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 万隆会议召开的历史意义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拉开序幕。与会29个国家、340名代表齐聚一堂。印尼总统苏加诺致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我希望，会议将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亚洲和非洲的领袖们都了解到，亚洲和非洲只有在团结起来以后才能得到繁荣，若没有一个团结的亚洲和非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全和和平也不能得到保证。我希望，这个会议将引导人类，将为人类指出他们为取得安全和和平所必须遵循的道路。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了。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
下午，柬埔寨、锡兰、埃及等各国代表团相继发言，表达了对世界局势、裁军、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等重要问题的看法。然而，轮到伊拉克外交大臣法迪尔·贾马利发言时，气氛发生了根本改变。他声称：“世界上有三股势力扰乱了和平和和谐”，分别为“老式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共产主义是“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宗教”“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然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威胁的严重性”，进行“防御性的自卫”。
第二天，这样的言论还在继续。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不点名地批评共产主义。他说，旧殖民主义已经消亡。现在各国必须小心，莫要“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之名放进来”。接着，菲律宾总统特使卡洛斯·罗慕洛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他认为，与会者最为关心的是殖民主义和政治自由、种族平等、和平和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罗慕洛讲话的重点，其着重陈述的是他个人的政治见解，显示自己的雄辩能力。在他的发言中，美国的殖民统治变成了“善举”，给当地带来了诸多“好处”。罗慕洛企图说服与会各国不要与殖民主义做斗争，不要倡导任何反白人的种族主义，而应和美国一道反对共产主义。泰国的旺·那拉底亲王则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有三件事令泰国忧心忡忡。一个是中国在云南组建傣族自治区，泰国“不得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第二个是泰国境内有300万拥有双重国籍的华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危险。最后一个是泰国北部有50万越南人。考虑到这一切，泰国不得不参加《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为《马尼拉条约》），以保卫国家安全。
当时的形势对中国而言相当严峻。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和争论，另一种是耐心地进行解释和澄清。周恩来选择了后者。中国原计划只打算进行书面发言。权衡再三后，周恩来决定将原来的书面发言稿散发给与会代表，而根据两天来会议的实际情况补充进行一次即席演讲。于是，中午的时候，周恩来口授，秘书记录，一篇2500字左右的演讲稿产生了。
当时的形势对中国而言相当严峻。中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和争论，另一种是耐心地进行解释和澄清。周恩来选择了后者。中国原计划只打算进行书面发言。权衡再三后，周恩来决定将原来的书面发言稿散发给与会代表，而根据两天来会议的实际情况补充进行一次即席演讲。于是，中午的时候，周恩来口授，秘书记录，一篇2500字左右的演讲稿产生了。在演讲中，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一段开场白过后，他重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二战结束后，亚非新近建立的国家有两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类是民主主义国家。两类国家此前均经受了殖民主义统治，未来都将为完全独立而奋斗。共同的经历和目标让这两类国家拥有了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前提，“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第二，共产党人虽为无神论者，但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反过来，共产党人也希望有宗教信仰者尊重无宗教信仰者。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宗教信仰不同并不妨碍中国的内部团结，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訇，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早已过去。在亚非这个大家庭中，应该能够容许有宗教信仰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友好相处。第三，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摆脱外来干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中国反对外来干涉，自然也就不会去干涉别人。华侨的双重国籍是旧中国的遗产，新中国“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自治区。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但威胁不到任何人，正如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
在演讲结尾处，周恩来指出：“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的发言既从事实出发阐明了中国的国情和立场，又以委婉和缓的态度驳斥了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指责。就连原来对中国抱有敌视情绪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演讲。阿里对周恩来说：“你这是一篇很和解的演说。”罗慕洛则对中国记者表示：“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美国记者也在通讯中这样写道：“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他没有闪电惊雷。”但这却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发言的高潮。”一场争论得以避免，会议重新回到既定的方向上来。
20日，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政治委员会，与头一天已先期召开会议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头举行秘密小组会议。其中，政治委员会权力最大，也最为重要：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讨论的结果需经过政治委员会审批方能生效；政治委员会主要讨论的是保证人权、民族自决、种族歧视以及促进和平（包括和平共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以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等牵涉广泛、影响深远的话题。不过，当天传来的一个消息似乎给接下来的会议投下了阴影。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恰好在这一日向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批准一项总额为35.3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21.4亿美元拨给14个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华盛顿官方甚至明言，选择在此时提出该咨文，目的就是为了“影响”万隆会议。与此相配合，美国记者们四处采访各代表团对艾森豪威尔特别咨文的看法。果然不出所料，巴基斯坦代表团提醒与会者“注意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扩大对亚洲援助的价值”。
