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诗漫谈】推源析流话浙诗——源远流长的浙江诗歌

编者按

编者按：嘉兴教育学院的徐志平副教授是专门研究浙江古代诗歌及地方史的专家，出版有《浙江古代诗歌史》、《浙西词派研究》、《诗说嘉兴运河》等著作。在浙江省委、省政府打造浙江四条诗路的大背景下，我们从今天起陆续推出徐志平教授的《浙诗漫谈》栏目，专题刊登徐教授有关浙诗研究的专门文章，助力浙江诗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推源析流话浙诗

——源远流长的浙江诗歌

嘉兴教育学院  徐志平

作者简介

 徐志平：1949年生，浙江海宁人。嘉兴教育学院中文副教授（已退休）、嘉兴文史馆馆员、嘉兴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主要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古诗词，有《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诗说嘉兴运河》（浙江人民出版社）《浙西词派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等多种著作，在各地高校学报等刊物发表过数十篇论文。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集的是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约五、六百年间的诗歌，里面虽然没有收集浙江的诗歌，但此时在浙江大地上，由北方迁徙而来的夏人的后裔与本地土著组成的越人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而奉禹之祀。”大禹的后代至今尚在大禹陵下生活着。至春秋中后期，越国已较强盛，其国土“南至于句无（今诸暨一带），北至于御儿（今嘉兴一带），东至于鄞（今宁波一带），西至于姑蔑（今湖州一带），广远百里”（《国语·越语》）。公元前496年，越国勾践继位，打败吴国，吴王阖闾在交战中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越国，于是发生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报仇的故事，越国终于在公元前482年消灭吴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

     与此同时，浙江的文化也很早在产生、发展着。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嘉兴的“马家浜文化”、余杭的“良渚文化”等，表明了浙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样，《诗经》中虽然没有“越风”，但浙江的诗歌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甚至可以说，浙江的诗歌居全国之最——从现有的资料记载看，我国最早的诗歌产生在浙江。

     我国古代诗歌在先秦时形成两大源流，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歌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歌。前者质朴刚健，现实性强；后者华美婉委，想象丰富。从留传下来的浙江古代诗歌看，既有带明显南方特色的诗歌，也有带北方特色的诗歌。这大概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既有从北方迁移来的华夏中原后裔，也有生活在南方大地上本土百姓，两者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又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浙江诗歌的鲜明特色。“浙诗”、“越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十分突出，流贯数千年，其鲜明特色始终如一。

     从记载看，我国古代诗歌留传下来最早的诗是《弹歌》和《候人歌》，而这两首诗都产生在浙江，而这两首诗又恰恰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诗歌的不同特色。

    《弹歌》记载在《吴越春秋》中。《吴越春秋》是汉代会稽（今绍兴）人赵晔所著。书中写道，越王勾践欲攻打吴国，广泛征求勇士武夫。范蠡寻觅到一位善于射箭的勇士陈音。越王问陈音弓箭的原理，陈音回答。弓箭是在古代弹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弹弓则又是古代的一个孝子发明的。这位孝子为了保护他的父母，不让野兽伤害他的父母，就用竹子做成了弹弓，又用泥土做成弹丸，弹射野兽，并留下了一首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写出了制弓射猎的过程，表现出射猎时的急迫之情，读来琅琅上口，言辞质朴而又音韵和谐，这与《诗经》中的四言诗十分相似。而它产生在远古时，被称为“古逸”，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将它置于首位。

   《候人歌》虽只短短一句：“候人兮猗！”，但《文心雕龙》却将它作为作为南方诗歌的开端：“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并将它与《吕氏春秋·音初》中记载的“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并举，作为各地不同诗歌的滥觞。据传说记载，夏禹治水到南方，在涂山（今绍兴）一带遇涂山氏之女，两人结婚。婚后，大禹继续辛勤治水，久不回家。涂山氏之女日夜盼夫，作歌抒发思念之情：“候人兮猗！”其中末尾的语气助词“兮猗”将这种情感表达得缠绵婉转，被人认为是最早具有南方特色的诗歌。

