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的外销瓷卡了西方几百年脖子，最后怎么没卡住？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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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中，明清两代，特别到了康熙乾隆时期，朝廷是奉行非常严格的海禁政策，所谓“片帆不得下海”，这样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对外贸易这么几百年是几乎断绝，直到鸦片战争才有办法睁眼看世界。
其实，即使朝廷当年实行非常严格的海禁，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从没停过，这其中最大宗贸易的货物就是瓷器。甚至还有根据欧洲客户的要求来样定制的服务，这样的瓷器，历史上叫做外销瓷器，也叫贸易瓷，它是中国对外交往贸易的见证，那么这种瓷器的背后又有哪些历史和故事？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话题。
中国的瓷器很早就已经出口海外，宋元时期海上贸易发达，中国的龙泉瓷，青花瓷行销海外，有少量经过辗转流向欧洲，成了稀罕玩意儿。当时的欧洲只能制作陶器，对于怎么上釉彩，怎么做出光滑还带有图案的瓷器，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看到中国的瓷器，就惊为天物。
有的贵族家里头收藏着几个来自中国的瓷器，平时吃饭不舍得用，只有宴请贵宾的时候给拿出来，还得找专人看着防止给弄碎了，到后来瓷器甚至在一些宗教仪式上成了供奉圣母和耶稣的器皿。
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讲当时烧造瓷器的地方叫昌都，也就是现在的景德镇，这洋人用此地名指代瓷器和瓷器的发源地，China就这么来的。还有种说法是讲China来自波斯语瓷器的音译，由此可见，高贵的瓷器跟遥远的中国，在他们心目中是可以划等号的。
有需求就得有人想办法供给。16世纪晚期，朱元璋时期严格的海禁政策已经大大放松，西方各国也开始来到中国。先是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他们的大帆船载着中国瓷器运往欧洲，更是在澳门建立了一个贸易据点。
到了17世纪的时候，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慢慢控制了东方的大部分贸易，其中瓷器在贸易中占比很大。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采购已有的瓷器，但此时荷兰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对中国瓷器需求巨大，已经有的瓷器显然不能满足欧洲的需求，于是在1635年，荷兰商人把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宽边午餐碟、水罐、芥末瓶、洗脸盆等做成木制模型，带到中国，请景德镇匠师模仿生产，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来样加工的要求。
欧洲人希望景德镇陶瓷匠人做出欧洲特色的器皿，但也要求这些器皿上的图案是中国样式的。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写信，专门要求这些定制瓷器上的图案要有中国特色，比如小桥流水人家，仕女图，或者中国人骑马等等，对欧洲人来说这些代表着遥远东方国度的异域风情，让他们深深着迷。
这些订单直接发到景德镇工场，而那些工匠们也灵活配合订单的要求，制作出了瓷质的西方生活用具，有了来样加工，中国陶瓷在欧洲数量激增，即使如此，由于欧洲不能制造陶瓷，中国瓷器还是奢华的象征。
比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在柏林的夏洛滕堡宫专门腾出了一个房子，墙上屋顶上全都镶嵌着中国的瓷盘瓷碗，它也被称为“瓷器宫”，代表了普鲁士的低调奢华有内涵，直到现在，瓷器宫还是很多中国游客去柏林必去的游览景点。
至此，中国陶瓷外销欧洲之路看上去非常顺风顺水，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明清易代，华夏大地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中国景德镇的陶瓷生产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日本的陶瓷乘虚而入，填补了中国陶瓷的市场空白，这种日本陶瓷名叫“伊万里”，日本工匠们大量仿制景德镇的瓷器销往欧洲，但这些瓷器在当时的质量比起正经的景德镇瓷器差得很远。
与此同时，荷兰人也在想办法自己解决陶瓷被卡脖子的问题，他们在本土找到了高岭土，建立了代尔夫特陶瓷厂，并成功烧制了自己的瓷器，但问题是当时的欧洲工匠根本不了解中国，想在瓷器上画上有中国特色的图案，也都只能是照猫画虎。比如说中国陶瓷上非常盛行的石榴图案，代表多子多孙，但欧洲工匠没见过石榴，也不知道这是啥，比葫芦画瓢搞出的图案是洋葱。类似这样的事情非常多，当时欧洲只是能生产瓷器，但跟中国瓷器的差距还非常明显。
几十年过后，中国进入了康乾盛世，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景德镇的陶瓷也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而此时的大清虽然厉行海禁，但也是开了广州一个口子跟外面通商，欧洲人看重的正是中国瓷器，于是即使通商条件对他们而言非常恶劣，也不能阻止欧洲人来中国搞瓷器。
此时在欧洲，中国风格的图案风潮已经过去，大家看中的是中国陶瓷的质地，希望以此为载体去表现他们自己的东西，比如家族徽章格言之类，甚至图案中的人物也成了典型的西洋人物，金发碧眼，穿着正经的西洋衣服。
这样的瓷器在18世纪非常受欢迎，一些贵族和新型的中产阶级纷纷拿这样的瓷器当成传家宝，正因为如此，瓷器来样加工的生意非常红火，广州这边的洋行拿到外国人的图样之后给送到景德镇，比如什么独角兽，狮子，骑士，城堡之类，甚至还有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和圣经里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拉丁文写的家族格言。
比如乾隆年间景德镇给英国海军大臣约翰坎贝尔家族烧制的家族纹盘，底下拉丁文写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乡”，这种话敢在大清公然说出来那就是找死，不过这反正是老百姓不认识的洋文，烧出来的瓷器也是给外国人用的，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乾隆年间大清一方面闭关锁国，一方面却在往西洋各国出口这种来样加工的定制瓷器，真是非常讽刺的景象。
不过这样的瓷器出口还没等到鸦片战争就慢慢停止了。欧洲的瓷器生产这些年间进步明显，德国梅森的瓷器质量已经可以做的比景德镇还好，而且价格还很便宜，既然如此，千里迢迢去中国找瓷器干啥呢？所以外销瓷到了19世纪在欧洲也就渐渐没了市场，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中国慢慢打开了国门，但瓷器真要出口，也就只能往东南亚这些地方去，更惨的是这些地方很快又被日本的瓷器占领，这么一来，中国的陶瓷也就失去了海外市场。
除了极少数供给官府的之外，大部分民间的陶瓷制作工艺也就慢慢粗糙起来，那些曾经被西方惊为天物的瓷器到底是怎么烧出来的，手法也就慢慢失传，直到20世纪用现代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甚至还有外国专家支招，中国陶瓷的技术才死而复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纵观整个外贸瓷的历史，中国就算有统治者闭关锁国，但贸易这样的需求是客观需要，无论怎样的政策也还是挡不住瓷器的外销，这是经济规律的自然体现。与此同时，既然是贸易，那就得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律，物美价廉的东西大家抢着买，质次价高的东西无人问津，外贸瓷后来的衰落，也是应了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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