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种言论。21日近中午时分，锡兰代表团团长约翰·科特拉瓦拉总理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台湾是日本的一个殖民地。同盟国同意战后把它交给中国。自从那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产生了，而它在占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国民党政府强加于台湾人民身上?”“我认为符合我们反殖民主义的唯一看法是台湾应该属于台湾人并且作为我们中的一个独立国家。台湾人民是一个清楚的民族，他们有存在的权利。”不仅如此，“对亚洲和非洲来说，过去共处这个词不是经常表现得像穿上羊皮谈和平的从事颠覆活动的共产党狼吗?而这种和平论调不又是亚非整个地区的各种共产党活动和颠覆的国际象征吗?不就是与共产党情报局继续在这个地区发展和活动的事实很奇怪地联系起来吗?”然而，他的发言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原因之一是几个月前他还说“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如今又大谈台湾问题，其可信性可想而知。而且，台湾问题本来也不在议事日程之列。
当天会议临近结束之时，不愿善罢甘休的科特拉瓦拉又做了一次有关殖民主义的发言。他指出：我们在这里反殖民主义是件好事。但“还有另外一种殖民主义，对于这种殖民主义，我们在这里出席会议的人中间有许多或许比较不那么清楚，并且我们中间有些人或许还不同意有这种殖民主义”。“想一想那些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例子吧”，“如果我们一致反对殖民主义，难道我们不应当宣布我们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也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吗”？最后，他提议会议正式讨论“新殖民主义”问题。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的部分国家随声附和，会议主席最终裁定第二天政治委员会会议在进入世界和平与合作议题之前讨论锡兰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一场新的争论处于酝酿之中。
22日，政治委员会会议继续举行。一开始，缅甸总理吴努呼吁与会者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论，科特拉瓦拉赶紧声明昨天的发言只不过想发表一下自己的不同看法，无意引起争论，更不想让会议无果而终。周恩来接着发言，表达了如下几点意见：第一，此次会议不应该就个人的思想观点和各国的政治制度展开争论，这样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也并非会议的初衷。“我将不去争论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争论这个问题。任何人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在会外单独同他谈”；第二，对一般意义上的殖民主义的理解，与会者并无分歧。但锡兰代表团昨天在发言中提到“新殖民主义”，认为苏联在东欧地区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中国不能同意这一认识。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当地人民自主选择的结果；第三，中国参加此次会议并非为了争论是非曲直，而是“以合作的态度来寻找解决办法的”。
虽然中国秉持息事宁人、避免争论的态度，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认同这一点。土耳其代表团接着宣读了一份由土耳其、伊拉克、菲律宾、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利比亚、苏丹和利比里亚共同起草的《九国提案》。
主要内容为：再次确认人民应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谴责对人民一切形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知识和精神的控制；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使用武力、渗透和颠覆办法的国际主张；呼吁与会其他所有国家一起摒弃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南越代表团顺势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目的显然在于将反对殖民主义的注意力引向反对共产主义。叙利亚代表团坚决反对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反之他们将提出英帝国主义问题。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代表团立即予以驳斥，认为应将共产主义列为议题。如果中国没有卫星国，那么它为什么要提出反对意见呢?相反，北越代表团马上发表意见，根本不存在什么新殖民主义，只有旧殖民主义。
一场激烈的争论过后，会议最后决定成立由锡兰、印度、中国、巴基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缅甸等国组成的殖民主义和附属国问题起草委员会。23日上午，各国代表团团长就世界和平与合作问题展开讨论。尼赫鲁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的中立思想首先遭到了伊拉克、黎巴嫩和菲律宾代表团的批评，三者均认为作为小国，如果不与大国结盟则难以自保。其中，黎巴嫩代表团还特意提醒会议要谨慎地使用“和平共处”一词，因为它属于共产党话语体系。此时，周恩来再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和平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的召开便是明证。要想实现和平与合作，就必须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和国家制度。中国不赞成组建北大西洋公约和马尼拉条约那样的军事集团。应首先确定一些基本原则，以便与会各国共同遵守，如不对外扩张、不颠覆他国等。考虑到有人认为“和平共处”是共产党国家使用的名词，那么也可以采纳《联合国宪章》前言中“和平相处”的提法。中国提出的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更改，数目也可以更改。周恩来提议亚非国家将以下七条原则作为增进和平、友好合作的基础：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采取侵略行为和威胁；三、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四、承认种族的平等；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六、承认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七、互不损害。最终，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委员会决定将周恩来在上述讲话中代表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宣言》草案作为基础起草决议。
第二天，经反复磋商，与会各国同意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在内的十项内容写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包括：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会议最终胜利闭幕。
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万隆会议是摆脱殖民主义控制、维护民族独立自主的一次集体宣示，是不结盟运动的开端。无论是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还是19世纪的维也纳会议，抑或是20世纪的凡尔赛会议、华盛顿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主要议题不外乎是大国、强国重新确定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和重新划分各自势力范围，小国、弱国更多的只能是任由摆布和听从安排。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民族独立浪潮席卷亚非拉，越来越多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面对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冷战，这些国际社会的新成员逐渐产生了集体身份认同，并决定以会议的形式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几年后，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埃及总理纳赛尔以及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等万隆会议的发起国和主要参与国领导人又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万隆会议的多个参与国也参加了不结盟运动，作为“万隆精神”的和平、独立原则亦演变为不结盟运动提倡的和平、中立和不结盟口号。
