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买官卖官:买出了新制度,卖出了新高度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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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古代的政治,特别是描述它的腐败之时,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卖官鬻爵”。其实,“卖官”和“鬻爵”是两个概念。“鬻爵”卖的是爵位,有地位,但没实权。而“卖官”卖的,可是有实权的官位。
从字面意思上看,朝廷的官都能卖,那这些当官的都得是什么人,这国家还能好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卖官的历史。
讲卖官得从“鬻爵”讲起,因为这俩的动机本质上是一样的。国家如果遇到灾荒,收不动税了,统治者自然得想点别的办法弄钱。
战国晚期的秦国,秦王政刚即位时,蝗灾严重,瘟疫流行,秦王嬴政因而下诏鼓励老百姓纳粟受爵,并说缴纳粟米千石,就能得到一级爵位。
◇ 影视剧中赵政形象
不过,卖爵位得到的钱其实有限。原因也很简单,爵位没实权,价格自然不高,国家不能从买家身上赚很多。相比爵位,有实权的官可就厉害多了,价格自然也更高。如果皇帝需要赚大钱,光卖爵位可不行,可就得卖官了。
汉武帝时,连年征战、穷奢极欲,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弥补用度,汉武帝一开始也是卖爵位,但买者较少。为了更好地充实国库,朝廷试着给买武功爵的人授以“实权”。价格从第一级十七万铜钱,每级多加两万铜钱。虽然价钱高,但人们买官还是很积极的。这下子,国库充实了,但汉武帝也开了“卖官”风气之先。
东汉末年汉灵帝当政年间,卖官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小高潮,汉灵帝把官位给明码标价了,当时官位的行情是二千石的官位要花两千万购买,四百石的官位要花四百万购买,甚至朝廷三公这样最高级别的官,都明码标价地卖。
曹操他爹曹嵩,曾出钱一亿万买官至太尉。到后来,汉灵帝觉着这么来钱还是少,又加了一条要求,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于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想做官的人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只好望洋兴叹。
这么弄出来的官,也就甭指望能干啥好事了。东汉末年的官场情况,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痛骂王司徒的时候有很生动地描述,所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东汉王朝也就在这样的腐朽吏治中走向了灭亡。三国时期的那些志士豪杰,总结东汉灭亡的教训,这卖官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但是,历史中记吃不记打的事情多了去了。这边刚总结完汉灵帝卖官的教训,那边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之后,又开始卖官了。
◇ 晋武帝司马炎画像
当时的司隶校尉刘毅当着面对晋武帝说狠话,说他还不如汉灵帝,因为“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晋武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度量,没把刘毅给怎么着,但是卖官这件事在西晋愈演愈烈,当时官员以貂尾为冠饰,结果卖官盛行,封官太滥,貂尾巴不够用,拿狗尾巴凑数,成语狗尾续貂就这么来的。
西晋的官场一塌糊涂,很快也就灭亡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期间,卖官更加普遍,这些小朝廷一个比一个短命,卖官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催命鬼。
等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慢慢兴起了,对官吏的选拔也越加严格,光有钱可不行。这样,从制度的明面上,卖官算是给堵住了口子。
可是,卖官之所以能产生,那是因为国家的确有搞钱的需求,只要这个需求在,卖官就无法禁止。唐朝规定能给朝廷出钱的,科举优先录用,这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纳捐”。到了宋朝神宗年间,行入粟补官法,算是把这项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过,唐宋时期的卖官跟之前有很大不同。
汉灵帝那会儿连三公都能买来,唐宋这会儿不行了,就算有再多的钱,能买到的也只是地方上的小官,而且还得经过吏部考察,不是说想干啥就干啥。相比于前朝,这样的卖官制度已经可以说是大大进步了。
◇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画像
宋元之后,朱元璋当了皇帝。这位爷平生最恨贪官污吏,当然是禁止一切卖官,如有查处,一律剥皮实草。不过,国家要搞钱,这是客观需求,所以等明朝中期以后,卖官之风又兴起了,并为清朝所继承。
这时候,卖官制度趋于完善。买到的只是“功名”,也就是做官资格,具体当什么官,什么时候当官,对不起,得朝廷说了算。既然都制度化了,那卖官就明目张胆起来。响应最积极的,自然就是商人。
有清一代,商人捐纳蔚为风气,所谓“有人在京好为官”,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绝佳选择。如乾隆朝平遥蔚字票号首任总经理毛鸿,共捐得“将军”、“大夫”衔三十一人;而清代捐纳风气盛行的程度,从官员出身,可见一斑,地方官员初任资格为纳捐出身者,乾隆年间为五分之一,同治年间就已经超过一半了。
◇ 晚清官员合照
到了光绪六年,正途出身者且不靠纳捐实补的,也就五分之一不到。有人叹曰:“当今钱神为贵,儒术道消”。
不过,大家都去买官,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僧多粥少,买到了官,却没福气过官瘾的大有人在。《官场现行记》中对晚清南京的形容,是“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台多”。既然卖官成体制了,那么买官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职位就那么点,到了清朝末年,正式在编的官员有4万多人,而各级候补官员却高达24万之多。
这些人绝大多数,买官的钱是花了,但一辈子都没上过岗。
当然,朝廷也不是拿钱不干事儿,收了钱就要想办法给安排岗位。
有两个办法,一是缩短任期。任职四年的改为两年或是一年。一种则是新增机构,虽名为临时机构,但长久存在。如设卡收税的厘金局。在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达到高峰,各省级的厘金卡点就有三千多处。类似的还有巡防局、禁烟局。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候补官员无法安置。很多并不富裕的家庭原本期望通过买官后能过上小康生活,但候补起来就遥遥无期。一些家庭反倒因买官返贫,堂堂的候补官员甚至沦为要饭花子甚至活活冻饿而死。
买官的人都这么惨了,有的人却从这里看到了新的商机。比如排名费,同样是候补,想排名靠前,就再花银子。光绪末年,有个叫罗荣衮的,他花钱买来候补知州后,再出一万两银子,不仅买到道台,还将排名提到了前列,顺利就职,比衣衫褴褛冻饿而死的候补强多了。
排名费只是小儿科,还有人玩得更高端,针对候补官员玩起了金融,各省就职官员给候补官员贷款,放高利贷。如此一来,各省纷纷以救济候补官员为名,行贪污受贿之实。弄到这份儿上,大清的基层吏治,也就彻底完了犊子。
我们今天看这个卖官,会觉得这是朝廷贪污腐败的象征,但这种制度从秦到清,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其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中国古代的政治架构,说白了就是利出一孔,一切服务于权力,如果金钱不能换来权力,这样的金钱也没办法长期保有。在这种情况下,买官卖官,也就成了这种制度下的必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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