    比大禹治水更早的舜时有《南风歌》，也应该产生在浙江。舜在浙江有不少传说，浙江各地有不少地名与舜有关。据古籍记载，传说舜未被尧举荐当政前，曾躬耕于历山。关于历山所在何地，有多种不同说法，其中相当有影响的一说是在浙江的余姚、上虞一带。舜耕于历山，以淳厚敦朴之风影响百姓，故《史记》中记载说：“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畔，指田地之间的分界，意思是说人们互相推让，不为了一点利益而争夺。后来尧禅让于舜，尧的儿子丹朱不服而作乱，据传舜避难又到浙江。后来舜又封其子于此地。故今天浙江许多地名与舜有关，如“余姚”（舜姓姚，其子封于此）、“上虞”（舜属有虞氏）、“百官镇”（上虞县市所在地，相传平息丹朱叛乱后，文武百官于此迎舜回朝）、“舜江”、“舜山”、“剡溪”（舜字炎，古“炎”与“剡”音近）等。《孔子家言》中记载舜曾作《南风歌》：“南风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从诗歌的内容看，既反映出舜关心百姓、解民之痛苦、增民之财富的勤政爱民思想，也可以理解为是当时百姓歌颂舜之德政、将舜之贤政比作“南风”的颂诗。诗风舒缓，与后来的“楚辞”句式、风格相似。很有可能，这是历山百姓为歌颂舜而作。从诗的内容和风格看，它应该产生在浙江。即使是舜所作，那也是舜受到南方诗歌影响而为。

   更接近“楚辞”体的是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记载的《越人歌》。楚国王子鄂君（名子皙）在浙江泛舟游越溪，越国一个姑娘为他驾舟把楫而歌，姑娘用的是越语演唱，鄂君听不懂，请人翻译后才明白，这竟是一首优美的民歌：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鄂君听到诗歌中姑娘对他的爱慕和称颂，高兴得“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此诗表现出姑娘对楚国公子的爱恋之情，可以引申出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从诗的形式和情调看，悠扬浑长，诗句舒缓畅达，与后来屈原《九歌》中一些爱情诗篇十分相近，一般认为，屈原《湘君》中的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两句。无怪乎游国恩先生高度评价此诗：“他的文学艺术的确可以代表一个楚辞进步很高的时期，虽是寥寥短章，在《九歌》中，除了《少司命》、《山鬼》等篇，恐怕没有哪篇赶得上他。”（转引自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当年越王勾践兵败丧国，被围于会稽山，后听从范蠡之计，忍辱求降，夫妇两人离开越国到吴国当奴仆。当他离开越国时，其心情之悲愤、忧伤、委屈、无奈可想而知。《吴越春秋》上记载了当时越国群臣送别勾践至固陵（今肖山），在钱塘江边“临水组道”，作诗相赠：

“皇天佑助，前沈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

  王离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悲哀，莫不感伤。

  臣请薄脯，酒行三觞。大王德寿，无疆无极。乾坤受灵，神祗辅翼。

  我王厚之，祉佑在侧。德销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归越国。”

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此诗说：“‘前沈后扬’，吴越初终，尽此四字。”说的是越国就是能忍辱负重，最终战胜吴国。诗中群臣反复劝诫勾践要忍耐，不怕委屈，将今日之“祸”、“忧”变作“福”、“德”的转机，振作精神，重新兴国，还表示了大臣们忠于勾践、盼望他早日归来、报仇雪恨的决心。其中“祸为德根，忧为福堂”两句，也就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后来又引申出“居安思危”（魏征）、“忧患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等名言警句。此诗在艺术形式上，类似《诗经》体式，整齐的四言，前后用了平、仄两韵，转韵自然，诗风质朴自然。

