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3日,是北京市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从大清早起,我们全家人既期盼,又忐忑,连女儿一百多岁的太姥姥也不像往日闹腾,家里安静极了,都默默等待中午12点揭晓结果。大约10点,一通电话打破了家里的寂静,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告知女儿取得了698的高分,此分数位居北京市2019年高考文科第一名,并希望与她尽快见面。我和妻子被惊懵了,直到孩子高中学校的老师来电后才逐步清醒。
寒窗苦读十二载,终于迈入了她心仪的北京大学,回想孩子这些年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百感交集,骄傲、感动、惭愧各种情愫涌上心头。在女儿小学四年级之前,妻子每天都非常认真地检查孩子作业、督促学习,但还是总出类似“2÷2=2”的错。进入四年级开始,我建议妻子不要紧紧盯孩子的一举一动,在每次考试后以“同学”身份与她共同分析试卷、研讨试题,并有针对性回忆自己上学时的“糗事”,往往在哈哈大笑中提高了她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以及对“学习是自己的事”的认知。
女儿进入小学五年级起,都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毕业的我们夫妻俩与她一起分析试卷就越来越吃力,原来的哈哈大笑演变成抓耳挠腮。这一阶段,我们既没气急败坏,也没恨铁不成钢,而是明确告诉女儿:至今奶奶“一”字不识、早已离世的爷爷也就认识“大字”一箩筐、天天和她在一起的姥姥也不识几个字、姥爷也就初小毕业。通过近3年(2010~2013年)的平等相处,她基本明确了“学习是自己的事”。
女儿小初高12年都就读北京育英学校(下称“育校”)。刚上学她就对管弦乐感兴趣,而我们夫妻俩都没有“音乐细胞”,只好让她在学校把各种乐器都试试,最后在老师指导下选择了长笛。在育校和解放军管弦乐团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6年努力,初中3年她一直担任学校乐队长笛首席。
初中3年,她学习非常自觉且自信,没有花钱参加过校外补习班,每晚9点左右上床休息,各科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总分稳居第一。即使这样,我们夫妻俩不但没有轻松,反而为孩子时不时争吵或冷战。妻子对她每次考试都“吹毛求疵”,我则大大咧咧并尽可能满足她睡前玩一会儿手机的愿望。一是顾及她与同学交流需要,二是认同她“放松有利于睡眠”的想法,也许就是这夫妻间的“一唱一和”起到了效果,让孩子从中受益。
她中考成绩非常优秀,大概排在北京市前20名,此时的我左右为难,既要“充大头”鼓励她选择“顶级”高中 ,又对现实条件无能为力。她经过再三思考和权衡,最后选择留在育校。我既为她选择育校高兴,更为不能给孩子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自责,最后在她“我喜欢育校,每天可多睡2小时”的宽慰中逐渐解脱。为了坚持“学习是自己的事”,她主动放弃了育校要她做“金帆乐团”长笛首席的邀请,把心爱的长笛束之高阁,让我惊讶和钦佩。
高中3年,她风雨无阻,坚持独自骑车上学,不是万不得已,从不迟到早退。周一至周五就像个冲锋战士,准时早晨6点半起床、洗漱、吃饭,7点20分冲进教室,在做完学校的事和作业后18点半左右回到家。我要对妻子、岳母表示由衷敬意,是她们一直为她专心学习保驾护航,我很少参与。
我们全家四代五口人一直居住在一起,但女儿能排除干扰,持之以恒静心学习到21点,22点左右洗漱休息。期间还要帮助照看太姥姥、与家人交流或玩玩游戏、看看电视。周六日她也睡个懒觉,然后开始系统复习一周所学,在拾遗补缺前提下,适当预习下周要学的内容。有时间再看看喜欢的书、维护“贴吧”、玩游戏、追星、看电视。让我十分欣慰的是,她不仅对家人宽容有爱心,而且从上初中开始,几乎每周日下午都要去参加固定活动——牵头与一帮2至16岁小朋友打得火热。
女儿严于律己、热爱集体,自初一开始一直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干部,几乎年年都被评为海淀区或北京市“三好学生”。高考结束前一直和妻子共用一部手机,坚持穿校服出行。高中毕业时被评为“最美育英校子”,班主任的评价是:阳光大气,热爱班集体,特别有责任担当意识……
高中3年,女儿从不上课外补习班,始终按部就班学习,把不断巩固基础放在首位。至今保留完整的初高中课本,且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触碰,她在家经常翻看老课本且常学常新。记得她曾较沮丧地对我说:“这次考试有某某同学上课外补习班做过的题型,差点就被追上了。”我既高兴又警惕,高兴她有勇争第一的上进心,但也警惕她经不起挫折,担心“成也上进心,败也上进心”。为此,我及时提出了“保持全年级前十最好、掉到前二十也行,确保高考成绩前三十就好”的要求,并坚持记录和分析她每次考试成绩,结合《北京晚报》和电视新闻等与她交流,指出不顾实际、勇争第一的弊端。
她专心听讲,几乎不做课堂笔记,仅在书上写写画画,这也许是她常翻老课本的秘密。坚持将错题整理到单独练习册,真正学懂弄通错题并举一反三,绝不放过任何细节。
