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 正义与运气

“就像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掌纹，每个人的一生也有着无法复刻的轨迹，这些轨迹或深或浅，有的与你主观努力相关，更多则受各种偶然性的摆布、左右。”

正义与运气

文 | 周濂

文章原载：财新《新世纪》，2012年

01

在这个阅后即焚、读后即删的网络时代，重提罗炼这个名字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从2008年9月14日至今，网民的注意力早已经历了无数次的聚焦又散焦。远的不谈，今年（2012）年初的方（舟子）韩（寒）大战一鼓作气、再鼓不衰、三鼓不竭，重庆美剧的剧情层峦叠嶂、波澜壮阔、狗血淋淋⋯⋯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仍然记得罗炼这个名字，又有多少人还在牵挂他的命运。但是于我而言，过去的四年里，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却不断闪回脑海。

不是每个人都是韩寒、方舟子，也不是谁都能够当上重庆美剧的主角。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罗炼。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故事：

2008年，24岁，五年前他放弃高考，从湖南农村来到广东打工，先后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这个爱好作文、喜读庄子的年轻人一事无成。2008年9月14日中秋节，在家具厂做学徒的他，在月饼盒里留下一张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月饼盒里写下的是这样一段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一辈子忙忙碌碌却没有事业上的成功和建树，疲惫不堪地工作却找不到努力的方向，心里很希望摆脱穷困的境地却无法做到，想要谋求显达、出人头地也行不通，无法成就自己的事业，也无法赡养自己的亲人，这难道不是悲哀的事情吗？人们都说这种人不死，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处！”

虽然化自《庄子·养生主》，但我相信多数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一辈子也写不出这样的字句。

如果没有这段话，罗炼的故事甚至不会出现在都市晚报的社会新闻里。因为有了这段话，就连惜时如金的湖南卫视也曾经把镜头对准他。

这段话让所有人都有了一个不约而同的判断：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青年人在绝望之下留下的遗笔。由于现有的社会体制没能充分提供平民上升的通道，所以才会导致他奋斗无门，最终不知所踪。

在2012年重提罗炼，不由得让我想起最近在微博上流传的那则新闻，卫生部某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免费为一农村大妈做了白内障手术。当摘下纱布时她看见了，她的确要感谢党！感谢政府！靠她自己，她一辈子也做不起手术。”

这样的说法，对于红旗下的蛋，不仅耳熟，而且窝心。但是有人问了：“她辛苦一辈子，连个白内障手术都做不起，那她得恨谁呢？”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罗炼。在他短暂的24年人生里，是谁让他痛感“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他应该恨谁？这个社会与这个时代到底亏欠他什么？

02

人之一生有各种偶然。

生在中国西南某山区的农村家庭，五个孩子、四条裤子，作为老幺的你总被迫做那个“留守儿童”，念完小学就被迫辍学，辗转东南沿海打工，这是所谓“社会的偶然性”。

你从小天赋异禀，身高2.26米，能跑能跳，不仅篮球水平过人，而且出口成章、聪明幽默，这是所谓“自然的偶然性”。

你在高考前五天开始发奋图强，押宝式地为自己罗列了20道数学题，结果题题命中，金榜题名，这是所谓“幸运的偶然性”。

就像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掌纹，每个人的一生也有着无法复刻的轨迹，这些轨迹或深或浅，有的与你主观努力相关，更多则受各种偶然性的摆布、左右。

古典学家努斯鲍姆说：“人类繁荣很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这是后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从未怀疑过的一个核心主题。”

就此问题而言，东西哲人见解庶几相似，譬如庄子也讲：“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当然，严格说来“运”和“命”是相反的概念，前者等同于任意性与偶然性，后者则隐含了既定的秩序与必然的法则。然而正如一位哲人所言：

“从人类幸福的角度来考虑，这两个词是密切相关联的，因为它们二者都否定了人类行为在决定人间事件中的能动作用。不论宇宙的发展是预先决定的，还是混乱无序地展开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幸福——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既然无法控制，那么无论是“运”还是“命”，偶然还是必然，都意味着不管我们怎么折腾，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真正改变人生的道路。既然如此，不如不折腾，两手一摊，把自己交付出去。所谓“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大约一年前，凤凰网曾经发起过一项“征集中国人的信仰”的大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工作与生活遇到转折甚至挫折的时候，你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结果62.4%的人曾向朋友诉说，34.5%的人默默祷告，13.6%的人拜佛，10.5%的人参考星座/血型/生肖学说，剩下的还有找算命先生卜卦、求签、看风水，以及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上述答案里，除了“朋友”与“心理医生”实实在在，所有剩余选项尽是一些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物事。