     大约受到群臣的鼓舞，勾践的心情有所好转，其忍辱报仇之心更坚定，于是在离开越国边境时也作诗一首，保存在嘉兴府志及《檇李诗系》（嘉兴历代诗歌选，现藏嘉兴图书馆）中。因嘉兴（古名檇李）当时为吴、越国交界处。现嘉兴郊区洪合乡尚有“国界桥”；嘉兴北的新塍镇，古名新城，是吴国所修建的四座边界城堡之一；嘉兴城北门原来有“望吴门”；今桐乡石门镇则是越国的边境城堡，镇有垒石弄，相传于此垒石为门。公元前496年，越国打败吴国的“檇李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当时越王勾践打败吴王阖闾，阖闾受伤而死，后两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再打败越国。勾践的这首诗是用骚体形式写成的，诗名为《离别相去辞》，前有小序：“越王五年五月，吴破檇李，王入吴，与群臣临水祖道，军陈固陵。三日，徙军檇李，作《离别相去辞》。”诗如下：

“躒躁摧长恧兮擢戟执殳，所离不降兮以泄我王气。

  苏一军飞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当百夫。

  道佑有德兮吴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震八都。

  军任难更兮势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

此诗大意如下：

“急匆匆满怀羞愧手执兵器，

  暂忍那奇耻大辱，保持发扬我们的壮气。

  恢复我们军队的勇武，飞降敌阵所向披靡，

  每一个人都拼死冒险，以一挡十。

  上天保佑我们，吴兵自取灭亡，

  洗雪我们的耻辱，威震四面八方。

  军队壮志难撼，威势如虎如貔，

  大家各自努力啊，努力啊！”

    诗歌表达出勾践失败后劝诫勉励越国将士的情景和复杂心情。既表达出他羞愧不安、愧对将士百姓的心情，也表现他决意雪耻洗恨、告诫全国上下努力振作、发愤图强以待胜利的决心。这与勾践的精神是一致的。此诗和上诗可以说是相呼应的，而在形式上，则为骚体，更适宜表达复杂的感情。从内容和风格上讲，此诗可为屈原《九歌》中的《国殇》一诗的先声。但据《吴越春秋》记载，此诗乃“越王伐吴，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做《离别相去》之辞”。不管哪一种说法，此诗表达的是古代浙江百姓面对外敌同仇敌忾的昂扬激奋之情。

    待到勾践灭吴胜利归来，置酒文台，大宴群臣，曾为越王勾践复国报仇立下大功的文种又作了一首《祝越王辞》：

“皇天佑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谋，我王之德。宗庙辅政，鬼神承翼。

  君不忘臣，臣尽其力。上天苍苍，不可掩塞。觞酒二升，万福无极。

  我王仁贤，怀道抱德。灭仇破吴，不忘返国。赏无所恡，群邪杜塞。

  君臣同和，福佑千亿。觞酒二升，万岁难极。”

    诗歌颂了勾践灭吴的功绩，也隐含表达出对勾践胜利后可能忘却功臣良将的忧虑。沈德潜《古诗源》中对“君不忘臣”两句评曰：“恐君臣之不终，故有此语。”大概文种也象范蠡那样，对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本质有所认识，但尽管如此，他对勾践还抱有幻想，迷恋功名，终不能如范蠡那样果断地功成身退，最终被勾践所杀，而范蠡则驾着扁舟远走他乡，经商四方，最后成为富翁“陶朱公”。

在离别的时候，相传勾践夫人也“据船哭，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因哭而歌之”（《吴越春秋》），作了一首《乌鹊歌》：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号翩翩。

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

任厥性兮往还，妾何罪兮负地，

有无辜兮谴天。

颿颿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

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

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

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

终来遇兮何辜，离我国兮去吴。

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

岁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

肠千结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

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

去我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织。”

   诗歌借乌鹊啄食小虾起兴，抒发自己惨遭俘虏、去国离乡的悲伤。此诗与“楚辞”中的一些篇章十分相似。

   勾践夫妇为俘虏的日子里，越国百姓也受尽各种痛苦。后来范蠡、文种等向夫差献去西施，又贿赂夫差身边近臣，勾践夫妇也忍辱负重，骗取了夫差的欢心，得以回国。回到越国后，勾践夫妇卧薪尝胆，亲身劳作，带领百姓发愤图强，恢复国力，同时要向吴国进贡大量物品。越国的老百姓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连妇女也辛勤劳苦，当时越国有位民间女子作了一首《采葛妇歌》。据《吴越春秋》中说：“越王勾践归越，念复吴仇，苦身劳心，夜以接日，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吴王得葛布之献，乃增越之封，赐羽毛之饰、机杖诸侯之服。越国大喜，采葛之妇伤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何》之诗。”诗是这样的：

