键群体，是大城市里许多品牌瞄准的消费对象。
作者：林展霆
穿梭繁忙商业区，他们穿着有品有位、手握星巴克、以网约专车代步。下了班回家，他们面对的则可能是狭小的合租房、大笔须承担的家庭开销，以及存款捉襟见肘的现实。他们是徘徊边缘的中国‘伪中产’，按收入水平或已被定义为中产，表面上过着光鲜的中产式生活，但转身面对资产匮乏和各种生活压力的现实，隐隐感受到一股不踏实与不安全感。
和29岁的行销员刘源约见，他选择了北京市区一家卖西式轻食的餐厅。带着朋友的他步入简约时尚的餐厅，点了健康牛肉沙拉碗，配搭鲜榨果汁，快步走向收银台抢着为我们三人买下200多元（人民币，下同，约40多新元）的账单。
慷慨大方是刘源的个性，想花钱时他也从不手软。他坐下与《联合早报》记者聊起自己的消费习惯时，幽默地说：“我是多年的专业月光族，省钱这件事情我从来没干过。”
刘源去年初从山东搬到北京，到一家电商企业当行销员，上月底刚跳槽到另一公司继续从事行销，薪水从1万6000元增至2万元。收入算中等以上的他爱健身，偶尔会到美容院晒日光浴美黑；他热衷时尚，能接受的品牌从优衣库（Uniqlo）起跳；他有点爱美，会上淘宝买千多块钱的SK-II日本品牌护肤品。
他的生活过得体面舒服，没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惟独没积蓄没资产，和朋友每人付3500元合租一个房间。他自嘲笑说：“我就是一个伪中产啊。”
同在北京，36岁的媒体从业员吴翠珊月入1万多元，和当设计师、月入两万多元的丈夫同住。和刘源相比，年纪较大的刘翠珊已有一些资产：她2013年在父母资助下买了一套房，之后与丈夫买了价值50万元的奔驰轿车。她热衷旅游，去年去了美国、新西兰和两趟日本，生活方式听起来颇令旁人羡慕。
但和记者聊起财务状况时，她的开场白却是：“我连咖啡自由都没有！”她苦笑说，北京连锁咖啡厅的冷萃咖啡一杯要40元，她喝不起，更常到便利店花10多块钱买自助贩卖机的现磨咖啡。
网上流传的“伪中产生活指南”包括到咖啡馆喝臻选咖啡。（档案照片）
吴翠珊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就是个伪中产，“这形容我太贴切了”。她透露，扣除房贷、车贷、旅行费用，生活开支挺紧张。那辆气派十足的奔驰轿车背后，是几乎零储蓄的现实。
光鲜但缺乏安全感
刘源和吴翠珊口中的“伪中产”，是中国近一两年颇流行的民间热词。百科网站“互动百科”给出的定义引起不少网民的共鸣：“这是光鲜的一群，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但这又是脆弱的一群，住房、下一代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成了他们焦虑的来源。”
刘源和吴翠珊这两名自称伪中产的都市白领生活方式不同，却面对共同的窘境：过着光鲜的中产式生活，背后却缺乏财务保障，隐隐潜伏一股不踏实与不安全感。
谁“被中产”?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造就并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群体，被视为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如何定义中产阶级没有统一标准，中产的面貌也因此相当模糊。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统计，月收入2000至5000元的“中间收入组”超过4亿人。不过，其他更普遍的国际调查采用的标准更高。例如，美国《福布斯》杂志将中产定义为年收入1万到6万美元（约1万4000新元到8万3000新元）之间，按此定义中国中产阶级有约2亿人。
按上述标准，很多中国民众已晋升中产行列，但这又与许多人的实际感受不符。网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一不留神就被中产了”，反映出许多薪水在所谓中产范围的人，实际上没感觉自己沾上了中产的荣光。
自我调侃是伪中产，反映出对中产身份欠缺认同感。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认为，伪中产的身份焦虑，源自对未来生活和经济条件缺乏安全感，这与许多中国人缺乏财产性收入相关。
陈志武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相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财产私有制的国家，中国大多数资产仍是国有的，土地等国有资产的升值，对一般民众几乎一点影响也没有。“中国现在很多人一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但未必有很强的安全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财产性收入。”
他说，许多家庭选择把钱放在银行储蓄，碰到的下一个问题是，银行储蓄收益非常低。但中国金融市场又还不够发达，金融产品“爆雷”等诚信与违约问题仍存在，能帮助中产规避未来风险的作用有限，更难以为这些家庭提供安全感。