事后观察，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取得了重大成果。第一，表达了同各国和平共处的愿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新中国成立后，战事不断，先是抗美援朝，接着援越抗法，继而又炮击金门。不管在中国领导人看来采取以上军事行动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终究有很多国家对此表示不解，认为北京是好战的，极力进行革命输出。战后初期亚洲局势之所以如此紧张，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中国屡启战端。
亚非会议的召开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阐释自身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机会。会议期间，周恩来始终坚持求同存异、避免争论的态度，多次表达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友好相处的意愿，并邀请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访华。更令世界感到震惊的是，他还表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的局势，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声明“向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巴基斯坦总理阿里评价道：此番话“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立即发生影响”。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则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就连一直替美国辩护的某些国家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建议是令人感兴趣的。应该说，周恩来的万隆之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亚非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而又更为真实的中国。
第二，与多个国家领导人或代表建立关系，为中国对外关系未来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交往甚少。在准备参加万隆会议的过程中，考虑到埃及总统纳赛尔是阿拉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且刚刚宣布独立的埃及在政治立场上接近中立国家，中国决定将埃及作为突破口，打开与非洲关系的大门。会议召开期间，埃及也确如中国的判断发挥了正面的影响。相应地，周恩来也尽量利用会上会下的各种机会与纳赛尔接触，向他介绍中国的立场，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最终，周恩来与纳赛尔达成协议，决定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并以此作为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955年8月，埃及贸易代表团访华，中埃签订了贸易协定。1956年，埃及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举在阿拉伯世界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赞扬之声。
战后初期，柬埔寨十分担心中国和越南这两支共产主义力量会威胁到其国家安全。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与柬埔寨首次接触，周恩来向束埔寨外长狄普芬表示中国愿意支持束埔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并阐述了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坚持的大小国平等的原则。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主动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这是二者第一次见面。紧接着，周恩来在宴请西哈努克时指出，中国希望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柬埔寨建立友好关系，并诚挚地邀请亲王方便时访问中国。西哈努克则表示，柬埔寨将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不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不同台湾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此次会议结束后，他会安排时间访华。周恩来谦逊和蔼、平等待人的处事风格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回忆说：“他（周恩来)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无须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1956年，西哈努克和周恩来实现了互访，为两年后两国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遏制中国，二战结束后美国全力通过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等方式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泰国选择了与美国结盟，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此相适应，泰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而坚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而中国则批评泰国迫害华侨，是美国的仆从国。不过，从筹备日内瓦会议时开始，毛泽东将改善中泰关系列入议事日程。在随后接待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时，毛泽东表示：如果泰国同意，中国可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泰国发展友好关系，希望吴努代为向泰国转达中国的意愿。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不但在会上就泰国的疑虑进行解释，而且私下里还真诚地向对方表达友好往来的愿望。
4月20日晚，周恩来宴请泰国旺亲王。他对旺亲王说，中泰之间暂时不能建交没美系，两国间可以先进行贸易和文化往来，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中国热切希望泰国代表访问云南，且随时准备解决泰国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沟通交流，泰国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会后，中泰之间很快建立起了秘密接触渠道，并达成如下书面协议：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加强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为将来实现关系正常化做准备；经常保持联系。由此，中泰关系实现有限缓和。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外交政策方面紧紧跟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从50年代初开始，周恩来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并为此采取了遣返日本侨民、特放日本战犯等相关措施。万隆会议开幕式前和会间，周恩来两次与日本代表团团长、经济企划厅长官高倚达之助会晤。会谈议题十分广泛：远到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近至半官方机构的设置；小到简化两国汉字，大至中日邦交正常化；细微处到两人的个人经历，宏阔处至日本战犯归国和中日民间贸易。会谈期间，周恩来在中日战争问题上认为，与几千年的友好关系相比，这五十年是短暂的，日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至于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表示不急于求成，不要求改变日美关系现状。此次会晤是中日两国政府战后第一次接触，影响极为深远。自此，日本民间对华友好人士和进步势力改善中日关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中国也因此更加积极地按照“积累渐进、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中日关系，中日民间贸易和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倚达之助及其翻译冈田晃甚至认为这次会晤“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同时也“为后来日中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本人会上和会下积极与他国建立联系。几天之间，周恩来几乎结识了所有与会代表团团长，即便是以往对中国持有怀疑乃至敌视态度的人也很快变得友好起来。这一切为中国此后的对外交往带来了诸多契机。
