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氯乙烯泄漏是美国版的切尔诺贝利？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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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涂洋洋
责编：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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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美国俄亥俄州，一辆从伊利诺伊州的麦迪逊运货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康威的列车，在该州的东部小镇东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发生了出轨事故。
火车脱轨本身就已经算严重事故了，更严重的是脱离了轨道的约50节左右的车厢中约20节装载有毒物质，其中有5节车厢装了氯乙烯。氯乙烯是一种有毒物质。据说这5节车厢大概有10万加仑的氯乙烯泄露，差不多是37万升。
事故发生后大约10天左右，此次事故登上网络热搜，中文媒体开始铺天盖地的报道，并纷纷发文称这是“美国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怎么说呢，认同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既不知道氯乙烯，也不知道切尔诺贝利。那么，本文就讲讲著名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也算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核电站和原子弹的区别在于“可控”，“可控”的手段是利用石墨减速棒去吸收多于的中子。链式反应中，1个中子反应会产生3个中子，如果不加控制反应会越来越剧烈。中子多了，就让石墨减速棒插入反应堆芯深一点，吸收中子，让反应慢下来；中子少了，就让石墨减速棒拔出一些，增加中子，让反应快一些。减速棒插拔的过程必须实时监控，反应熄灭还好，要是反应停不下来就会发生大事。
1986年4月26日星期日，当地时间凌晨1点23分47秒（0时区：25日22时23分47秒），因操作不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核反应堆功率在短时间内灾难性地激增至最大设计负荷的约10倍，导致蒸汽爆炸，撕裂反应堆的顶部；由于反应堆为最早期的核能电力系统，只设计了单一的防护层，不像后来的核电站，在反应堆外还建有安全壳，所以4号核反应堆堆芯立即直接暴露于大气中，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微粒和气态残骸（主要是铯-137和锶-90）；随后空气中的氧气与超高温核心中的1,700吨可燃性石墨减速棒接触，燃烧着的石墨减速剂加速了放射性粒子的泄漏，放射性粒子随风跨越了国界。
造成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简单一点说就是：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高温下碳棒和水蒸汽反应C+H20=CO+H2，产生的大量气体掀翻了屋顶。之后就是碳棒燃烧。这些反应的产生热空气通过对流让放射性粒子窜至高空，然后掉落到了欧洲。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4号反应堆的功率会突然激增呢？
时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西多连科曾向记者谈话时指出，事故是在核电站人员进行一项实验时发生的，这项实验的内容是如何利用涡轮发电机被关闭时，由于惯性旋转所产生的电能。
西多连科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粗暴违反操作规程：
其一，按规定，在反应堆的反应区内至少应有15根控制反应的控制棒，而在事故发生时只有8根。
其二，反应堆产生的蒸汽是供给两台涡轮机的。在关掉涡轮机时，自动保护系统会立即关掉反应堆。但核电站人员在实验之前先切断了这个自动保护系统。这样，在关掉涡轮机开始实验时，反应堆还在继续工作。
其三，在此同时，还把蒸汽分离器的安全联锁系统也关掉了。西多连科说，这种作法宛如飞机要降落时，驾驶员却不放下轮子。（来源：1987-03-13《人民日报》）
