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视阈下《弗兰肯斯坦》的叙事特色 | 庞好农
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视阈下《弗兰肯斯坦》的叙事特色
庞好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420）
一、引言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的代表作，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科幻小说（Bennett 1998：34）。在这部小说里，雪莱讲述了瑞士青年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因“造人”而引起人伦冲突和社会冲突的故事。英国评论家博廷（Botting）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有真正科幻意义的小说，认为其情节构思带有诗歌的想象力和人性的彰显力（Botting 1991：143）。美国学者查普曼（Chapman）持有同感，认为雪莱在文本构思和语言使用方面独具特色（Chapman 2003：45）。中国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非常关注该小说的叙事特色，从哥特元素、话语艺术、不可靠叙事、反讽、数字媒介等方面探究该小说的叙事策略。例如，郭方云研究了《弗兰肯斯坦》所表达的女权主义先驱性思想，认为“男性霸权导致了西方女性早期书写的双重叙事，也使文本分裂为表层和深层两极”（郭方云 2004：5）。这种双重叙事研究类似于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其重心是主题解析，而非叙事策略探究。事实上，真正从双重叙事进程的角度研究该小说的成果尚不多见，但故事情节双重叙事进程的艺术特色却是该小说的亮点之一。这种显性叙事进程和隐性叙事进程构成的双重叙事进程展现了文本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能极好地助力读者从多维度阐释作家的创作思想，令读者得以从一个全新叙事解析角度认知文学作品主题思想所表现的艺术特色。故而，本文拟采用申丹教授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基本原理，以悬念、戏剧反讽和误会等为切入点，探究这部作品的双重叙事进程特色，揭示雪莱创作的艺术魅力。
二、悬念与双重叙事进程
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里把悬念和双重叙事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显性叙事进程中的人物形象与隐性叙事进程中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为读者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多维的思考角度。通常来讲，悬念是观看戏剧和阅读小说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即关切戏剧或小说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紧张心情。“悬念在小说中是激发读者阅读兴奋的因子，时常能引起读者揣摩下文的好奇心。”（庞好农、刘敏杰 2022：2）雪莱在这部小说里为体现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在处理情节结构时采用的双重叙事进程引起读者对某些事件真相或人物本质的疑问，促使读者产生继续阅读和寻找谜底的驱动力，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作品主题思想深邃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Bunnell 2002：65）。在这部小说里，弗兰肯斯坦“到底是一名失败的科学家还是一名成功的科学家”这一疑问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悬念。雪莱在显性叙事进程和隐性叙事进程中分别设置了关于弗兰肯斯坦和“怪物”人品的悬念，再通过叙事暗流的方式，颠覆故事发展中的人物形象，在谜底中揭露人性的虚伪、自私和贪婪。
