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方 | 大事还是我办：盛世的终结

天地之力穷矣：可怕的人口压力

乾隆皇帝晚年的怠政、为敛财纵容腐败导致的吏治败坏预示着盛世的末日即将来临，但盛世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吏治败坏，而是人口持续不断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人均生活水平开始下降，吏治败坏则更加剧了这一过程。

乾隆末年，中国总人口已经到达了一个空前的数量：3亿。现代学者通过对历史人口的微观研究，证明了18世纪末期确实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台湾学者刘翠溶利用49种族谱发现“在时间上，未婚率的提高、生育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提高大致都出现于清代由盛转衰的十八世纪末叶，这是值得注意的人口现象。”本人利用曹氏与范氏族谱进行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时，也发现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曹氏与范氏的夫妻年龄差达到了最大，生育间隔最长，生育数最少，曹氏男子的初育年龄最大，两个家族的男子2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开始了持续的下降，意味着死亡率开始上升。李中清等对清皇族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这些人口学的指标是经济恶化、生活水平下降的有力证明。所有的这些研究全部证明了18世纪后半期的确是中国人口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这个世纪尤其是后半期开始，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这一压力造成了社会、自然环境的全面恶化。不仅普通的平民，甚至最有特权的皇族人口也感受到了这一环境恶化、人口压力带来的影响。而此时，雄才大略、英察过人的乾隆皇帝已经垂垂老矣，再也无心、无力顾及这些了，他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周甲归政：退而不休的太上皇帝

乾隆皇帝对祖父康熙皇帝非常景仰，两人感情也非常深厚，对祖父的怀念持续了他漫长的一生。在他24岁刚继位时就“焚香告天默祷”，自己在位时间不敢超过“皇祖御极六十一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此即为“周甲归政”（一周甲为60年）。但在当时，乾隆皇帝还很年轻，那时人很难活到80多岁，因此他也不以为意，直到50岁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乾隆皇帝虽然有17个儿子，但到了他的晚年，只有4个皇子可供继承人选。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手书应立皇子之名密绒而识藏之”，并将此事告知军机大臣，但未透露是何人。五年后冬至南郊大祀，乾隆皇帝“以书立皇子之名默祷上帝，如其人贤，能承国家洪业，则祈佑以有成”；若其不贤，则希望上天能夺去他的性命，以便重新选择新的太子。乾隆皇帝解释他“非不爱已子也，然以宗社大计，不得不如此，惟愿为天下得人，以继祖宗亿万年无疆之绪。………是朕非不立储，特不肯显露端倪，俾众人有所窥伺耳。此正朕之善于维持保护。”这件事可以反映乾隆皇帝对他选定的太子并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其他皇子他更不满意。时间终于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这年九月初三，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揭开隐藏了几十年的谜团，宣示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密封的手书：“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决定于第二年正月初一禅位给永琰，并改元嘉庆”。时年36岁的永琰对即位后的境况并不乐观，他恳请父亲不要退位，表示自己只想一直备位皇储，“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王公大臣也集体请求乾隆顺应“亿兆人之心”，将皇帝做到底。乾隆皇帝坚持自己当年的诺言，但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虽然归政退位，但大权还是要掌握自己手里。

第二年，即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1796年2月6日），归政禅让大典举行，乾隆皇帝于太和殿升座，皇太子永琰率王公大臣跪，宣读庆贺传位表，大学士二人恭引皇太子到御座近前跪，左旁大学士请“皇帝之宝”跪奉乾隆皇帝，然后由乾隆皇帝亲授给皇太子。在这一瞬间，乾隆皇帝变成了太上皇帝，皇太子永琰成为皇帝，即通称的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率王公大臣行九叩礼，太上皇帝启座乘舆还宫，典礼完成。

紫禁城东路有一组独立的宫殿建筑——宁寿宫，占地超过5万平方米，宫门前有一块巨大的、雕刻精美的九龙壁，与山西大同九龙壁、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合称“中国三大九龙壁”，由此可知这组宫殿的不同寻常。宁寿宫的形制模仿乾清宫、坤宁宫，而建筑的材料、质量、巧妙更是青出于蓝，有独立的花园、亭台，甚至还有紫禁城中规模最大的戏台。宁寿宫中轴线上有一座乐寿堂，它是卧室和书房，是整个紫禁城用材最为考究、装修最为奢华的建筑，20余根金丝楠木大柱支撑起了这座面阔七间(36.15米）、进深3间（23.20米）的殿堂，内部四壁及天花板全部用金丝楠木装修。紫禁城虽然建于明初，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因历年的天灾人祸，现存的主要宫殿基本是清朝重建。由于当时金丝楠木已经极其稀有，因此即使最重要的太和殿也只能用松木大柱，在外面包裹10厘米厚的杉木板而已。从建筑材料上讲，乐寿堂可以说是整座紫禁城中最为珍贵的建筑。

