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民众为何对元朝念念不忘? | 循迹晓讲

◎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大献张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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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体现了一派繁华景象，据说这幅作品以苏州为原型，给人一种印象，大明治下的苏州是“人间天堂”。

◎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遗憾的是，以老苏州为代表的的广大江南人士并不领情，他们轻蔑地管朱元璋叫“老头”，将红巾军骂作“红头苍蝇”。

◎ 江南人无不怀念前朝

与常人想象中“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全民反元情形相反，以老苏州为代表的江南人士并不恨大元。

一方面，蒙古贵族或多或少仰慕汉文化，另一方面，是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的“（元以）宽治天下”，无论攻打还是治理江南时均未采取过于暴力的手段。

忽必烈曾说：“朕闻（宋将）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

这看似并不是一句空话。浙江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三上》写道：“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五茸志逸随笔》亦载当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今上海西部）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茔”。

除此之外，贝琼、杨维桢、解缙等人的文集中也有对元朝盛赞之辞。可见，迟至晚明、清朝，江南尚有心念大元者。

◎ 画家笔下的元末江南。《有余闲图》姚廷美

更有甚者，效仿蒙古贵族的语言容饰，“辫发短衣”，导致“宋之遗俗，变且尽矣”，作为对漠北圣人们一心慕华的回应。

元末，张士诚虽然造了大元的反，自立大周政权，但很大程度上仍旧保持着元朝的固有政策，从而受到江南人士的欢迎。给张士诚打工的江南人士王逢干脆劝谏，“北降于元以拒明”。张麾下许元、胡翰、戴良等江南人士一度被朱元璋使出各种手段拉拢，仍然不愿弃张士诚而去。

◎ 人们用插狗屎香表达对张士诚的纪念。吴江通网站

在浙江，当地对张士诚的支持不如苏松那么强烈，但仍对朱明表现出不合作态势。苏伯衡、祖干、叶仪等浙江人士，受朱明招纳后，执意辞官。朱明在金华征选富家子弟作为质子宿卫的计划，也因当地人以“多业儒、鲜习兵”的借口谢绝而泡汤。不单地主阶级如此，朱元璋曾以修城一事提问“百姓怨乎”，儒士唐仲实、姚琏表示“颇怨”。

对此，事后朱元璋充满抱怨地承认：“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呼为老头儿。”

时至今日，当地在农历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菩萨诞辰）这一天，仍有地头插烧“狗屎香”的风俗，“狗屎”实为张士诚小名“九四”的谐音，这一风俗经久不衰也反映出人心的向背。

◎ 该管管了

胡元“鞑子”与“江北佬”张九四给江南一带造成的不利影响，当然不能久拖不决，为了大一统的大局，朱明决定从武器的批判开始，管一管这摊乱局。

《平周檄》发布后，朱元璋手下的名将徐达带人围攻苏州，长期的围困导致城内粮草寸断、疾疫流行，在田园版回回炮——襄阳大炮的轰击之下，张士诚政权绷不住了。“死社稷”未遂的张士诚成为了屈辱的阶下囚，而比他更惨的是则是苏州的粉丝。

《吴门表隐》载，平江路上的三家村，得名于当时三个宗族为坚守娄门而全灭。《吴中故语》载，常遇春曾扬言“城下之日，三岁小儿亦斩为三段”，事后果然照做。当然，这些断然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元、张的旧思想旧文化继续蔓延。又据《蓬窗类记》所记，直到徐达入城，才加以制止。

◎ 三家村今已废，但通过苏州当地的地名童谣“一人弄，二门口，三家村，思（四）婆巷，吴（五）趋坊，陆（六）家巷，戚（七）姬庙弄，北（八）街上，九胜巷，十全街，七塔八幢九馒头”仍可知它曾经存在。

