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学者 | 你真的了解美国吗？

《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政府是没有权力的，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平等自由的个体，政府的权力也不是来自个人让渡的权利，而是仅仅获得了个人权利的执行权。政府唯一的目标或功能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同时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使公民能够依据自身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点，就成了人民起来革命的理由。今天人们常说的美国的“白左思想”正是起源于这种激进的现代政治哲学，所以白左恰恰是内在于美国政治思想传统的。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美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中，既有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也有注重利益的现实主义，这两方面都有，也有内在的紧张。但我们谈论国际事务的视野，太注重现实主义。我们常常听到一句正确的废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当然正确，为什么说是废话呢？因为这句话本身并没有告诉你“利益”究竟是什么。利益是人们认为重要的事物，但什么是重要的呢？这需要一个价值标准的框架才能确定。而这个框架会随着我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改变。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别，这会导致我们双方对利益的判断产生差异。比如南海问题上，基辛格在和傅莹对话中有过讨论。傅莹认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阻碍美国的航行自由，而基辛格强调，中国是把南海的航行自由看作是中国给予美国的特殊待遇，而美国则希望中方能明确，航行自由是一项国际权利，包括美国海军的航行自由，这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这其中就有观念之间的差别。中美之间的许多分歧与价值观的差异有关。

谈到“新冷战”，这个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时代完全不同，打个比方说，苏联和美国的分歧，类似“分居状态”，双方处于两个基本独立的经济体中，基本可以做到互不往来。而中美是在“同居状态”下发生的争端，好比一对室友，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整天争吵，这两人分别住在不同的楼里隔空喊话，是不一样的。同居争执可能会导致分居，但成本太高，而且关涉方也很多，就不太容易实现。因为明明有一个更好的选项，那就是合作，而且这个合作的好处是有历史经验的支持的，那么这个选项就会成为挥之不去的诱惑。因此，中美关系更持久的议程，是如何改善合作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合作的问题。

——刘擎

基辛格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了解未必比美国少。他承认，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对方都是一个难以通约的“例外”：“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不刻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每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已经拥有了青春期的肌肉与力量，也具备了中年人的隐忍与克制，独独缺少的，是关于世界秩序想象的合法性价值。

不要以为合法性价值不重要，那是世界领导权的核心所在。世界霸主的巅峰对决，最终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价值观的比试。谁赢得了全球普遍的人心，谁就把握了世界文明的未来。

——许纪霖

在美国多如牛毛的法律之下，我们发现，当中国人常常以“好”，“不好”，“坏”这样的字眼去作道德评判的事情，在这里往往是通过立法尽量把它归入法律的范畴，并且使之深入人心。所以，刚来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立即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大差别，就是我们在评论一件事情“好”和“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只是简单地说：“这是合法的”以及“这是非法的”。

——林达

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超级联盟，它并不在意国界。自由的道义驱动着美国推广自己的价值，而且让它在重大事务上超级自信，当仁不让，甚至在遇到危险或者阻力的时候选择动武。因为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失去了这一点，美国的精气神就没了，更别谈扩展了。所以，哪怕是强说、硬说，美国也要把自由的故事讲到底，把自由贯彻到底。

在美国政治中，道义为实力提供目标，实力才不会堕落；实力为道义保驾护航，道义才不会沦为空话。现实中的美国既不是纯粹的道义，也不是纯粹的实力，而是一直处于道义和实力不断拉锯的状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战只是最显而易见的拉锯，其实美国所有政治事件都是左右成分皆有，阴阳两面俱全。如果只抓住其中一面，得出简单结论，就很难看清美国的实质。只有用左右平衡、阴阳协调的思路打开看美国的思路，听取不同的声音，才能拼接出完整的真相。

我想用一句政治学的名言来概括美国的“左”和“右”带来的重大启示：“政治应该是现实主义的，政治也应该是理想主义的。这两条原则相互补充时为真，相互分离时为假。”兼得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才是好政治，单顾一头、单讲一头，都是坏政治。

