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编者按：从整个清朝的财政体系来看，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大清银行兑换券载沣像壹圆试印票 森本勇先生藏品
在清代，正规税收的主要来源有三：
1. 州县征收的地丁（包含杂税)；
2. 由特设官厅征收的盐税；
3. 关税(常关税)。
虽然表面上不论哪种税收都由地方各省征收，但是，并不能代表各省能自由处置。
例如：留支、京饷、协饷的数额，户部会通过某些方式进行调节，从而使各省及户部银库的收支总体地得以保持平衡。如果某省应当起解的京饷、协饷的数额超出其负担能力，则会采取免缴，或通过削减留支、加派税粮等手段来调节。
总体来说，清廷建立的征税系统是这样运行的：由户部计划预算开支，然后根据各个地方报告所得税银总量，然后按各个省份的红黑字来进行调度。
但是，这个系统最大的BUG就是：户部无法管理各个省的离奇开支以及国库被（一般情况下是被布政放贷）挪用的情况。这种财政BUG，直接导致清廷无法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这种情况最早在乾隆年间就已显现。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
1775—1781年（乾隆四十年-四十六年），短短六年时间，增拨的兵饷加上额外的补贴(红白银、赏恤银)以及发给武官的养廉银就达到五百万两之巨；而到了儿子嘉庆帝时期，增拨给南河、东河的河工费(岁修)就达到了四百万两。
除此之外，由于“摊丁入亩”让清廷基本无额外收入，更难过的是清朝宗室人口也在持续膨胀，每年所领的俸禄逐年攀升，正所谓“宗禄则生齿日繁，岁增一岁，非八旗生计之比。”
面对连年攀升的军费、养廉银和宗禄，而清廷有无其他敛财手段，沉重的财政负担让清廷有苦说不出。所以，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收入，成为了大清历代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但是，一直拖到了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也没有想出解决办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是不会给你修正时间的。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诞寿，万众齐集犀牛岭，誓师起义，向清王朝宣战
这一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爆发了。
这场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起义，迅速摧垮了大清帝国早已不堪重负的财政系统。仅道光三十年和咸丰元年两年，广西、湖南、广东三省的军需就达1733.4万余两之巨，湖北、湖南、江西的防务费(防堵银)达75万两，再加上河南的临时河河工費450万两，总计2200余万两的巨额临时开支。
战争产生的巨额军费开支，前前后后清廷户部拨款只挤出来区区200万两，剩余90%的军需只能依靠地方各银库的余款。
再加上清军和太平军在江浙地区鏖战多年，清国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差点因此毁灭，清廷一下断了最大的税收来源，但是，军队还是要养的，清军不会为了咸丰帝不要饷银和来势汹汹的太平军死磕。
曾国藩的幕僚王阁运对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有如下记载:“洪寇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
太平天国形势图
大清历来就是一个魔幻主义大国，因为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各省已经出现了空帐（帐目上虽然有钱，但实际没钱），而户部在非常清楚账面上没钱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各个省份调拨钱款支持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于是，各个巡抚和总督们非常坚决的拒绝了户部调拨钱款的要求。
为何会这样？
那是因为户部知道各个部门有一定的外销小金库，虽然理论上从清朝实行摊丁入亩以后，各个地方的收入是衡定的，但是，征税的是地方不是中央，地方上多征收一些用于疏通关系以及办公经费的开支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处于维护官员稳定的角度，清廷对于各地方的“小金库”现象基本持默许态度，于是，这种非正式的征税制度被保留了下来。
自雍正帝至咸丰元年，由于没有大的战争（不考虑白莲教叛乱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但是，太平天国的起义打破了这种“融洽”关系，户部开始赤裸裸的要求地方把自己的“小金库（外销）”补帖正式收入（内销），不讲江湖规矩的清廷，直接打破了既往的游戏规则，自此一直到清朝灭亡，户部再也不是根据每个省的盈余多少制定财政收支计划，而是直接摊派税收。
这是一种“自杀式”的玩法，因为不论中央摊派到地方的税收有多少，最后出血的还是底层农民和弱势商人。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
让人绝望的是，即便“摊派税收”这种狠招都亮出来，依然解决不了汉人团练（比如：湘军）的军费问题。
这是因为太平天国长期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满蒙八旗军队依旧需要大量的钱财去喂养，缺钱到这个程度可怎么办？