“弗兰肯斯坦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吗？”这个问题在《弗兰肯斯坦》的显性叙事进程里构成了作品的第一个总悬念。王庆生（1987：150-151）指出：“总悬念是指在小说的开头所设置的提挈全篇、笼罩全文的悬念，是给小说打下的一个整的‘结’。它往往是小说中主要矛盾、主要事件、主要情节的表现。”该悬念贯穿小说全部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的过程之中，对读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雪莱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一点点地消解这个总悬念，并揭示弗兰肯斯坦求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历程，最后表明：弗兰肯斯坦是一名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和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在显性叙事进程的情节发展中，弗兰肯斯坦在德国英戈尔斯塔特（Ingolstadt）大学求学期间，花了两年时间，通过碎尸拼接的方式，制造出一个拥有生命的物体。他的这一科学成就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无人可以超越。他制造出的被称之为“怪物”的“人”脱离其控制后到处偷东西、纵火、杀人，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恐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弗兰肯斯坦没有听之任之，而是到处追捕“怪物”。虽然他的体力和能力难以和“怪物”匹敌，但仍不停地追杀“怪物”，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一直追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地区，最后死于追捕途中（Morrison 2003：89）。弗兰肯斯坦觉得由自己引起的祸端，就应该由自己去消除。这似乎显示了其人品中勇于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责任的一面。
其实，弗兰肯斯坦从小就有自己的科学梦，在中学时代就钻研德国哲学家阿格丽芭（Agrippa）、德国思想家麦格努斯（Magnus）和中世纪炼金术士帕拉塞尔斯（Paracelsus）的学术著作；在大学时代，他师从自然哲学家克伦珀（Krempe）和生物学家沃尔曼（Walman），对人体结构和生命力再生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废寝忘食，花了大量时间钻研解剖学，探索生命的奥秘，梦想成为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然而，他不辞艰辛造出的“人”丑陋无比，完全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审美观。他懊悔万分，打算在“怪物”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之前消灭他。他在临死前对好朋友沃尔顿（Walton）船长说：“我必须继续追赶并杀死那个我赋予了生命的东西，然后，我在地球上的使命将完成，我也许会死去。”（Shelley 2003：202）由此可见，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弗兰肯斯坦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通过上述显性情节的逐步演绎，读者一步一步地消解这个总悬念的迷雾，得出自己的认知：弗兰肯斯坦是一名有担当和值得敬佩的科学家。不少读者读完这部小说后都对弗兰肯斯坦的科学精神产生敬佩，对其命运的悲剧产生同情和怜悯。
但是，在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中读者会发现弗兰肯斯坦对待“怪物”的态度缺乏科学理智和科学伦理。表面上看，是“怪物”自行脱离了弗兰肯斯坦的管控，但实际上“脱离”却是因他故意抛弃造成的。如此看来，他还算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吗？这构成了小说的第二个总悬念。正如梁晓晖（2021：103）所言，“作品暗藏背离显性叙事进程的隐性叙事进程，存在明显的文本悖论”。随着小说叙事暗流的发展，读者可以看到弗兰肯斯坦人品的另一面，从而揭晓这个总悬念的谜底，即他是一名缺乏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和不负责任的人。