第三，解决了与印尼之间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华侨问题是困扰新中国的难题之一。50年代中期，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有1200多万人，仅在印尼一国就有超过200万人。由于中国传统国籍法采取的是血统主义原则，而东南亚国家则秉承出生地原则，于是便产生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4年，周恩来在会见尼赫鲁时曾解释说：中国在南洋有很多华侨。如果这些人依旧是侨居的身份，就不应该参与驻在国的政治活动，但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倘若他们已取得驻在国公民身份，自然也就不是华侨了。这就是新中国的华侨政策。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更是公开表示准备与有关各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1954年11月，中国与印尼两国政府已在北京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955年3月，双方继续在雅加达就此事展开讨论。万隆会议召开后，两国代表进行进一步沟通。终于，4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得以签订。主要内容为：同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双重国籍的人应根据自愿原则在两个国籍中选择一个；侨民应遵守侨居国政府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周恩来的签约仪式上致辞时指出：“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良好的事例。”事实证明，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第四，在同亚非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以后，美国领导成立的对苏东国家实施贸易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将禁运对象扩大到了中国，而且还提出所谓的“中国差别”，即对中国的禁运水平高于一般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如此，战争期间美国还在联合国组建起了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额外措施委员会”，共有43个国家参与其中。可以说，5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极其恶劣，与西方世界的经贸水平更是急剧下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55年上半年在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过程中，中国决定借此机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同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不失时机地宣传自己的经贸主张，主动向与会各国代表团表达发展经贸关系的愿望，效果良好。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与埃及、印尼、叙利亚、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达成的书面或口头经济协议。万隆会议后，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贸交往更加密切，对外援助对象也进一步扩展到亚非民族主义国家。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也认为自己在万隆会议上获得了胜利，进而反思自身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未来走向。在1955年4月29日的内阁会议上，杜勒斯国务卿分析道：《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提出的十点原则中有八点与美国外交政策一致；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提倡的中立主义遭遇到明显的挫折。与此相反，周恩来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他的成功更多的源于和解的姿态而非好斗的表现。
本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周恩来会将美国描述为侵略者，而标榜中国为解放者，以此为武力解放台湾造势。可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但有意识地推动台海危机停火，而且还表示愿意与美国举行谈判；亲美的亚洲国家在会议上协同作战的表现着实令人感到满意。中央情报局也持类似看法：会议期间，对西方友好国家的表现“无可挑剔”；万隆会议并没有像美国担心的那样成为周恩来或尼赫鲁大肆宣传自身主张的舞台。同样，美国驻雅加达使馆亦认为西方世界在万隆会议上斩获颇多。
与此同时，万隆会议也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思考国际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二战刚刚结束，冷战便已开始。在东西方尖锐对抗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不断出现的大势下，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带着“非黑即白”的老旧观念看待第三世界中立主义倡导的不结盟主张，认为此种观念本身带有反西方的色彩。万隆会议过后，美国政策研究人士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如过去那样将中立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基于对中立主义“复杂性”和“危害性”的进一步认识，华盛顿的谋臣策士们建议政府在制定对中立国政策时应不同国家不同对待，而非一概而论。
对于殖民主义问题，美国政要们也有了新的看法。二战还未结束，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提出了非殖民化的问题，其主要想法是通过托管制，逐步实现原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华盛顿的官员们也就这个问题展开高谈阔论，看似要扮演民族解放浪潮推动者的角色。但冷战开始以后，美国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充当反殖民主义斗士，因为它的盟友当中有若干个国家是前殖民大国。或者说，考虑到反对共产主义的优先性，华盛顿不得不在拥护非殖民化和维护同盟关系之间徘徊权衡。不过，万隆会议的召开最终促使艾森豪威尔进一步意识到殖民主义时代已然过去，西方世界最好的出路就是与殖民主义划清界限。为此，他更加积极地试图说服丘吉尔等盟友看清形势并做出正确的应对。
但丘吉尔似乎并不为之所动。美国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955年年底，杜勒斯国务卿卖力地向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推销“英美万隆会议”的构想——由殖民国家和美国共同组织召开一次会议，推动有条不紊的、亲西方的非殖民化，从苏联共产党手中夺过处理殖民地问题的主动权。不过，一番试探后，由于英国反应冷淡，该倡议就被束之高阁。
—— 版权申明 ——
文章摘自《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
沈志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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