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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黄河决口,大清靠谁解决? | 循迹晓讲

瑞鹤 循迹晓讲 2021-08-05


◎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瑞鹤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5000字 阅读需要13分钟

◎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想必是很多人从小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是稍有常识的人也都知道,黄河的水患自古不绝,这也是悬在历代统治者和民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黄河什么时候会闹水灾,会闹多大的水灾,这是很难说的准的。于是,历朝历代只好严防死守,万一黄河决口,冲垮了民房,造成灾民遍地,对于统治者这都是小事,但泛滥的黄河可能直接中断南北漕运,这对于皇上来说可就要了命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些灾民聚众成盗,落草为寇,这对于朝廷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总之,不论如何,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这是历朝历代的政治任务。

 

◎ 黄河在历史上数次改道,深刻影响了下游的生态环境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但是,政治任务大不过自然规律,黄河决口在历史上屡次发生。


个中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初中生都会知道,黄河上游冲刷下大量的泥沙,到了中下游,水流变缓,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变成了地上河。在古代,技术不发达,造堤坝也只能延缓黄河泛滥,不能阻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的决口是必然的,就看时间了。

 

◎ 黄河下游开封的地上河示意图


站在治理黄河的角度讲,大清王朝算是倒了血霉。黄河自宋朝决口改道之后,一直历经几朝几代,虽然有水患,但不至于连河道都改了。


1855年,也就是大清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从江苏北边入海,现在改到山东那里入海,这次黄河改道让很多地方成为了盐碱地,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现在的豫东,苏北,都变成了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卖掉儿女,饿殍遍地,这样的事儿根本不新鲜,广大黄泛区民众为了生存,铤而走险。


例如跟太平天国同时期的捻军,就是在这种地方发端的。

 

◎ 1855年黄河改道


黄河水患危及了清政府的利益,但当时清廷正全力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军务紧张,无暇也无钱治理黄河。南河总督杨以增上奏清廷,口门“暂缓堵筑”,这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于是,黄河的河道就这么固定下来,直到今日。


这次改道之后,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的9月30日,黄河在郑州这里又决口了。这次决口没让黄河改道,但是后果很严重。决口处最初只有30余丈,三天过后竟然变为300余丈,扩大了十倍。缺口这么大,直接导致黄河下游正河断流。滚滚黄河水流入贾鲁河、淮河,豫、皖、苏“三省地面约二三十州县尽在洪流巨浸之中”。


当时的大清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灾难统计学,这次水灾死了多少人,自然也是没有确切的数字。历史学家A∙H∙戈德比估算此次灾难最保守估计致使150万人丧生,最高达700万人。另一位历史学家彼得·霍夫的数据保守的多,他根据各种资料,宣称1887年黄河决口致使90万人罹难——即使是“保守估计”,这个死亡数字也是骇人听闻的,霍夫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


学术界对具体的死亡数字有争议,但这次黄河决口,造成的死亡人数非常多,这是大家的共识。清史研究学者夏明方称其为“近代中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


清代湖南著名的爱国诗僧释静安,曾为这次黄河水灾写了一首悲痛的诗歌《郑州河决歌》:


“呜呼!圣人千载不复生,黄河之水何时清。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天子宵衣夜长叹,诏起师臣出防捍。帑金万锱添洪流,黄河之工犹未半。精卫含愁河伯怒,桃花水讯益汗漫。明庭下诏罪有司,有司椎胸向天悲。吁嗟乎,时事艰难乃如此,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


◎ 大清治黄河下了血本,但还不够


诗人说,“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其心可悯,但真正治理黄河,这件事情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和组织的能力,只能官府出面。中国历史上,治水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催生了中央集权,这是一个很盛行的观点,对不对暂且不论。这次黄河决口,后果比1855年严重得多,这当然需要更加“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去摆平黄河了。


光绪年间,大清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是黄河这事儿事关国本,绝不能含糊。从1887年到1889年,清政府花了两年时间堵决口,修理郑州这里的堤坝,史称“郑州大工”。这次“郑州大工”花了1000万两银子,这是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么多钱都投入黄河,清政府就彻底没钱了。


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眼看着国库见底,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提出了几条建议,这当中就有一条,“南北洋武器全部停买两年,所有钱给黄河”,翁同龢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巨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俊,再行办理!”