“葛不连，蔓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

  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

  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罗兮轻霏霏。

  号絺素兮将献之，越王悦兮忘罪除。

  吴王欢兮飞尺书，增封益地赐羽奇。

  机杖茵蓐诸侯仪，群臣拜舞天颜舒。

  我王何忧能不移，饥不遑食四体疲。”

诗中既写了百姓同情勾践、愿与国君同甘共苦以抵外敌的决心，又写出了百姓因采葛而“饥不遑食四体疲”的苦痛，十分动人。  

   这些歌谣虽自古至今有人认为不一定确切，是后人假托。但《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乃东汉人，他所记载的也肯定有所根据，很有可能是这些诗在浙江大地上一直流传，流传中经人加工，这种情况在古诗中是十分常见的。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乐府民歌大多如此。赵晔作为勾践的家乡人，对此一定较为熟悉，写此书时将它们收集了进去，其真实性应是可信的。钱仲联先生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一文中曾高度评价这些诗：“《诗三百篇》没有越风，稍后就出现了越王勾践夫人的去国之歌、采葛女子的《苦何》之歌，越人送别伐吴军人之歌，成为浙江爱国诗歌的起点；越人拥楫之歌，顽艳缠绵，隐然是楚骚的先声。”

    以上这些诗均产生在战国后期屈原的“楚辞”以前，由此看来，“楚辞体”的产生并不局限于今湖北一带，在江南广大辽阔的地域上都有这种南方风味的诗歌存在。浙江大地上当时一定还有更多的诗歌流传，可惜没有保留下来。由此也可知，浙江的这些诗歌对后来“楚辞”的成熟流行起到推动的作用。

    由于有这样的诗歌基础，到西汉时，浙江便出现了严忌、严助父子及朱买臣等辞赋家。

严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为严，后世一直称之（隐居在富春江边钓鱼的隐士严光，字子陵，本也姓庄，因之改为严），嘉兴人，曾为梁孝王门客，史称“严夫子”，擅长作辞赋，据传，所作“楚辞”体诗有24首，现仅存一首哀伤屈原身世遭遇的《哀时命》，收入于东汉王逸所编纂的《楚辞章句》中，严忌也因此而与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等同列名于此书中。王逸认为严忌的《哀时命》是“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故曰‘哀时命’也。”清初沈季友编辑的《槜李诗系》中说：“自吴越不列于《风》，而秦汉以前我郡之诗无所考见，故断自忌始。读其‘楚骚’一篇，缠绵怨思，不失其正，足开七邑词源。”这里所说的“七邑”是指明代后的嘉兴府区域，包括嘉兴、秀水、嘉善、平湖、海盐、桐乡、崇德七县（海宁时属杭州府）。指出了严忌辞赋在嘉兴文学史上的首创地位。

   严忌之子严助（？——公元前122年），也是辞赋家，但作品今已不传。严助在汉武帝时因贤良而被举荐为官，因帮助汉武帝平定招抚南越各国而被任命为会稽太守等职。后因结交淮南王刘安，接受了刘安的厚赂，刘安谋反事泄，严忌受牵连而被杀。严忌在为会稽太守时，曾推荐了朱买臣。朱买臣是个穷书生，字翁子，砍柴为生，虽穷但不废读书写作，其妻子因不堪其穷离他而去。朱买臣也善作辞赋，“武帝雅好《楚辞》，庄助、朱买臣俱以此得幸”（清毛先舒《诗辩坻》），由此他当上了官，后来任命为会稽太守，衣锦荣归故乡，其妻懊悔惭愧而自杀。后人据此编了《马前泼水》的戏，几百年来盛演不衰，至今舞台上还经常上演。严助与朱买臣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嘉兴，他们的墓也都在嘉兴。很多诗歌和著作中都有记载。这将另外介绍。