早在60岁生日时，乾隆皇帝就决定修建宁寿宫作为自己退位后的居所，因此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为自己的打算不可谓不周到。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个大权独揽长达60年的皇帝，自觉自愿退休，享受一下超高规格的待遇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这座华美的宫殿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而是弃置了100多年，直到清末自比太上皇帝的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短暂住过一段时间。禅位后仅十几天，朝鲜使节李秉模觐见，太上皇帝让他转告朝鲜国王，他虽然退位了，但“大事还是我办”。嘉庆皇帝只是一直在旁侍坐，朝鲜使臣回国后告诉国王他的观感：“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太上皇口中的“大事”即是“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这些都要太上皇“躬亲指教”，皇帝只能“朝夕敬聆训谕”。

养心殿是雍正皇帝以来皇帝的寝宫和处理日常政务的办公室，是政治舞台的中心，在此生活、工作了整整60年，“大事还是我办”的太上皇帝如何舍得离开?因此专门为太上皇准备的宁寿宫一直闲置，即使它远比养心殿华美、精制、轩敞。太上皇帝描述自己归政后的生活：“仍在养心殿日勤训政，事无巨细，皆余自任之。”看来不仅大事，就连小事也全由太上皇帝操办，年近不惑的嘉庆皇帝只能在太上皇帝的指导下当个“实习皇帝”，或不太好听但更恰当的“傀儡皇帝”。既然太上皇帝不搬走，嘉庆皇帝只好仍然住在自己的旧居毓庆宫。虽然改元“嘉庆”，但在宫廷中仍然使用“乾隆”年号，已经大权独揽60年的太上皇确实做到了“事无巨细，皆余自任之”。

和珅画像

嘉庆皇帝不仅要仰视太上皇帝，甚至还要看太上皇帝的亲信和珅的眼色。据当时人礼亲王昭梿的记载，和珅认为自己有拥戴嘉庆之功，“出入意颇狂傲”；嘉庆对和珅很尊敬，有任何事报告太上皇帝都要托他代言。当时太上皇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耳朵不灵，说话含糊，行为也常出人意表，除了与他亲近几十年的和珅外，几乎无人能与他沟通，因此和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上皇与皇帝、臣下之间的“联络员”，狐假虎威，以致皇帝也要看他的眼色。当时白莲教造反，大小事一样不放的太上皇帝自然忧心，有一次他问了造反首领的名字后便闭目喃喃自语，皇帝和大臣都听不懂他在传授什么平乱的方略，而和珅却胸有成竹，答疑解惑。原来太上皇帝在念喇嘛教的密宗咒语，要将作乱的首领诅咒而死，和珅成了太上皇帝不可或缺的传声筒。因此此时虽然已改元“嘉庆”，但实质上仍然是“乾隆”时代。

归政禅让大典刚举行了几天，就爆发了继三藩之乱后规模最大的内战——川楚白莲教造反。这场内战持续时间长达九年，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造反人员主要由川楚一带山区信奉白莲教的无地流民组成，它是人口压力与吏治腐败的双重产物，标志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的结束。此时，首席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去世，和珅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更加大权独揽。他有意压下各地不利的军报，以免让太上皇帝担忧，结果贻误军机。再加上长期承平，官员与军队腐败严重，动员、作战效率低下，内战愈演愈烈。

乾隆皇帝虽然号称“十全老人”，自以为是古往今来最成功的帝王，自称“二十有五践阼纪元，六十年传位皇帝。兹春秋八十有七，精神纯固，康健如常。亲见五代元(玄）孙，武功十全，诸福备具……逾于皇祖”，应验了祖父康照皇帝当年所说的“是命贵重，福将过予”，但不幸的是，他在生前就目睹了此次内战，给其完满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缺憾。

