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 中美之间的危机在于“信任”的持续丧失
文章根据每周三晚
“同人读书会”直播内容节选整理
经刘擎老师授权发表
张松：从中美双方相互认识的角度看，两方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认识模糊，中国人很难读懂美国，美国人也同样看不透中国，特别从1920年以来的100年间，中国的巨变甚至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变得越发扑朔迷离。要了解一个国家，其制度的形成是绕不开的话题，美国的制度又是其立国之本，在美国制度形成的原始基因与中美制度差异方面，请刘老师首先为我们做个讲解。
刘擎：美国立国之本也挺复杂的。简单化地说，从《独立宣言》中就有非常激进的意识形态。如何解释美国的立国思想，在美国也有争论，有人主张完全用基督教的新教传统来解释，这个在学术界比较边缘，学界主流可能更强调约翰·洛克的政治哲学对美国奠基的作用。我个人比较认同洛克主义的解释。洛克的自由思想是普遍主义的自由观，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太激进了。17世纪英国的自由观念是传统的特殊主义自由观，英国人享有的自由，依赖于英国特殊的自由传统，这是作为英王臣民的自由，不是普遍的个人自由。而洛克的认为人的平等自由权是天赋的，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托马斯·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完完全全体现了洛克的思想，所以学界都认为《独立宣言》是表述约翰·洛克思想的第一个政治版本。《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政府是没有权力的，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平等自由的个体，政府的权力也不是来自个人让渡的权利，而是仅仅获得了个人权利的执行权。政府唯一的目标或功能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同时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使公民能够依据自身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点，就成了人民起来革命的理由。今天人们常说的美国的“白左思想”正是起源于这种激进的现代政治哲学，所以白左恰恰是内在于美国政治思想传统的。这种思想对人民的意志力没有多少限制，而对政府的权力有很强的约束，是一种相当激进的理想，在建国之初缺乏实践性。而《美国宪法》以及联邦党人的思想相对保守，与《独立宣言》构成了一种具有张力的平衡，这才具有政治实践性，实现了一种共和主义的宪政。许多美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专家认为，《独立宣言》是美国的“根本大法”，甚至高于宪法，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如果没有以《独立宣言》作为依据，北方对南方的战争就是违宪的。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自愿的联邦，参与各州当然可以自由退出。所以从宪法来看，分离主义的南方选择退出联邦而另起炉灶是符合宪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林肯只能诉诸更高的精神原则，判定在废奴的问题上，南方维护奴隶制违背了《独立宣言》的原则。虽然我们都知道，美国内战并非起源于解放黑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北贸易的逆差。但如果没有废奴，林肯的战争就没有正当性，就是违背宪法的。所以不难看出，《独立宣言》是美国立国思想的最高原则，诉诸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想，这也构成了美国的价值观核心信念。这也构成了美国人的民族认同的特殊性，所谓“理念型民族主义”：成为美国人的意思是你认同美国的这套信条，而不是老欧洲那种基于血缘与土地的民族认同观念。这也是美国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张松：《独立宣言》就像我们熟知的共产主义，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目标。
刘擎：是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念，前者是美好的理想，后者则是权衡的实践。如果真的按照《独立宣言》中那种普遍主义理想行事，那美国就应该打开边界，欢迎和接纳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美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中，既有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也有注重利益的现实主义，这两方面都有，也有内在的紧张。但我们谈论国际事务的视野，太注重现实主义。我们常常听到一句正确的废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当然正确，为什么说是废话呢？因为这句话本身并没有告诉你“利益”究竟是什么。利益是人们认为重要的事物，但什么是重要的呢？这需要一个价值标准的框架才能确定。而这个框架会随着我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改变。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别，这会导致我们双方对利益的判断产生差异。比如南海问题上，基辛格在和傅莹对话中有过讨论。傅莹认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阻碍美国的航行自由，而基辛格强调，中国是把南海的航行自由看作是中国给予美国的特殊待遇，而美国则希望中方能明确，航行自由是一项国际权利，包括美国海军的航行自由，这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这其中就有观念之间的差别。中美之间的许多分歧与价值观的差异有关。