    由此可见，浙江的诗歌历史是很悠久的，但由于远离中原，地处边荒（浙江的繁盛是从晋室南渡开始的），又加上当时在中原人的观念中浙江属于“蛮夷”，故《诗经》中没有收浙江的诗歌。当然，具体的真正的原因有待专家们考证。其实，不光是浙江的诗歌，浙江的其他事物在远古的史书典籍中记载也不多，所以东汉时的袁康有感于“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奋然作《越绝书》，补充记载了吴、越两国之间的许多史事异闻。从现存的记载资料看，浙江诗歌源远流长，它不仅孕育了数千年来蔚为大观的浙江诗歌洪流，也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诗歌史上的几次重要发展变化，都与浙江的诗人、诗歌有着很大关系。如东晋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为玄言诗向理趣诗的转化，谢灵运在永嘉、绍兴所作的山水诗对山水诗的开启，南朝沈约所提出的声律理论在诗歌中的运用，“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对唐代诗风的转变，中唐孟郊对“苦吟诗派”的形成，宋初在浙江出现的“西昆”、“晚唐”诗派对宋代诗风的转变，爱国诗人陆游铿锵激昂诗篇的巨大影响，南宋“四灵”、“江湖”诗派对南宋后期诗风的转变，元末杨维桢、王冕等人对传统诗歌的反抗，明清时“越派”、“浙派”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变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龚自珍开近代诗歌之新风，秋瑾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与沈曾植等复古维新派诗人对晚清诗坛的影响……都具有转折性的推动作用。至于词、曲虽然不是诞生在浙江，但传到浙江后，促使词、曲发生很大变化，形成新的特色。词至南宋，中心移至浙江，清丽刚健的“清空”新词风产生，一直至清代的“浙西词派”，词人词作无数，浙江词在词坛上占据十分重要突出的地位。元代中期后，曲创作的中心从北京移到杭州，风格转向清丽，与前期的本色风格分庭抗礼，浙江的张可久是现存散曲最多的作家，一直至明清，浙江的散曲创作以其鲜明特色影响着曲坛。从现存的诗词曲总集所收的情况看，浙江的诗人数量占到全国的1/4到1/3，令人惊叹。清代同治年间进士、绍兴人平步清曾写过一首七言长诗《诗巢怀古》，把古越国比作“诗巢”，开头四句写道：

“輶轩古不入於越，三百之内无篇章。

  山川磅礴毓奇深，词坛大振扶舆光。”

   “輶轩”是古代的车，据说周朝时朝廷派官员到各地去“采诗”，采诗的车没有到浙江（古称“於越”），因此《诗经》中没有浙江的“越风”，但浙江山川毓奇，人俊才秀，诗歌大放异彩，下面举例谈到了其中最有名的六位绍兴诗人：唐代的贺知章、秦越、方干，宋代的陆游，元代的杨维祯及明代的徐渭。可见古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浙江诗歌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由于这一特色，才构成历代诗坛上众人瞩目的“浙派”诗。这一特色在思想内容上，就是始终贯穿着的现实主义诗风，从先秦至近代，浙江的诗人始终关注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唱彻着爱国主义的强音；始终用笔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贬斥形形色色的丑恶败类，讴歌真、善、美，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浙江古代诗歌，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浙江诗人们的题材丰富多彩，他们的笔触伸入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诗歌中构筑出灿烂绚丽的艺术境界。在艺术上，浙江诗歌逐渐形成以清丽蕴藉、才情奇逸为主流的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世界。虽然从南北朝以来时间久长，其间流派风格纷杂，但这一特色始终贯穿其中。即使如杨维桢、龚自珍、王冕等浪漫主义为主要特色的诗人，也莫不如此。从唐以来的大量诗、词论著中，诗（词）论家们不断提出“浙派”、“越派”等名称，分析其内涵，指的也就是这种特色。

  可以说，浙江诗歌延贯数千年始终保持着鲜明特色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现象，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沿袭至现代、当代。我们对浙江现代诗歌的成就研究总结较多，但对古代的浙江诗歌研究总结不多，因此很有必要重视对浙江古代诗歌的整理研究，这也是总结、发展、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现实需要。

图片：网络（侵删）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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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程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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