行动结束了，老苏州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掌权后的朱元璋通过强制迁徙、征收重税等手段惩罚江南地区，并且借助“胡蓝狱”“空印案”“郭桓案”等大举清洗。针对江南流行蒙古时尚与奢靡之风的现象，朱元璋祭出禁胡令，并禁止踢球、看戏等一系列娱乐活动，还严格抑制商人与土豪的活动。

根据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官民之家儿童剃留鞑头（即蒙古发型）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贱民不准穿靴（这也是胡人常穿的），违者斩，全家迁入云南。

通过这种“留发留头”的严苛指令，大明终于扭转了江南人士受胡元文化腐蚀的局面。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击败张士诚之弟张士信的军队后，总结教训称后者“军中常载妇人乐器自随，日以樗蒲蹴踘酣宴为事，诸将往往效之，故至于败”。对此，朱元璋下令军中禁止一切玩物丧志的行为，以免大头兵沦为五百年后遛鸟的八旗子弟。

◎ 即使是投靠朱元璋的江南富户，仍然难逃大明铁拳，比如沈万三家族。

不仅当兵的严于律己，老百姓作为大明的基石，同样不能游手好闲，耽误了生产力发展。根据陈沂《维祯录》记录，朱元璋将不务正业、沉迷赌博与游戏之人统统关进“逍遥牢”，让他们感受大明防沉迷系统的关怀。

顾起元《客座赘语》、周晖《金陵琐事》、李光地《榕村语录》也记载，朱元璋建造了一座高楼（一说名为“逍遥楼”），命士兵在楼上监视，凡是博弈、养鸟、游手游食、吹拉弹唱等不务正业者，就绑来倒悬在楼上，挂到三天后人挂了为止，从物理上实现了绝不与玩瘾并存。

朱明的严厉打击并非没有激起江南人的对抗，甚至出现勾结倭寇的极端行为。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导倭出没海上，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这实在小看了大明的威风，十分昂格瑞的朱元璋回头就以“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予以封杀。

◎ 洪武赶散

为了惩罚不愿归顺还支持张士诚的江南人士，朱元璋在得胜后使出了“洪武赶散”的手段，至少在洪武三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多次发动赶散，将江南人士强制迁徙到今南京、凤阳及其周边地带、苏北甚至山东等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类似于“扬州十日”，但鲜见于正史，似乎连清廷都不愿提及。

到了1779年，乾隆时的冯仁宏撰《新安镇源流》，才绘声绘色记载了当时的形状：“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清至民国的地方志《新安镇志》《泗阳县志》等亦对迁徙的人数、范围等情况作了描述。

◎ 洪武赶散路线图。

此外，民间的宗谱与传说也称“红巾赶散” ，甚至“红蝇赶散”“红蜂赶散”，说是有大量红蝇或红蜂见人就叮。另有一些版本更加耸人听闻，将“赶散”称之为“赶杀”，意指朱明为了将人赶走甚至大开杀戒，肉体消灭不配合赶散令的“刁民”。

具体说来，在宗谱与传说中，被赶散的大户皆出自苏州阊门，这可能类似于大槐树、柳树湾，只是一种精神归属；在赶散的路上，他们一个个捆住双手串成一串，只有上厕所才能解开，以免开小差，于是有了“解手”一词；到了目的地就不能再返回原籍，郁闷的大家只能在梦里重返苏州，久而久之，黑话中的“做梦”与“上苏州”划上了等号。

◎ 被绳子捆绑、强制赶散的老苏州。《洪武赶散》（局部）美术报

非正式记载掺杂了太多感情因素，未必全部属实。但今人仍能从史料中的人口数据，一窥老苏州们的心理阴影面积。

根据《苏州市志》所载，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苏州及辖地人口超过240万，而洪武初年（1368年）仅约190万。这消失50万未必都是赶散迁走，也未必都因兵刀而死，他们或许逃难远去，或许饿死病故。