爆炸发生后，当地消防队迅速出动赶去灭火，7点左右大火基本扑灭。
之后，电站管理者给基辅方面提交了一份“润色”过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描述了事故的大致情况，提到了四号反应堆的顶棚已经坍塌，同时给出了辐射值：电站里约为每秒1000微伦琴，市区里是每秒2-4微伦琴。……而实际上电站的辐射值早已经达到爆表状态。
在当地管理者的刻意掩盖下，自4月26日一早开始，共有132人因出现严重的放射性中毒症状被送往普里皮亚季医院。他们中有消防员、操作员和工程师。
在消防车飞速驶来电站的同时，急救车也不断将受伤的人拉往医院，与此同时，克格勃切断了城际电话线以防止事故相关信息泄露到普里皮亚季城之外。4月26日夜间值班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在早上被放回家中，他们收到严格命令不允许向外人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但四号反应堆中央大厅上方逸出的烟雾扩散至空中，在市内的公寓阳台上便可瞧见，警察忙于封锁通往电站的道路，电站发生爆炸成了普里皮亚季市民的公开秘密。
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意识到事态严重的人寥寥无几。当天城里还有七对新人在举办婚礼，他们在燃烧的四号核反应堆的阴影中尽情享乐。
而莫斯科方面得到的消息是：
凌晨1点21分爆炸发生，四号核反应堆的顶部和部分墙体受损，爆炸同时引发了大火。火势在凌晨3点30分被熄灭。25名消防员和9名工程师被送往医院就医，但医务人员认为现在无需对核电站内的员工采取特殊保护措施或疏散普里皮亚季城内的民众。
电站操作员正试着冷却核反应堆，能源部正调查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后果，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4月26日，当莫斯科的部长专家们组成的委员会到达普里皮亚季，终于得到了真实的辐射值以及现场伤亡情况。晚上9点，4号堆再次爆炸。
直到这时，所有人才意识到撤离的必要性，但是，根据苏联1963年制定的政府法规，除非民众每人已累计吸入约75伦琴的辐射，否则无法采取疏散措施。
目前的测量值显示，人体一天的辐射吸入量为4.5伦琴。这距离75伦琴还很远，并且卫生部副部长兼委员会高级医官叶甫盖尼·沃罗佩夫不愿为下达疏散指令而承担责任。
瓦列里·勒加索夫院士（88年自杀）以一位科学家的身份，说服谢尔比纳（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负责能源部，是委员会的负责人）。终于，4月27日，谢尔比纳签署紧急命令撤离。
当时，在达普里皮亚季城市上空不间断播放着撤离广播：
“请注意！请注意！由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事故，普里皮亚季城内的不利辐射情况正在加剧。为确保民众，尤其是儿童的绝对安全，有必要采取临时疏散措施，将大家疏散至基辅安置点。已安排好大巴车来接送所有市民，4月27日下午2点开始进行撤离，届时将有警察和市执行委员会代表进行监督。建议市民带好身份证件、生活必需品以及食物以备眼前所需。同志们，离家之前，请务必关好门窗，关上电器、煤气用具以及水管。请大家保持冷静，有序进行临时疏散。”
尽管有数万人从普里皮亚季疏散至附近村落，但苏联政府还是拒绝向本国民众和世界其他地区透露详情。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纸，甚至是乌克兰的官方媒体，都对此次事故保持缄默。
但辐射是藏不住的，第一个拉响警报的是距切尔诺贝利1257公里之外的瑞典乌普萨拉附近的福什马克核电站的放射检测员。
福什马克的辐射控制官员克利夫·鲁宾逊在4月28日早晨穿梭于电站各个区域后，于7点左右拉响了辐射警报。到了中午，该电站的工人已被疏散，其他电站的辐射水平经检测也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
瑞典核专家很快查明这些辐射是经由风从波罗的海另一侧吹过来的。瑞典外交官联系了三家与核能有关的苏联机构，希望他们能给出解释，却都没能得到回应。
于是瑞典人失去了耐心，环境部部长布里吉塔·达尔发出声明表示，隐瞒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信息是违反国际准则和协定的。
4月28日，星期一晚9点，苏联媒体终于打破沉默，发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官方声明，此时已是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距离瑞典在国内探测出高辐射也已超过了12小时。