高三上学期,她对照考试大纲和课本,紧跟老师复习节奏,系统手写复习笔记。一模前,她再次对照考试大纲将手写笔记整理到计算机里,既拾遗补缺,又剔除已弄懂学通的内容。二模前,她再次对照考试大纲对笔记进行了系统梳理,把需要强化特别是存在的薄弱环节压缩到几张A4纸里,随时随地复习。
进入高三总复习时(2018年8月),我与女儿评估高考可力争“675±25”的成绩。在她取得海淀区2019年初会考总分第3名(学校推算为北京市第8名)后,学校对她寄予了勇夺2019年北京市高考文科第一名的厚望,而我们家长却蒙在鼓里。这段时间,她一如既往看似轻松,但时常对我说自己的思想和身体出现了不协调。我要她放松,并借学校举办成人礼,要求父母给孩子写封信的机会,表达“无论你高考结果怎样,你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好的,都是我的好女儿”,除此之外却无能为力,有时还会责怪她娇气。
一模前(2019年3月中下旬),我去学校参加家长会,得知学校对她的厚望后,作为父亲的我很不高兴,因为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几乎每天都对我说:“头脑非常清醒,身体好像支撑不住。”希望我不要老生常谈,我与她仍各说各的。在她战战兢兢参加完一模考试后(成绩还不错,海淀区第8名),借机放弃二模文综和英语考试释放压力时,我还在正常上班。她放弃了上午文综考试,中午我回到家看到她在准备去参加下午英语考试,我不依不饶怒斥她是逃兵,她哭着离开家去参加考试。事实上,那时她身体确实已支撑不住,开创了育校学子放弃“二模”考试的先例。2019年5月,备战高考进入30天倒计时。为了缓解她的压力,5月19日我给她写了两首打油诗,“平常心迎高考,较扎实有信心。出差错很正常,上不足下有余。”“累了就歇,饿了就吃。排除干扰,保持自己。”并就相关事项做了提醒。5月30日早上,她还是无法起床(头晕,不敢转动头部,不敢睁眼,伴呕吐4次……)。此时,我虽然意识到问题严重,但仍期望她休息下就能缓过来。直到我中午回家发现她还没有缓过来,才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救治。事后得知这是典型的“压力综合症”,本人是无法调节和控制的,如果不及时医治,后果不堪设想。每次想到这,我都心有余悸。以上种种,足见我不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
女儿以极大决心和毅力参加高考,取得698分的成绩实属不易。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她努力密不可分,与育校精心培养密不可分,更是她父母同事及亲朋好友们对她父母宽容和厚爱的结晶,三者缺一不可。
帮助女儿树立“大家庭”观念非常重要。一个没有“大家庭”观念和不能善待父母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善待社会及他人的。
女儿的“大家庭”涉及江西(我老家)、湖南(母亲)、河南(姥爷)和安徽(姥姥)四省。据我观察,我和妻子坚持在大家庭中不忘父母和过去,知恩图报、淡泊怨恨,并尽可能让她接触和了解大家庭等,不仅没有造成过多“负面影响”,而且让她收获了传统大家庭的正能量。
坦白地说,我很少同她一起读书,但经常翻看她读过的书,并结合亲戚朋友上学、找工作遇到的实际问题,同她探讨“鸡蛋相争”“田忌赛马”等故事。我同她谈论最多的绝不是我多么爱她和家庭,而是经常提醒她“我不畏艰难、热爱生活,即使出门就出意外也毫不怨悔。”“如果一个人连有血缘亲情的家庭关系都处理得一塌糊涂,是不可能处理好其他关系的。”也许这些漫无边际,看似残酷的唠叨,既让她不存幻想,又建立了危机意识,还逐渐体会了人际社会需要的互相帮衬,感悟了“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重要性。
当女儿接到北大招生办电话后就急急忙忙要出门,姥姥提醒她穿袜子都不高兴,甚至“吼”姥姥。我当时就对她严厉批评,并决定同她一起去。女儿是姥姥从小带到今天的,姥姥为她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要多得多,我要求她从今以后绝对“不准对不起姥姥”。路上要她再次看我写给她成人礼的信,并明确提出她要安排时间去南昌看望奶奶和到株洲看望姥爷。期望她从现在开始,先摸索和学会做一个对大家庭和周边人有正能量的成员,希望她能够成为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崇德向善、团结有爱的人,在平凡的大学学业中铸就新的非凡。
备注:文科状元来自北京育英学校,胡天惠同学,总分698分。该生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北京育英学校。
读完状元爸爸的文章,是不是感到和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小欢喜》中乔英子一样优秀,取得成绩背后既有欢喜也有汗水,高考前都有压力,高考成绩都异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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