张松：可以说美国的制度基因，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刘擎：但是，从普世理想而言中美的文化其实还有蛮相似的一面。对于中国来说，无论儒家伦理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信奉普遍主义的价值。也就是说，好的事情，大家应该都会喜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马克思的理想是要解放全人类，换来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儒家也倡导了一种普遍的和谐秩序，这种秩序在任何时代和地域都应该有感召力。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如此，同样是一种普世理想。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近几年民族主义的情绪越来越强劲，民族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儒家思想，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样南辕北辙，这一点非常值得深思。但在政治文化方面，美国受洛克思想传统的影响，许多人主张“守夜人国家”，认为国家就是工具性的存在。而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理解就相当不同，国家不只是工具性的，许多人相信国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是忠诚和归属感的来源，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所以，对于国家应当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介入和干预经济事务，中美两国的观念也有相当大的差异。
张松：大家都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出现了种种令各国匪夷所思的事，觉得这个人做事很随性，完全利益至上，甚至毫无章法可言，更无可预测了。那么您觉得在疫情之后，中美关系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刘擎：常听人说：对于特朗普，唯一可预测的，就是他的不可预测。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涉及的因素很多。最近一轮的全球化有个特点，就是在每个国家内部造成了裂痕，，引发了某种内部分裂。在美国，有受益于全球化的硅谷和华尔街精英，也有底层的技术劳动者，忍受着全球化造成的低收入与高失业率的压力。同样在中国，有沿海城市的贸易兴盛，也有西部内陆城市的发展相对迟缓。除了经济，文化上也产生了分野，有赞同全球文化的全球主义者，也有反对全球化的本土主义者。所以，特朗普上台，重要的支持力量来自全球化的反对者，这部分群体是全球化中的挫败者，特别是美国的传统制造业的从业者。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向成本更低廉的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造成了美国国内传统产业链上部分环节的大量外移，低技术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正是这样一部分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将全球化带来的挫败归咎于中国，认为是中国的发展抢夺了他们的饭碗，而特朗普正好是他们的代言人，认为前任的总统们并没有代表他们发声，认为是中国利用了美国设定的全球化框架反过来对美国进行了掠夺，所以特朗普为了选票，需要为美国的这些“受害者”发声。当然以硅谷为代表的全球化受益者们大多不支持特朗普。
我认为，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不大。有些专门从事美国选举研究的专家认为特朗普的连任不太可能。但对于特朗普这位不可预测的总统来说，结果如何，很难担保预测必定准确。
假设特朗普的连任未能成功，如果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那么拜登的对华政策很可能又会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某种僵局，就是虽然有进展，但是非常曲折缓慢。拜登作为一个稳健老练政治家，对于中国可能不会那么咄咄逼人，会有更大的迂回空间。他也很可能会努力修复与欧盟的密切盟友关系。虽然特朗普做出围堵中国的态势，但实际上新的围堵战略很难持续。首先，在美国内部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所谓华盛顿对华战略的新共识是并不可靠，这只是一个“负面共识”，就是过去的接触战略不太有效，但新的战略究竟是什么，争议很多。其次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特朗普没有能力建立与与欧盟国家的战略同盟，很难动员欧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但民主党不同，如果民主党上台执政，很可能会对中国施加稳定的不那么强烈多变的压力态势，所以中国也得以形成更加融贯的、更加深思熟虑的应对政策，来与美国展开磋商，看哪些方面需要力争，哪些方面可以妥协。这样，两国关系有可能恢复以往的常规化。与特朗普打交道有一个麻烦，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临战状态，经常有出其不意的举措出现。虽然持续着接触和谈判，但效率是非常低下的，更谈不上向前的发展了。一般说来，大国关系应该有个范式，什么事情是可做的，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应该有个章法，但现在中美关系的范式被打乱了。
张松：很多人说，在疫情之后世界改变了，中美关系也会彻底改变，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中美有很大可能会脱钩。你怎么看呢？
刘擎：我知道这种说法，也阅读了许多文献。但我的判断不太一样。我认为在当下脱钩的冲动是存在的，有时很强，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脱钩趋势，但最终不太可能实现。在疫情过去之后，说不定要有一两年，中美关系还是会回到疫情爆发前的状况，这不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但脱钩的危险要低得多。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是对世界局势有着界定性的超级大国关系。虽然脱钩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脱钩的成本是非常大的，对双方都难以承受。
比如谈到“新冷战”，这个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时代完全不同，打个比方说，苏联和美国的分歧，类似“分居状态”，双方处于两个基本独立的经济体中，基本可以做到互不往来。而中美是在“同居状态”下发生的争端，好比一对室友，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整天争吵，这两人分别住在不同的楼里隔空喊话，是不一样的。同居争执可能会导致分居，但成本太高，而且关涉方也很多，就不太容易实现。因为明明有一个更好的选项，那就是合作，而且这个合作的好处是有历史经验的支持的，那么这个选项就会成为挥之不去的诱惑。因此，中美关系更持久的议程，是如何改善合作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合作的问题。