聪明的大清官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朝廷没钱，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于是，“厘金制”登场了。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在扬州驻军的太常寺卿雷以諴，鉴于“国帑空乏，军用不给。”于是，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向江苏商家筹集经费，并在仙女庙（今江苏江都）、邵伯、宜陵等镇的米行试行，初定税率为一厘。
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古商城中的厘金局
随后厘金制就成了一种典型的商业税，但是这种商业税没有被清廷纳入正规的征税体系，厘金制成了一种被地方幕府自由支配的商业税，地方幕府的财政来源进一步扩大。
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创办湘军，厘金正式成为湘军军费重要的来源，为此，曾国藩在湖南特设东征局，在湖南省厘金的基础上再加抽半厘。
翌年，看到厘金制的效果非常喜人，雷以諴便奏请清廷扩大至河南，短短几年的时间，“厘金制”就扩大到了全国。
厘金也逐渐成为了地方幕府重要的收入之一，各地方幕府无不巧立名目，以各种方式横征暴敛，但是，“厘金制”仅仅是清廷一个无奈的向下妥协，随着时间一长，“不受控制”的厘金制渐渐成为清廷中央财政支配上的严重障碍。
首先，从咸丰年间的特别财政安排（放开所谓法定税收），不过是清廷为解太平天国的燃眉之急，虽然暂时让清廷得以度过危局，却也加强了地方幕府的权力。财权下放让以酌拨制度为基础的中央财政支配开始瓦解，出现了“无异数千小国各自为计”的局面。
其次，围绕着经费的分配，中央与地方钩心斗角、互相欺瞒。此时的清廷是典型的“政令不出紫禁城”，每个政策都需要地方大员的支持，湘军已经成为满清皇室的心腹大患。
爱新觉罗·载泽（1868年3月17日一1929年6月）晚清宗室大臣
到了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想以预备立宪、兴办新政这些举措为自己续命，为了清廷的存亡，他们终于把手伸向了地方财政，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度支部尚书载泽上《清理财政宜先明定办法折》，提出了一套为清廷增收财政的办法，其核心内容是：将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财权全部集中于度支部。
清廷幻想收回当初因历史原因下放的财权和人事权的计划，随即遭到了地方实力派的抵制。
同年十二月初十，由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开了一个会，大家开始审议载泽这份奏折的可行性，在财政清理问题上，袁世凯不仅坚决反对载泽集中财政权于度支部的主张，而且联合军机大臣世续绕过载泽向监国摄政王载沣提出建议，主张给予各省督抚必要的财政权。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北洋军阀领袖，河南项城人
袁世凯的复奏中有一节这样说:“各直省款项，内销则报部，尽属虚文，外销则部中，无从查考，局势涣散，情意睽隔，···财用实数，每隐匿不令部知，···而部中于外省款项，每令其据实报明，声言决不提用，及至报出，往往食言。”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个部门的开支收入到底怎么回事，也没法弄清到底每个部门发生了什么。”
袁世凯的主张和行为不仅引发亲贵们的不满，也让摄政王载沣感到袁世凯对自己统治地位的威胁。
十一日，趁着支持袁世凯的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外务部事务庆亲王奕勖告假，御史赵炳麟、给事中陈田分别上奏弹劾袁世凯，称其：“权高震主，结党营私。”“久握军符，恃兵而骄”，“入议官制，气凌朝贵，动摇枢臣，颇有唐时藩镇朱温入朝之风”。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于是，即便遭到奕劻和张之洞的一致反对下，载沣还是罢免了袁世凯。扫清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摄政王载沣于是开始任人唯亲大量提拔皇族，并占据清廷各部重要位置。载沣虽然在朝廷中看似打败了袁世凯，但在地方上和军队中，袁世凯的势力远没有被拔除，而这也为后者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
不久，张之洞病危，载沣前来探视。张之洞劝告载沣：“以后你要善抚民众。”载沣却答曰：“不怕，有兵在。”
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大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仅仅过了四天，摄政王载沣就被迫昭告天下，宣布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前往湖北镇压革命党。袁世凯在夺取汉口后，并未再继续对革命党人发起猛攻，双方坐下来开始了谈判，袁世凯得知革命党必须让清帝退位的要求后，立即转头向清廷施压。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逊位，大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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