与此同时，这些家庭的负债率正逐年提高。据统计，201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达到53.2%，全年上升3.8个百分点，从2008年起年均增长3.5个百分点。其中房贷增长尤为显著，从2008年到2017年，个人房贷额从3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全社会新增储蓄资源约一半投入了房地产。如此高负债率意味着消费将受影响，生活水平可能降低，万一资金链出问题，这些家庭更可能面临破产危机。
陈志武说，中国房地产价格过去20年不断提高，迫使更多中产不得不存更多钱供将来买房。这是对中产家庭变相高征税，也使得他们所能花的钱变得更少，感觉像是伪中产。
用物质安抚灵魂
虽然收入和资产未必多，但在物质挂帅的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没减少，为伪中产制造了更大的陷阱。
网上流传的“伪中产生活指南”包括小资风情家具。（档案照片）
刘源说，自己每月花在健身、买衣服、吃饭喝酒的费用大约7000元，占薪水一半，其余则花在房租和必要开销，步入职场多年来一直都是“月光族”。他坦言：“我觉得存款是要在欲望得到满足后才做的事。”
“花呗”仅是近年来冒出的其中一款小额网贷服务，其他如“京东白条”“借呗”等小额借贷产品在市场上也层出不穷，迎合并进一步勾起中产尤其年轻中产的消费欲。“花呗”2017年一份报告称，中国近1亿7000万的90后人口中，超过4500万人开通了“花呗”，平均每四名90后有一人使用。
一张机票一件衣服一瓶护肤品背后，是超前消费的普遍心态，也让伪中产的财务状况进一步透支。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额达881亿元，这个数字是八年前的约10倍。
另有一群人则是把钱砸在家庭开销。早前，一篇题为《月薪三万，还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在网上热传，当中道尽中产家庭感觉没有财务自由的缘由。文中高管妈妈月入3万元，但孩子暑假期间，女儿去美国游学要2万元、各类兴趣班要8000元，请阿姨照顾女儿要5000元，加起来超过3万元，搞得妈妈最后连件新衣都不敢买。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柳看来，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社会急剧变化与发展带来未知性，很多人尤其处在随时可能向下滑落的中间阶层缺乏安全感与秩序感，需要外在符号界定自己，暂时用物质安抚灵魂。
从事电影文化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她受访时说，一些伪中产可能没有足够经济资本作为支撑，为追求更高的社会声望并取得认同感和尊重感，通过消费行为为自己打造富足、快乐、健康、美丽的中产形象，这是简单且切实可行的手段。
网上就流传各种“伪中产生活指南”，以半认真半调侃的语调，指导读者如何装得像个中产。一篇文章写道：“伪中产式shopping，需要MUJI、Ralph Lauren闪亮标签加持；伪中产式爱好，新开网红店一定要去打卡；伪中产式出行，遍地网约车和共享单车提供极大方便……”
网上流传的“伪中产生活指南”列举小资风情家具、个性衣着以及上咖啡馆喝臻选咖啡等例，调侃更重品质的消费观和生活态度。（档案照片）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认为，这样的消费观念其实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具流动性。“中国社会阶层正在成长中，不断有新人进入（中产阶层）。现在年轻人会想到北京去，会想到500强公司工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有机会提升社会地位。而在这过程中，人们会下狠地工作，同时也下狠地消费。”
于海提醒说，这样的焦虑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讲面子文化和出人头地的欲望更强烈，这也是驱动中产式消费的原因之一。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伪中产并非只因虚荣
开销超越承担能力，让一些伪中产喘不过气。杨柳认为，如果自身经济保障薄弱、上升通道狭窄、阶层壁垒难突围，一些伪中产就无法将焦虑转化为自我成长。
她举例说，中国城市的优质义务教育资源仍以学区房政策主导，同时存在一些凌驾于市场规则上的特权家庭，教育资本不仅按照贫富差距决定，还有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源的较量，这无疑对很多普通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
又如医疗领域，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很高，但实际报销比例有限，很多进口新药或病人后期护理等费用可能不在报销范围。一旦有家庭成员患大病，负担可能会很大，“一个今天的真中产，明天可能沦为伪中产”。
换言之，一些看似奢侈浪费的高消费背后，也可能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所致的文化现象。网上不乏嘲讽伪中产的段子，这群人被形容为奢侈、炫耀、虚假，但杨柳相信，伪中产的消费行为和生活处境，不应完全归结于个人虚荣。