嘉庆三年（1798年），太上皇帝身体依旧如往常一样健康，仍然巡幸塞外，并在避暑山庄庆祝他的生日“万万寿”，在澹泊敬诚殿接受皇帝、皇子、皇孙、王公大臣、蒙古王公以及外藩使节的庆贺，此时朝廷上下已经在筹备明年太上皇帝的“九旬万万寿庆典”。回到京师后，太上皇帝一直住在他毕生营建的圆明园，直至立冬后才回到紫禁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日，太上皇帝一改以往在外朝太和殿接受元旦朝贺的惯例，在内廷的乾清宫接受了皇帝及诸王公大臣的朝拜。在上一年冬至后，高龄的太上皇帝因“筹办军务，心体焦劳”而生病，接受元旦朝贺的第二天，太上皇帝病情加重。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早晨，统治了中国长达63年之久的弘历怀着遗憾于养心殿去世，就在前一天，他还写了一首《望捷诗》，盼望早日平定川楚白莲教之乱。

太上皇帝去世后的第五天，一直隐忍的嘉庆皇帝将和珅革职下狱治罪，随后和珅以20条大罪被赐自尽，家产被籍没，据不完全统计，家财高达2.2亿两白银，相当于全国四年多的财政收入总和，这是对乾隆晚期吏治败坏最生动的写照和总结。和珅财产数字只是大清帝国官僚腐败金字塔的顶端，而其下各级官僚贪腐钱财的总数是其十倍、数十倍，如此一来底层民众还有什么活路?嘉庆皇帝清楚知道白莲教造反的原因，他亲自审讯了白莲教首领王三槐，王在供词中提到“官逼民反”，嘉庆皇帝“闻之殊为恻然”，将王“暂停正法”。嘉庆皇帝认为清朝“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周洽寰宇。皇考临御六十年。无时不廑念民生，……普免天下钱粮、漕粮，以及蠲缓赈贷，不啻亿万万。凡所以惠爱闾闯者，至优极渥。………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已囊，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赎，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除了不敢涉及父亲、将一切罪过归于和珅一人外，嘉庆皇帝这段话不可谓不深刻，充分揭示了官僚组织化、系统化的贪腐对政权的危害。

泥足巨人：盛世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康乾盛世的衰落固然有吏治败坏的原因，但更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已经到了最高峰，没有了提升的空间。乾隆中期的耕地面积、粮食单产量、人均产量均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版图也是历代最大，耕地已经开发殆尽，既无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无法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摆脱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经济危机，而人口却仍然在持续增长，因此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必然会爆发，只是腐败的吏治会加快它，以底层民众大规模暴动的形式到来，于是在嘉庆皇帝的眼中，和珅就成了替罪羊。

清朝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实现经济转型。早在入关之初，皇帝就与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有很多亲密的接触。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顺治皇帝、孝庄太后的关系非常亲密，就是他以皇三子玄烨得过天花具有免疫力的理由说服了顺治皇帝，将皇位传给了这位并不受宠的儿子，结果玄烨成为一代明君，开创了长达100年的盛世。康熙皇帝更是非常倾慕欧洲文明，他不仅非常擅长使用来自于欧洲的望远镜、各项测量仪器、火器，而且喜欢欧洲的音乐、几何、数学、生物、物理等学科，亲自将这些知识教给他的诸位皇子，雍正皇帝就是他的学生。清朝皇室倾慕欧洲文明的传统一直传到了乾隆皇帝，他同样任用欧洲传教土为他作画、设计圆明园里的西式建筑。但不幸的是，这几位皇帝只是将欧洲的艺术、器物、学科当成了宫廷娱乐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可以带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契机。