首先，他以事物外观来判断事物本质的做法就表明其欠缺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他认为自己制造的生命体不符合人类的审美观，于是就把“它”认定为“怪物”，拒绝照顾、帮助或教育这个特殊的“新生儿”，并直接驱逐“它”，导致刚诞生的“它”孤苦伶仃，不得不逃到英戈尔斯塔特大学附近的森林里自谋生路，难以融入人类社会（Romanyshyn 2019：34）。其次，在隐性叙事进程里，弗兰肯斯坦是一名不诚实的、冷血的伪君子。当佣人贾斯汀（Justine）被法庭误判为谋杀威廉（William）的凶手时，弗兰肯斯坦明知她是无辜的，仍不愿到法庭澄清事实，唯恐承担制造“怪物”以危害社会的罪名。他知道“怪物”来到日内瓦的目的是向自己寻仇，但他故意隐瞒了事实真相，使家人处于危险之中，导致新婚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怪物”杀死。再次，弗兰肯斯坦在隐性叙事进程中被呈现为一个没有契约精神、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事情的原委是，弗兰肯斯坦和“怪物”达成了一份协议：弗兰肯斯坦为“怪物”制造一个妻子，然后“怪物”就带着妻子离开欧洲有人类的地方，从此不再与人类社会发生联系。但是不久后，弗兰肯斯坦就拒绝履行这份协议，因为他担心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两个“怪物”联合起来危害社会，其破坏性会成倍增加；二是如果女性“怪物”爱上人类社会的某个人，然后抛弃了男性“怪物”，这必然引起男性“怪物”与人类社会更大的矛盾，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在对不可知未来的担心和恐惧中，弗兰肯斯坦单方面撕毁与“怪物”的契约，并把快要制造好的女性“怪物”撕成碎片。毁约行为导致“怪物”在弗兰肯斯坦的新婚之夜把新娘伊丽莎白活活扼死，随后致使弗兰肯斯坦的父亲阿尔方（Alphone）在悲痛中去世。由此可见，弗兰肯斯坦把“怪物”视为恶魔，但他在实施报复行动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比“怪物”更坏的恶魔。表面上是“怪物”杀死了伊丽莎白，但实际上是弗兰肯斯坦的背信弃义行为间接地害死了妻子和父亲。最后，读者可以从隐性叙事进程的视角寻找到这个总悬念的谜底，即弗兰肯斯坦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他不仅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而且不负责任。正是由于他的责任心缺席，他家的佣人贾斯汀、弟弟威廉、朋友亨利（Henry）、妻子伊丽莎白、父亲阿尔方先后丧命于他所造“怪物”之手，面貌丑陋但天真无知的所谓“怪物”也在父爱的缺乏中从心地善良之“人”沦为了杀人恶魔。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弗兰肯斯坦的冷血和失德所造成的。
一般来说，一部文学作品应当只有一个总悬念，但这部小说的双重叙事进程却让书中出现了一明一暗两个总悬念，分别对应显性叙事进程和隐性叙事进程情节。显性叙事进程总悬念的谜底是弗兰肯斯坦拥有优秀科学家的人格光辉，他想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就的渴望与行为展现了他性格中顽强、坚韧和负责任的一面。隐性叙事进程的总悬念却是弗兰肯斯坦在值得敬佩的外表下暗藏了一颗自私自利的卑鄙之心，在其追求科学发明的狂热中隐含了缺乏科学伦理和逃避责任的虚荣与愚蠢，暴露了他缺乏科学家基本素质的另一面，即弗兰肯斯坦缺乏遇到挫折后孜孜不倦的科研精神和持之以恒的科学心态。这种用显性叙事进程的总悬念来引出弗兰肯斯坦和“怪物”人品对比的做法激活了读者紧张与期待的心情，随后雪莱又在隐性叙事进程的总悬念中揭示与此前显性叙事进程总悬念所展现的完全不同的人物性格和道德品行，从而颠覆读者在情感上对弗兰肯斯坦和“怪物”的爱与憎，在明暗交织的双重叙事进程中加深和拓展了读者对人物形象的多维认知。
三、戏剧反讽与双重叙事进程
在文学创作中，戏剧反讽指的是作家通过作品内外的结构张力表现出来的一种反讽叙事策略，即读者对作品人物所处情境的认知与人物的认知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因此人物的言行呈现出不一致性或矛盾性，而这些人物并不自知，从而构成一种讽刺性场景。“小说里的戏剧反讽指的是读者从上文中得知了某一事物的结果而剧中人却不知，此种误会引导读者更加全面地认知事件的真相。”（庞好农、卢肖乔 2020：107）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里把弗兰肯斯坦的科研成果——“怪物”描述成一个被社会排斥的妖魔鬼怪；这个“怪物”没有名字，这也显示出作家对“怪物”的态度，导致了读者在第一印象里认同了“怪物”是一个科研废品的叙事。在此，我们从戏剧反讽的角度探究雪莱是如何通过显性叙事进程和隐性叙事进程来展现“怪物”这一科研成果的特质，揭示废品不“废”的缘由和实情。