◎ 苏松重赋

征收重税是朱明对江南、尤其是苏州进行惩罚的另一大措施。

清代陆世仪的《苏州浮粮考》称 “苏州税额，比宋则七倍，比元犹四倍”，此言不虚。明中期叶盛《水东日记·卷四》载，元时苏州课粮三十六万，张士诚时增加至百万，而明朝时竟然到了二百七十余万。

成化年间太仓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五》中也有类似记述，他还含蓄地将这归结于明廷对张士诚各级手下所持田产的惩罚，范濂在《云间据目抄·卷四·记赋役》持有类似观点。

谈迁《国榷》引陆深所言：浙江税粮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承担了全国九分之一；而苏州一府就有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比浙江全省加起来还多；隔壁的松江府也有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考虑到松江仅有两个辖县，不到苏州七个县的一半，实际上税赋比苏州更重。

◎ 苏松常嘉湖五府的长期重赋直接或间接引发了许多对抗事件，课本上的“五人墓碑”便是其中一例。

但谈迁也很清楚，如此巨大的数额，显然不单单是针对张氏及其麾下的一亩三分地。他不是唯一持有此观点的的人，万历时王士性《广志绎》、乾隆时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及沈德潜《浮粮变通议》等均称这是对全体江南人士的惩处。

参与撰写《明史·食货志》的潘耒，也将其原因归结于朱元璋迁怒，还称江南“莫乐于元，莫困于明”。

因为倒霉的不独江南一地，陈友谅盘踞的江西与湖广，李思齐占领的陕西宁州，扩廓帖木儿的大本营河南怀庆府，虽然富裕不及张士诚治下的苏松，同样惨遭惩罚性重税。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南昌府志》也称当地在元朝时“赋役轻省，民庶而富”，而在明朝时“赋重役繁，富者贫，贫者至无以为生”。

与之相比，作为朱明势力早期的根据地，即今南京都市圈在当时一直被认为有功的“龙兴之地”，予以税收优惠待遇。以镇江为例，吴宽《重修(镇江)府学记》称其“自国初用武，多所资给，当时恩诏下颁，惓惓焉优恤之，故其府赋税薄，而田里不困”。

◎ 苏州人沉迷玩乐、消费奢侈，该管管了。

这样的报复还获得了更为合理的动机解释。嘉靖苏州通判余永麟在《北窗琐语》中追加了苏松重赋的理由，“盖太祖见苏、松俗尚侈靡，故重税以困之”。可见，重税是“为了帮苏松人民改掉奢侈浪费的坏习惯”，从经济角度配合打击沉迷玩乐、不事生产等不良行为的禁令。

这里还有个匪夷所思的现象，沉迷玩乐、不事生产的江南地区，却总是生产出与其体量不相符的作物，以至于明万历时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惊叹，善于生产的“北人……多畜田……视之江南，十不能一”。清人王应奎在《浮粮变通议》中总结认为，正是因为江南粮食产量惊人，大明朝才加重了当地的税收，以避免贫富差距扩大。

◎ 江南人无不怀念前朝2.0

没有了张士诚，江南人士还有最后的“稻草”。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登基，齐秦、黄子澄、方孝孺等南方士人得到擢升，据《建文书法拟》，他们主张恢复过去宽刑薄赋的统治。建文帝也在诏书中称，不应将惩罚刁民的暂时性手段，作为“定例”，应“均江浙赋”，并废除禁止苏松人士担任户部官吏的诏令，松弛了朱元璋时期的海禁。

改革让江南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江南人士也给建文帝打了高分。

顾起元《客座赘语》描绘道：“ 建文四年之中……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 ，有得遗钞于地，置于屋檐而去者。”祝允明《野纪》也记“人间道不拾遗”。

◎ 藩邦朝鲜对于朱棣风评也不太好。《靖难之役》剧照

这甚至影响到了邻邦朝鲜。建文刚即位时，朝鲜王就与臣子议论朱元璋疑忌英雄及功臣“皆杀之”之事。建文帝派来的使臣时，朝鲜方面称赞其“清不近货，唯求诗卷”，这与日后描绘朱棣使臣“骚亦最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只言片语不过历史长河的一粟。不久后，燕王朱棣会师南下，以靖难之役夺权。

