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 幸福终点站
以前在《东方早报》上读到一篇评论，题目叫“对国家要有个坦率的态度”。文章开篇提到两位有影响的人物，一位是因敢于直言批评自己国家问题而颇具人气的央视女主播，去年到美国产下一女；一位口头上非常爱国，甚至以反对西方霸权为志业的所谓“意见领袖”，竟在多年前就把儿子送去了美国。
其实，数一数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跑到美国去生孩子的，把子女送去西方读中学、读大学的，把国内多余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去的，又何尝在少数。再上网查一下中国这些年来海外移民的信息，更能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移民海外就始终一浪高过一浪地在奔涌着。最早大批涌向海外者，是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人。那些年，光是偷渡跑到海外去挣钱并且“黑”下来的，就不知有多少。以后陆续是大批留学生，或早早就发现西方国家好处的有知识、有技能的年轻人，大量以留学等名目出国不归。即使最近这几年沸沸扬扬的移民潮中，除了那些在国内赚了钱的富人和有权有势的干部家属，许许多多没钱没势的平头百姓，稍有办法，也还是一样拐弯抹角地想要改变身份。自己改变不了，就想着靠孩子来改变，于是跑到美国，跑到香港，甚至跑到塞班去生孩子的年轻人成千上万。
目前已知仅这些年在香港出生的所谓“双非儿童”，就有一二十万之多。每天早上和下午，站在港深罗湖或福田关口，你都能看到蔚为壮观的场景：数以千计的幼儿和小学生,一批跟着一批，浩浩荡荡地涌入、涌出。
作家白桦
记得1979年军旅作家白桦发表过一部电影剧本，叫《苦恋》，次年被拍成电影，不仅未能公映，还惹起一场风波。原因就在于它讲述了一个1949年后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既悖谬又悲惨的故事：一位叫凌晨光的画家内战时因参加反抗运动被迫逃亡国外，1949年新中国建立即毅然归国。1950年代他度过了最好的一段时光，但随后特别是“文革”到来，他和家人生不如死。女儿与男友决心逃亡国外，画家开始还反对。女儿因此愤然问道：“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最后，画家也被迫逃亡且死于荒野。影片刚一拍成就受到批判，最主要的政治帽子就是，该剧本不仅是反爱国主义的，而且公然鼓吹“背离社会主义祖国”。
白桦当然不是在鼓吹“背离”祖国。在他看来，谁会不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家园，而愿意跑到一个连语言文化都不同的异国他乡去生活呢?他想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不能善待热爱自己国家的自己的国民呢?
时代不同了，与这位画家以及当年无数因为种种原因受歧视、受迫害的海外归侨及知识分子不同，今天绝大多数移民或希望把后代送出国者，主要不是因为歧视和迫害选择离开中国的。他们用脚投票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为法治缺失，因为财产安全问题，因为教育质量，因为食品、疫苗、饮水，甚至空气的毒化与污染等等。但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中国选择用脚投票的人数特别多，而且经济越发展人数越成倍增长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白桦当年的那个疑问依然存在。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中国人移民海外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数量庞大。但是，一二百年来，移民的主体基本上是穷人，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以“天朝子民”自居，视移民为“逃民”、“流民”的风气，也由来已久。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凡在海外有了一些经济地位的华侨，往往反而更愿认祖归宗。从孙中山革命到抗日战争，华侨毁家纾难甚至流血牺牲者，比比皆是。不仅如此，与改革开放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个年代无论是普通华侨，还是赴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大都不愿做移民。1907年荷兰政府通过新律，要把南洋爪哇的华侨全部划人荷兰籍，就引发南洋华侨的集体抗争。
20世纪初期，中国曾有数万青年赴日，民国年间则有上万留学生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留学，他们绝大多数没有选择留在海外，无论学成与否，基本上回到中国来了。而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了很大变化呢?