郎世宁 《恭绘满洲八旗狩猎图》 

清朝最重要的国策是“首崇满洲”，满洲是一个不到100万人的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后，时时担心淹没在上亿汉人的大海中，因此所有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八旗满洲手里，尤其是直属皇帝的上三旗。清朝中央的高级官员大学士、各部尚书实行满（旗）汉双任制，而实权都在满洲官员手里，汉人官员只能备位；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以及八旗都统等官职只能由旗人担任。掌握军权的驻防将军、都统只是旗人的禁脔，掌握地方军政权力的总督也基本由旗人担任，只有少数汉人担任主管民政的巡抚。每有大征伐，必然任命满洲王公亲贵担任大将军、将军、经略，整个清朝只有汉人岳钟琪担任过大将军，是唯一的例外。满洲人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成为皇帝的待卫，然后可以出将入相，得封高官显爵。除了满洲人外，其次得到信任的是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以及外藩蒙古，汉人只能排在最后。八旗以骑射得天下，骑射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本人也极重视骑射，经常敦促八旗要演练骑射，这是他们统治亿万汉人的看家本领。为了本民族的利益，他们不愿意引进、普及先进的欧洲文明来启蒙、武装汉人，因为欧洲先进的火器可以轻易地击败落伍的骑射。清朝皇帝不引进欧洲文明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恐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当以汉人为主的清军开始装备先进的火器后，清朝政权就开始岌岌可危，然后迅速崩溃。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遣以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首的庞大使团以庆祝乾隆皇帝万寿的名义访问中国，要求清朝开放贸易口岸、互派使节、减免并公开外贸税率。他们赠送给乾隆皇帝大批先进的仪器、马车、大炮、步枪、舰船模型等礼物。按照清朝的惯例，所有外国使节都要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但被马嘎尔尼坚决拒绝，这让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非常不快。乾隆皇帝虽然被英国文明的先进所震撼，但他仍然固步自封，坚决拒绝了英国使团提出的一切要求，并将赠送的礼物封存在圆明园，直至60多年后，英国军队在抢劫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赠送给乾隆皇帝的步枪、大炮仍然保存完好；乾隆皇帝及其子孙不仅没有想过仿制，甚至也没有想过进口，以致几十年后，面对配备先进武器的英国侵略军时，清军使用的武器甚至还不及100多年前的康熙时期先进。当乾隆皇帝骄傲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拒绝英国通商贸易的要求时，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有过一丝惶恐，但即使有，82岁高龄的乾隆皇帝也已经无暇顾及了。

虽然乾隆晚年的国运走势明显向下，但是我也反对将乾隆皇帝与同时期稍晚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做简单的比较，即所谓“乾隆忙于后宫时，大洋彼岸这个男人在干什么”一类的质问。这种人物比较不仅不公平，也没意义，显得非常幼稚可笑，只有让二人穿越到对方的时空，看各自表现，或者从小就生长在同一时空，才有比较的可能。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更没意义。按照这个逻辑，现代每一个平庸的人，都有资格嘲笑历史上的超级牛人没看过电视，没玩过电子游戏，不会上网，所以不如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超越自己生长的时代、环境，将这些因素剥离，单纯比较他们个人间的优劣，显然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一个人再伟大，再有能力，也无法超越自己的环境；一个背负沉重传统包袱的巨大国家，没有足够强的外来刺激，也很难有实质的转变，幻想出现一个超人凭借一己之力就能改变世界只不过是个童话。在中国长达几个月的旅行让英国使团充分了解了大清帝国的虚弱与贫穷，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忙忙碌碌的一群，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连面部表情看上去都没有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孩子惧怕父母，百姓惧怕官吏，官吏惧怕皇帝”；“所有与我们有过接触的官员，无一不表现得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然而，他们虽然礼貌周全，却都不诚实”；“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想凌驾于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为半野蛮人。……(清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们打到在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

这些外来者的观察不仅非常生动描绘了康乾盛世末期衰败、贫穷、绝望的景象，而且对过去150年的历史做了恰当的总结，并准确地预言了未来。康乾盛世是中国帝制时代绝对专制的最高峰，它集中国政治权术之大成，主要依靠三位谨慎、能干、具有高度责任心的船长卓越领导，以及八旗统治集团的团结、高效，是在一个相对封闭体系中发展而来的盛世。纵向比较，康乾盛世创造了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空前高峰，它不仅统一了中原汉族地区，也统治了东北亚、中亚、青藏高原等广大游猎地区，建立起一个版图空前广大且稳定的大一统帝国，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2亿、3亿；但不幸的是，从横向比较，它与当时世界最先进文明之间的差距却越拉越大。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帝制的最后一抹斜阳，最后一首挽歌，虽然辉煌，却已经走到了尽头。

—— 版权声明 ——

文章原载《盛世康乾》

侯杨方 著

中信出版社

插图源于网络

封面图为《延禧攻略》剧照

在此鸣谢

—— 友朋会在线课堂 ——

——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