作为应对，建文帝命心腹在江南一带募兵练勇，江南各地也自发组织武装阻碍燕军南下，江西庐陵（吉安）县及常州武进县两地尤为明显。当时，建文帝麾下江西人黄子澄、练子宁在江西招募民兵，庐陵便有县民对燕军开展“啸聚劫掠”的袭扰战，武进马阿保、李德懋同样予以响应。

◎ 在大火之后不知所踪的不仅有建文帝，还有大量外逃的怒海难民，这些都成为朱棣的心腹大患。

当然，这些由“多业儒、鲜习兵”的江南人发起的骚扰，在燕军的北方铁骑前不过是徒劳的螳臂当车。燕军南下后不仅以暴力铲除建文帝政权，并大肆搜捕其党羽，甚至以毒攻毒，发动当地边缘人士给建文帝的党羽添乱。

吴宽《匏翁家藏集》引吴江人吴璠所言，有人“争持锄犁，四出剽掠，以杀人为嬉……以报私怨而已，里有戚、吴二氏，既焚死盗手殆尽”。

惨遭荼毒的江南上演一出“江南时刻”：大批劣绅刁民“不得已畏死逃聚山林”，一部分军民如陈义甫、叶得义等逃到附近海岛，更有甚者直接跑路海外，“潜与相结为寇”。

据朝鲜《李朝实录》载，永乐初，明廷向朝鲜使臣黄俨要求“回去对国王说”，将“建文手里逃散”的人“一介介都送将来”。那些跑路也不得之人，只得将噩梦继续做下去。

◎ 该管管了、赶散、重赋2.0

面对永乐帝下落不明以及无处不在的永乐难民，朱棣即位后，在诏书中称：“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明廷“遂下令禁民间海船”私出，并限定“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恢复了朱元璋时期的海禁。当然，这都是为了防止沿海居民被“无赖者”勾结海寇所侵害。

“一遵洪武事例”不止于此，同样恢复的还有压制、赶散与重赋，用以报复抗拒朱明的江南，以及铲除一切疑似支持建文帝的残党。

首先是狱案严打的熟悉套路又回来了。

永乐九年，就有黄岩县民举报“豪民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稿与众聚观，书中有干犯语，请赴法司治之”。宣德初年，“一时被（抄）没者凡数十家”“一时豪民，翦除殆尽”。常熟虞宗蛮的家族，是元末以来最负盛名、占地极广的富豪，“支塘之东南有地名贺舍、花桥、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结果却是“一时富家略尽，（虞）宗蛮盖其一也”。

◎ 尽管搜寻建文帝可能是阴谋论，但打击和取缔私自出海，进而铲除江南外逃者势力，确实是郑和下西洋的一个潜在目标。

据《匏翁家藏集》所载，“自国初……谪发天下之人，又用以填实京师（ 南京）。至永乐间，复多从驾北迁（至北京）。”其中，“苏人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如长洲人翁、徐氏夫妇，原已迁至南京，“永乐间从驾再徙”，喜提赶散买一赠一大礼包。

朱棣作为一代大孝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继承并发扬了老爹的智慧略，将岭南地主也列入迁徙名单。如明中叶海盐县丞邝观政，“其先为岭南高要著姓，永乐初以畿内（北京一带） 兵荒多隙地，诏徙四方民实之，府君之父福亦在焉”。

苏松重赋随着建文帝被推翻，得以恢复并一直实施到明末。

谢肇淛在《五杂俎》称：“三吴赋役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当然，朱棣兼顾了建文帝“均赋”政策，回应了广大江南人士各地税收一律平等的要求，逐步摘除江淮部分地区作为朱明龙兴之地税收“超国民待遇”的帽子。