在小说的显性叙事进程里，弗兰肯斯坦花了两年时间把教堂地下室里的尸体进行切割，按自己的需求把取自不同尸体的部位拼接和缝合成一个身高达2.43米的巨人。在弗兰肯斯坦看来，“这个巨人的黄色皮肤勉强能盖住肌肉及其下面的血管；头发黑得发亮，有点飘逸；其牙齿呈珍珠白。但是这些特点与泪水外溢的眼睛形成可怕的对比，暗褐色的白眼眶令人生畏，皮肤干枯，黑嘴唇显得直直的，没有弧线”（43）。他对自己的创造物非常失望，因为巨人的外表丑陋，难以被人类社会接受；他因自己科研失败而痛苦万分，当即把“怪物”从自己的身边赶走，把巨人的诞生视为自己科研历程中的奇耻大辱，羞于向任何人承认（Sunstein 1991：132）。在这部小说中，弗兰肯斯坦把“怪物”称为“魔鬼”（Fiend）、“恶魔”（Devil）、“恶棍”（Wretch）、“撒旦”（Adversary）等，把“怪物”视为科研废品，总想从肉体上消灭这个“怪物”，逃避自己的科学伦理责任，由此构成了小说的显性叙事反讽。
然而，“怪物”真的是科研废品吗？读者带着该悬念继续阅读就会发现，弗兰肯斯坦的科研极其成功，“怪物”在各方面都是绝对的“超人”，故而对怪物超乎常人能力的展现构成了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显性叙事进程中弗兰肯斯坦对科研成果——“怪物”越抱怨、越厌恶、越沮丧，在隐性叙事进程中产生的戏剧反讽意味就越浓。读者通过对这部小说隐性叙事进程的解析发现，弗兰肯斯坦只看见所制造的科研成果——“怪物”的缺点而忽略其优点。其实，这个科研成果的创新性放在21世纪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也堪称奇迹。美国企业家马斯克（Musk）旗下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脑机接口技术”（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Techniques）研究不过是实现“人脑与机器的信息传输”（Kulkarni & Bhise 2021：12），尚无法以人工的方式制造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但是，在这部科幻小说里，弗兰肯斯坦成绩斐然：1）他实现了把生命注入无生命体，并使其拥有与人一样的生命力；2）“怪物”只是外貌显得与人类审美观格格不入，但其拥有远远超过人类的体能、语言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3）“怪物”在诞生之日就能下地行走，能单独一个人在深山里谋生，还能来无影去无踪地出现在弗兰肯斯坦身边，似乎“怪物”的力量和本领比弗兰肯斯坦要大得多，以至于弗兰肯斯坦生前无法抓住“怪物”。“怪物”这种“青出蓝而胜于蓝”的能力充分显示了弗兰肯斯坦科学研究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怪物”逃进深山后从一家农舍外的小屋里偷窥农夫们的生活，模仿他们的语言，学习人类社会的生活礼仪。当时他只有一两岁，通过两个月左右的自学和自悟就学会了法语的听说读写，这显示了他非凡的语言学习天赋。此外，他通过学习拥有了历史和地理知识，具有高超的思维能力。随着知识的积累，“怪物”开始反省自己的身份：“我是什么？关于我的制造过程和制造者，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我没有钱、朋友、财产，拥有的是一个畸形而令人生厌的躯壳。……我就是地球上的一个怪物、一滴污渍吗？所有的人都避而远之，所有的人都不承认我的身份。”（108）由此可见，他不到三岁即悟出了哲学的经典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也显示了“怪物”的睿智与思辨能力，同时也表明了弗兰肯斯坦科学研究的“巨大成就”。这些关于“怪物”超能力的隐性叙事进程在小说中从“怪物”的诞生一直延续到小说结束，展现了“怪物”不“怪”且能力超人的精彩一面，讽刺了人们对科研成果认知的局限性和人类审美观的狭隘性。