——李筠

在美联储达拉斯储备银行工作的高级华裔经济学家王健博士写到：“在历史上，美国公众一直对联邦政府的权限过大非常担心。不夸张地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不信任政府的国家，没有之一”。这话一点不假。正因为建立在公众对政府不信任这一立国哲学基础之上，美国1776建国后的宪法所设定的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政制形式，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政府官员的意志和决策，总要受到权力制衡，因而没有任何权力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20世纪后才出现和设立的美联储，也是这一分权制衡立国哲学的百年演化的产物。

记得英国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民主是个很坏的制度，但其他制度都比它更糟，所以只能用它；这是最低的要求”。这句话也许适合评价美联储这样的中央银行制度？美联储作为一个百年来经由美国政治制度的权力制衡的独立设计，又经过百年不断演化着的独立的中央银行系统，有一批独立的经济学家、银行家来做联邦储备局执行委员并与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来共同决定货币政策，既听从、咨询和吸取总统、政府行政、国会和社会各界的意见，但又不受总统和国会的直接干预，独立地“增发”和“回收”货币，提高或降低利率，来调节经济运行。

另外按照王健博士的研究，作为一个非盈利的独立中央银行系统，美联储现在每年还能向美国财政部上缴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希望我们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也能做到这一点。

——韦森

美国作为清教共同体，在日常状态下看上去松松垮垮动员不起来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一旦被惹毛了进入非常状态，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有些朋友读完文章颇有质疑，反问我，越战时美国难道没被惹毛吗？但是它被打得灰头土脸，那会儿美国的力量在哪呢？

我对此质疑的回答很简单，美国的力量在于美国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国家的力量，而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政府和这个共同体的精神走向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越战期间，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外面灰头土脸的时候；但是这种不一致背后，却会激发出共同体/国家精神的一轮自我更新。

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的普通民众大都非常支持政府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因为民众都接受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相信如果越南保不住，那么整个东南亚就保不住，作为自由世界的盟主，美国有义务去为自由世界守住最后的屏障。但现实中所看到的，却是北越人民在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这违背了美国政府最初的承诺。再以及，当美国民众得知南越统治者的腐败时，更为愤怒。各种让人恼火的事情加在一起，美国民众就开始质疑发动越南战争的正当性。于是在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碰巧又与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产生了共振。整个社会运动发展愈演愈烈，不仅仅是在美国，这时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内部也爆发了一系列反政府的示威、游行，甚至暴力的对抗。这一系列对抗行动被后人称作六八年的“五月风暴”。

跟体制对抗，就意味着你一定要摆脱体制留给你的那种规范化的思维方式，你就必须跟常规反着来。所有这些对体制的剧烈反抗，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对于现实秩序普遍的反思。这种效应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美国一系列最伟大的公司，比如英特尔、惠普、微软、苹果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代成立的。

所以，如果你仅仅从一个短时段来观察，只看那几年的话，会觉得美国社会似乎已经快被折腾到奄奄一息，西方已经日薄西山了。

但是放在长时段上，再来回看这一时代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正是美国在经历剧烈阵痛，也在孕育涅盘重生的一个时代，它反倒给美国带来了连美国人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创新效应。

——施展

这句话很对，特朗普也不是资本家的总统，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不是被资本家选举上台的。其实我们最近常说的冷战威胁，更多的源于民间产生的思维模式，比如当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并不是源于资本家群体，主要发声的一方其实来自于美国的民间——指责美国的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与苏联做生意。关于不同阶层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上，不同阶层在认识和争取国家利益上也是存在“自私”的，既然“国王”要站在他的角度考虑国家利益，那么老百姓也同样可以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国家利益，但这两种利益往往存在冲突，其体现正是当今西方国家中精英阶层党派与平民党派之间的长久博弈。当然，国家利益的争夺与文化、制度并无关系，哪怕中、美的价值观相同，只要不是一个国家，利益的冲突会一直存在。

近代以来，国际关系逐渐变得不那么纯粹了。亨廷顿认为未来的国际冲突是几大文明圈之间的文明冲突。首先我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从古至今，世界上的文明地区都未曾按照我们所设想的几大文明圈进行抱团；此外，制度上的冲突曾在20世纪中后期的冷战中达到顶峰。表面上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但本质上是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前一阶段的冷战以美国的胜利暂告一段落，但这是否意味着冷战结束了呢？至少在经济制度层面而言，我认为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其实早已不复存在，因为这两种制度如今已经相互侵染，在具体的经济架构与国民福利上相互存在于彼此之中，很难分得清究竟谁更社会主义，谁更资本主义。

