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 龙爪上的泥土

龙爪上的泥土

文 | 张宏杰

原载《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

—— [美]查尔斯·K·威尔伯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出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灭南宋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插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已经呱呱坠地了。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这孩子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一只小猪小狗一样，重八就自生自长起来了。什么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穿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状。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宣扬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灾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连同战乱和灾祸，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的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我将告知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K·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的枷锁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们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与外国人描写的毫无二致：“农民的贫困和无知，使人惊讶……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

几乎家家都用鸦片来麻痹自己。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延安日记》）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患每个儿童都患的蛔虫病和皮肤病，却并没有耽误他长成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他找个土堆一坐，让孩子们跪成一排排，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谁叩头叩得不认真，他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在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即朱元璋的母亲）常谓仁祖(即朱元璋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即未元璋)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圈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

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璙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务。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朝遗物。

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第二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从这点看，底层文化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然而，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农民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他们的精明、现实有时不可避免地变成短视和愚昧。

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交换一下罢了，并没有增加货物总量，却像变魔术一样地获得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都让他们想不通。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本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税收实现了货币化。朱元璋却严厉限制商品经济，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业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所有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他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甚至有的“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谏言者抓来囚死狱中，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至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帝国最沉重的财政负担。

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四周又没有险要可守，从地理位置上讲，绝非建都之所。然而洪武二年，朱元璋却坚持定凤阳为中都。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他也毫不动摇。农民们在生活细节上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力求坚固气派。同样，为了经营中都，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用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甚至整条大街都用白玉石铺成。由于催工过紧，劳役太重，工匠们不堪忍受，他们在皇宫建筑里埋下木头小人，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朱元璋得知后勃然大怒，把数万工匠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因此不得不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会变成大明王朝最为雄伟气派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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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张宏杰 著

插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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