在雪莱笔下，小说人物对于命运的毫不知情与读者对于结局的预先知道之间形成强烈的戏剧反讽效果，揭示了科学认知有限和科学伦理缺失所导致的悲剧。作家在显性叙事进程里展现了人性的浅薄和自私，以戏剧反讽的形式在隐性叙事进程中从不同的层面展现了“怪物”的高智商、高体能和高情商，揭露了科学家急功近利的虚荣心所造成的危害性，同时还抨击了人类对待“异类”的野蛮和残忍。故而，正如申丹教授的点评：“显性和隐性进程在作品中从头到尾并列运行。情节发展本身可从各种不同角度阐释，而与之并行的隐性进程则进一步呈现出与之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美学价值。”（申丹 2022：62）该小说的戏剧反讽蕴含着严肃的批判精神和深入的人性洞察，雪莱在讽刺和调侃的笔调下潜藏着对“他者”境遇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深层哲学思考。
四、误会与双重叙事进程
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里设置了以误会为特征的双重叙事进程，揭示人们在一定社会语境里审美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演绎。误会指的是误解或错误的理解，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误会，轻则恶化双方关系，重则导致双方仇杀，引起严重的后果（Rantala 2011：37）。这部小说中有不少关于误会的情景描写，形成了以误会为重要事件的显性叙事进程，但所有这些误会下面暗含了一股叙事暗流，构成补充说明或阐释小说主题的隐性叙事进程。因此，我们可以从意图误会和视觉误会构成的显性叙事进程中，挖掘“以貌取人”和“以地位取人”的歧视性隐性叙事暗流，深化对作品主题的理解。
雪莱在《弗兰肯斯坦》的显性叙事进程中设置了一种重要的误会性描写，即意图误会。意图误会是当事人误解了他人行为目的所引起的误会，时常会导致激烈的冲突。“怪物”被弗兰肯斯坦遗弃在深山后到处流浪，遇见一家农舍。他从山上打来柴火，并悄悄地放在农舍门口，以期获得农舍主人的好感。然后，他趁老人的子女不在家时进屋去拜见盲人老爷爷德拉西（De Lacey），与老人侃侃而谈，想以这位老人为桥梁，从而获得进入人类社会的机会。在他的恳求下，老人说：“我眼睛瞎了，无法从你的面相作出判断，但从你劝说我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你的真诚。我是穷人，处于流放中，但能帮助他人也是我求之不得的快乐。”（123）就在此时，老人的儿子费力克斯（Felix）、儿媳莎菲（Safie）和女儿阿加莎（Agatha）回家，撞见了“怪物”，两个女人吓得惊叫，费力克斯猛地冲上去把“怪物”推倒在地，用棍子狠狠地加以殴打。“怪物”到农舍的拜访引起了一个误会：“怪物”拜访的目的是想寻求得到德拉西老人的帮助，而费力克斯却把他的上门求助误认为是来伤害其家人的。费力克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呢？在情节发展的隐性叙事进程中存在一股叙事暗流，即“以貌取人”的思想（Perkowitz & Mueller 2018：143）。这种思想就是把外貌漂亮或英俊的人视为好人，把长相丑陋的人视为坏人。
第二个意图误会也是以这种“以貌取人”的叙事暗流作为显性叙事进程中误会性描写的陪衬：当“怪物”从英戈尔斯塔特逃到弗兰肯斯坦的故乡日内瓦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女孩，她掉进了水流湍急的小溪；“怪物”不顾危险地把她救上岸，对她进行施救；就在此时，一个农夫拿着枪跑过来，一看见“怪物”，马上伸手从“怪物”怀里抢过小女孩；“怪物”不知农夫是小女孩的爷爷，误以为农夫要加害小女孩，于是猛地追上去；农夫见难以脱身，就举枪向“怪物”射击，导致“怪物”的胳膊被打伤。其实，“怪物”和农夫都想保护小女孩，双方产生的冲突皆是因为误会：“怪物”以为农夫抢走小女孩的行为可能给小女孩带来危险，而农夫一见“怪物”的丑陋外表就觉得“怪物”会伤害小女孩。这个误会事件里的叙事暗流是农夫内心隐含了“以貌取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想当然地认为“怪物”只可能加害而不可能救助小女孩。
除此之外，雪莱还设置了“以地位取人”的叙事暗流所引起的误会性描写。“以地位取人”的思想指的是当事人以他人的身份或地位作为判断其品质的依据，以此显示自己的好恶。在故事情节的显性叙事进程里，贾斯汀因法官“以地位取人”的思想而被误会，被法庭判处死刑。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被人杀害后，人们从女佣贾斯汀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卡洛琳（Caroline）留给儿子威廉的项链；有人作证威廉未回家那天晚上，贾斯汀也没有回家，并声称在威廉遇害的现场附近看见过她。诸多证据都表明威廉的死亡与贾斯汀有关，似乎她的犯罪动机就是谋财害命。