——秦晖

最近在美国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倾向，就是随着经济的不景气和失业率的升高，一些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黑人）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发泄到其他少数族群的身上。黑人人口在许多大城市里接近或超过总人口的50%，由于家庭不稳定、平均教育水平低，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方面的改善程度有限。有些黑人觉得无法与白人抗争，但是作为历史悠久的美国人，他们对亚洲新移民在教育和经济上的发展心中很不平衡。1991年一个韩裔店主殴打了一个偷东西的黑人孩子，结果导致了纽约市黑人与韩裔之间持续几周的冲突。1995年，因法院判决殴打黑人出租汽车司机的白人警察无罪，洛杉矶黑人发动了几周的骚乱，在纵火和抢劫的对象中，首当其冲的却是韩裔杂货店和华裔餐馆。

美国的种族歧视虽然在联邦法律上是被禁止了，但是在各州的法律以及各地区自行设定的地方法规中，仍然保存着一些种族歧视的内容。而且也总有一些人为种族歧视制造舆论。1994年美国出版的《贝尔曲线》一书，从一次智商测验中黑人平均比白人低15个百分点这件事出发，试图证明黑人的遗传基因使黑人天生就比白人愚蠢。(54)影响智商的因素除了遗传基因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后天因素，测验的具体情况也可进一步分析。但是这件事多少证明了种族偏见至今还根深蒂固地留存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要在美国真正实现林肯、马丁•路德•金的种族、民族平等之梦，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马戎

正是这一“新型国家”而不是“新朝世袭”，解决了大国众民如何导入民主，而又不被民主造成分裂、再分裂之难题。面对这项难题，汉诺威王朝解错了，后来所有的朝代帝国都解错了，从奥斯曼、奥地利到俄罗斯，只能一崩再崩，一裂再裂。只有美国人解对了题，“合众国”可大可久，不断“合”，持续“合”，“合众”至今五十“国”，却不见英国式分离——从郑非所言当年“国家分裂”，到20世纪印度分离，直至去年差一点儿苏格兰也独立。

所谓“新型大国”，这里“新”那里“新”都不重要，关键就在它是个“新国体”——US，那才是真正的“独联体”。所谓大国众民，民主“饭否”之“现代性难题”，至此方得确解，从此以后，人们才有理由放心：民主是可欲的，也是可求的，更是可能的，它在古代是个好东西，到现代还是个好东西。当年US刚问世，欧洲人普遍看不懂，只有托克维尔例外，他在新大陆旅行六个月，终于看出门道：美国民主的根不在华盛顿、纽约，而在各“邦”小城小镇，有“小民主”自治，才有“大民主”联邦，须须根根扎根于“小”，地面之上才有树大迎风。至于“中央政府”，只能称“联邦政府”，不可提“中央政府”，一提“中央”，美国人要跟你急!

——朱学勤

当美国建国成功不久，一位法国的学者，专程访问美国，此人是著名的托克维尔，他回去以后，将所见所闻，撰述为旅美的见闻录。托氏向欧洲报告，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具备了不起的构想，落实人民自由民主，其理想之高超，目标之远大，值得欧洲知识界钦佩，也盼望美国的实验能够成功。

然而，他也指出了美国如此设计的构想，将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简单地说：一个民主社会的隐忧，乃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引向以个人主义来代替自由，终于因为个人主义的强烈，国家这么一个共同体，可能会散漫而崩解。第二，每个个别的选民，面对国家机器的集权，强大的公权力：相对之下，强大的国家将可以使个别的公民，有无法抗衡的沮丧。第三，全国公民完全以数量来计算民意之依归。公民本身的素质，有智慧的高低、知识的有无，也有是不是能控制私欲的修养：这些条件一旦失控，纯粹按多数决，送进一批不够格的代议员，以及不适任的总统，国家将沦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这些公职人员代表的却是数量庞大的群众，他们凭借着意气，或是过分地考虑到私利，不能判断、也无法监督：如此，民意选出的政府，就是多数专制的危机，也就相当于民粹主义的暴政。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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