虽然已是21世纪，中国人知天乐命的劲儿，直追古人。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次调查中，最频繁地出现了另一个与“运气（命运）”相生相克的字眼——“正义”。

在多达63707个有效样本中，当被问及“什么是你自己一直坚持的生活信条”时，有57.3%的人选择了“正义”，这一数字仅比“真诚”（59.4%）略低。

当问及哪些信条和精神品质最让你纠结以及很难做到，58%的人选择了“正义”。与此同时，81.7%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精神是“正义”。

这些犬牙交错、相互纠结的数据告诉我们至少两个道理：

首先，虽然这是一个据称公平正义比太阳更加光辉的社会，但是人们对于正义的真实反应却是充满了欲语还休、欲罢不能、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

其次，尽管心向往之，但每当遭遇生活不幸和人生挫折时，人们似乎从未想过可以向这个制度和社会讨要公道与正义，而仍旧因循着千百年来的心理惯性到理性之外、生活之上去寻找慰藉。

正义与运气，其实是一对相生相克的共生概念。用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话说：“人类的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是可以通过一个正义的政治秩序来加以克服的。”

03

何为一个正义的政治秩序？《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这样回答：

每个人必须在城邦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城邦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城邦成为正义的城邦。

如果用八字箴言来概括以上观点，也即“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这个让现代人有些费解的正义观念与古希腊的一个特殊概念“ergon”密切相关，我们不妨将之译为“功能”。

柏拉图相信：“任何东西都有一种特有的功能，某个工作或者只有它能做，或者它做得比其他更好。”

所以，惟当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功能”是什么，尽心尽力做好它，不僭越不出格，这个社会才是正义和稳定的。

“功能”一词与传统儒家的“名分”观念颇为近似。正是基于这些观念，传统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美好生活和正义生活、伦理与政治之间融会贯通、浑然一体。

然而，无论儒家的名分还是柏拉图的功能，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都充满了道德上的任意性与偶然性。

但问题在于，柏拉图这种“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不是通过个体的选择，也不曾借助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每个人都能充分地发展天性，而是通过讲述荒诞的“金银铜铁”的故事论证的：

“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谁更适合统治，谁更适合被统治？在柏拉图那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教育问题，是一个通过口耳相传的古老故事最终编织起来的“高贵谎言”。

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一不留神泄露了自己的秘密：“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只有神知道。”

由此可见，《理想国》里的正义观是任意的，它并没有真正纠正运气对个体人生的左右，而是用一种伪装成必然性的偶然性去替代另一种偶然性。

而一个真正的正义社会，必须要尽可能地“排除”社会偶然性和“减少”自然偶然性的任意影响，保障每个公民充分发展和实践各自的理性人生计划。

罗炼的悲剧不在于社会亏欠他一个成功，而在于社会亏欠他一个获得成功的社会环境与条件。

也许以他的自然禀赋，即使发展到极致，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成为王弼和郭象这样的庄子专家，但是在一个为其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基本善品的社会，罗炼完全有可能摆脱社会偶然性的影响，最后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字工作者或者中学语文教师。

一个“敏于选择，钝于环境”的制度往往失之残酷，而一个“钝于选择，敏于环境”的制度又会怂恿人们向社会伸手太多。

无论正义女神想要怎样纠偏运气的任性，它都不会试图为个体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幸福人生，而必然会把一些成就留给机会，或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

正义的社会只在制度上，尽可能排除从道德观点看是任意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尊的社会基础”，一旦完成这个目标，社会就不再对任何人有所亏欠。

二姐罗娟是罗炼最亲密的人，罗炼失踪之后，二姐说：“他的书都在我那里，很枯燥的，看不太懂。他也写过很多想法和计划，兴致勃勃的规划，但是都没实现。”

这些没有实现的想法和计划，有多少该归咎于时运不济，又有多少该由这个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的社会来帮他完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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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财新《新世纪》

插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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