她相信，归根究底，伪中产的需求绝不仅限于物质层面，他们更需要尊严、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
陈志武则提醒，不宜完全否定伪中产过度消费的行为。以年轻人负债为例，他认为，年轻人有一些月供压力，其实有助他们更早培养财务纪律，使他们更自食其力而非靠父母。以美国为鉴，他认为当地年轻人的借贷消费文化其实造就了美国人的自立与创业精神。
尤其当下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更需靠内需拉动，陈志武认为，中国社会对借贷消费文化“态度应该往中间靠一点”，而非纯粹从文化观念层面予以否定。
让伪中产成为真中产
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壮大被视为拉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这过程中，如何缓解中产面临的压力，包括让“伪中产”成“真中产”。陈志武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在改革开放后大幅度增长是无可否定的，关键是相对于外界此前的期望，中产的潜力是否实现了？
他解释说，很多人此前寄望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型到侧重民间消费，但如今消费能力相对受限的伪中产浮出台面意味着，这个期望可能没办法完全实现，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或比想象中大。
从社会心理层面看，于海则认为，假若很多中产觉得自己“伪”，感觉过得不富足、不满意、不幸福，那这群人是否能成为经济和创新的动力，担任各行各界领袖，也不免让人怀疑。
如何让更多伪中产成为真中产？陈志武认为，关键在于让更多人包括工薪阶层拥有更多财产性和资产性收入，例如让土地产权更自由进行交易。
其次，他认为有必要发展好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和养老基金市场，确保人们拥有医疗保障、健康保障、金融产品，这将让中产阶层心中更有安全感，感觉不受制于人，也无须对未来感到焦虑。
在一些人看来，先做个伪中产不失为走向中产的一个过程。于海分享说，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本畅销的《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大力推崇美国中产和白领家庭的理想生活，借以嘱咐正攀爬社会阶梯的年轻人努力工作赚钱。这塑造了许多人的理想，他们最终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产。
如今中国面临贸易战和经济下行的挑战，自称伪中产的刘源坦言，这让他不得不谨慎思考接下来是否该稳健踏实些，尤其避免跳槽到受影响较大的外贸行业。但经济下行对他收入的影响未体现，刚跳槽加薪的他，对未来发展还是抱持期待。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环境向好，心底其实天性乐观，还不至于危机感那么强烈，现在才敢这样花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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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9岁的行销员刘源约见，他选择了北京市区一家卖西式轻食的餐厅。带着朋友的他步入简约时尚的餐厅，点了健康牛肉沙拉碗，配搭鲜榨果汁，快步走向收银台抢着为我们三人买下200多元（人民币，下同，约40多新元）的账单。
慷慨大方是刘源的个性，想花钱时他也从不手软。他坐下与《联合早报》记者聊起自己的消费习惯时，幽默地说：“我是多年的专业月光族，省钱这件事情我从来没干过。”
刘源去年初从山东搬到北京，到一家电商企业当行销员，上月底刚跳槽到另一公司继续从事行销，薪水从1万6000元增至2万元。收入算中等以上的他爱健身，偶尔会到美容院晒日光浴美黑；他热衷时尚，能接受的品牌从优衣库（Uniqlo）起跳；他有点爱美，会上淘宝买千多块钱的SK-II日本品牌护肤品。
他的生活过得体面舒服，没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惟独没积蓄没资产，和朋友每人付3500元合租一个房间。他自嘲笑说：“我就是一个伪中产啊。”
同在北京，36岁的媒体从业员吴翠珊月入1万多元，和当设计师、月入两万多元的丈夫同住。和刘源相比，年纪较大的刘翠珊已有一些资产：她2013年在父母资助下买了一套房，之后与丈夫买了价值50万元的奔驰轿车。她热衷旅游，去年去了美国、新西兰和两趟日本，生活方式听起来颇令旁人羡慕。
但和记者聊起财务状况时，她的开场白却是：“我连咖啡自由都没有！”她苦笑说，北京连锁咖啡厅的冷萃咖啡一杯要40元，她喝不起，更常到便利店花10多块钱买自助贩卖机的现磨咖啡。
网上流传的“伪中产生活指南”包括到咖啡馆喝臻选咖啡。（档案照片）
吴翠珊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就是个伪中产，“这形容我太贴切了”。她透露，扣除房贷、车贷、旅行费用，生活开支挺紧张。那辆气派十足的奔驰轿车背后，是几乎零储蓄的现实。
光鲜但缺乏安全感