据官方统计，1950年代初，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约有1200万人；到2010年，人数已经超过4543万。1950年代初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除了60年代初因大饥荒、1966-1968年因“文革”动乱，两度有数以万计的民众集体逃亡出境外，新增加的三千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中，一多半应该都是改革开放后去海外的。
以移民美国的情况为例，1970年美国还只有43.5万中国（含台湾）移民，1980年就增加了近一倍，达到81万；1990年又增加一倍，达165万；2000年达到288万，2007年更达到353.8万人，这中间有一半以上的移民都已加入了美国国籍。
尽管在新增加的三千多万移民中，绝大多数还是以挣钱为目的的普通劳动者，但是，移民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富人及权贵家属明显成为主流。他们，也包括多数赴发达国家打工、经商、生子的普通国人，想方设法为自己或者为子女取得所在国的国籍，不再做中国人，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自从人类开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哪怕每一寸土，都被打上了国家的印记。当世界被划分成各自独立且主权、疆界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国家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可能像中世纪犹太人或古代中国人那样，自由迁徙于几大洲或不同族群聚居地之间了。一个人只有归属于一个国家并为之效力时，那个国家才会为他提供服务和保护，反之，他将无立足之地。
2004年上演过一部叫The Terminal的美国影片，到中国来被译成了《幸福终点站》。它讲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影片中汤姆·汉克斯饰演了一个叫维克多的斯洛文尼亚人，他飞到纽约国际机场，入境过关验证时被发现他的国家突然政变且成为美国的敌国，他随身的证件等均告失效。结果，这个倒霉的家伙既不能踏上美国的土地，又没有合法的证件乘机返回祖国，不得不睡在机场大厅的椅子上，在卫生间里洗漱，靠为路过的旅客提供服务来勉强度日，等待他的国家与美国政府解决两国关系问题。
导演斯皮尔伯格把维克多在纽约国际机场的遭遇，拍成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浪漫故事。这大概也是中文译者会把“TheTerminal”译成“幸福终点站”的一个原因吧。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故事多半也只能发生在电影里。试想，如果来到纽约国际机场的斯洛文尼亚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百上千，甚或如近年跨海偷渡去欧洲的阿拉伯难民一般，成千上万，而且源源不断，结果又当如何呢?
《幸福终点站》剧照
当然，这部影片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提示。比如，一个国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稳定，往往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安危和命运。再比如，国民不仅仅是国家这个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也注定会成为自己国家荣辱利弊的背负者。国兴民兴，国辱民辱。当年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之所以不愿留在美、英、日等国，就和这种情况有关。在《忍不住的“关怀”》一书中，我就介绍过当年留美的梁实秋讲过的两件很典型的事情：一是同学陈长桐去学校旁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人理，最后一个理发匠明白地告诉他：“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气不过，到法院去告了这家理发店，官司是赢了，但那位理发匠很无奈地告诉陈说：你以后要理发，我可以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理，请千万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黄种人进入店中理发，许多白种人就不愿再来了。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出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二是他们那届大学毕业时，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照例是毕业生一男一女的排成一双一双的纵队走向讲台领取毕业文凭，这一年我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有六个，美国女生没有一个愿意和我们成双作对的排在一起，结果是学校当局苦心安排让我们六个黑发黑眼黄脸的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是最早公开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国家，照理是落后国家的国民当年最容易去的地方。但事实上美国的人权、自由、平等种种，一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进化过程。印第安人、黑人、妇女，以及华人，无论作为少数族裔还是作为个人的平等地位的取得，几乎花了两
百年的时间。针对华人，美国国会1882年甚至专门通过了一个法案，严格限制华裔移民。此一导致华人在美国长期受到歧视的法案，直到1943年美国和中国战时结盟后才得以废除。足以见为什么20世纪上半期的留美学生多半不愿留在美国，以及为什么越是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留学生，往往也越爱国了。
如果一个人因肤色、语言、文化、信仰受歧视受压迫，容易激发起原本并无意识的族群情感、民族情感或爱国情感，那么，1949年后因爱国而留在大陆或回国效力的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华侨、华人，却在“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受到无休止的斗争、批判、歧视与压迫时，由不解，到逆反，到疏离，直至选择出走，也就不难想象了。
人们之所以热爱自己的国家，根本上是因为爱自己和爱家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多数国家都开始高度重视人权、自由、平等问题，都不再允许歧视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开始大力吸引人才和投资，开放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因此，当自己的国家不能保持稳定，或不能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应有的权利保障，哪怕只是不能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时，人们为自己或为后代寻找一个“幸福终点站”，在今天也就成为同样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无论一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它既然由国民所组成，国民也就有选择的权利。当今国家对国民的吸引力明显地逐渐转向了国民个人幸福感指数的高低。虽然，有条件移民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中国的巩固与存续未必需要太过担心移民人数的多少，但有一点历史的镜鉴还是值得注意的，即从长远的观点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抑或它的版图是亘古不变、永续存在的。
看看古代历史地图就可以了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古代中国的版图始终在大幅变动。今日中国之疆界，纯粹得益于中华民国当年继承了清朝的而不是明朝的版图。更重要的是，晚清以来中国虽历经分裂、战乱与外国侵略等种种危机而未瓦解，也幸赖历代政治家与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坚持与牺牲。
问题是，这并不就是历史的终结。读一下19世纪、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就能发现，这两百年来有多少国家兴了又亡，合了又分。1945年“二战”结束时，世界上总共只有五十几个国家，短短半个世纪之后，地球大小依旧，却生生裂变出二百多个国家来了。谁说今后不会还有新的民族裂变或新的国家诞生出来?
国民用脚投票的越多，越说明国家的问题多多。不论当今移民们是否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终点站”，对于当政者来说，改变传统思维实在是太重要、太关键了。国家能不能成为国民依靠的臂膀和幸福的港湾，在当今时代对任何国家的当政者来说，都是其合法性的重要试金石。
前车列列，足可镜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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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自《鬼子来了》
杨奎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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