当然维持合作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同处一室的关系有时候更有利于缓和分歧，但这种关系因为更紧密，“容错率”也会更低。正因为走得近，彼此就更在乎“你是谁？”而不只是“你做了什么”。比如对路人或陌生人而言，我们不太在乎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只会在乎我做了什么。就像商店里的营业员，只要他的服务周到就够了，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对于顾客来说根本不重要。但我们对于更密切的关系，比如对于朋友和家人来说，就对你是谁的更关注了。全球化让许多疏远的关系紧密起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一个“近身的世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越来越紧密。在这种关系类型中，“你是谁”变得比“你做什么”更为重要，因为对“你是谁”的判断决定了对你行为的长期预期，这也是建立信任的关键要素。
所以，这里涉及到国家在世界中的定位和自我理解问题。对中国而言，我们在对外关系上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也始终倡导合作共赢。但中国自身的表达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感知并非完全相同。除去那些顽固的“敌对势力”之外，还有许多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是犹疑不决的，甚至有许多质疑。这就会造成信任问题，他们还不太放心，中国是否真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和平、开放和包容。所以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代，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新的世界地位，中国更需要清晰的自我理解以及更融贯的自我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求我们自身的不断改革，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更广泛和持久的信任，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张松：目前国内的互联网上，对于特朗普或者美国存在着不少不太理性的评论，这些话基本都是偏情绪化的，刘老师能否给我们些建议，如何冷静的看待中美关系。
刘擎：对于特朗普全世界包括美国民众，情绪化的评论比比皆是，这没什么可多说的。对于美国，可能要注意的是分殊化处理。你看任正非，他在许多访谈中，都反复强调要把美国政客和企业分开，把政府和民众分开。美国有整体性的国家利益，但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各种团体和倾向，对中国也有不同的认知和态度，不能“一言以蔽之”。另外，对美国乃至对西方国家的情绪化反应，也有一个久远的心理原因，并不难理解。就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的历史记忆有着根深蒂固的创伤。中国原本是个伟大的文明国家，但在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殖民和侵略，因此会自然产生一种“雪耻情节”。所以，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先不管是非对错，首先关心的是：这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种思维和人类心理倾向（比如“群内忠诚”）有关，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格外极端内外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构的，也是可以转变的。
我想特别需要反省的是，在抨击美国的时候，我们是在反对一个霸权结构本身，还是在反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我和一些学生交谈，就发现有些同学，并不是反对霸权本身的不正义，而是不喜欢这个霸主不是我们而是美国。这就像有些“仇富心态”，并不是反对不正当不公平的平富结构，而是只是仇恨富人不是自己。这种心态，特别容易接受弱肉强食的“实力政治”的逻辑，认为没有什么国际正义可言，强权就是正义。许多人以为这才看清了世界政治的逻辑，但如果这种观念流行起来，就很难形成真正的文明大国的政治文化。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世界政治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或者仍然是一个世纪前的局面。今天的世界存在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当然还很不充分，距离理想的全球正义还有很大的距离。但绝不是没有基本的秩序。比如，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美国在2003年准备打伊拉克的时候，为了能让联合国通过，千方百计编造“证据”，要让各国相信伊拉克隐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还挨个给许多小国家打电话，说服他们在联合国支持美国的出兵。这些都被揭露出来了，证明了美国政府的虚伪。但是，美国为什么要让联合国通过？如果强权就是正义，美国何必还有这么煞费苦心，这个头号军事强国打伊拉克不是想打就打吗？不是，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再强大的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这是世界政治文化的改变，对所有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包括美国。世界也变了，但有不少人的认知还停留在霍布斯版本的世界里。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明白，对中国而言，没有强大是不行的，但只有强大是不够的，实力并不是一切。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对于不断崛起的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在国际上是否赢得了更多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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