刘源和吴翠珊口中的“伪中产”，是中国近一两年颇流行的民间热词。百科网站“互动百科”给出的定义引起不少网民的共鸣：“这是光鲜的一群，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但这又是脆弱的一群，住房、下一代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成了他们焦虑的来源。”
刘源和吴翠珊这两名自称伪中产的都市白领生活方式不同，却面对共同的窘境：过着光鲜的中产式生活，背后却缺乏财务保障，隐隐潜伏一股不踏实与不安全感。
谁“被中产”?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造就并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群体，被视为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如何定义中产阶级没有统一标准，中产的面貌也因此相当模糊。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统计，月收入2000至5000元的“中间收入组”超过4亿人。不过，其他更普遍的国际调查采用的标准更高。例如，美国《福布斯》杂志将中产定义为年收入1万到6万美元（约1万4000新元到8万3000新元）之间，按此定义中国中产阶级有约2亿人。
按上述标准，很多中国民众已晋升中产行列，但这又与许多人的实际感受不符。网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一不留神就被中产了”，反映出许多薪水在所谓中产范围的人，实际上没感觉自己沾上了中产的荣光。
自我调侃是伪中产，反映出对中产身份欠缺认同感。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认为，伪中产的身份焦虑，源自对未来生活和经济条件缺乏安全感，这与许多中国人缺乏财产性收入相关。
陈志武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相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财产私有制的国家，中国大多数资产仍是国有的，土地等国有资产的升值，对一般民众几乎一点影响也没有。“中国现在很多人一年有二三十万元收入，但未必有很强的安全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财产性收入。”
他说，许多家庭选择把钱放在银行储蓄，碰到的下一个问题是，银行储蓄收益非常低。但中国金融市场又还不够发达，金融产品“爆雷”等诚信与违约问题仍存在，能帮助中产规避未来风险的作用有限，更难以为这些家庭提供安全感。
与此同时，这些家庭的负债率正逐年提高。据统计，201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达到53.2%，全年上升3.8个百分点，从2008年起年均增长3.5个百分点。其中房贷增长尤为显著，从2008年到2017年，个人房贷额从3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全社会新增储蓄资源约一半投入了房地产。如此高负债率意味着消费将受影响，生活水平可能降低，万一资金链出问题，这些家庭更可能面临破产危机。
陈志武说，中国房地产价格过去20年不断提高，迫使更多中产不得不存更多钱供将来买房。这是对中产家庭变相高征税，也使得他们所能花的钱变得更少，感觉像是伪中产。
用物质安抚灵魂
虽然收入和资产未必多，但在物质挂帅的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没减少，为伪中产制造了更大的陷阱。
网上流传的“伪中产生活指南”包括小资风情家具。（档案照片）
刘源说，自己每月花在健身、买衣服、吃饭喝酒的费用大约7000元，占薪水一半，其余则花在房租和必要开销，步入职场多年来一直都是“月光族”。他坦言：“我觉得存款是要在欲望得到满足后才做的事。”
“花呗”仅是近年来冒出的其中一款小额网贷服务，其他如“京东白条”“借呗”等小额借贷产品在市场上也层出不穷，迎合并进一步勾起中产尤其年轻中产的消费欲。“花呗”2017年一份报告称，中国近1亿7000万的90后人口中，超过4500万人开通了“花呗”，平均每四名90后有一人使用。
一张机票一件衣服一瓶护肤品背后，是超前消费的普遍心态，也让伪中产的财务状况进一步透支。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额达881亿元，这个数字是八年前的约10倍。
另有一群人则是把钱砸在家庭开销。早前，一篇题为《月薪三万，还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在网上热传，当中道尽中产家庭感觉没有财务自由的缘由。文中高管妈妈月入3万元，但孩子暑假期间，女儿去美国游学要2万元、各类兴趣班要8000元，请阿姨照顾女儿要5000元，加起来超过3万元，搞得妈妈最后连件新衣都不敢买。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柳看来，中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期，社会急剧变化与发展带来未知性，很多人尤其处在随时可能向下滑落的中间阶层缺乏安全感与秩序感，需要外在符号界定自己，暂时用物质安抚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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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提醒说，这样的焦虑并非中国独有，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讲面子文化和出人头地的欲望更强烈，这也是驱动中产式消费的原因之一。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伪中产并非只因虚荣