在晚间新闻节目《时间》中，一位播音员用沉闷的声音宣读了苏联塔斯通讯社的新闻稿。
内容如下：“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损，政府正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带来的影响，给予受害者援助。相关政府委员会已成立，以查明事故起因。”新闻稿就这些，一切看起来都在控制之下，并没有提到辐射值上升以及普里皮亚季居民撤离的消息。
诡异的是，这条新闻播送完的当天和次日，没有一家苏联报纸刊登这条新闻。
由于苏联方面轻描淡写，导致谣言四起。4月29日，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驻莫斯科记者卢瑟·惠廷顿发表报道称，爆炸造成80人当场死亡，另有2000余人被送往医院。他还援引了一则对基辅某不具名人士的电话采访，该人士还表示有10000-15000人已从普里皮亚季撤离。
事实上，前一项数据很显然是一个过高的估计值，而后一项数据则远低于实际从普里皮亚季疏散的人员数量。
但许多西方媒体采信并转载了这篇报道。芝加哥证券交易所甚至迫不及待地做出预测——苏联农作物会受到大面积污染，因此美国农作物出口将大幅增加以弥补潜在的粮食缺口。美国农作物不仅仅会出口到苏联，还会销往北欧和东欧受到事故及放射性尘降物影响的国家。苏联方面对此忿忿不满。
苏联记者弗拉基米尔·弗林，在4月29日跟随苏联代表团一起到访美国。看到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消息后，他感到既焦虑又惶恐。他认为事故会对苏美间的合作带来不利影响。于是，不久后，他在苏联媒体上发表文章表示，“苏联政府向民众隐藏事故真相”这一说法十分可笑。
而此时苏联宣传部门的领导则对切尔诺贝利事件闭口不提，反而在媒体上大量播发国外核灾难的消息。
苏联官方提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简短说明后，塔斯社发表报道称美国也曾发生过许多事故灾难，还提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外的三里岛事件，以及纽约罗切斯特市附近金纳核电站的事故。塔斯社称，根据美国一个反核组织的记录，美国在1979年共发生2300起核相关事故、故障或问题。
与塔斯社这些苏联媒体相反，在得知瑞典高辐射警报后，西方媒体首先播报了新闻。一些西方媒体最早用俄语和乌克兰语通知苏联民众做好辐射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克格勃工作人员还在不断查抄传单，他们认为那些传单中含有“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的虚假信息”。
直到4月30日，苏联重要的报刊媒体《真理报》终于打破沉默，在该日报纸第二版底部刊登了一则短小的事故声明。声明内容和4月28日塔斯社的声明基本一致，但多了一些新内容，声明指出鲍里斯·谢尔比纳被任命为政府委员会负责人，并承认普里皮亚季的撤离工作，但把普里皮亚季称为一个“定居点”，而不是“城市”。该声明还向民众担保官方一直在密切监测辐射值的变动情况。
4月30日，苏联外交官向美国总统里根传达了戈尔巴乔夫的口信，承认确有事故发生。
随后，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告诉媒体：“苏联方面告诉我们，由于放射性物质发生泄漏，紧邻事发地的人员已被部分疏散。辐射目前得到了控制，已探测到污染扩散到了核电站的西部、北部和南部地区。污染水平略超出标准范围，但无须对民众采取特殊防护措施。”斯皮克斯表示美国政府正在敦促苏联政府提供更多信息。
4月29日，乌克兰政府高层会议的前一天，乌克兰克格勃的负责人斯特潘·穆哈向乌克兰党委书记谢尔比茨基呈上了一份简报，概述了克格勃为这次重要的公共假期所做的准备工作。克格勃也调查了切尔诺贝利事故是否属于人为破坏，并加强了对核电站其他区域及邻近地区的监控，以防“危言耸听的谣言或倾向性信息的散播”。
4月30日，乌克兰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下的情况。当日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5月1日将在基辅市区举行的游行活动。
乌克兰的领导层与专家商量过后，决定继续举行游行，但要缩短游行时间、减少参加人数。按照传统，基辅的十个地区都会派4000-4500人参加活动，而此次名额减少至2000人，而且参加者大多是年轻人。
谢尔比茨基希望乌克兰高级领导们也能与家人一同参加游行，包括他们的子女，以此告诉市民基辅安然无恙。