 

◎ 大清户部尚书翁同龢,他的很多所作所为充满争议,但治理黄河真的没钱,只能去动海军的钱了


北洋海军当然重要,但比起海军,治理黄河水患显然更重要得多,因为要治理黄河,所以北洋海军自1888年之后就很少买新船新武器了。当时的大清够倒霉,哪儿哪儿都需要花钱,事有轻重缓急,黄河救灾不能等,那么就只有委屈海军了——当然,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办寿辰,也是需要花钱的,这笔银子也省不得。


翁同龢请求停止给海军拨款,站在现在看,后果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谁也不能预测未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挪用海军经费治理黄河”很难说做错了什么。要怪的话,也只好怪老天爷了。

 

◎ 北洋水师的定远号铁甲舰。在19世纪80年代末,世界海军技术进步一日千里,但北洋水师却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进步,这其中,整治黄河是重要的原因


◎ 刘鹗,老残游记和黄河


当然,治理黄河是个技术活,光有钱还不够,还得有专业的人才。但是在大清,朝廷大员都是通过科举制选拔的,这些的当官的,说到四书五经头头是道,甚至也有可能个人操守非常好,但是对于专业的技术问题,大人们就束手无策了。黄河决口之后,这个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光绪帝对黄河非常重视,让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和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又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但到了1888年五月,眼见着花了900多万两白银了,但决口之处还没堵上。


光绪皇帝龙颜大怒,把这些官吏统统革职,换上了新的负责人吴大澂。俗话说“换帅如换刀”,这吴大澂到了没几个月,当年年底,黄河堤坝就给堵住了,也就是说,统共花了1000万两白银,用在刀刃上的也就100万两


吴大澂其实也是个典型的官大人,对于治水也不怎么精通。他能成功,在于他的幕僚中有一位特别能干的人物。此人名叫刘鹗,可能很多人知道他,也是因为《老残游记》,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于治理黄河,也是颇有心得的。

 

◎ 吴大澂照片


刘鹗没经历过科举,但对于数学,地理这些士大夫看不上的东西,还是比那些士大夫稍微在行一些,而且一直关心黄河水患。他给吴大澂提出了“束水攻沙”的办法


所谓“束水攻沙”,道理并不复杂。黄河之所以年年泛滥,那是因为泥沙淤积。如果光是堵缺口,因为上游的泥沙还在堆积,这其实是没用的。要想治住黄河的洪水,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泥沙的问题。在古代,指望去把沙子挖出来是不可能的,最现实的方式就是把河道收窄,让水流加速,这就能冲走更多的泥沙,此之所谓“束水攻沙”是也。

 

◎ 刘鹗的照片


这办法其实也不是刘鹗的首创,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利专家潘季驯就用过,还写过书。但是,这类水利专家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不被读书人看得起,所以渐渐也就被忘记了,只有刘鹗有心翻这类书,才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应该说,这类书到清朝末年还能有留存,算是侥幸的。


在科举制度下,许多和功名无关的东西,大约就算有,也得隔一段时间被“重新发明一番”,实在是无奈之举。


刘鹗不但提出了治理黄河的理论,还亲自跑到第一线去,跟民工们一起干活劳作,工地上别人都搞不定的事情,交给刘鹗就基本能搞定。正是在这位幕后能人的操劳下,黄河决口终于堵上了。


等黄河决口堵上之后,吴大澂亲笔撰文立碑以示纪念此次事件。其实能把决口堵住,刘鹗是首功之臣,但他没办法在科举制中脱颖而出,有天大的功劳也无济于事。治理黄河之后,刘鹗什么功名都没捞着,只是跟着吴大澂继续在济南当幕僚。


在济南,刘鹗根据自己考察黄河河道的经验,完成了第一部用近代技术测量的黄河图,上面还标有经纬度,这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是创举。但这么重要的东西,朝廷也并不重视。按照史料记载,光绪皇帝看到了这张图后,就把它放进了故宫的档案馆,然后就没了下文。