开销超越承担能力，让一些伪中产喘不过气。杨柳认为，如果自身经济保障薄弱、上升通道狭窄、阶层壁垒难突围，一些伪中产就无法将焦虑转化为自我成长。
她举例说，中国城市的优质义务教育资源仍以学区房政策主导，同时存在一些凌驾于市场规则上的特权家庭，教育资本不仅按照贫富差距决定，还有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源的较量，这无疑对很多普通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
又如医疗领域，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很高，但实际报销比例有限，很多进口新药或病人后期护理等费用可能不在报销范围。一旦有家庭成员患大病，负担可能会很大，“一个今天的真中产，明天可能沦为伪中产”。
换言之，一些看似奢侈浪费的高消费背后，也可能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所致的文化现象。网上不乏嘲讽伪中产的段子，这群人被形容为奢侈、炫耀、虚假，但杨柳相信，伪中产的消费行为和生活处境，不应完全归结于个人虚荣。
她相信，归根究底，伪中产的需求绝不仅限于物质层面，他们更需要尊严、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
陈志武则提醒，不宜完全否定伪中产过度消费的行为。以年轻人负债为例，他认为，年轻人有一些月供压力，其实有助他们更早培养财务纪律，使他们更自食其力而非靠父母。以美国为鉴，他认为当地年轻人的借贷消费文化其实造就了美国人的自立与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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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伪中产成为真中产
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壮大被视为拉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这过程中，如何缓解中产面临的压力，包括让“伪中产”成“真中产”。陈志武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在改革开放后大幅度增长是无可否定的，关键是相对于外界此前的期望，中产的潜力是否实现了？
他解释说，很多人此前寄望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型到侧重民间消费，但如今消费能力相对受限的伪中产浮出台面意味着，这个期望可能没办法完全实现，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或比想象中大。
从社会心理层面看，于海则认为，假若很多中产觉得自己“伪”，感觉过得不富足、不满意、不幸福，那这群人是否能成为经济和创新的动力，担任各行各界领袖，也不免让人怀疑。
如何让更多伪中产成为真中产？陈志武认为，关键在于让更多人包括工薪阶层拥有更多财产性和资产性收入，例如让土地产权更自由进行交易。
其次，他认为有必要发展好金融市场、保险市场和养老基金市场，确保人们拥有医疗保障、健康保障、金融产品，这将让中产阶层心中更有安全感，感觉不受制于人，也无须对未来感到焦虑。
在一些人看来，先做个伪中产不失为走向中产的一个过程。于海分享说，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本畅销的《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大力推崇美国中产和白领家庭的理想生活，借以嘱咐正攀爬社会阶梯的年轻人努力工作赚钱。这塑造了许多人的理想，他们最终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产。
如今中国面临贸易战和经济下行的挑战，自称伪中产的刘源坦言，这让他不得不谨慎思考接下来是否该稳健踏实些，尤其避免跳槽到受影响较大的外贸行业。但经济下行对他收入的影响未体现，刚跳槽加薪的他，对未来发展还是抱持期待。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环境向好，心底其实天性乐观，还不至于危机感那么强烈，现在才敢这样花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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