◎ 从图表中不难看出江南赋税之重。胡克诚《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

同样以镇江为例，其在漕粮、水利等方面被划入苏、松、常等同列的江南地区，“超国民待遇”逐步消失。如万历《重修镇江府志·叙例》所云：“镇江与苏、松、常三府虽并列，而赋役之制不尽同；其与应天等五府，初虽以兴王之地，民田免税，而自官民一则之后，民田之赋固亦不轻矣。”

从上表可知，镇江的亩均值高于全国平均值，仍然不及苏、松、常三府的一半，似乎并不严重。但如果以户为单位计算，则镇江2.87石就紧跟在江南五府中的常州2.99石之后。

◎ 大部分因反对朱明而在明初被惩罚的地区，到明后期依旧负担严重。方兴《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

在打压、赶散与重赋的组合拳下，那些顽固的江南居民不得不安心接受故乡早已“腾笼换鸟”的现实。

据《明史·周忱传》载，周忱于宣德时任江南巡抚，发现“惟独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原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 ”，因为“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之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

◎ 结语

到了腐败丛生、外敌环伺的晚明，朝廷为了解决关外作乱的建州龙虎卫而摊派三饷。另一方面，苏松重赋的局面仍未改善，但此时大量的江南人士——不管祖上是“腾笼换鸟”来的硬盘还是侥幸留下的土著，都通过骨子里“多业儒、鲜习兵”的做题家基因实现了咸鱼跳龙门，考取功名成为朝中要员。

因此，当代精神大明忠臣认为“三饷均摊”，“乃是这群南方既得利益者垄断话语权后，出于地方本位之私搞出来的恶政。老实巴交却生产落后的北方跟着一块儿倒霉交税，导致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造反作乱有了可趁之际，最终引发了大明灭亡的连锁反应”。

◎ 当代明朝忠臣对江南朝臣的评价。

先不谈东林与南方系并不能等同，也并没有一味鼓吹抗税，不妨顺着当代精神大明忠臣的思路分析下去。读完本文不难发现，诸如抢占民田、迁徙住民、海禁、强改发型、文字狱、重赋等一系列被当代精神大明忠臣诟病为满清暴政的手段，实际上都是认真抄大明答案的结果。

换一个视角，如果参照大卫·休谟的认知理论，抛开所谓“道德”与“常识”的束缚，那么这些手段不是暴政，而是实现为南北融合、天下一统的积极贡献。明末的大崩溃局面恰恰成为这种合理性的反证，则江南人士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也不应当搞出“五人墓碑”这种民变事件。

◎ 当代明朝忠臣怒斥苏州地主余孽对课本的渗透，虽然笔者也搞不懂，为什么“内阁立宪”“资本主义萌芽”的大明，要对自家地主搞出来的“资本萌芽”下手这么狠。

如果不是燕王朱棣及时扭转了建文帝的幼稚，“一遵洪武事例”，不是大清帝国对大明的“远迈汉唐、治隆唐宋”怀以敬仰，认认真真又抄了一遍答案，恐怕江南就要成为第二个越南或者提前出现的郑氏集团。

参考后世日不落帝国因北美两面人抗税而出现白昼断档，牢不可破的联盟因为俄白乌不当“奶牛”而破碎，大明的做法不可不谓英明。有些手段，虽然少儿不宜，但是我们也不能苛责古人，要以在当时的标准、站在历史的高度加以审视。

时过境迁，老苏州对大明的讨厌也渐渐淡去。新苏州以包容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包括当代的精神大明忠臣。

当然，这有别于犹太升万字旗、黑人加入KKK的西方式“圣母”“多元化”，而是出于一种充满文化自信、历史厚重与天下情怀的东方式凝聚力。

参考文献：

1.郑克晟.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与北方地主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

2.郑克晟.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陈其弟.阊门 洪武赶散者的大槐树.江苏地方志,2011年第5期

4.苏力.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2009年

5.胡克诚.何处是江南：论明代镇江府“江南”归属性的历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01期

6.方兴.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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