牧师威逼贾斯汀认罪，然后法官很快判处她绞刑。在小说的显性叙事进程里贾斯汀是杀害威廉的凶手，但在隐性叙事进程里读者却发现，法官的判决是一个误判：把贾斯汀寻找失踪的威廉的行为视为其谋杀行动的计划安排。事实上，项链是“怪物”杀害威廉后悄悄放入熟睡的贾斯汀衣服口袋里的，贾斯汀躺着睡觉的草堆碰巧就在威廉被害现场的附近。但法官会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判处贾斯汀死刑的根本原因是他有“以地位取人”的思想，认为地位低下的人犯罪几率较大，故而刚愎自用地采取先入为主的审判思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了贾斯汀极刑。与之相反，隐性叙事进程中的叙事暗流表明贾斯汀所遭受的误会皆是因为她社会地位低下，被剥夺了话语权。此外，雪莱在这部小说里还讲述了弗兰肯斯坦因误会被捕但最后无罪释放的故事。这个事件与女佣贾斯汀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故事情节的显性叙事进程里，亨利在弗兰肯斯坦为“怪物”造女伴的小岛附近的海滩上被人杀害，在他遇难当天有人看见弗兰肯斯坦以前登岛时划过的小船离开大陆，划回了小岛。因此，弗兰肯斯坦被当作杀害亨利的凶手关进了监狱。但在隐性叙事进程中，读者发现村民看见的划船人是“怪物”。“怪物”在岛上目睹弗兰肯斯坦把快造好的女性“怪物”毁灭后，愤怒万分，于是报复性地杀害了弗兰肯斯坦的好朋友亨利并把他的尸体遗留在海滩，以此栽赃弗兰肯斯坦。那么，当弗兰肯斯坦被法庭指控为谋杀案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像贾斯汀那样被很快判处死刑呢？那是因为他的父亲阿尔方是日内瓦地区行政长官。阿尔方听闻儿子入狱的消息后，不顾长途跋涉，来到英国进行营救。他的到来迫使当地法院不得不认真负责地调查和审理这个案件。弗兰肯斯坦自述道：“大陪审团拒绝了对他的指控，因为有证据表明：我朋友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刻，我正在奥克尼群岛上。十四天后，我就从监狱获释了。”（172）最终，弗兰肯斯坦以不在犯罪现场（alibi）的理由成功脱罪，而这其中就隐含了一个事实，即显赫的家庭背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弗兰肯斯坦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使法官只能在调查清楚全部事实真相后才能作出判决。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是人的生存状况和自我权益保护的一种隐性因素”（Fisch 2009：67）。在雪莱的笔下，这种隐性因素就构成了一股“以地位取人”的叙事暗流，左右着人物的生存与命运，讽刺了本应是司法正义代言人的法官审理案件时的势利和偏执。
概言之，雪莱在《弗兰肯斯坦》故事情节的建构中以误会性描写为显性叙事进程，同时还用隐性叙事进程中的叙事暗流的方式来揭露真相，修正或颠覆显性叙事进程中的不实描写，揭示“以貌取人”和“以地位取人”思维方式的非理性和荒谬性。通过对误会与双重叙事进程内在关联的探究，读者不但关注文本故事情节的发展与演绎，而且可以避免片面理解甚或误解相关人物形象和小说的主题意义。
五、结语
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里从以悬念、戏剧反讽和误会等为特征的显性叙事进程入手，生动地描写了弗兰肯斯坦与“怪物”的各种人伦冲突和社会冲突，展现了他们追求自我实现中的人性演绎，多维度地揭示了人性本真的主题意蕴。雪莱笔下的隐性叙事进程与显性叙事进程并列而行，对人物形象建构、悬念消解和作品主题呈现等方面有着相互补充、照应和颠覆的作用。显性叙事进程与隐性叙事进程有机结合，构成虚实相生和明暗交织的双重叙事，所产生的叙事动力相互作用从而塑造出弗兰肯斯坦和“怪物”形象的双重性，呈现了人性审美的正反两个方面，刷新了读者对雪莱创作风格和文本主题思想的认知。该小说双重叙事进程的演绎有助于使读者生成视角不断变换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拓展了读者的艺术想象力。由此可见，申丹教授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为读者重新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开辟了新的路径，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别样的文学欣赏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