5月1日上午，《真理报》在报纸头版打出了标语：“五一劳动节万岁！国际工人团结日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报纸第二版的最底部则刊登了政府关于切尔诺贝利及周边最新情况的声明。
声明表示情况有所好转，同时抨击了试图在苏联境内制造恐慌的西方媒体：“一些西方机构正散播谣言，谎称原子能电站事故造成了数千人遇难。事实上，正如我们已报道的那样，目前有两人遇难，共有197人入院接受治疗，其中49人经过观察已离开医院。企业、国有农场以及各类机构都在正常运转。”
5月6日晚间，乌克兰卫生部部长罗曼年科终于获准通过电视向基辅及周边地区人民播报强辐射的危险。
他向基辅市民担保，城里的辐射值还很低，不会造成伤害，但他同时提到“由于风向和风力的变化，城里会出现本底辐射值升高”。
接着他提出应对辐射升高的建议：“为减少辐射物质对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卫生部向基辅城的居民提出如下建议：尽可能减少儿童和孕妇在露天场合的停留时间，因为放射性物质主要以浮质的形式传播；尽可能关闭窗户和通风窗，防止气流进入。”
同一天，塔斯通讯社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很遗憾地了解到，在全世界都在为此次事故给予同情之时，一些组织，出于不当的政治原因，试图利用事故大做文章。这些流言蜚语和无端揣测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却被大肆传播。比如说，有谣言荒谬地夸大了事故的伤亡人数，竟然称有千余人在事故中丧生。这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此前一直被认为是谣言的信息得到了官方的认证，这使得人们认为现在的情况又有所恶化。由于此前官方没有提供可靠的信息，民间流言四起，扰得人心惶惶。
5月6日前，已经有5万多没有大局观、不听政府安抚的民众已经从基辅撤出。到了5月7日，有83000名学生缺席，约为学生总数的28%。同一天，在基辅城列宁区，62%的学生都未能到校。因为这一地区居住着许多精英，他们容易获得各种信息，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早一步离开基辅城。
迫于国际压力，戈尔巴乔夫在5月14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但并未平息西方的怒火。
在戈尔巴乔夫第一份向国民公开的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讲话中，其中一大半内容都在抨击西方政府。他在讲话中控诉道：“美国的统治集团及其盟友们——这里我要特意点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要继续阻挠东西方国家间的对话交流，而这本身已面临重重困难，他们还要为核军备竞赛正名。他们向世界告知，西方国家是不会与苏联进行协商的，更不用说达成什么共识了，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进一步做好战备大开绿灯。”
联邦德国对此事的反应最强烈，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要求关闭苏联所有的核反应堆。意大利人拒绝装有乌克兰产货物的苏联轮船停靠他们的港口。但不同国家因政治背景不同，以及核能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不同，对事件的反应也不尽相同。
在法国，大部分电力都由核电站生产，因此该国政府拒绝承认切尔诺贝利的辐射云进入到了法国领空。而在英国，辐射云是经法国飘入国内的，他们却没有否认辐射云的存在。在东欧国家，政府官员选择沉默，而民众则不然。
《时代周刊》援引一名波兰市民的话，他说：“苏联方面守口如瓶，却让我们的孩子接连多日遭受辐射云的污染，这种行为难以宽恕。”
不可否认，在苏联集中力量救灾以及英雄的视死如归是令人敬佩。但恰恰是苏联体制本身，就是导致灾难扩大化的因素之一。
一方面，官僚体制下为了逃避责任，从一开始虚报辐射值到后来不敢下令撤离，坚持五一游行。最后普里皮亚季的撤离决定还是在以为科学家的坚持下才做出的。另一方面，对内封锁消息。为了避免“恐慌”迟迟不公布消息。反而造成更大的恐慌。
既然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这么多无辜民众收到辐射影响，主要是由于当事官员为了逃避责任，以及苏联官方对内屏蔽消息，那么美国这次氯乙烯泄露事故根本不配和大名鼎鼎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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