◎ 讽刺的是,刘鹗现在更多为人所知的,反而是他的小说《老残游记》


于是刘鹗也只好在闲暇时间写小说,这才有了《老残游记》。小说里,他很隐晦地提到了黄河水患。全书开篇第一回中,就有一段奇文,他说,“这年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有个大户,姓黄,名叫瑞和。害了一个奇病:浑身溃烂,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经历多年,没有人能治得这病。每发都在夏天,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暗指黄河了。


不过刘鹗毕竟还是立下了不世奇功,要是一点功名都不给,那也说不过去。这次治河之后七八年,刘鹗才凭着自己“水利专家”的名分给保举了个知府。在当时科举独木桥的情况下,刘鹗这样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 民间赈灾力量的兴起


当然,决口是一码事儿,赈济灾民是另一码事儿,那些灾民朝廷是真的顾不上了。


大清没钱,户部尚书翁同龢想尽了各种办法,海军买武器甭想了,还要对盐商大户下手,甚至还要求官员们降低俸禄,等等等等。就这样,钱还是不够。这次水灾,伤亡这么惨重,跟大清“想管住一切却没钱”关系非常大,说到底,也还是人祸


无奈,大清只得求助民间力量。


本来,民间自发地结社和互相救助,这很正常。但在高度集权的古代中国,这事儿是被严厉禁止的。民间哪怕想借着“做善事”的名义筹款都不行。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对民间的统治力有所下降,这样的民间组织很快地遍布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一带。


当时的上海富商,如盛宣怀等人,广设善堂,这些善堂的资金来源是上海各行各业的商户,而善堂的帮扶对象是全国遭遇不幸的人们。大清国看着这样的东西,又恨又没办法,只能在报纸上对民间的这些组织冷嘲热讽,说什么“这些商人虽然心是好的,但组织很差劲”这样的话语。

 

◎ 盛宣怀,晚清著名的实业家


等黄河出了这么大的事,官方根本救不过来,那么只能等着民间的救助了。这时候,官府的报纸对民间义赈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他们对这种民间组织有多傲慢,现在就有多跪舔,那会儿的一则官府电报是这么说的——“伏求海内大君子,上体时艰,下恤民困,筹济巨款,俾速横行”,都把民间商人说成“大君子”了,这帽子戴的多高啊,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没觉悟让大家爱国,把不捐钱的奸商钉上耻辱柱。


不过,商人们大抵还是爱国的,电报一发布,来自上海,广东,甚至南洋地区的民间组织,都纷纷捐款了。只不过,清政府坚持表示,这些捐款要由朝廷统筹利用,所以到底有多少钱真正帮助了灾民,实在可以打一个问号。


1888年,民间义赈的领袖之一李秋坪因积劳成疾而去世。本来,这样的民间人物,不在体制内,死了也就死了,官府不可能有所表示。但这一次,清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例如,《申报》在他去世后的12天里就刊发了两篇关于他的长篇传记,其中约1,600字的一篇还是头版头条。给一个平民这样的哀荣,这在大清国都是不多见的。


可惜,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想扶植民间力量,当黄河水患过去了,民间义赈也就被打入冷宫。只不过,经历了清朝末年的各种天灾人祸,民间力量已经发展壮大,请政府也在各种花式作死中越来越弱,丧失了许多对民间的统制力。当初参与了义赈的江南绅商,比如盛宣怀等人,也成长为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角色,等到了20世纪,清政府修路,开矿,往往捉襟见肘,实在不得已,还得找盛宣怀他们去借银子,甚至还要找民间筹措资金——当然,这些钱后来有不少都在股灾中打了水漂,由此引发了保路运动,乃至武昌起义,这都是后话了。


◎ 大清药丸,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所谓国家,本身就是民众用沉重的赋税供养的。老百姓遇到灾难之时,国家本来要以专业的力量和强大的组织能力帮助大家度过难关,这也是近代国家最基本的底线。


而大清在1887年的黄河水患中,其表现屡屡突破底线,这也证明了这样的政府已经丧失了近代法理上存在的意义,那么日后所谓的“大清药丸”,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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